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容闳，近代中国留学耶鲁第一人，可算是一个具有国际视野的海归，被誉为“中国留学之父”。这位海归曾满怀报国之志，为了改变国家的积贫积弱，满腔热情地给政府提各种建议、改革方案，然而结局怎么样？可说是屡战屡败，一盆盆政治凉水不断倒向这位海归，激情火焰一次次被浇灭，想必那时容闳的心里绝对是拔凉拔凉的。不然怎会在古稀之年，毅然决然地走向了反清之路。都言人越老越保守，观念也愈加陈旧。容闳却是一个特例，越老反而更加激进，从体制内的改革者变成了体制外的革命者，清政府成了为渊驱鱼者。
政府泼到容闳头上的第一盆政治凉水，就是留美学生计划。作为中国最早的官派留学生，这个计划原定安排15年，却在仅仅9年后便戛然而止，一句幼童们久在海外，“沾染洋人恶习”让这场轰轰烈烈的留学大潮黯然落幕，容闳希冀于通过少年留学为国家培养一批批现代人才的愿望也就此落空。经此一役，对容闳的打击甚大。
但容闳对这个国家依然忠心耿耿，不然怎会在1894年，中日甲午战争爆发后，远在美国的容闳，给当时湖广总督张之洞写信，提出了两条御敌之策。一个是向英国借款1500万元，购买铁甲舰，雇用外国士兵，从太平洋抄袭日本人的后路，让其首尾不能相顾。中国军队海陆并进，以抵抗日本。另外一个方案是由中国政府派员出面将台湾全岛抵押于欧美的任何一个强国，借款四亿美金，作为对日战争的军费。
张之洞最终选择了第一个方案，并让容闳赴伦敦借款1500万元。然而让容闳万万没有想到的是就在容闳与英国伦敦的银行财团商定签约的时刻，清政府却拒绝用海关关税抵押给英国作借款的担保，使得借款协议不能落实，最终容闳的提议胎死腹中。当时的伦敦银行财团认为容闳是在对他们搞欺诈，准备到伦敦法院控告容闳。容闳被弄得窘迫不堪，在朋友的帮助下方才回了美国。政府的出尔反尔，让自己的国民背上了失信敲诈的骂名，真可谓是古今未有之奇谈。笔者一直不明白，支撑容闳对这个腐朽、闭塞、愚昧、顽固政府的忠诚来自哪里？因为就是政府如此失信，容闳依然打算为这个国家的发展贡献自己的才智。
1896年，从美国回到上海的容闳向国家的决策层提出了兴办国家银行促进工商业发展的计划，并得到了政府高层的批准，正当容闳踌躇满志的想大干一场的时候，半路却杀出了个程咬金——当时的上海招商局总办盛宣怀。盛通过政治手腕和金钱贿赂，把兴办国家银行的差事揽到了自己手里，容闳靠边站了。容闳又来了一次出师未捷身先死，长使英雄泪满襟，政府这不是在耍人玩吗？建国家银行不行，建铁路又如何呢？在1896年和1898年，容闳给清政府上了两个兴修全国铁路的条陈。虽然光绪皇帝在1898年2月批准了容闳的第二个条陈，修筑津镇铁路，但由于铁路的修建将涉及到许多利益集团的利益，最终在一批地方大员的反对下，筑路计划也无果而终。
一次次的打击，容闳似乎明白了一条，不变革腐朽的政治体系，自己只能是永远空怀报国之志，报国无门。而随着康梁的戊戌维新运动的开展，已经进入古稀之年的容闳看到了一丝曙光，积极投身变法运动，几乎参与了康、梁维新派一切活动的策划，他的寓所“一时几变为维新党领袖之会议场”。希望多大，失望多大，百天不到，维新运动就被扼杀掉了，光绪皇帝就被慈禧太后等人囚禁起来，康有为、梁启超等变法人士成了犯上作乱的通缉犯，六君子被杀于菜市口。容闳历经千辛万苦，才逃离虎口，辗转到了香港。70岁的老人，成了自己祖国的最不受欢迎者，成了颠覆国家政权者，成了国家的弃儿，本可享受天伦之乐的年纪，却成了政府追杀的对象，可悲可叹。绝望、绝望、还是绝望最能形容容闳此时的心境。
如此烂掉的一个政府，要他何用？既然文的不行，那就只能来武的。1900年8月，维新派人士唐才常等人利用义和团于北方给清政府造成的困境，打算在上海策划“自立军”起义，然而扩展至长江流域，试图用武力推翻慈禧统治，让光绪帝复位。容闳从香港来到上海作这次起义的筹划工作。不过这场自立军起义还没发动却被张之洞给搞掉了。作为“匪首”之一的容闳再次成为清朝指名通缉的政治要犯，不得不流亡日本，在去日本的船上，容闳结识了清政府的另一个眼中钉孙中山。就此之后，一个体制内的改革者与一个体制外的革命者，紧密地走在了一起。容闳曾对青年学生刘成禹说：“孙逸仙宽广诚明有志，予勋以华盛顿、富兰克林之心志。……汝当助其成功。”
从参加兴中会会员谢缵泰等人策划的“大明顺天国起义”到提出“红龙一中国”的计划，容闳为反清的革命党人，做了大量革命工作，提出了大量有益的建议，并被孙中山等人所吸收采纳。
皇天不负有心人，1911年爆发的辛亥革命最终让破洞百出的清王朝倒台，中华民国建立。而此时的容闳已经在美国并入膏肓，奄奄一息。1911年12月25日，孙中山回到上海，着手筹建南京临时政府。容闳得知消息后，感到非常振奋。他致函老朋友谢缵泰，请他寄一份“完整的内阁名单”，并代向孙中山表示他的“衷心的祝贺”。他还告诉谢缵泰，他的“健康情况逐渐好转，或许会到中国来参观这个新共和国”。不过天不遂人愿，容闳再也没有踏上国家的土地，他对这片土地爱的是如此得深沉。1920年4月21日上午，容闳离开了这个让他满是伤感、留恋的世界。 回首容闳84岁的一生，长寿却一辈子都不得志，一身才华无处施展。作为体制内的改革者，容闳的政治诉求一再被政府打压或被搁置，但其没有选择沉默与逃避，慢慢等待体制外暴风雨的来临；而是与现有体制彻底决裂。从体制内的改革者，变成现有体制的彻底反对者。容闳不过是那个时代无数人才的一个缩影，清政府把一个个人才推到了自己的对立面，岂有不亡之理。
政府泼到容闳头上的第一盆政治凉水，就是留美学生计划。作为中国最早的官派留学生，这个计划原定安排15年，却在仅仅9年后便戛然而止，一句幼童们久在海外，“沾染洋人恶习”让这场轰轰烈烈的留学大潮黯然落幕，容闳希冀于通过少年留学为国家培养一批批现代人才的愿望也就此落空。经此一役，对容闳的打击甚大。
但容闳对这个国家依然忠心耿耿，不然怎会在1894年，中日甲午战争爆发后，远在美国的容闳，给当时湖广总督张之洞写信，提出了两条御敌之策。一个是向英国借款1500万元，购买铁甲舰，雇用外国士兵，从太平洋抄袭日本人的后路，让其首尾不能相顾。中国军队海陆并进，以抵抗日本。另外一个方案是由中国政府派员出面将台湾全岛抵押于欧美的任何一个强国，借款四亿美金，作为对日战争的军费。
张之洞最终选择了第一个方案，并让容闳赴伦敦借款1500万元。然而让容闳万万没有想到的是就在容闳与英国伦敦的银行财团商定签约的时刻，清政府却拒绝用海关关税抵押给英国作借款的担保，使得借款协议不能落实，最终容闳的提议胎死腹中。当时的伦敦银行财团认为容闳是在对他们搞欺诈，准备到伦敦法院控告容闳。容闳被弄得窘迫不堪，在朋友的帮助下方才回了美国。政府的出尔反尔，让自己的国民背上了失信敲诈的骂名，真可谓是古今未有之奇谈。笔者一直不明白，支撑容闳对这个腐朽、闭塞、愚昧、顽固政府的忠诚来自哪里？因为就是政府如此失信，容闳依然打算为这个国家的发展贡献自己的才智。
1896年，从美国回到上海的容闳向国家的决策层提出了兴办国家银行促进工商业发展的计划，并得到了政府高层的批准，正当容闳踌躇满志的想大干一场的时候，半路却杀出了个程咬金——当时的上海招商局总办盛宣怀。盛通过政治手腕和金钱贿赂，把兴办国家银行的差事揽到了自己手里，容闳靠边站了。容闳又来了一次出师未捷身先死，长使英雄泪满襟，政府这不是在耍人玩吗？建国家银行不行，建铁路又如何呢？在1896年和1898年，容闳给清政府上了两个兴修全国铁路的条陈。虽然光绪皇帝在1898年2月批准了容闳的第二个条陈，修筑津镇铁路，但由于铁路的修建将涉及到许多利益集团的利益，最终在一批地方大员的反对下，筑路计划也无果而终。
一次次的打击，容闳似乎明白了一条，不变革腐朽的政治体系，自己只能是永远空怀报国之志，报国无门。而随着康梁的戊戌维新运动的开展，已经进入古稀之年的容闳看到了一丝曙光，积极投身变法运动，几乎参与了康、梁维新派一切活动的策划，他的寓所“一时几变为维新党领袖之会议场”。希望多大，失望多大，百天不到，维新运动就被扼杀掉了，光绪皇帝就被慈禧太后等人囚禁起来，康有为、梁启超等变法人士成了犯上作乱的通缉犯，六君子被杀于菜市口。容闳历经千辛万苦，才逃离虎口，辗转到了香港。70岁的老人，成了自己祖国的最不受欢迎者，成了颠覆国家政权者，成了国家的弃儿，本可享受天伦之乐的年纪，却成了政府追杀的对象，可悲可叹。绝望、绝望、还是绝望最能形容容闳此时的心境。
如此烂掉的一个政府，要他何用？既然文的不行，那就只能来武的。1900年8月，维新派人士唐才常等人利用义和团于北方给清政府造成的困境，打算在上海策划“自立军”起义，然而扩展至长江流域，试图用武力推翻慈禧统治，让光绪帝复位。容闳从香港来到上海作这次起义的筹划工作。不过这场自立军起义还没发动却被张之洞给搞掉了。作为“匪首”之一的容闳再次成为清朝指名通缉的政治要犯，不得不流亡日本，在去日本的船上，容闳结识了清政府的另一个眼中钉孙中山。就此之后，一个体制内的改革者与一个体制外的革命者，紧密地走在了一起。容闳曾对青年学生刘成禹说：“孙逸仙宽广诚明有志，予勋以华盛顿、富兰克林之心志。……汝当助其成功。”
从参加兴中会会员谢缵泰等人策划的“大明顺天国起义”到提出“红龙一中国”的计划，容闳为反清的革命党人，做了大量革命工作，提出了大量有益的建议，并被孙中山等人所吸收采纳。
皇天不负有心人，1911年爆发的辛亥革命最终让破洞百出的清王朝倒台，中华民国建立。而此时的容闳已经在美国并入膏肓，奄奄一息。1911年12月25日，孙中山回到上海，着手筹建南京临时政府。容闳得知消息后，感到非常振奋。他致函老朋友谢缵泰，请他寄一份“完整的内阁名单”，并代向孙中山表示他的“衷心的祝贺”。他还告诉谢缵泰，他的“健康情况逐渐好转，或许会到中国来参观这个新共和国”。不过天不遂人愿，容闳再也没有踏上国家的土地，他对这片土地爱的是如此得深沉。1920年4月21日上午，容闳离开了这个让他满是伤感、留恋的世界。 回首容闳84岁的一生，长寿却一辈子都不得志，一身才华无处施展。作为体制内的改革者，容闳的政治诉求一再被政府打压或被搁置，但其没有选择沉默与逃避，慢慢等待体制外暴风雨的来临；而是与现有体制彻底决裂。从体制内的改革者，变成现有体制的彻底反对者。容闳不过是那个时代无数人才的一个缩影，清政府把一个个人才推到了自己的对立面，岂有不亡之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