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2007 年5 月9 日下午5 点，北京某打工子弟校教师夏老师在回家的路上，被一个酒后无照司机驾驶的小型货车从背后撞倒。夏老师在医院昏迷了近13 个小时才苏醒。由于肇事司机在付了2000 元医药费后就再也拿不出钱来，夏老师的家庭又极端贫困，无法筹齐住院费用，所以她在观察室整整被“观察”了5 天后，才在亲友的资助下住进病房。后来，民间公益教育机构——真爱教育服务机构通过公益渠道，帮助夏老师筹集到了部分医药费，才使夏老师能康复出院。
夏老师事件背后折射出的打工子弟校教师群体的生存状况令人担忧。他们工作时间长，工资待遇低，缺乏社会保障，当意外事件发生时，他们严峻的生存状况更加凸显出来。近几年, 社会各方面对农民工子女的教育问题给予了很多的关注，与此同时，我们对于撑起农民工子女教育蓝天的教师们, 是否也该投以更多的关注的目光呢？
困境：收入低下、职业发展前景黯淡
我们仍以夏老师为例。2004年春天，已经有11 年教龄的夏老师带着660 元钱来到北京。她先去了一所打工子弟校教书，2006年来到现在的这所学校，每月工资800 多元。后来她的爱人和孩子也来到了北京。爱人因为学历低，找不到稳定的工作，收入只够维持他自己的生活。全家四口人每个月的房租、水电、日常生活等开支都要靠夏老师的工资，家里基本上存不下什么钱。遇到车祸后，夏老师只能到处借钱治病。
即使这样，夏老师依然非常热爱自己的工作。她父亲和她的4 位弟弟妹妹都是教师。现在，夏老师所在的学校共有500 多名学生，20多名教师。她的班里有62 个孩子，和她感情特别深，有的孩子直接叫她妈妈。夏老师说：“为孩子付出，我从来没有感觉到苦。孩子们不在我眼前，我的心里会空落落的。我就想把我的知识全部掏给他们。”
夏老师住院后，六七岁的孩子们连同他们的家长，纷纷跑到医院来看望老师。
夏老师的境遇在打工子弟校的教师中有一定的代表性。前不久，真爱教育服务机构对北京十几所打工子弟校的108 名教师进行了问卷调查，新加坡国立大学陈保刚、北京大学赵擎寰对问卷进行了深入分析，他们的调研结果使我们对打工子弟校教师的生存与发展状况有了更深入的了解。
1. 收入水平偏低
被调查教师的平均月收入是775 元。教师对工资及福利待遇感到比较满意的，占16.1%；感到一般的，占45.2%；感到不满意的，占26.9%；感到非常不满意的，占11.8%。一般情况下，这些教师上一天班拿一天的工资，寒暑假没有收入。可对照的是：2006 年， 北京市职工年平均工资是36097 元，折合每月平均工资是3008.1 元。
2. 职业发展前景黯淡
（1）学历层次不高
被调查教师的学历虽然能满足教学的基本要求，但与北京公立学校教师大都是本科及本科以上学历相比，差距较大。其中，有本科学历的占5.3%，有大专学历的占42.1%，有高中和中专学历的占52.6%。
（2）缺乏任职资格
由于多种条件所限，被调查对象中，仅有1/3 的教师有教师资格证。
（3）工作压力大
打工子弟校的教师大多是“全科”教师，通常一人要上多门课程。教师的主要精力多放在语文、数学上，对音乐、体育、美术、劳动技术、外语等课程重视不够。很多教师除上课外，还要负责学校保卫、护送学生上下学、招生等事宜。被调查教师平均每周课外加班时数为16 个小时。
（4）培训机会少
有74.5% 的教师没有进修培训过。由于大部分的打工子弟学校没有正式作为教育机构注册，因此，这些教师无法与公立学校教师一样接受专业技术培训，这极大地影响了他们专业能力的提升。
（5）职业自豪感低
大部分教师在社会阶层自我认同方面，把自己归入中下层和下层。中国滋根乡村教育与发展促进会北京负责人于鲁平介绍，该促进会曾经组织了一次打工子弟校教师的征文活动，设置了一二三等奖，但最后只来了几篇文章。教师工作紧张没有时间写作是一个原因，但更重要的原因，是教师们认为:“我们的话，可以讲吗？有人听吗？”
希望：我用青春赌明天
在打工子弟校，我们也发现一些令人欣慰之处。
1. 年轻的师范生逐渐成为教师主体
打工子弟校教师多来自外地。打工子弟学校的出现，为中等学历的外地年轻人提供了在京就业的机会，特别是为那些从不知名的地方师范专科学校毕业的学生提供了落脚的地方。这部分年轻的师范生逐渐成为打工子弟校的主力军。这在客观上有利于打工子弟校教育教学质量的提高。
2. 教师待遇逐渐改善
调查发现，有近四成的教师是在学校吃住，学校只收取很少的费用。这为教师们在北京的生活提供了便利，对于缓解他们的经济压力是有很大作用的。一些有强烈发展欲望的打工子弟校为了留住有师范教育背景的教师，在学校财力允许的范围内，也在努力提高这些教师的待遇和福利。
大部分教师都有养老、医疗、失业、工伤、生育保险。这一点让教师感到自己的待遇比农民工略好一点。
3.教师对周边人际关系较满意
有六成多的教师比较或非常满意当前的工作状态，半数以上的教师对于与学生和与家长的关系也比较满意（占六成以上）。在被问及是否融入北京时，有72.0% 的教师回答基本适应。教师们在对收入不满的同时，却对工作的总体情况有较高的满意度，这可能与教师对学校的归属感较强、与学生和家长有良好的互动有关。
在需要帮助时，被调查教师首先找学校或同事求助，这体现了学校与教师之间、教师与教师之间有较良好的互动，这对于提升教师的工作满意度和工作热情有很大的作用。
比如：夏老师出事后，校长立刻带领教职工去医院探望，并组织了捐款活动，号召大家帮助夏老师。
探索：如何保障打工子弟校教师的生存与发展权益？
目前中国已有1000 多万农民工子女进入城市生活、学习。北京市教育部门提供的资料显示，2006 年，随父母进京的学龄少年儿童已达37 万人， 北京市共有239 所未批准的打工子弟学校。目前我们还没有北京市打工子弟校教师数量的权威统计结果。如果按每个学校550 名学生计算，则有13 万余名学生在这些非法打工子弟学校就读。2006 年全国小学生师比为19.17 ∶ 1，初中生师比为17.1 5 ∶ 1。按19 ∶ 1 的生师比估算，仅北京地区的不合法打工子弟校就大约需要7000 名教师。那么，如何保障这些教师的生存与发展权益呢？
1. 增强教师的自我保护意识
清华大学NGO 所陈洪涛博士建议，教师应该有强烈的自我保护意识，应该学会依法维权。如在劳动收入与劳动付出不符时，可以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等，与学校磋商，在遭遇不公正待遇时，如类似夏老师事件时，应注意保存现场证据、记录证人联系办法。
2. 增强教师风险抵抗能力
虽然大部分教师都有了最低保险，但总体收入水平的低下，使大部分教师在遇到类似夏老师的遭遇时，都会陷入经济困境。为此，打工子弟校教师应增强危机应对意识，增强自救能力。在缺乏其他有效保障机制的前提下，购买商业保险不失为一种有效的自救途径。美国国际保险公司李彤宁建议，月收入1000 元左右的教师，每年可以为自己购买一份200 元左右（平均每个月十几元）的意外伤害保险。这样一旦有意外伤害发生，可以获得5 万元左右的赔偿。
3. 争取社会团体的援助
一些公益组织一直在关注打工子弟学校教师的权益问题，并为教师组织义务服务与培训。如真爱教育服务机构曾组织打工子弟校教师夏令营，为教师提供免费培训。中国滋根乡村教育与发展促进会为打工子弟校教师建立通讯刊物、网站等，为一些教师的专业发展提供资金与人力支持。北京打工妹之家也曾经组织打工子弟校教师的联谊活动等。虽然公益组织的力量是有限的，但毕竟已经有社会团体开始关注这些教师的生存状况。
4. 敦请政府部门介入
打工子弟校教师与公立学校教师从事的都是国家的教育事业，因此，我们需要摒弃对学校身份与教师身份的偏见，将打工子弟校教师的专业发展列入教育行政部门的培训计划。南方一些省市的做法已经给我们提供了一些借鉴。如浙江慈溪要求流动人口子女学校聘请的教师必须同公办学校教师一样参加政治学习、业务培训和教研活动。
真爱教育服务机构负责人郭跃认为，打工子弟校教师的生活待遇与他们所承担的社会责任之间存在着太大的反差。解决打工子弟校教师的生存与发展问题，是一个需要全社会综合考虑的问题，应该唤起政府部门及社会各界的共同关注。
（编辑沙培宁）
夏老师事件背后折射出的打工子弟校教师群体的生存状况令人担忧。他们工作时间长，工资待遇低，缺乏社会保障，当意外事件发生时，他们严峻的生存状况更加凸显出来。近几年, 社会各方面对农民工子女的教育问题给予了很多的关注，与此同时，我们对于撑起农民工子女教育蓝天的教师们, 是否也该投以更多的关注的目光呢？
困境：收入低下、职业发展前景黯淡
我们仍以夏老师为例。2004年春天，已经有11 年教龄的夏老师带着660 元钱来到北京。她先去了一所打工子弟校教书，2006年来到现在的这所学校，每月工资800 多元。后来她的爱人和孩子也来到了北京。爱人因为学历低，找不到稳定的工作，收入只够维持他自己的生活。全家四口人每个月的房租、水电、日常生活等开支都要靠夏老师的工资，家里基本上存不下什么钱。遇到车祸后，夏老师只能到处借钱治病。
即使这样，夏老师依然非常热爱自己的工作。她父亲和她的4 位弟弟妹妹都是教师。现在，夏老师所在的学校共有500 多名学生，20多名教师。她的班里有62 个孩子，和她感情特别深，有的孩子直接叫她妈妈。夏老师说：“为孩子付出，我从来没有感觉到苦。孩子们不在我眼前，我的心里会空落落的。我就想把我的知识全部掏给他们。”
夏老师住院后，六七岁的孩子们连同他们的家长，纷纷跑到医院来看望老师。
夏老师的境遇在打工子弟校的教师中有一定的代表性。前不久，真爱教育服务机构对北京十几所打工子弟校的108 名教师进行了问卷调查，新加坡国立大学陈保刚、北京大学赵擎寰对问卷进行了深入分析，他们的调研结果使我们对打工子弟校教师的生存与发展状况有了更深入的了解。
1. 收入水平偏低
被调查教师的平均月收入是775 元。教师对工资及福利待遇感到比较满意的，占16.1%；感到一般的，占45.2%；感到不满意的，占26.9%；感到非常不满意的，占11.8%。一般情况下，这些教师上一天班拿一天的工资，寒暑假没有收入。可对照的是：2006 年， 北京市职工年平均工资是36097 元，折合每月平均工资是3008.1 元。
2. 职业发展前景黯淡
（1）学历层次不高
被调查教师的学历虽然能满足教学的基本要求，但与北京公立学校教师大都是本科及本科以上学历相比，差距较大。其中，有本科学历的占5.3%，有大专学历的占42.1%，有高中和中专学历的占52.6%。
（2）缺乏任职资格
由于多种条件所限，被调查对象中，仅有1/3 的教师有教师资格证。
（3）工作压力大
打工子弟校的教师大多是“全科”教师，通常一人要上多门课程。教师的主要精力多放在语文、数学上，对音乐、体育、美术、劳动技术、外语等课程重视不够。很多教师除上课外，还要负责学校保卫、护送学生上下学、招生等事宜。被调查教师平均每周课外加班时数为16 个小时。
（4）培训机会少
有74.5% 的教师没有进修培训过。由于大部分的打工子弟学校没有正式作为教育机构注册，因此，这些教师无法与公立学校教师一样接受专业技术培训，这极大地影响了他们专业能力的提升。
（5）职业自豪感低
大部分教师在社会阶层自我认同方面，把自己归入中下层和下层。中国滋根乡村教育与发展促进会北京负责人于鲁平介绍，该促进会曾经组织了一次打工子弟校教师的征文活动，设置了一二三等奖，但最后只来了几篇文章。教师工作紧张没有时间写作是一个原因，但更重要的原因，是教师们认为:“我们的话，可以讲吗？有人听吗？”
希望：我用青春赌明天
在打工子弟校，我们也发现一些令人欣慰之处。
1. 年轻的师范生逐渐成为教师主体
打工子弟校教师多来自外地。打工子弟学校的出现，为中等学历的外地年轻人提供了在京就业的机会，特别是为那些从不知名的地方师范专科学校毕业的学生提供了落脚的地方。这部分年轻的师范生逐渐成为打工子弟校的主力军。这在客观上有利于打工子弟校教育教学质量的提高。
2. 教师待遇逐渐改善
调查发现，有近四成的教师是在学校吃住，学校只收取很少的费用。这为教师们在北京的生活提供了便利，对于缓解他们的经济压力是有很大作用的。一些有强烈发展欲望的打工子弟校为了留住有师范教育背景的教师，在学校财力允许的范围内，也在努力提高这些教师的待遇和福利。
大部分教师都有养老、医疗、失业、工伤、生育保险。这一点让教师感到自己的待遇比农民工略好一点。
3.教师对周边人际关系较满意
有六成多的教师比较或非常满意当前的工作状态，半数以上的教师对于与学生和与家长的关系也比较满意（占六成以上）。在被问及是否融入北京时，有72.0% 的教师回答基本适应。教师们在对收入不满的同时，却对工作的总体情况有较高的满意度，这可能与教师对学校的归属感较强、与学生和家长有良好的互动有关。
在需要帮助时，被调查教师首先找学校或同事求助，这体现了学校与教师之间、教师与教师之间有较良好的互动，这对于提升教师的工作满意度和工作热情有很大的作用。
比如：夏老师出事后，校长立刻带领教职工去医院探望，并组织了捐款活动，号召大家帮助夏老师。
探索：如何保障打工子弟校教师的生存与发展权益？
目前中国已有1000 多万农民工子女进入城市生活、学习。北京市教育部门提供的资料显示，2006 年，随父母进京的学龄少年儿童已达37 万人， 北京市共有239 所未批准的打工子弟学校。目前我们还没有北京市打工子弟校教师数量的权威统计结果。如果按每个学校550 名学生计算，则有13 万余名学生在这些非法打工子弟学校就读。2006 年全国小学生师比为19.17 ∶ 1，初中生师比为17.1 5 ∶ 1。按19 ∶ 1 的生师比估算，仅北京地区的不合法打工子弟校就大约需要7000 名教师。那么，如何保障这些教师的生存与发展权益呢？
1. 增强教师的自我保护意识
清华大学NGO 所陈洪涛博士建议，教师应该有强烈的自我保护意识，应该学会依法维权。如在劳动收入与劳动付出不符时，可以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等，与学校磋商，在遭遇不公正待遇时，如类似夏老师事件时，应注意保存现场证据、记录证人联系办法。
2. 增强教师风险抵抗能力
虽然大部分教师都有了最低保险，但总体收入水平的低下，使大部分教师在遇到类似夏老师的遭遇时，都会陷入经济困境。为此，打工子弟校教师应增强危机应对意识，增强自救能力。在缺乏其他有效保障机制的前提下，购买商业保险不失为一种有效的自救途径。美国国际保险公司李彤宁建议，月收入1000 元左右的教师，每年可以为自己购买一份200 元左右（平均每个月十几元）的意外伤害保险。这样一旦有意外伤害发生，可以获得5 万元左右的赔偿。
3. 争取社会团体的援助
一些公益组织一直在关注打工子弟学校教师的权益问题，并为教师组织义务服务与培训。如真爱教育服务机构曾组织打工子弟校教师夏令营，为教师提供免费培训。中国滋根乡村教育与发展促进会为打工子弟校教师建立通讯刊物、网站等，为一些教师的专业发展提供资金与人力支持。北京打工妹之家也曾经组织打工子弟校教师的联谊活动等。虽然公益组织的力量是有限的，但毕竟已经有社会团体开始关注这些教师的生存状况。
4. 敦请政府部门介入
打工子弟校教师与公立学校教师从事的都是国家的教育事业，因此，我们需要摒弃对学校身份与教师身份的偏见，将打工子弟校教师的专业发展列入教育行政部门的培训计划。南方一些省市的做法已经给我们提供了一些借鉴。如浙江慈溪要求流动人口子女学校聘请的教师必须同公办学校教师一样参加政治学习、业务培训和教研活动。
真爱教育服务机构负责人郭跃认为，打工子弟校教师的生活待遇与他们所承担的社会责任之间存在着太大的反差。解决打工子弟校教师的生存与发展问题，是一个需要全社会综合考虑的问题，应该唤起政府部门及社会各界的共同关注。
（编辑沙培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