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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括起来,民营企业的困境主要表现在“不好干”和“不想干”,民营企业发展正进入新的瓶颈期。
浙商研究会前不久举行过一次沙龙对话,主持人以一则年初以来在浙江商界流传的故事作为对话的引子:差不多在2008年初,宏观调控和金融危机已经让不少民营企业感觉压力与日俱增。一家有着数亿元净资产的出口型制造业公司经营开始出现亏损,力不从心的老父亲召集3个儿子商议。但3兄弟意见分歧很大,无奈的老父亲最后决定:分家!
分家的结果是老大继续经营原来的主业;老二拿着自己的一份与人合作成立了一家私募股权投资基金;老三则与老乡一起转战各地“炒房”。今年春节3兄弟回到老家团聚,老大的心情比以前好了一些,虽然照旧利润微薄,但订单多了起来。老二老三则意气风发:老二与人合作的私募基金投资的项目有一个已经过会正等待挂牌上市发行;老三投资房产的收益早已翻番。
最近3兄弟又碰头聚到一起,这一回3兄弟的心情都起了变化,尤其是老二老三。私募股权投资领域竞争激烈,PE成本很高俨然过热;楼市急刹车让手里积压了好多套房子的老三心里发慌,一时不知道怎么办好。
今年下半年以来,宏观经济形势风云变幻:流动性过剩热钱汹涌;人民币升值压力持续积聚;物价上涨渐成四面围合之势;银根收紧已成定局。不久前还感觉很不差钱的企业主忽然警觉:明年是否会贷不到款?概括起来,民营企业的困境主要表现在“不好干”和“不想干”,民营企业发展正进入新的瓶颈期。
“不好干”:高门槛迈不过,小马力拖不动
从字面上看,“民航”这个词应该也是“民营航空”的缩写,但现在看来这个注解已经渐行渐远。从2009年开始,欠费、停飞、被收购,正越来越多地成为了民营航空的关键词,而金融危机的蔓延,使得航空业越来越像民营资本“不好干”的行业。
6年前的2004年,对于李继宁、刘捷音和王正華3个男人来说是幸运的,因为他们为各自的公司(鹰联、奥凯和春秋航空)争取到了民营航空的牌照。
到了去年,3人的命运开始分化。王正华仍然在为自己的航空公司打拼,李继宁的鹰联航空改姓“国”字号,刘捷音一手打造的奥凯航空也易主均瑶集团。
从2004年国内第一家民营航空公司成立迄今,民营航空公司一直处于市场边缘。与国有巨头相比,资金投入、航线审批、飞行员培养,乃至机场机务等,民营航空全部处于下风或先天不足。
民航业是高风险、高投入的行业,没有形成一定规模(一般要10架飞机以上),短期内难以盈利,而租一架飞机,挖一个飞行员,动辄就要上百万上千万的投资。据测算,按照市价一家注册资本仅为8000万元人民币的民营航空公司,若要运营5架150座级中型客机,每年在飞机租赁、航油、人力成本三方面的支出就高达3.3亿元。
相比较资金压力,航线审批等政策门槛更难越过,民营航空拿到的,往往是国有大公司无暇兼顾的“边角料”,即支线航空运输。而今年8月24日的一场伊春空难,不仅让河南航空恢复了“鲲鹏航空”的真身,也进一步恶化了民营航空的生存环境。
从西安被“挖”进河南,再到被“踢”出河南,“鲲鹏航空”只是民营航空的生存困境的缩影。“民营航空发展不能乱来,国家会很慎重地出台相关政策,可能会对支线航空做些调整,如果不限制加速发展,可能要出问题。”这预示着今后民营资本进入民航的门槛将会大大提高,运营成本也将会进一步增大。
航空业只是民营资本“不好干”的其中一个行业,这里既有资金、技术、管理等先天性的门槛。更重要的是政策制定、市场环境等的不公平不合理,生存环境的恶劣使得民营航空在竞争中处于被动下风。民营航空的安全、效率、公众形象等不如国有大航空,陷入恶性循环。
“不想干”:生物性财富创业动力衰减
早期民营企业主原始积累的财富属性为“生物性财富”,即为了填饱肚子或个人发家致富是他们创造财富的原始动力。在财富积累到超过个人和家庭的消费需要之后,这种动力随之消失,而“溢出”的财富可能转化为灰色或黑色消费,这种情况在部分私营企业主身上已经发生。面对难题和困境,有创业者萌生退意马放南山,或者无奈“杨志卖刀”;在投资实业热情减退的同时,热衷股市楼市等非实体经济投资,从直接创造财富的企业家到以资本参与财富分配的食利一族,表明支撑部分私营企业主创业的动力在减弱。
温州一直被视为中国创业活力和激情最强的地方,但现在温州的这一核心优势也在减弱。
1978年至2000年,温州国内生产总值平均增长率为15.6%,同期,全国为9.5%,浙江省为13.2%;然而,从20世纪90年代末期开始,温州经济已经开始出现增长趋缓的迹象,而且相对于浙江省的平均水平而言,已不再具有领先的地位。2003年度温州市经济增幅14.4%,虽然为6年来温州经济运行最佳,但这个增幅在浙江11个地级市中仅排列第九位。除了经济增长率之外,2003年,温州的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规模以上工业总产值、工业用电量、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利用外资、外贸出口总额等综合经济指标的增长率也基本上处于浙江省的倒数几位。而到了2009年,温州人均GDP仅4604美元,全省倒数第三位,不到杭州的一半,更是全省人均GDP的71%。
金融危机后,温州企业外迁、民资外流加剧。去年以来,温州的厂房交易火爆,厂房出售、出租明显增多,一些企业计划迁到外地去;一些企业是活不下去了,干脆卖掉厂房不干了。曾占据全国产量90%以上的温州金属打火机,鼎盛时有500多家企业,如今只剩下100家左右。而在这100家中,只有30余家的企业老板在专心经营。剩下的已经把重心转移到其他行业,比如房地产、矿产以及第三产业。
据不完全统计,很多温州企业的利润不再用于扩大再生产,回流实体经济的不到一半,相当多的变成了“热钱”。温州在工商部门注册的创投企业已达300多家,大约有1500亿元的流动资金进入了创投领域。
“怎么干”:潜规则伤感情也伤口袋
很多事实表明,市场空间制约了民营企业的成长升级。民营经济发展的规律,一是微观主体的组织化规模化程度越来越高;二是集聚的资源和允许进入的行业越来越多。但事实上准入门槛的提高和金融等核心资源分配的不均衡,使得民营企业的发展空间趋于局促和复杂,使得民营企业决策者的未来预期发生变化。
表面上看,国家对民营经济的开放力度不断加大,以新旧36条为代表的政策次第出台。确实,从宏观导向和国家政策上,毋庸担心国家会限制民营经济。
2010年4月12日,阿里巴巴集团宣布在未来5年内继续向支付宝投资50亿元人民币。几乎与此同时,央行“超级网银” 即将上线的消息传遍市场。一时间,坊间各种联想与猜测纷起:央行要收支付宝?银联要收支付宝?而马云曾放出的那句听起来有几分悲壮的表态:“随时准备把支付宝献给国家”,让外界有了多重言外之意的猜测。
虽然事后阿里方面解释这句话“并无其他深意”。但第三方支付机构望眼欲穿的牌照,迟迟拿不到;监管规范也千呼万唤不出台,影响了民营企业持续发展的心态和节奏。
虽然早在2005年6月,中国人民银行支付结算司对外发布向社会征求意见的《支付清算组织管理办法(征求意见稿)》o《办法》将“为银行业金融机构或其他机构及个人之间提供电子支付指令交换和计算的法人组织”列入监管范围,直指包括支付宝在内的所有第三方支付企業。
但是,这套基本监管框架至今未有定稿。第三方支付产业的准入资格、申请审批流程、业务经营范围以及外部监管机制等等问题仍无章可循、悬而未决。这种“只听楼梯响”的软约束,加剧了市场环境的变数和不可预知性,让企业“心里没底”,而不能心无旁骛全力以赴。
国家允许创办村镇银行的消息,着实让民营企业尤其是已经开始运营小额贷款公司的民营企业高兴了一阵子。但具体的实施细则——《村镇银行管理暂行规定》,很快让他们的热情和期望不高了。
村镇银行最大股东或唯一股东必须是银行业金融机构。最大银行业金融机构股东持股比例不得低于村镇银行股本总额的20%,单个自然人股东及关联方持股比例不得超过村镇银行股本总额的10%,单一非银行金融机构或单一非金融机构企业法人及其关联方持股比例不得超过村镇银行股本总额的10%。
这就意味着,主角只能是银行业金融机构,而民营企业,即使资本实力再雄厚,也不可能唱主角。
今年5月份,国务院公布《关于鼓励和引导民间投资健康发展的若干意见》(即“新36条”),5年前的“允许”已经变成“鼓励和引导”,并细化到“鼓励民间资本发起或参与设立村镇银行、贷款公司、农村资金互助社等金融机构”。
但是实质性突破仍然不大,虽然“新36条”允许非银行机构持股比例可以超过10%,但最大股东仍然是银行业金融机构,这个红线不能逾越。
而且,村镇银行在增资扩股方面税费高,经营负担较重,并不利于吸纳更多民营企业和民间资本进入。所以,地方政府入股村镇银行反而积极性更高。
按照银监会的规划,到2011年底全国将设立1294家新型农村金融机构,其中村镇银行1027家。没有主导权的民营企业,目前只能继续以配角的身份“陪太子读书”。
浙商研究会前不久举行过一次沙龙对话,主持人以一则年初以来在浙江商界流传的故事作为对话的引子:差不多在2008年初,宏观调控和金融危机已经让不少民营企业感觉压力与日俱增。一家有着数亿元净资产的出口型制造业公司经营开始出现亏损,力不从心的老父亲召集3个儿子商议。但3兄弟意见分歧很大,无奈的老父亲最后决定:分家!
分家的结果是老大继续经营原来的主业;老二拿着自己的一份与人合作成立了一家私募股权投资基金;老三则与老乡一起转战各地“炒房”。今年春节3兄弟回到老家团聚,老大的心情比以前好了一些,虽然照旧利润微薄,但订单多了起来。老二老三则意气风发:老二与人合作的私募基金投资的项目有一个已经过会正等待挂牌上市发行;老三投资房产的收益早已翻番。
最近3兄弟又碰头聚到一起,这一回3兄弟的心情都起了变化,尤其是老二老三。私募股权投资领域竞争激烈,PE成本很高俨然过热;楼市急刹车让手里积压了好多套房子的老三心里发慌,一时不知道怎么办好。
今年下半年以来,宏观经济形势风云变幻:流动性过剩热钱汹涌;人民币升值压力持续积聚;物价上涨渐成四面围合之势;银根收紧已成定局。不久前还感觉很不差钱的企业主忽然警觉:明年是否会贷不到款?概括起来,民营企业的困境主要表现在“不好干”和“不想干”,民营企业发展正进入新的瓶颈期。
“不好干”:高门槛迈不过,小马力拖不动
从字面上看,“民航”这个词应该也是“民营航空”的缩写,但现在看来这个注解已经渐行渐远。从2009年开始,欠费、停飞、被收购,正越来越多地成为了民营航空的关键词,而金融危机的蔓延,使得航空业越来越像民营资本“不好干”的行业。
6年前的2004年,对于李继宁、刘捷音和王正華3个男人来说是幸运的,因为他们为各自的公司(鹰联、奥凯和春秋航空)争取到了民营航空的牌照。
到了去年,3人的命运开始分化。王正华仍然在为自己的航空公司打拼,李继宁的鹰联航空改姓“国”字号,刘捷音一手打造的奥凯航空也易主均瑶集团。
从2004年国内第一家民营航空公司成立迄今,民营航空公司一直处于市场边缘。与国有巨头相比,资金投入、航线审批、飞行员培养,乃至机场机务等,民营航空全部处于下风或先天不足。
民航业是高风险、高投入的行业,没有形成一定规模(一般要10架飞机以上),短期内难以盈利,而租一架飞机,挖一个飞行员,动辄就要上百万上千万的投资。据测算,按照市价一家注册资本仅为8000万元人民币的民营航空公司,若要运营5架150座级中型客机,每年在飞机租赁、航油、人力成本三方面的支出就高达3.3亿元。
相比较资金压力,航线审批等政策门槛更难越过,民营航空拿到的,往往是国有大公司无暇兼顾的“边角料”,即支线航空运输。而今年8月24日的一场伊春空难,不仅让河南航空恢复了“鲲鹏航空”的真身,也进一步恶化了民营航空的生存环境。
从西安被“挖”进河南,再到被“踢”出河南,“鲲鹏航空”只是民营航空的生存困境的缩影。“民营航空发展不能乱来,国家会很慎重地出台相关政策,可能会对支线航空做些调整,如果不限制加速发展,可能要出问题。”这预示着今后民营资本进入民航的门槛将会大大提高,运营成本也将会进一步增大。
航空业只是民营资本“不好干”的其中一个行业,这里既有资金、技术、管理等先天性的门槛。更重要的是政策制定、市场环境等的不公平不合理,生存环境的恶劣使得民营航空在竞争中处于被动下风。民营航空的安全、效率、公众形象等不如国有大航空,陷入恶性循环。
“不想干”:生物性财富创业动力衰减
早期民营企业主原始积累的财富属性为“生物性财富”,即为了填饱肚子或个人发家致富是他们创造财富的原始动力。在财富积累到超过个人和家庭的消费需要之后,这种动力随之消失,而“溢出”的财富可能转化为灰色或黑色消费,这种情况在部分私营企业主身上已经发生。面对难题和困境,有创业者萌生退意马放南山,或者无奈“杨志卖刀”;在投资实业热情减退的同时,热衷股市楼市等非实体经济投资,从直接创造财富的企业家到以资本参与财富分配的食利一族,表明支撑部分私营企业主创业的动力在减弱。
温州一直被视为中国创业活力和激情最强的地方,但现在温州的这一核心优势也在减弱。
1978年至2000年,温州国内生产总值平均增长率为15.6%,同期,全国为9.5%,浙江省为13.2%;然而,从20世纪90年代末期开始,温州经济已经开始出现增长趋缓的迹象,而且相对于浙江省的平均水平而言,已不再具有领先的地位。2003年度温州市经济增幅14.4%,虽然为6年来温州经济运行最佳,但这个增幅在浙江11个地级市中仅排列第九位。除了经济增长率之外,2003年,温州的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规模以上工业总产值、工业用电量、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利用外资、外贸出口总额等综合经济指标的增长率也基本上处于浙江省的倒数几位。而到了2009年,温州人均GDP仅4604美元,全省倒数第三位,不到杭州的一半,更是全省人均GDP的71%。
金融危机后,温州企业外迁、民资外流加剧。去年以来,温州的厂房交易火爆,厂房出售、出租明显增多,一些企业计划迁到外地去;一些企业是活不下去了,干脆卖掉厂房不干了。曾占据全国产量90%以上的温州金属打火机,鼎盛时有500多家企业,如今只剩下100家左右。而在这100家中,只有30余家的企业老板在专心经营。剩下的已经把重心转移到其他行业,比如房地产、矿产以及第三产业。
据不完全统计,很多温州企业的利润不再用于扩大再生产,回流实体经济的不到一半,相当多的变成了“热钱”。温州在工商部门注册的创投企业已达300多家,大约有1500亿元的流动资金进入了创投领域。
“怎么干”:潜规则伤感情也伤口袋
很多事实表明,市场空间制约了民营企业的成长升级。民营经济发展的规律,一是微观主体的组织化规模化程度越来越高;二是集聚的资源和允许进入的行业越来越多。但事实上准入门槛的提高和金融等核心资源分配的不均衡,使得民营企业的发展空间趋于局促和复杂,使得民营企业决策者的未来预期发生变化。
表面上看,国家对民营经济的开放力度不断加大,以新旧36条为代表的政策次第出台。确实,从宏观导向和国家政策上,毋庸担心国家会限制民营经济。
2010年4月12日,阿里巴巴集团宣布在未来5年内继续向支付宝投资50亿元人民币。几乎与此同时,央行“超级网银” 即将上线的消息传遍市场。一时间,坊间各种联想与猜测纷起:央行要收支付宝?银联要收支付宝?而马云曾放出的那句听起来有几分悲壮的表态:“随时准备把支付宝献给国家”,让外界有了多重言外之意的猜测。
虽然事后阿里方面解释这句话“并无其他深意”。但第三方支付机构望眼欲穿的牌照,迟迟拿不到;监管规范也千呼万唤不出台,影响了民营企业持续发展的心态和节奏。
虽然早在2005年6月,中国人民银行支付结算司对外发布向社会征求意见的《支付清算组织管理办法(征求意见稿)》o《办法》将“为银行业金融机构或其他机构及个人之间提供电子支付指令交换和计算的法人组织”列入监管范围,直指包括支付宝在内的所有第三方支付企業。
但是,这套基本监管框架至今未有定稿。第三方支付产业的准入资格、申请审批流程、业务经营范围以及外部监管机制等等问题仍无章可循、悬而未决。这种“只听楼梯响”的软约束,加剧了市场环境的变数和不可预知性,让企业“心里没底”,而不能心无旁骛全力以赴。
国家允许创办村镇银行的消息,着实让民营企业尤其是已经开始运营小额贷款公司的民营企业高兴了一阵子。但具体的实施细则——《村镇银行管理暂行规定》,很快让他们的热情和期望不高了。
村镇银行最大股东或唯一股东必须是银行业金融机构。最大银行业金融机构股东持股比例不得低于村镇银行股本总额的20%,单个自然人股东及关联方持股比例不得超过村镇银行股本总额的10%,单一非银行金融机构或单一非金融机构企业法人及其关联方持股比例不得超过村镇银行股本总额的10%。
这就意味着,主角只能是银行业金融机构,而民营企业,即使资本实力再雄厚,也不可能唱主角。
今年5月份,国务院公布《关于鼓励和引导民间投资健康发展的若干意见》(即“新36条”),5年前的“允许”已经变成“鼓励和引导”,并细化到“鼓励民间资本发起或参与设立村镇银行、贷款公司、农村资金互助社等金融机构”。
但是实质性突破仍然不大,虽然“新36条”允许非银行机构持股比例可以超过10%,但最大股东仍然是银行业金融机构,这个红线不能逾越。
而且,村镇银行在增资扩股方面税费高,经营负担较重,并不利于吸纳更多民营企业和民间资本进入。所以,地方政府入股村镇银行反而积极性更高。
按照银监会的规划,到2011年底全国将设立1294家新型农村金融机构,其中村镇银行1027家。没有主导权的民营企业,目前只能继续以配角的身份“陪太子读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