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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世界上没有一个国家如同英国一样，将溢于言表的褒义词夹进自己的名字。
“Great Britain”（大不列颠）原意指英伦诸岛中最大的岛屿，与位列联合国主权国家名单的英国之间，在政治体组成上还差了一个北爱尔兰，但联合王国却仍然有意无意地在各种场合使用着这一响亮的名号，毕竟“Great”（极好的）听起来比“United”（团结的）漂亮太多。
这种征服新世界的“光荣”与抽离旧世界的“孤立”共同作用，造就了大英帝国的辉煌，也塑造了英国镌刻在国家品德和民族性格中的骄傲和孤独。
在海上，旧航线边缘的西班牙和葡萄牙咄咄逼人，在宗教热情的加持下，拉开了大航海时代的序幕。向往香料和黄金的西葡皇室一掷千金，支持着冒险家们开拓出了全球航线，先声夺人地站上了大航海时代的头把交椅。不甘落后的英国，也加入了这场探索未知的赛跑中。海盗出身的海军中将德雷克，1577年完成人类有史以来第二次环球航行，并在11年后率领英国海军痛击西班牙无敌舰队，撼动了西班牙自16世纪以来在海上的“无敌”地位。
在陆上，宗教改革以来天主教和新教之间的裂痕，逐渐扩张至整个欧洲，英格兰与同样献身于新教的瑞典、普鲁士等国结盟，对抗神圣罗马帝国及其盟友西班牙。经过长达30年的混战，大名鼎鼎的《威斯特伐利亚条约》奠定了现代国际关系的基本规则—主权国家平等，教权和王权分离。与此同时，法国、英国、奥地利、普鲁士和俄国作为新晋欧洲五强崛起。
隔岸观火的英国，自此逐渐形成了一种“均势”的对欧态度，即，一旦大陆上出现了具有压倒性优势的单个国家或联盟，英国就会选择与剩下的国家结盟，打击这一共同敌人，将局势重新扳回均衡状态。正如始于1754年的七年战争中，英国为打击法国，与普鲁士结盟，迎战奥法俄同盟。七年战争的胜利，使英国在海外殖民地的争夺中一跃超过法国，占有了加拿大和印度，王冠璀璨，开始走上“日不落帝国”的道路。
法国大革命将改革春风吹满欧洲大地，虽然远没有波及英国本土，但英国早已按捺不住“均势”原则下掐灭革命火种的决心。通过海外殖民积攒了大量财富的英国，从1793年开始，通过提供巨额财政援助组织起反法同盟，经历六次反法同盟战争，一盘散沙的欧洲，终于在1814年维也纳会议上重整了“正统秩序”。作为击败拿破仑帝国的战胜国，英国在这场会议上得偿所愿，与诸国达成了恢复拿破仑帝国之前国家边界的共识，并默契地限制法国的势力。
至此，英国的均势和孤立臻于成熟，“光荣”也随之到达顶峰。没有了法国的竞争与压制，英国由此开启长达百年的霸权时代，直到一战前受到来自德国“争取阳光下地盘”的初生牛犊的挑战。
如果说一战是英国面对德国挑衅，对恪守已久的“光荣孤立”政策的背叛，那么二战就是独善其身的英国不得不趟的浑水。
若非丘吉尔超凡的战略眼光和演讲术，正在跟希特勒媾和的英国，是断然不会从绥靖政策中走出来的。这对于英国而言显得有些讽刺，站在胜利者的行列结束了两次大战，却又都元气大伤，直到二战后把霸权彻彻底底拱手让给了自己的继承人—美国。甚至孤立主义的外交政策传统，也被美国一并继承过去，在此按下不表。
二战后，世界历史发展的速度突然就迎来了一个跃升，帝国瓦解的速度也是，用“摧枯拉朽”来形容并不夸張。从1947年印度独立到1997年香港回归，短短半个世纪，曾经拥有3000多万平方公里领土的大英帝国，又蛰伏回了大不列颠岛。
把眼光从世界收回到欧洲，情况对于英国而言则更为吊诡，曾经执念于分而治之的英国逐渐卷入欧洲联合的计划。在广泛被引以为欧洲一体化肇始的“舒曼计划”之前，是英国提议并签署了战后欧洲国家间的第一个合作协议—《布鲁塞尔条约》，联合包括法国、比利时在内5个国家建立了共同防务联盟。而面对美国马歇尔计划的慷慨提议，英国需要接受的首要条件就是与其他受援国，也就是绝大多数西欧国家，建立起一个合作组织，即后来的经济合作组织（OECD）。 逐渐失去帝国，开始拥有联盟的半个世纪，对英国来说，是彷徨的半个世纪。
欧洲大陆在经历了两次血肉模糊的大战之后终于痛定思痛，严肃地考虑起“欧洲联合”，意图一劳永逸，实现制度化的和平。欧洲煤钢共同体、欧洲经济共同体和欧洲原子能共同体在6个欧洲国家的紧密磋商中诞生，并成为欧洲共同体，亦即未来欧洲联盟的雏形。英国在1973年欧洲共同体第一次扩大时成功跻身，但只要稍微读一读英国入欧史就会发现，这桩结合从一开始就没有爱情。
与创始六国多少怀揣“欧洲一体”的浪漫主义理想不同，英国纯粹垂涎于欧洲经济共同体及其建成的共同市场所带来的经济利益。从入欧申请到入欧之后，英国反复无常地提出“例外条件”，与如火如荼的一体化事业若即若离。申根协议、共同货币这些被当作一体化根基的产物，英国统统敬而远之，置身事外。要知道，2016年举行的脱欧公投并不是英国针对自身在共同体地位的第一次公投。上一次发生在1975年—英国加入欧共体两年后，以67%比32%选择了“留下”。
历史不会重复，但会押韵。用欧盟转嫁国内政治矛盾，对无论哪个党派的英国首相来说，都是驾轻就熟。保守党领袖卡梅伦从工党同侪那里学了这招，承诺一旦成功当选，将会很快举行关于欧盟成员国地位的全民公投，打出一个一箭双雕的如意算盘，既吸引国内选票，又向欧洲盟友施压。但这次，民意盖过了运气。
公投在2016年6月如约举行，以2%的优势获胜的“离开”让全世界从股市到政坛都震了一震。但冷静下来向来处望，这句“离开”仿佛又是英国憋了快半个世纪的一句话。
“离开”意味着英国与其最大的贸易伙伴—占其进口总量半数以上、出口总量超过40%的欧盟，要重新考虑关税和其他非关税安排。无论是重回世贸组织框架还是另起炉灶签署新协议，都要耗费大量的人力和时间成本。加之，欧盟板上钉钉地告诫英国，在脱欧过程中不能“捡樱桃”，所以最后的结果可能不会让英国非常满意。即使欧盟也将因此承受一定损失，这也是它为了以儆效尤愿意付出的成本。
重新自立门户的英国，无非念念不忘“自主自强”的道路，但周围世界是否买账就不一定了。尝够了分而治之苦果的欧洲各国，现在最厌恶的就是任何国家的单边行动，对英国来说也不例外。
英国跳出欧盟框架，要想再与任何一个欧盟成员国达成协议，交易成本远比留在欧盟内大得多。而本来手握联合国五常、欧盟三大国地位一手好牌的英国，弃牌不打，对于欧洲之外的国家来说也吸引力大减。大家嘴上奉承，心里都明白，时光荏苒，帝国不在，这是个骄傲的贵族，拒绝了融入新世界的邀约。
即便是2017年3月，“分手信”遞出后，英国新任首相特蕾莎·梅对下议院的演讲中，仍然怀着毫不掩饰的骄傲。“我们所做的决定明确了我们的民族性格……齐心协力，我们可以建成一个更强大，更公平，也更好的英国，一个我们的孩子和孙子可以自豪地称之为家的地方。”
直播欧洲理事会主席唐纳德·图斯克接收“分手信”的那天，欧洲议会的英国同事一脸苦笑地打趣道：“没关系，英国就快要成为专家了。”
我转过头问：“什么的专家？”
“离开的专家。”多典型的英式幽默。
“骄傲”不是坏事，特别是当你拥有荣耀的过去。毕竟对于光荣来说，记住很简单，遗忘更困难。
“Great Britain”（大不列颠）原意指英伦诸岛中最大的岛屿，与位列联合国主权国家名单的英国之间，在政治体组成上还差了一个北爱尔兰，但联合王国却仍然有意无意地在各种场合使用着这一响亮的名号，毕竟“Great”（极好的）听起来比“United”（团结的）漂亮太多。
这种征服新世界的“光荣”与抽离旧世界的“孤立”共同作用，造就了大英帝国的辉煌，也塑造了英国镌刻在国家品德和民族性格中的骄傲和孤独。
在海上，旧航线边缘的西班牙和葡萄牙咄咄逼人，在宗教热情的加持下，拉开了大航海时代的序幕。向往香料和黄金的西葡皇室一掷千金，支持着冒险家们开拓出了全球航线，先声夺人地站上了大航海时代的头把交椅。不甘落后的英国，也加入了这场探索未知的赛跑中。海盗出身的海军中将德雷克，1577年完成人类有史以来第二次环球航行，并在11年后率领英国海军痛击西班牙无敌舰队，撼动了西班牙自16世纪以来在海上的“无敌”地位。
在陆上，宗教改革以来天主教和新教之间的裂痕，逐渐扩张至整个欧洲，英格兰与同样献身于新教的瑞典、普鲁士等国结盟，对抗神圣罗马帝国及其盟友西班牙。经过长达30年的混战，大名鼎鼎的《威斯特伐利亚条约》奠定了现代国际关系的基本规则—主权国家平等，教权和王权分离。与此同时，法国、英国、奥地利、普鲁士和俄国作为新晋欧洲五强崛起。
隔岸观火的英国，自此逐渐形成了一种“均势”的对欧态度，即，一旦大陆上出现了具有压倒性优势的单个国家或联盟，英国就会选择与剩下的国家结盟，打击这一共同敌人，将局势重新扳回均衡状态。正如始于1754年的七年战争中，英国为打击法国，与普鲁士结盟，迎战奥法俄同盟。七年战争的胜利，使英国在海外殖民地的争夺中一跃超过法国，占有了加拿大和印度，王冠璀璨，开始走上“日不落帝国”的道路。
法国大革命将改革春风吹满欧洲大地，虽然远没有波及英国本土，但英国早已按捺不住“均势”原则下掐灭革命火种的决心。通过海外殖民积攒了大量财富的英国，从1793年开始，通过提供巨额财政援助组织起反法同盟，经历六次反法同盟战争，一盘散沙的欧洲，终于在1814年维也纳会议上重整了“正统秩序”。作为击败拿破仑帝国的战胜国，英国在这场会议上得偿所愿，与诸国达成了恢复拿破仑帝国之前国家边界的共识，并默契地限制法国的势力。
至此，英国的均势和孤立臻于成熟，“光荣”也随之到达顶峰。没有了法国的竞争与压制，英国由此开启长达百年的霸权时代，直到一战前受到来自德国“争取阳光下地盘”的初生牛犊的挑战。
决定，草蛇灰线地离开
如果说一战是英国面对德国挑衅，对恪守已久的“光荣孤立”政策的背叛，那么二战就是独善其身的英国不得不趟的浑水。
若非丘吉尔超凡的战略眼光和演讲术，正在跟希特勒媾和的英国，是断然不会从绥靖政策中走出来的。这对于英国而言显得有些讽刺，站在胜利者的行列结束了两次大战，却又都元气大伤，直到二战后把霸权彻彻底底拱手让给了自己的继承人—美国。甚至孤立主义的外交政策传统，也被美国一并继承过去，在此按下不表。
二战后，世界历史发展的速度突然就迎来了一个跃升，帝国瓦解的速度也是，用“摧枯拉朽”来形容并不夸張。从1947年印度独立到1997年香港回归，短短半个世纪，曾经拥有3000多万平方公里领土的大英帝国，又蛰伏回了大不列颠岛。
把眼光从世界收回到欧洲，情况对于英国而言则更为吊诡，曾经执念于分而治之的英国逐渐卷入欧洲联合的计划。在广泛被引以为欧洲一体化肇始的“舒曼计划”之前，是英国提议并签署了战后欧洲国家间的第一个合作协议—《布鲁塞尔条约》，联合包括法国、比利时在内5个国家建立了共同防务联盟。而面对美国马歇尔计划的慷慨提议，英国需要接受的首要条件就是与其他受援国，也就是绝大多数西欧国家，建立起一个合作组织，即后来的经济合作组织（OECD）。 逐渐失去帝国，开始拥有联盟的半个世纪，对英国来说，是彷徨的半个世纪。
欧洲大陆在经历了两次血肉模糊的大战之后终于痛定思痛，严肃地考虑起“欧洲联合”，意图一劳永逸，实现制度化的和平。欧洲煤钢共同体、欧洲经济共同体和欧洲原子能共同体在6个欧洲国家的紧密磋商中诞生，并成为欧洲共同体，亦即未来欧洲联盟的雏形。英国在1973年欧洲共同体第一次扩大时成功跻身，但只要稍微读一读英国入欧史就会发现，这桩结合从一开始就没有爱情。
与创始六国多少怀揣“欧洲一体”的浪漫主义理想不同，英国纯粹垂涎于欧洲经济共同体及其建成的共同市场所带来的经济利益。从入欧申请到入欧之后，英国反复无常地提出“例外条件”，与如火如荼的一体化事业若即若离。申根协议、共同货币这些被当作一体化根基的产物，英国统统敬而远之，置身事外。要知道，2016年举行的脱欧公投并不是英国针对自身在共同体地位的第一次公投。上一次发生在1975年—英国加入欧共体两年后，以67%比32%选择了“留下”。
历史不会重复，但会押韵。用欧盟转嫁国内政治矛盾，对无论哪个党派的英国首相来说，都是驾轻就熟。保守党领袖卡梅伦从工党同侪那里学了这招，承诺一旦成功当选，将会很快举行关于欧盟成员国地位的全民公投，打出一个一箭双雕的如意算盘，既吸引国内选票，又向欧洲盟友施压。但这次，民意盖过了运气。
公投在2016年6月如约举行，以2%的优势获胜的“离开”让全世界从股市到政坛都震了一震。但冷静下来向来处望，这句“离开”仿佛又是英国憋了快半个世纪的一句话。
“离开”意味着英国与其最大的贸易伙伴—占其进口总量半数以上、出口总量超过40%的欧盟，要重新考虑关税和其他非关税安排。无论是重回世贸组织框架还是另起炉灶签署新协议，都要耗费大量的人力和时间成本。加之，欧盟板上钉钉地告诫英国，在脱欧过程中不能“捡樱桃”，所以最后的结果可能不会让英国非常满意。即使欧盟也将因此承受一定损失，这也是它为了以儆效尤愿意付出的成本。
重新自立门户的英国，无非念念不忘“自主自强”的道路，但周围世界是否买账就不一定了。尝够了分而治之苦果的欧洲各国，现在最厌恶的就是任何国家的单边行动，对英国来说也不例外。
英国跳出欧盟框架，要想再与任何一个欧盟成员国达成协议，交易成本远比留在欧盟内大得多。而本来手握联合国五常、欧盟三大国地位一手好牌的英国，弃牌不打，对于欧洲之外的国家来说也吸引力大减。大家嘴上奉承，心里都明白，时光荏苒，帝国不在，这是个骄傲的贵族，拒绝了融入新世界的邀约。
即便是2017年3月，“分手信”遞出后，英国新任首相特蕾莎·梅对下议院的演讲中，仍然怀着毫不掩饰的骄傲。“我们所做的决定明确了我们的民族性格……齐心协力，我们可以建成一个更强大，更公平，也更好的英国，一个我们的孩子和孙子可以自豪地称之为家的地方。”
直播欧洲理事会主席唐纳德·图斯克接收“分手信”的那天，欧洲议会的英国同事一脸苦笑地打趣道：“没关系，英国就快要成为专家了。”
我转过头问：“什么的专家？”
“离开的专家。”多典型的英式幽默。
“骄傲”不是坏事，特别是当你拥有荣耀的过去。毕竟对于光荣来说，记住很简单，遗忘更困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