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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乌托邦”如今似乎正在变为现实，除芬兰外，荷兰、瑞典等国也都赶趟儿似地要给全民发工资。然而也有人质疑，高福利会培养出更多懒汉吗？
北欧国家一向以优厚的社会福利政策闻名于世，就在不久前，芬兰当局宣称正在考虑“全民发工资”：就是啥也不干，芬兰人每个月也可以无条件获得800欧元（约合人民币5567元），这笔钱还不用交税。“全民发工资”虽然听起来有些激进，但是本身并不新颖，英国空想社会主义者托马斯·莫尔早在16世纪就在《乌托邦》一书中就提出了这一想法。“乌托邦”如今似乎正在变为现实，除芬兰外，荷兰、瑞典等国也都赶趟儿似地要给全民发工资。然而也有人质疑，高福利会培养出更多懒汉吗？
芬兰全民“派糖”救失业
芬兰政府正在起草一项全国“基本收入计划”。按照时间表，最终方案将在2016年11月份前出炉，2017年才开始试验。芬兰打算借此废除现存的所有福利，而以每个月向每位公民发放800欧元来取而代之。这个计划听起来虽然有点不着边际，但芬兰政府看起来已经下决心要完成这个设想。
虽然听起来有违直觉，但这个计划的本意是为了解决失业问题。芬兰人曾经是全球收入最高的群体，可这一令人艳羡的群体如今不得不加入失业的行列。芬兰经济约一半依赖出口，而传统的出口行业如林业、造纸业、钢铁业等日益萎缩，很多企业正处于结构调整中，这导致失业增加和税收减少。该国2015年10月的失业率为8.7%，同比上升0.4%;失业人数为23.4万，同比增加1.4万。其中，15岁至24岁的芬兰年轻人失业率高达17.8%。
制定该计划的政府机构——芬兰社会保险机构委托完成的一项民意调查显示，69%的民众支持基本收入计划。支持者认为，这项基本收入计划意在鼓励更多人重返工作岗位，政府提供基本收入将使人们可以接受低薪工作而无需做出个人牺牲。换言之，如果政府发放基本收入，那么芬兰公民便可在没有私人成本的情况下参加低收入工作。相比之下，如果没有基本收入，普通百姓在做临时工时会导致社会津贴降低，因而导致总收入下降。目前，芬兰总理尤哈·西皮莱也力挺这一方案：“对我而言，基本收入意味着简化社会保障体系。”
荷兰、瑞士“不甘落后”
在全民发工资方面，同为北欧国家的荷兰和瑞士也“不甘落后”。荷兰的几个城市将在2016年实施基本收入计划，瑞士也将在2016年对这一问题举行全民投票。
从2016年1月份开始，荷兰第四大城市乌得勒支将进行一项社会实验，以测试“基本收入”对民众的影响。按照设计，一批已经领取政府福利的人群每月将会获得一张支票。其中，每位成人会有约900欧元，一对夫妻或一个家庭会有1300欧元。
这个社会实验大约会有300人参加。其中至少有50人可以无条件地拿钱，不用受任何规则约束。也就是说，即使找到工作或是有其他收入，他们还是可以拿钱。除了这一组外，还会有其他3组分别受到不同严格程度的规范，最后还会有遵循现行福利法的控制组。现行福利法对接受补助的民众找工作和维持生计上都有规定。
计划负责人霍斯特表示，这个实验的目的在挑战传统观念，过去，人们认为接受大众救济的人需要被时不时地访察。此外，过去也有人批评“基本收入”无法驱策人们去工作，会对经济造成伤害。“人们说他们（接受‘基本收入’者）不会认真找工作。”霍斯特接着说，“我们会找到答案。”霍斯特乐观地表示：“我们认为这样做会让更多人快乐一点，也可以找到工作。”
瑞士人也在寻找答案。该国计划在2016年举行公投，决定是否实施全民“基本收入计划”。最新民调显示，49%的瑞士人会投赞成票。一旦付诸实践，每位瑞士居民每个月将无条件获得2500瑞士法郎（约合1.7万元人民币）的工资。
多芬实验带来的启示
事实上，包括印度和马拉维在内的多国此前都曾进行有关政府福利与基本收入的实验。这其中，最瞩目的当属加拿大小镇多芬于1974至1979年间进行的一项实验。加拿大曼尼托巴大学经济学家伊芙琳·福杰特对这一实验专门进行了研究，她在2011年出版了一份名为《没有贫穷的城镇》的报告。
多芬实验诞生于加拿大左翼政治时期，当时预计耗资1700万美元，其中三分之二由联邦政府出资，剩下的由当地政府提供。任何个人或家庭只要符合规定的标准都可以参加，但家庭规模和其他收入来源均作为考虑因素。到1978年为止，一个没有任何收入来源的家庭会得到3800美元至5800美元的资助;那些有其他收入来源的家庭获取的资助会少一些，有些家庭仅得100美元。
一些人利用这笔钱来购买生活必需品，另一些人则用来提高赚钱能力，例如买一辆新车。在福杰特看来，基本收入“帮助缓解了贫困并协助减轻了许多其他社会问题”。虽然政府福利的发放让年轻人的工作时间减少，但这是因为许多青年男性选择了继续接受教育，或是许多母亲因为经济压力减小而得以全身心投入养育子女的工作中去。“许多人起初对项目并不积极，但政府的援助让男性得以继续学习。完成学位后，他们的薪金会有显著增长。女性也可以利用更多的时间来抚育子女。”福杰特说。
尽管有人担忧人们的劳动积极性会下降，但在福杰特看来，多芬实验“总是激励人们花更多的时间去工作”。按照规定，人们通过工作每获得1美元的收入，获取的福利就会减少50美分。所以，那些努力工作的人仍保有50%的福利收入。
实验的结果显然是积极的。多芬镇看病和住院的人数持续减少，人们的心理健康状况也大幅改善，每个人都变得更快乐了。“政府在医疗方面的支出得以减少。”福杰特说。实验甚至影响到了那些没能获得资助的人，福杰特将这一现象称为“社会乘数效应”。例如，如果一个学生因为基本收入保障而继续学业，他的那些没有家庭经济压力的朋友也会受其影响坚持下来。 “对于一个主要由自由职业者构成的农业小镇来说，基本收入计划带来的稳定性和可预测性至为重要。”福杰特写道，“不管农产品价格或天气如何变化，每个家庭都知道自己能有所依。即便有生病、残疾或不可预知的经济事件突然发生，都不会给家庭经济带来毁灭性影响。”几乎每个当时生活在多芬的人都认为，实验改善了他们的生活质量。
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多芬并非北美唯一一个推行基本收入实验的地方。在美国的新泽西州、宾夕法尼亚州、西雅图以及丹佛，都开展了类似的实验。但多芬是唯一一个将实验对象扩及全部人口的城镇，而不是像其他地方那样随机选取实验对象。
一些还不确定的困境
不过，多芬实验在中途就遇到了财务危机。北美地区当时正遭遇经济衰退，失业率高企，实验所需资金远远超过了预算。在随后两年里，研究人员甚至无法获得足够的资金来进行数据分析。在实验持续到第四年的时候，诸如石油危机之类的经济现实已经改变了政治气候，新的政党上台执政，基本收入理念被抛弃。最终，实验被迫结束，其结果被存档。直到2005年，福杰特发现了1800箱材料。
与多芬实验一样，芬兰推行“基本收入计划”也要花费很多钱。芬兰社会保险机构局长利萨·西萨拉说该计划将为政府节省上百万欧元。但据彭博社估算，给540万人口每人每月800欧元，一年要花费522亿欧元。如果计划只惠及成年公民，那么芬兰有大约490万成年人，每年仍将花费467亿欧元，而芬兰政府2016年的收入预计是491亿欧元。
另一个很重要的问题是，有一些人的生活可能会因为该计划变得更糟糕。对那些仍接受住房保障和伤残津贴的人来说，他们的钱会减少，因为该计划是建立在废除现有福利的基础上。另外，国家基本收入只会给成年人每月津贴，那么举例来说，一位有三个孩子的单身妈妈将会比邻居没有孩子却又有兼职工作的人要生活更艰难。
最后，该提案引发了给每个个体同样的福利待遇是否真的公平这一问题，因为有一些人确实生活得很艰难。尽管芬兰宪法坚持认为所有公民必须平等，但平等可以从许多不同方面来解释。到目前为止，对于国家基本收入计划能否建立一个更平等的社会，人们还没有明确的答案。
但在美国前劳工部长罗伯特·赖克看来，实施基本收入计划是不可避免的。“在美国、加拿大和欧洲，围绕社会保障的种种计划仍然是假想，推行多芬模式宜早不宜迟。”
北欧国家一向以优厚的社会福利政策闻名于世，就在不久前，芬兰当局宣称正在考虑“全民发工资”：就是啥也不干，芬兰人每个月也可以无条件获得800欧元（约合人民币5567元），这笔钱还不用交税。“全民发工资”虽然听起来有些激进，但是本身并不新颖，英国空想社会主义者托马斯·莫尔早在16世纪就在《乌托邦》一书中就提出了这一想法。“乌托邦”如今似乎正在变为现实，除芬兰外，荷兰、瑞典等国也都赶趟儿似地要给全民发工资。然而也有人质疑，高福利会培养出更多懒汉吗？
芬兰全民“派糖”救失业
芬兰政府正在起草一项全国“基本收入计划”。按照时间表，最终方案将在2016年11月份前出炉，2017年才开始试验。芬兰打算借此废除现存的所有福利，而以每个月向每位公民发放800欧元来取而代之。这个计划听起来虽然有点不着边际，但芬兰政府看起来已经下决心要完成这个设想。
虽然听起来有违直觉，但这个计划的本意是为了解决失业问题。芬兰人曾经是全球收入最高的群体，可这一令人艳羡的群体如今不得不加入失业的行列。芬兰经济约一半依赖出口，而传统的出口行业如林业、造纸业、钢铁业等日益萎缩，很多企业正处于结构调整中，这导致失业增加和税收减少。该国2015年10月的失业率为8.7%，同比上升0.4%;失业人数为23.4万，同比增加1.4万。其中，15岁至24岁的芬兰年轻人失业率高达17.8%。
制定该计划的政府机构——芬兰社会保险机构委托完成的一项民意调查显示，69%的民众支持基本收入计划。支持者认为，这项基本收入计划意在鼓励更多人重返工作岗位，政府提供基本收入将使人们可以接受低薪工作而无需做出个人牺牲。换言之，如果政府发放基本收入，那么芬兰公民便可在没有私人成本的情况下参加低收入工作。相比之下，如果没有基本收入，普通百姓在做临时工时会导致社会津贴降低，因而导致总收入下降。目前，芬兰总理尤哈·西皮莱也力挺这一方案：“对我而言，基本收入意味着简化社会保障体系。”
荷兰、瑞士“不甘落后”
在全民发工资方面，同为北欧国家的荷兰和瑞士也“不甘落后”。荷兰的几个城市将在2016年实施基本收入计划，瑞士也将在2016年对这一问题举行全民投票。
从2016年1月份开始，荷兰第四大城市乌得勒支将进行一项社会实验，以测试“基本收入”对民众的影响。按照设计，一批已经领取政府福利的人群每月将会获得一张支票。其中，每位成人会有约900欧元，一对夫妻或一个家庭会有1300欧元。
这个社会实验大约会有300人参加。其中至少有50人可以无条件地拿钱，不用受任何规则约束。也就是说，即使找到工作或是有其他收入，他们还是可以拿钱。除了这一组外，还会有其他3组分别受到不同严格程度的规范，最后还会有遵循现行福利法的控制组。现行福利法对接受补助的民众找工作和维持生计上都有规定。
计划负责人霍斯特表示，这个实验的目的在挑战传统观念，过去，人们认为接受大众救济的人需要被时不时地访察。此外，过去也有人批评“基本收入”无法驱策人们去工作，会对经济造成伤害。“人们说他们（接受‘基本收入’者）不会认真找工作。”霍斯特接着说，“我们会找到答案。”霍斯特乐观地表示：“我们认为这样做会让更多人快乐一点，也可以找到工作。”
瑞士人也在寻找答案。该国计划在2016年举行公投，决定是否实施全民“基本收入计划”。最新民调显示，49%的瑞士人会投赞成票。一旦付诸实践，每位瑞士居民每个月将无条件获得2500瑞士法郎（约合1.7万元人民币）的工资。
多芬实验带来的启示
事实上，包括印度和马拉维在内的多国此前都曾进行有关政府福利与基本收入的实验。这其中，最瞩目的当属加拿大小镇多芬于1974至1979年间进行的一项实验。加拿大曼尼托巴大学经济学家伊芙琳·福杰特对这一实验专门进行了研究，她在2011年出版了一份名为《没有贫穷的城镇》的报告。
多芬实验诞生于加拿大左翼政治时期，当时预计耗资1700万美元，其中三分之二由联邦政府出资，剩下的由当地政府提供。任何个人或家庭只要符合规定的标准都可以参加，但家庭规模和其他收入来源均作为考虑因素。到1978年为止，一个没有任何收入来源的家庭会得到3800美元至5800美元的资助;那些有其他收入来源的家庭获取的资助会少一些，有些家庭仅得100美元。
一些人利用这笔钱来购买生活必需品，另一些人则用来提高赚钱能力，例如买一辆新车。在福杰特看来，基本收入“帮助缓解了贫困并协助减轻了许多其他社会问题”。虽然政府福利的发放让年轻人的工作时间减少，但这是因为许多青年男性选择了继续接受教育，或是许多母亲因为经济压力减小而得以全身心投入养育子女的工作中去。“许多人起初对项目并不积极，但政府的援助让男性得以继续学习。完成学位后，他们的薪金会有显著增长。女性也可以利用更多的时间来抚育子女。”福杰特说。
尽管有人担忧人们的劳动积极性会下降，但在福杰特看来，多芬实验“总是激励人们花更多的时间去工作”。按照规定，人们通过工作每获得1美元的收入，获取的福利就会减少50美分。所以，那些努力工作的人仍保有50%的福利收入。
实验的结果显然是积极的。多芬镇看病和住院的人数持续减少，人们的心理健康状况也大幅改善，每个人都变得更快乐了。“政府在医疗方面的支出得以减少。”福杰特说。实验甚至影响到了那些没能获得资助的人，福杰特将这一现象称为“社会乘数效应”。例如，如果一个学生因为基本收入保障而继续学业，他的那些没有家庭经济压力的朋友也会受其影响坚持下来。 “对于一个主要由自由职业者构成的农业小镇来说，基本收入计划带来的稳定性和可预测性至为重要。”福杰特写道，“不管农产品价格或天气如何变化，每个家庭都知道自己能有所依。即便有生病、残疾或不可预知的经济事件突然发生，都不会给家庭经济带来毁灭性影响。”几乎每个当时生活在多芬的人都认为，实验改善了他们的生活质量。
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多芬并非北美唯一一个推行基本收入实验的地方。在美国的新泽西州、宾夕法尼亚州、西雅图以及丹佛，都开展了类似的实验。但多芬是唯一一个将实验对象扩及全部人口的城镇，而不是像其他地方那样随机选取实验对象。
一些还不确定的困境
不过，多芬实验在中途就遇到了财务危机。北美地区当时正遭遇经济衰退，失业率高企，实验所需资金远远超过了预算。在随后两年里，研究人员甚至无法获得足够的资金来进行数据分析。在实验持续到第四年的时候，诸如石油危机之类的经济现实已经改变了政治气候，新的政党上台执政，基本收入理念被抛弃。最终，实验被迫结束，其结果被存档。直到2005年，福杰特发现了1800箱材料。
与多芬实验一样，芬兰推行“基本收入计划”也要花费很多钱。芬兰社会保险机构局长利萨·西萨拉说该计划将为政府节省上百万欧元。但据彭博社估算，给540万人口每人每月800欧元，一年要花费522亿欧元。如果计划只惠及成年公民，那么芬兰有大约490万成年人，每年仍将花费467亿欧元，而芬兰政府2016年的收入预计是491亿欧元。
另一个很重要的问题是，有一些人的生活可能会因为该计划变得更糟糕。对那些仍接受住房保障和伤残津贴的人来说，他们的钱会减少，因为该计划是建立在废除现有福利的基础上。另外，国家基本收入只会给成年人每月津贴，那么举例来说，一位有三个孩子的单身妈妈将会比邻居没有孩子却又有兼职工作的人要生活更艰难。
最后，该提案引发了给每个个体同样的福利待遇是否真的公平这一问题，因为有一些人确实生活得很艰难。尽管芬兰宪法坚持认为所有公民必须平等，但平等可以从许多不同方面来解释。到目前为止，对于国家基本收入计划能否建立一个更平等的社会，人们还没有明确的答案。
但在美国前劳工部长罗伯特·赖克看来，实施基本收入计划是不可避免的。“在美国、加拿大和欧洲，围绕社会保障的种种计划仍然是假想，推行多芬模式宜早不宜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