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威慑是自冷战时期以来美国战略思想的基石，而慑止对美国本土的核攻击、阻止对欧洲和东北亚的美国盟友的核攻击或常规攻击，以及打消自身不具备核力量的同盟国对美国安全保障可信度的疑虑，是美国长期以来国防政策和战略的核心。虽然跨域威慑概念可能是新的，但与之相关的挑战和实践并非如此。纵观美国历史，可以发现当下的跨域威慑中有许多先前就出现过的难题，例如新手段、多种手段、模棱两可的手段以及计划之外的行为体。
美国前助理国防部长迈克尔·纳赫特指出，跨域威慑可以理解为慑止在一个领域的行动而在另一领域采取威胁的行为，其中“域”被定义为地面、地下、海上、海底、空中、太空和网络空间，以及经济制裁或其他外交和政治工具。“威慑”被定义为一种威胁，旨在阻止对手做它计划做的事情。“威慑”通常与“胁迫”混淆，“胁迫”被定义为说服对手停止它已经采取的行动。胁迫比威慑更难执行，因为在威慑的情况下，对手已经承诺采取行动。在过去几十年里，“威慑”和“胁迫”通常被统称为“胁迫外交”。长期以来美国领导人一直希望决策时能有多个选项供其选择，且在做选择时不需要受制于域内反应。因此，梳理分析美国外交政策中与跨域威慑相关的案例，对理解跨域威慑概念有至关重要的作用。
1961年柏林危机
位于东德境内的柏林，是苏联对美国威慑的一大利器，苏联领导者可以不动用任何兵力，只需通过关闭柏林来威胁美国，煽动制造美国盟友之间的分裂。因此，柏林危机跨越了艾森豪威尔和肯尼迪两任总统。肯尼迪总统在其竞选纲领中提出，要通过迅速建立美国战略核力量来缩小导弹缺口，还要通过增加欧洲常规部队的数量来摆脱北约对战略核武器的依赖。他认为，对核武器的“主要但不是唯一的依赖”限制了总统的选择：“唯一的选择是全部或根本没有，要么毁灭世界，要么屈服——这一选择必然导致我们在危机边缘犹豫不决，并将主动权交给了敌人。”肯尼迪责成他的国防部长罗伯特·麦克纳马拉寻找大规模报复的替代方案，以应对苏联在核战争门槛以下的威胁，特别是使用常规军事力量夺取攻占的威胁。
麦克纳马拉面临的主要制约因素是来自欧洲盟友对这一设想的抵制，他们担心美国在欧洲的常规力量的积累意味着美国不太愿意使用核武器来威慑苏联。但麦克纳马拉认为，采取一套常规能力和核能力相结合的应对措施，将提高战略核威慑的可信度。他曾说道：“如果我们已经表明自己有能力并准备好发动大规模的非核战争来应对共产主义的挑衅，苏联就不会误解这两件事：第一，我们认为这次挑衅是对我们切身利益的挑战;第二，在必要的时候，我们将使用核武器来获取胜利。”
因此，尽管美国主要领导者没有明确地将核领域和常规军事领域分开，但很明显，他们将两者视为单独的不同的类别，并努力解决如何在两者之间分配和平衡美国的威慑态势。然而，当苏联开始在新的核领域实现均势时，美国领导者发现自己面临着“每一个小问题都必须通过核战争来解决”的可怕现实，这对苏联而言不是一个具有可信度的威慑，对美国盟友而同样也不是一个具有可信度的保证。
1962年古巴导弹危机
在1962年10月14日和17日发现中程和中远程弹道导弹（分别为MRBM和IRBM）建筑基地之后，肯尼迪总统组建了一个执行委员会，负责审议应对苏联威胁的所有备选方案，包括不采取行动、在联合国寻求国际外交路线、对特定目标实施有限空袭、实施海上封锁以及对古巴实施全面空袭和入侵等，以达成撤除导弹和降低对美国在欧洲盟友中的负面影响的目标。“不采取行动”和国际外交都可以防止危机升级到盟友不可接受的程度，但不能消除古巴导弹对美国造成的威胁。肯尼迪认为，海上封锁是一种军事回应，如果取消或推迟采取海上封锁，可能使危机进一步升级成侵略行动。
10月22日，肯尼迪公开宣布实施海上隔离，并表示美国将把从古巴向西半球任何国家发射的任何核导弹视为“苏联对美国的攻击，需要对苏联进行全面报复”。这一行动与动员大规模空袭和入侵古巴相结合，将军事战备状态升级到高于正常战备状态的三级戒备状态（DEFCONⅢ），并将战略空军司令部将战备状态升级为二级战备状态，略低于即将爆发核战争的水平。10月26日，肯尼迪收到赫鲁晓夫的一封私人信件，信中表示，如果美国保证不入侵古巴，就愿意撤除导弹。大约12个小时后，赫鲁晓夫通过公共电台广播提出了另一个提议：如果美国同意从土耳其撤出木星导弹，苏联将从古巴撤出导弹。对此，肯尼迪的回应包含两个要点，一是公开接受赫鲁晓夫的第一个提议，在这个提议中，美国承诺不入侵古巴以换取苏联导弹的撤出。二是美国司法部长罗伯特·肯尼迪向大使阿纳托利·多布赖宁发出的私人信息，即除非苏联立即停止建造，否则将大规模空袭和入侵古巴，肯尼迪确有将木星导弹从土耳其移走的打算，但这只能作为单独谈判的一部分。
应对古巴导弹危机的最终方案海上隔离以及随后空袭和陆地入侵的威胁，虽然与传统回应方式相违背，但避免了对古巴的任何突然空袭，减少了给盟友带来的麻烦，降低了引起苏联反应的突然军事行动的可能性，从而避免了危机升级成全面战争。因此，美国的这一跨域回应，不仅阻止古巴在建导弹基地全面投入使用，同时尽量减少苏联在柏林报复的可能性。通过跨域威慑和胁迫，让美国可以盡可能长时间的保持危机降级这一选项，从而维护了关键盟友对美国扩大威慑政策的信心。
1973年第四次中东战争
1973年10月，埃及和叙利亚在其他阿拉伯国家联盟的支持下，对以色列发动了突然袭击。埃及部队在战争的头几天收复了在1967年第三次中东战争中被以色列占领的西奈半岛的部分地区，叙利亚部队威胁要夺回戈兰高地，并进入以色列领土。然而，以色列在3天内动员起来，阻止了埃及的前进，将叙利亚部队击退，并向叙利亚纵深发动了反攻。10月22日，联合国通过了一项停火决议。但停火决议很快就遭到破坏，以色列包围了苏伊士运河以东的埃及第三集团军，危及开罗，并在大马士革的炮火范围内进入叙利亚。埃及总统安瓦尔·萨达特呼吁美国和苏联向该地区派遣部队，以维护停火协议，并呼吁召开联合国安理会会议讨论这场危机。
10月24日，理查德·尼克松总统收到一封来自秘书长列昂尼德·布列日涅夫的电文，电文表示：“如果你认为在这个问题上不可能与我们共同行动，我们就必须紧急考虑单方面采取适当措施。”此外，据美国从苏联和东德部队搜集的情报信息称，一艘载有核武器的苏联船只停泊在埃及亚历山大港，这无疑进一步加剧了这场危机。对此，尼克松认为，美国的首要目标是阻止蘇联单方面向中东部署军队，并决心在必要时以武力抵抗苏联军队进入中东，其次是尽量减少国际社会对美国和苏联军队进入中东的支持，再次可能是使苏联干预的威胁显得可信，从而需要说服以色列绝对有必要遵守停火协议。
针对以上目标，基辛格召集了几位重要人物开会讨论这场危机。与会者一致认为，苏联将在几小时后开始向埃及空运物资和军队，美国应该继续采取外交路线，通过谈判减缓苏联的行动时间表，并削弱国际社会对该计划的支持。不仅如此，该小组还发出命令，将美国军事战备状态升级到三级戒备状态，企图通过明显的行动支持来传达抵制单边行动的决心。然而关于苏联即将采取军事行动的情报表明，苏联可能在调动其部队之前没有注意到军事战备状态升级，因此美国还传达了额外的核武器警报。与此同时，与会者以尼克松的名义给萨达特写了一封信，重申反对美国和苏联联合部队。此外，与会者还以尼克松的名义对勃列日涅夫进行了答复，拒绝苏联的所有要求。答复中没有提到军事警报，但表示美国批准了一支联合国停战监督部队，并重申美国不会接受苏联的单方面行动。
苏联当局承认美国的威胁是可信和有效的，并说美国的核警报是一种不负责任的过度反应，且冲突正向美国和苏联之间的对抗迈进。苏联没有对核警报作出相应的反应，并指出“由于埃及和叙利亚而与美国交战是不合理的”。最终，美国在没有向该地区部署军队的情况下，有效推动了第四次中东战争的结束。
因此，虽然在这次处理危机中没有明确提到“跨域威慑”的概念，但美国领导者运用核武器来提高其在威慑、胁迫外交和联盟保证方面的可靠性，通过仔细权衡军事和外交行动，将核信号作为外交工具，限制以色列的军事行动，阻止苏联的军事干预，为危机提供了和平解决的方案。
对伊朗铀离心机的网络攻击行动
自1979年伊朗成立了伊斯兰国家、1980年美伊断交以来，伊朗拒绝向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屈服，同时美国在伊朗周边发动的战争和军事行动使伊朗不得不考虑保卫国家的安全，美国开始多次指责伊朗以“和平利用核能”为掩护秘密发展核武器，美国和伊朗之间的双边关系一直处于敌对状态。2011年1月，《纽约时报》报道称，以色列对伊朗一处铀浓缩设施的控制系统发起了网络攻击，以拖延伊朗核计划的发展，即“Stuxnet”网络攻击行动。
对伊朗铀离心机进行网络攻击的想法始于2006年，并于2008年由美国战略司令部开始实施这一行动，目的是“向伊朗铀离心机的齿轮里撒点沙”。换言之，这是一种拖延战术，而不是一种“胁迫”伊朗停止核计划的明确行动。“Stuxnet”行动是美国领导者为防止伊朗潜在核武器能力的进一步发展而采取的系列措施之一，其核心思想是通过引入一种针对控制和监测离心机的监控和数据采集系统而设计的计算机蠕虫病毒，通过这种蠕虫病毒来感染USB闪存驱动器，攻击可编程逻辑控制器。在此次行动中，该蠕虫病毒袭击了5个不同的重要设施，摧毁了伊朗大约20%的离心机，效果远超出了对伊朗铀浓缩计划的损害。美国国防部和情报机构预计，“Stuxnet”行动使伊朗制造核武器的进程推迟了1～3年。此外，由于以色列不仅具备行动需要的网络技术，还拥有关于纳坦兹燃料浓缩工厂的情报，美国竭力说服以色列参与“Stuxnet”行动，并让以色列领导者相信美国正在尽力迟滞伊朗的核项目，以阻止因以色列对伊朗核设施发动空袭而导致在中东引发更大的战争。前中情局局长迈克尔·海登曾说“这是第一次利用网络攻击造成物理破坏的重大袭击……不得不将其描述为对关键基础设施的袭击。”
因此，“Stuxnet”网络攻击行动让美国领导者能够平衡两个目标：一是通过破坏性但不是动能性攻击来确保关键盟友的安全;二是尽可能延长事态升级的时间，以便通过外交替代方案来成功解决冲突。同时，这次跨域网络攻击行动为美国利用其他非军事手段（主要是经济手段）向伊朗施压，迫使伊朗放弃核计划赢得了时间，缓解了盟友以色列的压力，同时也在外交上为一项可能阻碍伊朗发展核武器能力的《联合全面行动计划》敞开了大门。
结 语
在冷战期间，除了常规部队部署和外交之外，核威慑是美国的主要选择。1961年的柏林危机中，美国利用核威慑来避免迫在眉睫的地面冲突;古巴导弹危机中，美国领导者运用海军力量迫使苏联撤出导弹，以核威慑阻止导弹的使用，并通过多样而巧妙的外交手段和平解决危机;1973年美国在第四次中东战争期间，通过战备状态的转变和传递核警报来阻止苏联常规部队对中东的干预;在冷战后“Stuxnet”网络攻击行动中，美国展示了胁迫外交中的非战争选择，即运用进攻性网络能力销毁最有助于伊朗发展核武器的设备，从而拖延伊朗核计划的进展，迫使伊朗寻求通过谈判解决这个问题。
这些案例表明，跨域威慑并不是一个新事物，美国领导者在危机中倾向于谨慎行事，一方面寻求尽可能多的解决方案，以获得选择的最大灵活性，另一方面寻求占据主动权，以支持美国的国家利益，同时还尽量减少引发武装冲突或使用核武器的报复性升级。在这种环境下，美国外交政策中的主要威慑案例充斥着跨域互动。过去，威慑理论和实践可能缺少对跨域威慑的重视，如今跨域威慑的复杂性使其变得更加明显，对跨域威慑理论的关注也提升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
关于对跨域威慑的进一步研究，美国前助理国防部长迈克尔·纳赫特提出，应运用历史案例和定量模型，研究跨域威慑升级而不是稳定的条件;太空武器和生物武器的引入如何影响跨域计算;跨域威慑对具有不同文化和宗教价值观对手领导层的影响;以及制定国际规范或成文协议是否可以减少使用对现代社会造成巨大伤害武器的可能性。
责任编辑：侯 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