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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初唐诗歌是诗歌发展史上一个重要的时期，陈子昂、初唐四杰和沈宋（沈佺期和宋之问）是唐诗之始到盛唐之间的起着承前启后的杰出代表。初唐诗歌虽然在格式上没有完善，但是这一时期的诗歌却以自己独特的风格散发着永恒的光彩。
关键词：初唐诗歌；陈子昂；初唐四杰
唐朝作为一个强盛的王朝，在文学上最显眼的表现就是诗歌的兴盛。中国诗歌的滥觞是先秦时期的《诗经》、《楚辞》，在汉代又发展出两汉乐府和东汉末年的文人五言诗，发展到魏晋，文人们在诗歌方面更是重视。这一千年的积淀和发展为唐朝诗歌的辉煌奠定了基础。
作为一个文化新纪元的开始，初唐诗歌虽然没有盛唐时期的成熟，却有着自己独特的风格和魅力。首先，相比较于后世的诗歌，这一时期的文人们没有太多的束缚和先例，感情表达得更为自然；其次，初唐时期的诗歌有了很明显的改变，多充满了积极进取、昂扬向上的精神；最后，初唐时期诗歌发展日趋完善，初步规范了近体诗在格式和音韵的要求。
陈子昂的千古绝唱《登幽州台歌》就表现了那种不拘泥于格式后的洒脱：“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诗人是武后时期的诗人，在那个诗歌格律相对已经完备的时代，它具有明显的复古倾向。他并没有拘泥于任何一种形式，而是吸取各家的特点，独成一家。他的这首《登幽州台歌》让人读罢有一种荡气回肠的慷慨悲怆，行云流水般的行文却写出反差强烈的跌宕起伏；天地悠悠却人生苦短；胸中氤氲一腔抱负却只能空留遗憾。这种孤独，好像是你茕茕独立于群山中最高的那座山峰的顶端去环顾四周的苍茫。虽是孤独，却平添几分悲壮与男儿气概。正是这种格式间的变化，这份随性、自由的豪迈，使得后世的文人无以超越，也使得这首诗傲然立于诗坛。
复古的倾向在盛唐以后已不多见，正是在初唐这个变革的时代里才有可能出现这种形式的多变和自由。没有条条框框的束缚，才更容易写出触及灵魂的心动。
在这一时期成就最高的是初唐四杰。王杨卢骆强调诗风的改革其实正是针对齐梁遗风和“上官体”的牢笼，让诗歌在题材上从狭窄的宫廷诗转向更为广阔的江山和边塞；在艺术风格上从绮错婉媚转向刚健雄杰。因为四人均是才高而位卑，使他们比较接近社会现实、边塞生活，他们都志存高远、甚至是有立功边塞的志向。如杨炯的《从军行》：“烽火照西京，心中自不平。牙璋辞凤阙，铁骑绕龙城。雪暗凋旗画，风多杂鼓声。宁为百夫长，胜做一书生。”杨炯的这首诗一改上官仪的那种纤丽绮靡的诗风，风格雄浑，慷慨激昂。抒发作者不愿作置身书斋的书生，希望投笔从戎、保边卫国的理想，充满了壮志豪情。
初唐四杰的另一成就就是为五言律诗奠定了基础，并且使七言古诗发展成熟。
其实五言律诗在其之前就已经出现了，只不过作品并不多，只能算是尝试。而四杰将这一形式充分的发挥，并在他们的作品中逐渐固定下来。如杨炯的《从军行》，完全符合近体诗的格律要求，律诗一般只要求中间两联对仗，而这首诗除第一联外，三联皆对。不仅句与句对，而且同一句中也对，如“牙璋”对“凤阙”，“铁骑”对“龙城”。整齐的对仗，使诗更有节奏和气势。
在七言古诗方面，更是在四杰之后才兴盛起来的。虽然他们在结构句式上受到诗歌赋化较大的影响，部分七古以五七言相杂成文，呈现出一种效法汉大赋的做法和学习建安风骨的倾向。但是“四杰”的七古气势雄浑，境界阔大，不同于梁陈宫体诗的浮靡。盛唐七古以其气势取胜，以雄壮阔大的境界见长，正是从“四杰”七古继承发展、提高升华而来。
初唐四杰可谓是唐诗之肇始，到诗歌鼎盛，格律完备的盛唐之间还有不可缺少的承渡者，一般认为是沈佺期和宋之问。李维在《诗史》中曾这样评价沈宋：“五言至沈宋，始可称律，多未成体，沈则间有佳者。所谓裁成六律，彰施五采，使言之而中伦，歌之而成声，沈、宋之功也。”而查洪德则称赞沈佺期《奉和春日幸望春宫应制》“运用七律形式圆熟”，“它无一处堆砌辞藻，无一处用典，自然畅达而不造作，有真实之景，真实之情”。杜甫也对宋之问的诗特别喜爱，不仅所写风景相似，诗语和表现方法都有模仿。
初唐诗歌作为唐诗由受齐梁遗风的影响走向兴盛的准备阶段，出现了贞观诗坛、初唐四杰、“文章四友”、“沈宋”等诗人。他们共同创造了初唐诗坛。在这个时代里诗歌或许不如盛唐那样有那么多的精品佳作，但是以其独特的魅力吸引着后人。初唐就好像是一片奇妙的土地，或许贫瘠，但始终有那一群人在那土地上不停耕耘；或许有时歉收，但是收获的却又是不同于其他时代的美：那种或许并不完美的完美，那种改革才特有的可塑性和积极进取的风尚，氤氲着初唐的灵魂。
参考文献：
[1]杜晓勤.齐梁诗歌向盛唐诗歌的嬗变[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
[2]袁行霈.中国文学概论[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
作者简介： 史汶昕（1995-1-19），女，山西晋中，单位：山西大学初民学院。
关键词：初唐诗歌；陈子昂；初唐四杰
唐朝作为一个强盛的王朝，在文学上最显眼的表现就是诗歌的兴盛。中国诗歌的滥觞是先秦时期的《诗经》、《楚辞》，在汉代又发展出两汉乐府和东汉末年的文人五言诗，发展到魏晋，文人们在诗歌方面更是重视。这一千年的积淀和发展为唐朝诗歌的辉煌奠定了基础。
作为一个文化新纪元的开始，初唐诗歌虽然没有盛唐时期的成熟，却有着自己独特的风格和魅力。首先，相比较于后世的诗歌，这一时期的文人们没有太多的束缚和先例，感情表达得更为自然；其次，初唐时期的诗歌有了很明显的改变，多充满了积极进取、昂扬向上的精神；最后，初唐时期诗歌发展日趋完善，初步规范了近体诗在格式和音韵的要求。
陈子昂的千古绝唱《登幽州台歌》就表现了那种不拘泥于格式后的洒脱：“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诗人是武后时期的诗人，在那个诗歌格律相对已经完备的时代，它具有明显的复古倾向。他并没有拘泥于任何一种形式，而是吸取各家的特点，独成一家。他的这首《登幽州台歌》让人读罢有一种荡气回肠的慷慨悲怆，行云流水般的行文却写出反差强烈的跌宕起伏；天地悠悠却人生苦短；胸中氤氲一腔抱负却只能空留遗憾。这种孤独，好像是你茕茕独立于群山中最高的那座山峰的顶端去环顾四周的苍茫。虽是孤独，却平添几分悲壮与男儿气概。正是这种格式间的变化，这份随性、自由的豪迈，使得后世的文人无以超越，也使得这首诗傲然立于诗坛。
复古的倾向在盛唐以后已不多见，正是在初唐这个变革的时代里才有可能出现这种形式的多变和自由。没有条条框框的束缚，才更容易写出触及灵魂的心动。
在这一时期成就最高的是初唐四杰。王杨卢骆强调诗风的改革其实正是针对齐梁遗风和“上官体”的牢笼，让诗歌在题材上从狭窄的宫廷诗转向更为广阔的江山和边塞；在艺术风格上从绮错婉媚转向刚健雄杰。因为四人均是才高而位卑，使他们比较接近社会现实、边塞生活，他们都志存高远、甚至是有立功边塞的志向。如杨炯的《从军行》：“烽火照西京，心中自不平。牙璋辞凤阙，铁骑绕龙城。雪暗凋旗画，风多杂鼓声。宁为百夫长，胜做一书生。”杨炯的这首诗一改上官仪的那种纤丽绮靡的诗风，风格雄浑，慷慨激昂。抒发作者不愿作置身书斋的书生，希望投笔从戎、保边卫国的理想，充满了壮志豪情。
初唐四杰的另一成就就是为五言律诗奠定了基础，并且使七言古诗发展成熟。
其实五言律诗在其之前就已经出现了，只不过作品并不多，只能算是尝试。而四杰将这一形式充分的发挥，并在他们的作品中逐渐固定下来。如杨炯的《从军行》，完全符合近体诗的格律要求，律诗一般只要求中间两联对仗，而这首诗除第一联外，三联皆对。不仅句与句对，而且同一句中也对，如“牙璋”对“凤阙”，“铁骑”对“龙城”。整齐的对仗，使诗更有节奏和气势。
在七言古诗方面，更是在四杰之后才兴盛起来的。虽然他们在结构句式上受到诗歌赋化较大的影响，部分七古以五七言相杂成文，呈现出一种效法汉大赋的做法和学习建安风骨的倾向。但是“四杰”的七古气势雄浑，境界阔大，不同于梁陈宫体诗的浮靡。盛唐七古以其气势取胜，以雄壮阔大的境界见长，正是从“四杰”七古继承发展、提高升华而来。
初唐四杰可谓是唐诗之肇始，到诗歌鼎盛，格律完备的盛唐之间还有不可缺少的承渡者，一般认为是沈佺期和宋之问。李维在《诗史》中曾这样评价沈宋：“五言至沈宋，始可称律，多未成体，沈则间有佳者。所谓裁成六律，彰施五采，使言之而中伦，歌之而成声，沈、宋之功也。”而查洪德则称赞沈佺期《奉和春日幸望春宫应制》“运用七律形式圆熟”，“它无一处堆砌辞藻，无一处用典，自然畅达而不造作，有真实之景，真实之情”。杜甫也对宋之问的诗特别喜爱，不仅所写风景相似，诗语和表现方法都有模仿。
初唐诗歌作为唐诗由受齐梁遗风的影响走向兴盛的准备阶段，出现了贞观诗坛、初唐四杰、“文章四友”、“沈宋”等诗人。他们共同创造了初唐诗坛。在这个时代里诗歌或许不如盛唐那样有那么多的精品佳作，但是以其独特的魅力吸引着后人。初唐就好像是一片奇妙的土地，或许贫瘠，但始终有那一群人在那土地上不停耕耘；或许有时歉收，但是收获的却又是不同于其他时代的美：那种或许并不完美的完美，那种改革才特有的可塑性和积极进取的风尚，氤氲着初唐的灵魂。
参考文献：
[1]杜晓勤.齐梁诗歌向盛唐诗歌的嬗变[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
[2]袁行霈.中国文学概论[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
作者简介： 史汶昕（1995-1-19），女，山西晋中，单位：山西大学初民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