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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上，文彦博是一个“神童”，更是一位贤相。他能文能武，经历了北宋仁宗、英宗、神宗、哲宗四朝，出将入相达50年之久，封潞国公，堪称朝堂上的常青树。
化风波于无形
文彦博自幼聪明过人，有一次，他和几个小伙伴一起踢球，一不小心，球掉进了一个树洞，树洞很深，怎么也够不到。大家束手无策，文彦博却很冷静，把水灌入树洞中，结果随着水位的增高，球也跟着浮了上来。
少年时，文彦博拜在颍昌（府名，治所在今河南许昌）大儒史炤门下学习。史炤的母亲懂得相面之术，她看文彦博“相貌圆满，仪容俊朗”，惊赞为“贵人”。果然，天圣五年（1027年），文彦博就高中进士，那一年，他才22岁。
事实上，文彦博在走上仕途后，正是凭借聪明的头脑、过人的机智，在处理一些突发性难题时经常灵光闪现，屡屡化解危机。
文彦博曾任成都知府。有一次，他与宾客在雪夜宴饮，天气寒冷，当值的一些士卒心怀不满，把官衙前的井栏折断，围在一起烤火。军官惊慌地禀告文彦博，客人们也吓得战栗起来，担心兵变一触即发。文彦博平静地说：“天气实在很冷，可以准许他们折井栏烧火御寒。”说完，神色自若地依旧饮酒作乐。故意寻衅的士卒一拳打在了棉花上，气焰顿时消减了大半。第二天，文彦博追查出带头折断井栏的士卒，处以杖刑后，打发他回家了。一场可能的风波，就此化于无形。
北宋皇祐三年（1051年），殿中侍御史唐介弹劾时为宰相的文彦博，说他“阴结贵妃，专权任私”，证据是他任成都知府期间，曾赠送蜀锦贿赂张贵妃。原来有一年临近上元节，张贵妃让时在成都的文彦博进献蜀锦，文彦博于是命人织成灯笼锦送进宫中。这种锦间以金线装点，并配以灯笼、莲花图案，是蜀锦中的精品。唐介抓住这件事，攻击他“结交宫掖”，是因为走了“夫人路线”，才当上了宰相。仁宗很生气，各打五十大板，将文彦博宰相职务免去，贬至许州（今河南许昌），把唐介也轰出朝廷，贬至春州（今广东春阳）。
仅仅过了4年，仁宗思贤心切，下诏让文彦博官复原职。不料，文彦博接到任命后却不愿意回去，还上书仁宗说：“您不把唐介也召回去，我也不愿独自启程。”面对仁宗的不解，文彦博解释说：“唐介这个人自担任御史以来，其议论多数时候还是中肯的，虽然偶尔也有风闻参劾的失误，但总的来看，做御史还算称职，建议皇上起复任用。”唐介因此被召回朝廷，回到了监察御史的岗位。
这就是传说中的以德报怨吧，文彦博的大度让仁宗皇帝非常感慨。唐介更是为之感动，后来他被提拔为参知政事，相当于副宰相，给文彦博当副手，两人“相知为深”，关系如知己般融洽。
天生就是干大事的料
至和三年（1056年），仁宗突然病倒，与外界失去了联系。仁宗无子，事先也没有立储君，一旦暴薨，势必引起政局混乱。当时文彦博是宰相，向随侍太监史志聪询问病情，史志聪借口“禁密不敢漏言”，拒绝透露半点消息。文彦博大怒，厉声斥责他说：“我等身为宰相，肩负国之安危，怎能不预知皇帝的情况，何谓泄露机密？从现在起，你要随时报告皇帝的病情，不然就按军法处置你！”随后，他与同为执政大臣的富弼、刘沆吃住在皇宫里，以随时处理突发情况。史志聪又站出来反对说：“从来就没有这样的先例。”文彦博说：“这个时候，还能考虑有没有先例吗？”
一天深夜，有人突然叩打宫门，宣称要报告谋反的事情，文彦博唯恐有变，让他等天亮再说。第二天，文彦博详细查问，原来是一名禁卫举报上司都虞侯图谋造反。此事非同小可，刘沆想逮捕都虞侯治罪，文彦博叫来都指挥使许怀德询问，许怀德担保都虞侯不会谋反。文彦博说：“这件事一定是禁卫与都虞侯结怨，诬告罢了，应当立即把他斩首以安定众心。”他请刘沆写了份判词，随后将禁卫推出去杀了。
在仁宗生病的日子里，京城的官吏百姓都惶恐不安，正是靠文彦博等人的主持，大家的情绪才逐渐安定下来。不过谁也未曾料到，仁宗病愈后，刘沆却密报：“陛下身体不好时，文彦博曾擅自诛斩报告谋反的人。”仁宗将疑惑的目光投向了文彦博，文彦博没有辩白，只是拿出了那份刘沆的判词，“帝意乃解”。不光善于化解国家的危难，同时也善于保护自己，文彦博天生就是干大事的料，那种超人的胆识，缜密的思维，让人望尘莫及。
不愿宣扬自己的善德
宋仁宗病好后，文彦博和富弼建议早立储君，仁宗听从了他们的意见，从宗室中选定了英宗赵曙。后来英宗知道了这段旧事，当面对文彦博表示感谢：“朕之立，卿之力也。”文彦博却严肃地回答说：“陛下立为太子，承继帝统，是仁宗皇帝和皇太后的意愿，臣下没有什么功劳。而且陛下登基时我不在京城，是韩琦等人依照先帝遗愿拥立您的，我也没有参与。”后来，英宗的长子赵顼，也就是神宗也提起这段往事，对文彦博充满了感激之情。文彦博依旧回答说：“英宗皇帝天命所在，臣下有什么功劳可言？”神宗说：“虽然是天命，但也靠人谋，你品性深厚，不宣扬自己的善德罢了。”
熙宁二年（1069年），宋神宗拜陈升之为相，文彦博为枢密使，掌管军事。宋朝重文轻武，同样级别的文官排位要在武将之前，神宗考虑到文彦博德高望重，特别下诏说：“文彦博是朝廷历朝臣子，令陈升之位在文彦博之下，以符合朕礼贤之意。”面对这份殊荣，文彦博坚决推辞说：“自我朝开始，从来没有枢密使位次居于宰相之前的，我本人还稍稍知道一点礼节，不敢扰乱朝纲。”甘于人后的文彦博让神宗大为感动。
有人感叹文彦博的修身之功非常人所及，其实他这份宽容、谦让的涵养也不是天生的，而是有赖于日积月累的修养之功。文彦博小时候，虽然读了很多圣贤书，但因为顽皮经常犯错，父亲为此忧心忡忡。文彦博为了加强对自己的监督，准备了两个罐子，平时做了好事，就在一个罐子里放一粒红豆；做了坏事，就在另一个罐子里放一粒黑豆。他每天检查红豆和黑豆的数目，以此提醒自己，终于使红豆越来越多，黑豆越来越少，这两个罐子使他一生受益匪浅。 敢和武将叫板
文彦博虽是一介书生，但也不乏军事才能，可谓文武全才，元末明初的小说家罗贯中还将他写进了长篇小说《平妖传》中。
文彦博曾任河东路转运副使，他所管辖的鄜州（鄜音同夫，今陕西富县）与西夏相邻，屡受西夏骚扰。文彦博发现通往鄜州城内的运粮道路迂回绕远，不易行走，而距离最近的一条道路还是唐朝时所修，早已破败不堪，无法通行。于是，他亲自带人修复了这条故道，同时在城里储存了很多粮草。人们都很困惑，不知道他的用意。后来西夏李元昊进攻鄜州，围城10日，看到城内准备充分，只好撤兵而去，数年不敢来犯。此时，人们无不叹服文彦博的深谋远虑。
庆历七年（1047年），文彦博被召回朝廷，担任枢密副使（相当于国防部副部长）。这一年，农民出身的河北人王则发动起义，攻占了贝州（今河北清河），建国号安阳，称东平郡王。朝廷派大臣明镐领兵镇压，可是贝州城墙极为坚固，易守难攻，宋军打了很久，都未能攻破。仁宗很不满意，感叹说：“这么多执政大臣，竟然没有一人可以为国家分忧！”文彦博于是主动请缨，仁宗高兴地说：“贝字加文为败，卿必擒则矣。”文彦博抵达贝州后，一边指挥官兵猛攻北城，一边派人在南边往城内挖地道。仅仅十几天，地道就挖好了，一支神兵突然出现在贝州城内，王则束手就擒。
北宋一朝，国境安稳始终是大问题。北方的辽国屡来侵犯。宋真宗景德元年（1004年）与辽国签署和平协议后，数十年未起战端，然而军队却年年有增无减，国家财力不堪重负。文彦博认为和平时期国家没有必要保持庞大的军队，提出要淘汰冗兵，节省经费。这个议题立刻遭到了许多人的反对，一位资深老臣说：“你是只知其一，不知其二。往年朝廷担心灾荒年间会发生灾民暴动，这才在灾区大规模征兵，现在如果执意裁军，恐怕这些被裁减之人会聚为盗贼，危害社会安定，到时候这个罪责你担得起吗？”宋仁宗听了，一时迟疑难决。文彦博昂然地说：“现在国家公私困竭，冗兵是重要原因，如果因为裁撤冗兵而发生变故，甘愿朝廷治我的死罪。”最终仁宗采纳了他的意见，裁减军队达8万多人，减轻了财政压力，事后果然如他预言的那样，没有发生任何变故。
文武兼修的文彦博成了北宋名副其实的中流砥柱，难怪历任皇帝都极为信任和倚重他，80多岁还舍不得放他回家养老。
给“包青天”当靠山
在同僚中，文彦博与以刚正著称的包拯友谊最为深厚，这一方面因为他们是同榜故交，另一方面则是因为两人都有正直无私的性格。
皇祐二年（1050年），文彦博、宋庠为相，包拯则在谏院任职，负责监督执政官员。宋仁宗因为宠幸张贵妃，一次就授予她伯父张尧佐宣徽使、淮康节度使、景灵宫使、同群牧制置使4项要职，朝野上下无不震惊。包拯当即弹劾张尧佐“无功食禄，窃居高位，不知羞耻”，同时批评宰相曲意阿循，使皇上做了“私昵后宫”的错事，这实际上把文彦博、宋庠都捎上了。这件事竟成了后来文彦博被免除宰相之职的导火索，不过文彦博知道包拯素来不肯以私情伤害公义，并未记在心上。
至和二年（1055年），包拯因保举不当，被降级罚俸，贬到池州（今安徽池州贵池区），心情十分郁闷。这时，文彦博再度为相，包拯便给他写了一首诗，引用西晋爱国将领刘琨“枕戈待旦”之语，表达了想热心报国的心志。文彦博也给包拯回复了一首诗，其中写道：“名高阙里二三子，学继台城百六公。别后愈知昆气大，可能持久在江东？”暗示他，像你这样胸怀大志的人，是不会长期滞留在江东的。果然，在他的举荐下，不久包拯就回到了开封府的大堂。在传统戏曲里，有的说包拯有个大靠山是皇太后，也有的虚构出一个宰相王延龄，其实现实中最真实的靠山正是文彦博。
包拯嫉恶如仇，文彦博也毫不逊色，只是他没有“包青天”的名头响罢了。康定元年（1040年），时任监察御史的文彦博曾审理了一件大案。那一年，西夏进攻延州（今陕西延安），北宋名将刘平率军与敌在三川口激战，监军黄德和临阵脱逃，致使宋军溃败，刘平身负重伤，力尽被擒。事后，黄德和为了逃脱罪责，以重金收买刘平的部属，诬陷刘平投降敌人，刘平一族200多口遭到逮捕。文彦博奉诏查勘此案，经过一番仔细调查，很快查清了事实真相，得出了“德和退怯当诛，刘平力战而没，宜加恤其子孙”的结论。黄德和在朝中党羽众多，眼见事情将要败露，他连忙四处活动，居然说动朝廷指派其他御史来代替文彦博。文彦博拒不交出案件的审理权，他对接任者说：“朝廷是担心我无法做成判决，才派你来代替。现在我已经做成判决，如果有任何差误，我愿意承担一切责任，同你没有任何关系。”最终，黄德和被腰斩，刘平则被平冤昭雪。
可以说，正是这种敢于担当的精神，使得文彦博与包拯惺惺相惜，互相引为知己。包拯病故后，文彦博承担起了照顾包拯家属的责任。元祐三年（1088年），年逾八旬、第四次为相的文彦博给当时的皇帝宋哲宗写了封推荐信，这就是后来收在《文潞公集》里的《举包绶》一文。包绶是包拯的次子，包拯死时，他才5岁。长大后，他一直没有得到重用。文彦博在文中说：包绶“能世其家，恬静自守，不苟求进”，希望朝廷予以考虑。哲宗收到上书，授与了包绶濠州（今安徽凤阳）团练判官的职位。
其实，文彦博对老朋友的缅怀与尽责还远不止于此，据后来出土的《文氏墓志》记载，文彦博还把小女儿嫁给了包绶。两人同朝时，文彦博与包拯曾有“尝愿相与姻缔”的约定，最终文彦博兑现了诺言，与包拯结为了儿女亲家。
在洛阳办起了“耆英会”
文彦博爱好十分广泛，善文工书，他和当时的文人多有交往。这种交往十分纯粹，全然脱离了宰相的权杖，著名学者邵雍、程颢兄弟等，与之都如布衣之交。
元丰五年（1082年），77岁的文彦博以太尉身份留守西都洛阳，那时不少卿大夫退休后都居住在这儿。文彦博很羡慕唐朝白居易的“九老会”，于是着手组建“耆英会”，条件有两个，一是身在洛阳，二是年龄70岁以上。“耆英会”极具号召力，司马光当时不足70岁，也积极要求入会，文彦博特事特办，批准了他的请求。宣徽使王拱宸虽然71岁了，可却留守北京（河北大名府），听说此事后也修书一封，递交了入会申请，文彦博也特批了。“耆英会”排名的原则是“序齿不序官”，就是不论职位高低，而是以年龄为标准。13名会员的“耆英会”就这样组成了，文彦博专门弄了一个耆英堂，命闽人郑奂把入会者的画像绘在其间。第一次聚会在最年长的富弼家的花园进行，此后轮流坐庄。从此在洛阳城经常会看到一群“须眉皓白，衣冠甚伟”的老头儿，出没于名园古刹、水竹林亭之中，赚足了人们的目光，“每宴集，都人随观之”，他们本身，就成为洛阳城中一道别致的风景线。
“耆英会”让文彦博乐在其中，78岁那年，他得知中散大夫程珦、朝议大夫司马旦、司封郎中席汝言都与自己同龄，还专门举办了同甲会，并赋诗说：“四人三百十二岁，况是同生丙午年……清谭亹亹（音同伟，形容缓慢流动，无止无休）风盈席，素发飘飘雪满肩。”
文彦博的著述十分丰富，曾写有《大飨明堂纪要》二卷、《药准》一卷，可惜都已失传，现在留有《文潞公集》40卷，收入《山右丛书》中。与诗文相比，他的书法更为有名，存世书迹有《祠部帖》《三帖卷》《得报帖》等，行书《三札卷》现藏于北京故宫博物院。书法大家黄庭坚认为“潞公书极似苏灵芝公”“笔执清劲，真不愧古人！”苏灵芝是唐朝与颜真卿齐名的大师，其书法以遒劲著称，足见文彦博书法的精妙。
绍圣四年（1097年），文彦博无疾而终，享年92岁。在充满着险恶与沉浮的官场，这是一个让人惊异的年龄，宋神宗也曾提出过这样的疑问，问文彦博说：“你有养生之道吗？”他的回答是：“无他。臣但能任意自适，不以外物伤和气，不敢做过当事，恰好即止。”“任意自适，恰好即止”，八个字道出了他长寿的秘诀。
《宋史》评价文彦博：“公忠直亮，临事果断，皆有大臣之风。”一个“大”字，既是对他一生成就的概括，更是对他胸襟与修为的最好褒奖。毕竟，衡量一个人伟大与否，并不在于他的职位有多高，而在于他为我们留下了多少精神财富。
化风波于无形
文彦博自幼聪明过人，有一次，他和几个小伙伴一起踢球，一不小心，球掉进了一个树洞，树洞很深，怎么也够不到。大家束手无策，文彦博却很冷静，把水灌入树洞中，结果随着水位的增高，球也跟着浮了上来。
少年时，文彦博拜在颍昌（府名，治所在今河南许昌）大儒史炤门下学习。史炤的母亲懂得相面之术，她看文彦博“相貌圆满，仪容俊朗”，惊赞为“贵人”。果然，天圣五年（1027年），文彦博就高中进士，那一年，他才22岁。
事实上，文彦博在走上仕途后，正是凭借聪明的头脑、过人的机智，在处理一些突发性难题时经常灵光闪现，屡屡化解危机。
文彦博曾任成都知府。有一次，他与宾客在雪夜宴饮，天气寒冷，当值的一些士卒心怀不满，把官衙前的井栏折断，围在一起烤火。军官惊慌地禀告文彦博，客人们也吓得战栗起来，担心兵变一触即发。文彦博平静地说：“天气实在很冷，可以准许他们折井栏烧火御寒。”说完，神色自若地依旧饮酒作乐。故意寻衅的士卒一拳打在了棉花上，气焰顿时消减了大半。第二天，文彦博追查出带头折断井栏的士卒，处以杖刑后，打发他回家了。一场可能的风波，就此化于无形。
北宋皇祐三年（1051年），殿中侍御史唐介弹劾时为宰相的文彦博，说他“阴结贵妃，专权任私”，证据是他任成都知府期间，曾赠送蜀锦贿赂张贵妃。原来有一年临近上元节，张贵妃让时在成都的文彦博进献蜀锦，文彦博于是命人织成灯笼锦送进宫中。这种锦间以金线装点，并配以灯笼、莲花图案，是蜀锦中的精品。唐介抓住这件事，攻击他“结交宫掖”，是因为走了“夫人路线”，才当上了宰相。仁宗很生气，各打五十大板，将文彦博宰相职务免去，贬至许州（今河南许昌），把唐介也轰出朝廷，贬至春州（今广东春阳）。
仅仅过了4年，仁宗思贤心切，下诏让文彦博官复原职。不料，文彦博接到任命后却不愿意回去，还上书仁宗说：“您不把唐介也召回去，我也不愿独自启程。”面对仁宗的不解，文彦博解释说：“唐介这个人自担任御史以来，其议论多数时候还是中肯的，虽然偶尔也有风闻参劾的失误，但总的来看，做御史还算称职，建议皇上起复任用。”唐介因此被召回朝廷，回到了监察御史的岗位。
这就是传说中的以德报怨吧，文彦博的大度让仁宗皇帝非常感慨。唐介更是为之感动，后来他被提拔为参知政事，相当于副宰相，给文彦博当副手，两人“相知为深”，关系如知己般融洽。
天生就是干大事的料
至和三年（1056年），仁宗突然病倒，与外界失去了联系。仁宗无子，事先也没有立储君，一旦暴薨，势必引起政局混乱。当时文彦博是宰相，向随侍太监史志聪询问病情，史志聪借口“禁密不敢漏言”，拒绝透露半点消息。文彦博大怒，厉声斥责他说：“我等身为宰相，肩负国之安危，怎能不预知皇帝的情况，何谓泄露机密？从现在起，你要随时报告皇帝的病情，不然就按军法处置你！”随后，他与同为执政大臣的富弼、刘沆吃住在皇宫里，以随时处理突发情况。史志聪又站出来反对说：“从来就没有这样的先例。”文彦博说：“这个时候，还能考虑有没有先例吗？”
一天深夜，有人突然叩打宫门，宣称要报告谋反的事情，文彦博唯恐有变，让他等天亮再说。第二天，文彦博详细查问，原来是一名禁卫举报上司都虞侯图谋造反。此事非同小可，刘沆想逮捕都虞侯治罪，文彦博叫来都指挥使许怀德询问，许怀德担保都虞侯不会谋反。文彦博说：“这件事一定是禁卫与都虞侯结怨，诬告罢了，应当立即把他斩首以安定众心。”他请刘沆写了份判词，随后将禁卫推出去杀了。
在仁宗生病的日子里，京城的官吏百姓都惶恐不安，正是靠文彦博等人的主持，大家的情绪才逐渐安定下来。不过谁也未曾料到，仁宗病愈后，刘沆却密报：“陛下身体不好时，文彦博曾擅自诛斩报告谋反的人。”仁宗将疑惑的目光投向了文彦博，文彦博没有辩白，只是拿出了那份刘沆的判词，“帝意乃解”。不光善于化解国家的危难，同时也善于保护自己，文彦博天生就是干大事的料，那种超人的胆识，缜密的思维，让人望尘莫及。
不愿宣扬自己的善德
宋仁宗病好后，文彦博和富弼建议早立储君，仁宗听从了他们的意见，从宗室中选定了英宗赵曙。后来英宗知道了这段旧事，当面对文彦博表示感谢：“朕之立，卿之力也。”文彦博却严肃地回答说：“陛下立为太子，承继帝统，是仁宗皇帝和皇太后的意愿，臣下没有什么功劳。而且陛下登基时我不在京城，是韩琦等人依照先帝遗愿拥立您的，我也没有参与。”后来，英宗的长子赵顼，也就是神宗也提起这段往事，对文彦博充满了感激之情。文彦博依旧回答说：“英宗皇帝天命所在，臣下有什么功劳可言？”神宗说：“虽然是天命，但也靠人谋，你品性深厚，不宣扬自己的善德罢了。”
熙宁二年（1069年），宋神宗拜陈升之为相，文彦博为枢密使，掌管军事。宋朝重文轻武，同样级别的文官排位要在武将之前，神宗考虑到文彦博德高望重，特别下诏说：“文彦博是朝廷历朝臣子，令陈升之位在文彦博之下，以符合朕礼贤之意。”面对这份殊荣，文彦博坚决推辞说：“自我朝开始，从来没有枢密使位次居于宰相之前的，我本人还稍稍知道一点礼节，不敢扰乱朝纲。”甘于人后的文彦博让神宗大为感动。
有人感叹文彦博的修身之功非常人所及，其实他这份宽容、谦让的涵养也不是天生的，而是有赖于日积月累的修养之功。文彦博小时候，虽然读了很多圣贤书，但因为顽皮经常犯错，父亲为此忧心忡忡。文彦博为了加强对自己的监督，准备了两个罐子，平时做了好事，就在一个罐子里放一粒红豆；做了坏事，就在另一个罐子里放一粒黑豆。他每天检查红豆和黑豆的数目，以此提醒自己，终于使红豆越来越多，黑豆越来越少，这两个罐子使他一生受益匪浅。 敢和武将叫板
文彦博虽是一介书生，但也不乏军事才能，可谓文武全才，元末明初的小说家罗贯中还将他写进了长篇小说《平妖传》中。
文彦博曾任河东路转运副使，他所管辖的鄜州（鄜音同夫，今陕西富县）与西夏相邻，屡受西夏骚扰。文彦博发现通往鄜州城内的运粮道路迂回绕远，不易行走，而距离最近的一条道路还是唐朝时所修，早已破败不堪，无法通行。于是，他亲自带人修复了这条故道，同时在城里储存了很多粮草。人们都很困惑，不知道他的用意。后来西夏李元昊进攻鄜州，围城10日，看到城内准备充分，只好撤兵而去，数年不敢来犯。此时，人们无不叹服文彦博的深谋远虑。
庆历七年（1047年），文彦博被召回朝廷，担任枢密副使（相当于国防部副部长）。这一年，农民出身的河北人王则发动起义，攻占了贝州（今河北清河），建国号安阳，称东平郡王。朝廷派大臣明镐领兵镇压，可是贝州城墙极为坚固，易守难攻，宋军打了很久，都未能攻破。仁宗很不满意，感叹说：“这么多执政大臣，竟然没有一人可以为国家分忧！”文彦博于是主动请缨，仁宗高兴地说：“贝字加文为败，卿必擒则矣。”文彦博抵达贝州后，一边指挥官兵猛攻北城，一边派人在南边往城内挖地道。仅仅十几天，地道就挖好了，一支神兵突然出现在贝州城内，王则束手就擒。
北宋一朝，国境安稳始终是大问题。北方的辽国屡来侵犯。宋真宗景德元年（1004年）与辽国签署和平协议后，数十年未起战端，然而军队却年年有增无减，国家财力不堪重负。文彦博认为和平时期国家没有必要保持庞大的军队，提出要淘汰冗兵，节省经费。这个议题立刻遭到了许多人的反对，一位资深老臣说：“你是只知其一，不知其二。往年朝廷担心灾荒年间会发生灾民暴动，这才在灾区大规模征兵，现在如果执意裁军，恐怕这些被裁减之人会聚为盗贼，危害社会安定，到时候这个罪责你担得起吗？”宋仁宗听了，一时迟疑难决。文彦博昂然地说：“现在国家公私困竭，冗兵是重要原因，如果因为裁撤冗兵而发生变故，甘愿朝廷治我的死罪。”最终仁宗采纳了他的意见，裁减军队达8万多人，减轻了财政压力，事后果然如他预言的那样，没有发生任何变故。
文武兼修的文彦博成了北宋名副其实的中流砥柱，难怪历任皇帝都极为信任和倚重他，80多岁还舍不得放他回家养老。
给“包青天”当靠山
在同僚中，文彦博与以刚正著称的包拯友谊最为深厚，这一方面因为他们是同榜故交，另一方面则是因为两人都有正直无私的性格。
皇祐二年（1050年），文彦博、宋庠为相，包拯则在谏院任职，负责监督执政官员。宋仁宗因为宠幸张贵妃，一次就授予她伯父张尧佐宣徽使、淮康节度使、景灵宫使、同群牧制置使4项要职，朝野上下无不震惊。包拯当即弹劾张尧佐“无功食禄，窃居高位，不知羞耻”，同时批评宰相曲意阿循，使皇上做了“私昵后宫”的错事，这实际上把文彦博、宋庠都捎上了。这件事竟成了后来文彦博被免除宰相之职的导火索，不过文彦博知道包拯素来不肯以私情伤害公义，并未记在心上。
至和二年（1055年），包拯因保举不当，被降级罚俸，贬到池州（今安徽池州贵池区），心情十分郁闷。这时，文彦博再度为相，包拯便给他写了一首诗，引用西晋爱国将领刘琨“枕戈待旦”之语，表达了想热心报国的心志。文彦博也给包拯回复了一首诗，其中写道：“名高阙里二三子，学继台城百六公。别后愈知昆气大，可能持久在江东？”暗示他，像你这样胸怀大志的人，是不会长期滞留在江东的。果然，在他的举荐下，不久包拯就回到了开封府的大堂。在传统戏曲里，有的说包拯有个大靠山是皇太后，也有的虚构出一个宰相王延龄，其实现实中最真实的靠山正是文彦博。
包拯嫉恶如仇，文彦博也毫不逊色，只是他没有“包青天”的名头响罢了。康定元年（1040年），时任监察御史的文彦博曾审理了一件大案。那一年，西夏进攻延州（今陕西延安），北宋名将刘平率军与敌在三川口激战，监军黄德和临阵脱逃，致使宋军溃败，刘平身负重伤，力尽被擒。事后，黄德和为了逃脱罪责，以重金收买刘平的部属，诬陷刘平投降敌人，刘平一族200多口遭到逮捕。文彦博奉诏查勘此案，经过一番仔细调查，很快查清了事实真相，得出了“德和退怯当诛，刘平力战而没，宜加恤其子孙”的结论。黄德和在朝中党羽众多，眼见事情将要败露，他连忙四处活动，居然说动朝廷指派其他御史来代替文彦博。文彦博拒不交出案件的审理权，他对接任者说：“朝廷是担心我无法做成判决，才派你来代替。现在我已经做成判决，如果有任何差误，我愿意承担一切责任，同你没有任何关系。”最终，黄德和被腰斩，刘平则被平冤昭雪。
可以说，正是这种敢于担当的精神，使得文彦博与包拯惺惺相惜，互相引为知己。包拯病故后，文彦博承担起了照顾包拯家属的责任。元祐三年（1088年），年逾八旬、第四次为相的文彦博给当时的皇帝宋哲宗写了封推荐信，这就是后来收在《文潞公集》里的《举包绶》一文。包绶是包拯的次子，包拯死时，他才5岁。长大后，他一直没有得到重用。文彦博在文中说：包绶“能世其家，恬静自守，不苟求进”，希望朝廷予以考虑。哲宗收到上书，授与了包绶濠州（今安徽凤阳）团练判官的职位。
其实，文彦博对老朋友的缅怀与尽责还远不止于此，据后来出土的《文氏墓志》记载，文彦博还把小女儿嫁给了包绶。两人同朝时，文彦博与包拯曾有“尝愿相与姻缔”的约定，最终文彦博兑现了诺言，与包拯结为了儿女亲家。
在洛阳办起了“耆英会”
文彦博爱好十分广泛，善文工书，他和当时的文人多有交往。这种交往十分纯粹，全然脱离了宰相的权杖，著名学者邵雍、程颢兄弟等，与之都如布衣之交。
元丰五年（1082年），77岁的文彦博以太尉身份留守西都洛阳，那时不少卿大夫退休后都居住在这儿。文彦博很羡慕唐朝白居易的“九老会”，于是着手组建“耆英会”，条件有两个，一是身在洛阳，二是年龄70岁以上。“耆英会”极具号召力，司马光当时不足70岁，也积极要求入会，文彦博特事特办，批准了他的请求。宣徽使王拱宸虽然71岁了，可却留守北京（河北大名府），听说此事后也修书一封，递交了入会申请，文彦博也特批了。“耆英会”排名的原则是“序齿不序官”，就是不论职位高低，而是以年龄为标准。13名会员的“耆英会”就这样组成了，文彦博专门弄了一个耆英堂，命闽人郑奂把入会者的画像绘在其间。第一次聚会在最年长的富弼家的花园进行，此后轮流坐庄。从此在洛阳城经常会看到一群“须眉皓白，衣冠甚伟”的老头儿，出没于名园古刹、水竹林亭之中，赚足了人们的目光，“每宴集，都人随观之”，他们本身，就成为洛阳城中一道别致的风景线。
“耆英会”让文彦博乐在其中，78岁那年，他得知中散大夫程珦、朝议大夫司马旦、司封郎中席汝言都与自己同龄，还专门举办了同甲会，并赋诗说：“四人三百十二岁，况是同生丙午年……清谭亹亹（音同伟，形容缓慢流动，无止无休）风盈席，素发飘飘雪满肩。”
文彦博的著述十分丰富，曾写有《大飨明堂纪要》二卷、《药准》一卷，可惜都已失传，现在留有《文潞公集》40卷，收入《山右丛书》中。与诗文相比，他的书法更为有名，存世书迹有《祠部帖》《三帖卷》《得报帖》等，行书《三札卷》现藏于北京故宫博物院。书法大家黄庭坚认为“潞公书极似苏灵芝公”“笔执清劲，真不愧古人！”苏灵芝是唐朝与颜真卿齐名的大师，其书法以遒劲著称，足见文彦博书法的精妙。
绍圣四年（1097年），文彦博无疾而终，享年92岁。在充满着险恶与沉浮的官场，这是一个让人惊异的年龄，宋神宗也曾提出过这样的疑问，问文彦博说：“你有养生之道吗？”他的回答是：“无他。臣但能任意自适，不以外物伤和气，不敢做过当事，恰好即止。”“任意自适，恰好即止”，八个字道出了他长寿的秘诀。
《宋史》评价文彦博：“公忠直亮，临事果断，皆有大臣之风。”一个“大”字，既是对他一生成就的概括，更是对他胸襟与修为的最好褒奖。毕竟，衡量一个人伟大与否，并不在于他的职位有多高，而在于他为我们留下了多少精神财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