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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入21世纪以来 ，环境急剧变化 ，创业对社会经济的发展变得越来越重要，西方国家的GDP 增长越来越多地依赖于新创企业。著名管理学家彼得·德鲁克曾经指出，世界目前的经济已由“管理型经济”转变为“创业型经济”，企业惟有重视创新与企业家精神 ，才能再创企业生机。
自法国经济学家康替龙（Cantillon，1755）将“企业家”（entrepreneur）这一术语引入经济学理论以来，“企业家”及“企业家精神”（entrepreneurship）的概念就被众多学者从不同的研究视角加以阐释，entrepreneurship同时被翻译为“创业学”，这大概可以理解为“创业”是企业家精神的行为本质。当代的企业家精神研究源于熊彼特，他论证了经济增长的主要推动力是企业家，他们通过开发新产品、新生产方式以及其他创新活动来激发经济活力，将企业家精神描述为一种“创造性的破坏过程”。在这一过程中，企业家不断替换或破坏已有的产品或生产方式。企业家是革新者，他们与众不同，有目的地寻求新的源泉，善于捕捉变化，并能把变化作为可供开发利用的机会。美国管理学家彼得·德鲁克认为，从一般意义上讲，企业家是为谋取利润，并为此承担风险的人，是能开拓新的市场，引导新的需求，创造新的顾客的人。美国著名经济学家保罗·A·萨缪尔森认为，那些具有新的观念和专利的人们能够推动新产品的出现，或降低以前产品的成本。他把做这样一些事情的人称为创新者或企业家。他们具有眼光，有创造力，在经营中勇于引入新思想。也有研究将创业特质定义为理想实现、自主、进取、权力取向、机会识别和创新等，由此可以看出，所谓企业家精神不一定仅仅在企业家的身上呈现。大企业家，中小企业的领导者，创业者，各行各业的不同的人身上，政府组织及很多非企业组织中，都可能具备企业家精神——这是一种社会精神和时代精神。
同样的道理，在新中国70年的历史进程中，企业家精神其实一直贯穿始终。
在改革开放之前的30年中，这种精神更多地体现为奋斗和社会责任。20世纪60年代，“铁人”王进喜被汽车上的煤气包压醒，他说“一个人没有血液，心脏就停止跳动。工业没有石油，天上飞的，地上跑的，海上行的，都要瘫痪。没有石油，国家有压力，我们要自觉地替国家承担这个压力，这是我们石油工人的责任啊！”？在这样一种责任感的驱使下，王进喜成了石油战线上的英雄，他说：“咱们一刻也不能等，就是人拉肩扛也要把钻机运到井场。有条件要上，没有条件创造条件也要上。”
改革开放后，中国第一代民营企业家开始崛起，企业家这个国外的名字开始引进。最初企业家在中国特指？“民营企业家”，特别是富有创新精神的创业者。后来，那些勇于创新、开拓进取的国营厂长、经理也称为企业家。改革开放成为一个新的开始，而且这个开始并非一步到位，而是一直持续20多年的一个渐进的逐步放开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以企业家身份登上这个历史舞台的，大概涵盖了从20世纪40年代（甚至更早）到60年代出生的人群，迈过如此大的历史跨度，这些人共同成为中国的第一代企业家。代表人物如华为集团的任正非、平安集团的马明哲、海尔集团的张瑞敏、联想集团的柳传志、新希望集团的刘永好、万向集团的鲁冠球、魏桥创业集团的张士平等。他们是中国企业家1.0代。该阶段的企业家充分展示了企业家的胆略，主要表现在对市场机会的高度警觉和敢于吃螃蟹的冒险精神，被称为“冒险型企业家精神”。中国企业家2.0代以92派为代表，大批在政府机构、科研院所的知识分子受南巡讲话的影响，纷纷主动下海创业，以陈东升、田源、郭凡生、冯仑、王功权、潘石屹、易小迪等为代表，他们是制度环境变迁中的先行者。中国企业家3.0代主要是90年代末以互联网商业形态为代表的知识经济派的崛起，是适应经济全球化、信息社会的时代背景而生。中国企业家4.0代，以中国政府提出“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双创战略为标志。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埃德蒙德·菲尔普斯提到，中国经济新引擎将带来的“非物质性好处”。他说：“如果大多数中国人，因为从事挑战性工作和创新事业获得成就感，而不是通过消费得到满足的话，结果一定会非常美好。”这是一场“互联网+”时代的一次市场启蒙运动，必将改变中国企业家的生态。
信息技术正在创造一个更为宏大的数字海洋。对经济发展而言，互联网成为新经济发展的引擎，创造了新的经济发展模式，同时，互联网又对传统的经济模式和产业进行了重构。岂止经济，托夫勒预言人类将在思想、政治、经济、家庭各领域来一场革命，以适应第三次浪潮文明。这是一个看不见的海洋，历经70年发展，中国正在进入一个新的大航海时代。100多年前，世界著名的海权理论创始人艾尔弗雷德·塞那·马汉说：“所有帝国的兴衰，决定性的因素在于是否控制了海洋。”这句话同样适用于现在和未来。
历经70年的发展，中国正走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征程中。“一带一路”建设正在成为我国参与全球开放合作、改善全球经济治理体系、促进全球共同发展繁荣、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中国方案。
回顾历史，是为了更好的面向未来。此时此地，站在70年新中国的历史节点，我们更加需要一种大航海精神，需要冒险，需要一场对新生活方式的发现，需要一种新的价值观——中国人需要再一次的精神远征。
中国的企业家无疑将在新时代的新长征路上充当重要角色。习近平总书记曾指出：“我们全面深化改革，就要激发市场蕴藏的活力。市场活力来自于人，特别是来自于企业家，来自于企业家精神。”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国科学院第十九次院士大会、中国工程院第十四次院士大会讲話中指出，“企业是创新的主体，是推动创新创造的生力军”。 创新，是新的大航海时代的指南针。创新可以解释为什么在新世纪的第一个10年中，真正的王者属于Google、Facebook和Apple，而第二个10年中，中国的BAT，后起的TMD，以及华为等公司造就了同样的商业奇迹。而曾经的巨头如Microsoft、Intel、IBM、Sony已经风光不再，甚至Nokia、Moto等竟遭淘汰。这种变革只能发生在互联网时代。互联网会解释为什么下一阶段的全球化将不会是更多的美国化，而是更多的本地全球化。在全球化的新经济浪潮中，中国几乎可以和发达国家站在同一起跑线上，而不是像传统经济一样，在其身后几十年甚至上百年的路途中苦苦追赶——建立在技术创新基础上的新经济模式将会改变国家经济的竞争力格局。这个世界已经发生翻天覆地的转变，信息社会成型，经济全球化，技术创新主导下的新经济崛起——这些应该给中国带来更强大的竞争力和发展原动力。
创新，是企业家精神的核心，这有赖于中国企业家群体的成长壮大。在新中国成立70周年的当下，我们关注青年力量。因为他们肩负着创新的未来，经济的未来。根据联合国世界卫生组织于2013年确定的新年龄分段，44岁以下的被定义为青年，即青年企业家主要指的是70后、80后这一企业家群体，甚至90后也已经担当大任。全球化、信息化等激烈的社会变迁让青年处于前所未有的活跃时期。
青年企业家具有更鲜明的企业价值观。他们的创业动机已经超越改变命运的层面，他们追求财富，更多的是为了自我实现，改变世界以及对未知的探索。在这种价值观的引导下，他们身上展现出一种偏执（stubborn）的精神——是stubborn而非ideologism（执着），仅有执着是不够的。它所代表的，是对目标的明确坚定，比如对利润的永不疲倦的渴望与追求，永不枯竭的旺盛的与市场对手竞争的欲望;拼搏敬业;承受压力的能力，勇于、善于承受压力，并能够做到举重若轻，这是企业家的最重要素质之一。
青年企业家具有更理性的企业家行为。他们普遍具备国际视野，拥有更前沿的技术和更完善的知识体系。他们具备更强大的“学习力”：“learning to know”（学会认知）;“learning to do”（学会做事）;“learning to together”（学会合作）;“learning to be”（学会生存）。国际教育界曾经提出的关于人才培养的“4L”理论，如今对他们而言变成为一种本能，每个人都在成为终身学习的实践者。他们更善于创新，善于吸收西方的管理理论，为我所用，结合中国本土文化，形成独特的管理方法，进而推动中国管理思想的生成。他们在领导力、战略、生产及市场等企业家行为中都表现得更加理性，更加从容，在面对新形势，引导企业创新与发展方面已经展现出极大的优势。
青年企业家具有更強烈的企业公民诉求。公民就是有自主性、独立性的个体，自己强大后跟别的个体产生链接，然后共同建立一个秩序。企业成为一种组织个体，成为公民，他们更重视企业家的社会责任，他们将企业家行为视为个人价值实现及改变世界的重要途径。他们的话语权不断增大，他们追求成为独立先行者，其文化反哺作用也将因其事业而获得实现。
新中国成立70周年，中国取得了辉煌的成就，在一个看不见的海洋的时代，在一个新的大航海时代，我们回顾过去，展望未来，我们呼唤更多的创业者，呼唤更多的青年企业家，呼唤中国企业家精神结出更多的硕果。40多年前，托夫勒有一句著名的言论值得铭记：“唯一可以确定的是，明天会使我们所有人大吃一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