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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苍霖、万芳珍夫妇九阅寒暑，从二十五史和《资治通鉴》以及历代野史笔记中广泛搜寻“文祸史”材料，经过细致的爬梳、整理、分析、概括等工作，写出了一部四十多万字的《三千年文祸》。
本书所纂辑的“文祸”事件不下数百起，包括诗文著作之祸，疏谏之祸，以及科场案之类。所历时间自夏朝末年至清朝末年，合计是漫长的三千余年。其中有不少文祸有其特异性，但更多的是近于历史的重演，有很大的共同性。
笔者翻阅一过，觉得全书所述史事虽广泛，也自有其重点。这主要见于第三章《两汉君主“逆鳞”杀人》，记述了汉武帝时颜异死于“腹诽”，司马迁遭李陵案之冤。也记述了汉宣帝时诛戮直臣，有盖宽饶的自刭，杨恽的被腰斩等案。特别是杨恽因《报孙会宗书》中有“田彼南山”一诗，被佞臣曲解，诬告，成为由诗文而引起的典型的文字狱，株连甚广，对后世有深远的影响。不同于两汉文人因“逆鳞”受祸的是，第六章记述了魏晋南北朝文人言词“轻薄”之祸，这一章剖析了祢衡与孔融之被杀，嵇康为司马氏所诛的内因和外因。对谢灵运祖孙和颜延之父子的得祸，也作了符合实际的分析。
诗文之祸，盛于隋唐。隋代有司马幼之、薛道衡与王胄的案例。唐代文祸涉及许多知名之士，如戴令言、李白、顾况、刘禹锡、白居易、贾岛等，都曾因所作诗文遭谤或受迫害。其中尤以刘禹锡以《元和十年，自朗州承召至京，戏赠看花诸君子》和《再游玄都观绝句》两诗，一再被诬得祸，广为人知。当然，刘的被贬，主因还是由于他参与了顺宗时王、王叔文等的“永贞革新”，顺宗禅位于宪宗后，政局一变，革新人士或死或贬，与刘禹锡同时被贬的还有柳宗元等八人，均被流放为远州司马，史称“二王八司马”事件。此案引出的教训是，封建朝廷施政，一切由“人主”决定取舍，皇帝一旦禅位，就往往形成“人亡政息”的局面。说刘禹锡是因诗得祸，其实还只是说了表面现象而已。
本书第十一章《北宋党争与文字狱》，详述乌台诗案以及苏轼后半生的诗文之祸，对权势者的倾陷嘴脸和文人的内心不屈，都写得恰如其分。
明太祖朱元璋不谙诗文之道。他在率军争夺天下之初，一度尊重儒士，善用刘基等人的良谋；但登上龙座以后，对士大夫颇多嫌忌，对他们的言行和诗文，好作毫无根据的揣测，更善于罗织罪名，因此他“钦定”的文字狱案特别多。著名诗人高启给苏州知府魏观写了篇《上梁文》，文中有“虎踞龙蟠”等套话，朱元璋诬称魏观想做“张士诚第二”，于是魏观被诛，高启被腰斩。本来，“四海之内，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朱元璋要树立帝王的权威，常常强迫儒生出来做官。他曾对遇事敢于直谏的户部尚书茹太素一度有过好感，一日赐宴便殿，亲自赐给他一杯酒，赠诗云：“金杯同汝饮，白刃不相饶。”茹太素和了两句：“丹诚图报国，不避圣心焦。”但就是这个茹太素，后来仍然无缘无故地得了重谴，终于死在狱中。看起来，朱元璋擅长一手执金杯，一手执白刃，对臣僚百姓的性命，常按一己的喜怒，任意处置。这种以金杯相诱，以白刃相胁的心态，是历代封建君主所共有的。本书对明清两代文字狱案例的记叙，占了五分之二的篇幅，剖析尤其详明，这是因为作者深觉明代愈近，发生的文祸对后世的影响也愈大之故。作为“文祸史”的通史看，这样“略古详近”，确是十分必要的。
清初发生于康熙年间的《南山集》案主角戴名世，是一位古文家，他爱读史、修史，对史家的才、学、识以及正史、野史的利弊得失，都有自己独到的见解。他感叹于南明史迹之日渐亡佚，曾在《与余生书》中说：“史事渐以灭没，而其书未出，又无好事者为之掇拾流传，不久而荡为清风，化为冷灰。日后老将退卒，故家旧臣，遗民父老，相继澌尽，而文献无征，凋残零落，使一时成败得失，流离播迁之情状，无以示于后世，岂不可叹也哉！”他的话是针对南明史事而说的。不幸的是，他的有志于修南明史，触犯了新朝之大忌，被诬以“谋逆”罪，结局是凌迟处死。但后人细读他的《致余生书》，只觉得他的乐于修史，乐于为后世树立“史鉴”之心，是颇为可敬的。
通览《三千年文祸》，难免使人对封建专制政权统治下的许多文人的惨酷下场，深感不幸；尤其是对原本忠贞不贰，只因一二篇诗文引起“人主”误解或曲解而遭蒙横祸，这种由于君臣之间难以互通心曲导致的悲剧，更使后人兴起苍凉感。我在前文已经点明：朱元璋对于臣僚采取的两种手段：金杯与白刃，是深谙君主驾驭臣僚之道的，也可以说，这是历代“人主”对于臣僚所采取的共同手段。无数文祸，有的确是受祸者一方不甘于以暴主之心为心，不肯亦步亦趋，而要独呈己见，坚持自己的一点看法，于是遭受迫害，如汉代的司马迁、杨恽，宋代的苏轼等；但绝大多数文人之受祸，却并非在“金杯”与“白刃”两者之间有所抉择，只是或因卷入了政争、宫闱之争的漩涡，或因所作诗文被小人挟嫌诬告，或因出于忠心说了些帝王一时不太理解的话，于是不仅自己丧命，还株连了三族。说到底，敢于在“金杯”与“白刃”面前坚定地选择了“白刃”而九死无悔的蹈祸文人，毕竟是不多的。三千年文祸所产生的悲剧，可谓众矣，此中却又有多种多样的差别，由此可以得出什么启迪呢？这正是后人所应关心并探索的。
也正为此，我从戴名世深恐南明史亡佚一事生发开去，觉得历代文祸的始末，如不及早从大量史籍中寻踪，钩稽，并做些去伪存真的工作，这些史料也可能相继澌灭，化为尘灰。所以，谢、万两君以九年功力，写出这部《三千年文祸》来，他们的劳作是值得人们珍重的。
本书案例繁多，作者一一道其颠末，述其故实，是其优点。不过令人遗憾的是，书首缺乏一篇综述文祸起因之共性和特性的绪论；出末缺乏一篇剖析封建专制制度与惹成文祸之关系的后论。如果有了这两篇切中肯綮的综论，我想，本书当可更见精采。这只好寄希望于本书再版时的修订了。
(《三千年文祸》，谢苍霖、万芳珍著，江西高校出版社一九九一年十二月版，9.20元)
品书录
本书所纂辑的“文祸”事件不下数百起，包括诗文著作之祸，疏谏之祸，以及科场案之类。所历时间自夏朝末年至清朝末年，合计是漫长的三千余年。其中有不少文祸有其特异性，但更多的是近于历史的重演，有很大的共同性。
笔者翻阅一过，觉得全书所述史事虽广泛，也自有其重点。这主要见于第三章《两汉君主“逆鳞”杀人》，记述了汉武帝时颜异死于“腹诽”，司马迁遭李陵案之冤。也记述了汉宣帝时诛戮直臣，有盖宽饶的自刭，杨恽的被腰斩等案。特别是杨恽因《报孙会宗书》中有“田彼南山”一诗，被佞臣曲解，诬告，成为由诗文而引起的典型的文字狱，株连甚广，对后世有深远的影响。不同于两汉文人因“逆鳞”受祸的是，第六章记述了魏晋南北朝文人言词“轻薄”之祸，这一章剖析了祢衡与孔融之被杀，嵇康为司马氏所诛的内因和外因。对谢灵运祖孙和颜延之父子的得祸，也作了符合实际的分析。
诗文之祸，盛于隋唐。隋代有司马幼之、薛道衡与王胄的案例。唐代文祸涉及许多知名之士，如戴令言、李白、顾况、刘禹锡、白居易、贾岛等，都曾因所作诗文遭谤或受迫害。其中尤以刘禹锡以《元和十年，自朗州承召至京，戏赠看花诸君子》和《再游玄都观绝句》两诗，一再被诬得祸，广为人知。当然，刘的被贬，主因还是由于他参与了顺宗时王
本书第十一章《北宋党争与文字狱》，详述乌台诗案以及苏轼后半生的诗文之祸，对权势者的倾陷嘴脸和文人的内心不屈，都写得恰如其分。
明太祖朱元璋不谙诗文之道。他在率军争夺天下之初，一度尊重儒士，善用刘基等人的良谋；但登上龙座以后，对士大夫颇多嫌忌，对他们的言行和诗文，好作毫无根据的揣测，更善于罗织罪名，因此他“钦定”的文字狱案特别多。著名诗人高启给苏州知府魏观写了篇《上梁文》，文中有“虎踞龙蟠”等套话，朱元璋诬称魏观想做“张士诚第二”，于是魏观被诛，高启被腰斩。本来，“四海之内，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朱元璋要树立帝王的权威，常常强迫儒生出来做官。他曾对遇事敢于直谏的户部尚书茹太素一度有过好感，一日赐宴便殿，亲自赐给他一杯酒，赠诗云：“金杯同汝饮，白刃不相饶。”茹太素和了两句：“丹诚图报国，不避圣心焦。”但就是这个茹太素，后来仍然无缘无故地得了重谴，终于死在狱中。看起来，朱元璋擅长一手执金杯，一手执白刃，对臣僚百姓的性命，常按一己的喜怒，任意处置。这种以金杯相诱，以白刃相胁的心态，是历代封建君主所共有的。本书对明清两代文字狱案例的记叙，占了五分之二的篇幅，剖析尤其详明，这是因为作者深觉明代愈近，发生的文祸对后世的影响也愈大之故。作为“文祸史”的通史看，这样“略古详近”，确是十分必要的。
清初发生于康熙年间的《南山集》案主角戴名世，是一位古文家，他爱读史、修史，对史家的才、学、识以及正史、野史的利弊得失，都有自己独到的见解。他感叹于南明史迹之日渐亡佚，曾在《与余生书》中说：“史事渐以灭没，而其书未出，又无好事者为之掇拾流传，不久而荡为清风，化为冷灰。日后老将退卒，故家旧臣，遗民父老，相继澌尽，而文献无征，凋残零落，使一时成败得失，流离播迁之情状，无以示于后世，岂不可叹也哉！”他的话是针对南明史事而说的。不幸的是，他的有志于修南明史，触犯了新朝之大忌，被诬以“谋逆”罪，结局是凌迟处死。但后人细读他的《致余生书》，只觉得他的乐于修史，乐于为后世树立“史鉴”之心，是颇为可敬的。
通览《三千年文祸》，难免使人对封建专制政权统治下的许多文人的惨酷下场，深感不幸；尤其是对原本忠贞不贰，只因一二篇诗文引起“人主”误解或曲解而遭蒙横祸，这种由于君臣之间难以互通心曲导致的悲剧，更使后人兴起苍凉感。我在前文已经点明：朱元璋对于臣僚采取的两种手段：金杯与白刃，是深谙君主驾驭臣僚之道的，也可以说，这是历代“人主”对于臣僚所采取的共同手段。无数文祸，有的确是受祸者一方不甘于以暴主之心为心，不肯亦步亦趋，而要独呈己见，坚持自己的一点看法，于是遭受迫害，如汉代的司马迁、杨恽，宋代的苏轼等；但绝大多数文人之受祸，却并非在“金杯”与“白刃”两者之间有所抉择，只是或因卷入了政争、宫闱之争的漩涡，或因所作诗文被小人挟嫌诬告，或因出于忠心说了些帝王一时不太理解的话，于是不仅自己丧命，还株连了三族。说到底，敢于在“金杯”与“白刃”面前坚定地选择了“白刃”而九死无悔的蹈祸文人，毕竟是不多的。三千年文祸所产生的悲剧，可谓众矣，此中却又有多种多样的差别，由此可以得出什么启迪呢？这正是后人所应关心并探索的。
也正为此，我从戴名世深恐南明史亡佚一事生发开去，觉得历代文祸的始末，如不及早从大量史籍中寻踪，钩稽，并做些去伪存真的工作，这些史料也可能相继澌灭，化为尘灰。所以，谢、万两君以九年功力，写出这部《三千年文祸》来，他们的劳作是值得人们珍重的。
本书案例繁多，作者一一道其颠末，述其故实，是其优点。不过令人遗憾的是，书首缺乏一篇综述文祸起因之共性和特性的绪论；出末缺乏一篇剖析封建专制制度与惹成文祸之关系的后论。如果有了这两篇切中肯綮的综论，我想，本书当可更见精采。这只好寄希望于本书再版时的修订了。
(《三千年文祸》，谢苍霖、万芳珍著，江西高校出版社一九九一年十二月版，9.2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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