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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经济高增长的时代正在渐行渐远。
一季度的各项经济发展数据都在下滑，8.1%的GDP增速创3年来新低，7.3%的进出口增速是金融危机以来最低，财政收入增长同比下滑18.4个百分点，为近年罕见。
实际上，对于告别高增长的预测，原本出现在2008年金融危机之时，但在4万亿经济刺激计划下，这一预期被推迟了，如今面对比金融危机时“更糟糕”的局面，已不可能再继续出台另一个4万亿来挽救了。
低增长时期，是矛盾爆发和呈现时期，也有可能是改革的机会窗口期，向左还是向右，取决于执政者的智慧与勇气，是固守旧利益，还是开创新局面？
眼下政府对于改革的态度，从经济数据的角度来看，在财政减收问题上或更可能窥其端倪。
一季度财政收入大幅下滑的原因，与近两年来的所谓“结构性减税”关系不大，而与经济增长的减速直接相关，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的下滑，营业税和增值税直接受到影响，此外，房地产业的低迷，直接降低了有关契税的征收。如果算上一般预算外收入，土地出让金的大幅下滑对地方财政收入的影响将会更大。
不过，在税收下滑的同时，各种非税收入的征缴却在大幅度上升。一季度数据显示，中央非税收入4118亿元，同比增加1432亿元，增长53.3%。地方非税收入3472亿元，同比增加1158亿元，增幅50.1%。在天津，非税收入占地方一般预算收入增加额的比例甚至达到72.2%。
这表明，在税收增速放缓的情况下，所谓的“结构性减税”有可能演变成另一个“减税增费”。这些非税收入主要包括的是行政事业性收费、政府性基金、国有资本经营收益等，名目繁多，中央监管薄弱，立法机关更无从监督。
由俭入奢易，由奢入俭难，2012年对于地方政府而言，还面临着如何偿还巨额的地方债务，如何保证大批工程项目不“烂尾”等一系列4万亿后遗症，还有如何保证地方廉租房建设的资金和其他刚性公共开支。在财政减收的大背景下，“横征暴敛”的反弹有可能会出现。
这实质是在维护和强化政府部门自身利益。自1994年以来，政府财政收入一直以高于GDP两倍的速度在增长，2011年财政收入突破10万亿，而这些财政收入的百分之三四十用于投资，政府性投资左右了中国经济增长。而在收入分配格局中，在财政收入持续高于GDP增速时，居民收入持续低于GDP增速，在GDP中所占比例逐步下滑，政府与民争利的现象明显，更准确地说，是官与民抢利。
在过去很长时间里，虽然收入分配存在嚴重不公，但由于蛋糕不断快速增长，政府官员“抢蛋糕”的行为在一定程度上被容忍，而没有爆发更大的矛盾。
现在，在财政收入告别高增长的时期，应该如何改革？在其他民生支出刚性增长的情况下，如果延续以往格局，加税、加费，再扩大政府投资，将加剧企业负担和民众痛苦程度；要改革，则需要转变经济增长方式，降低政府性投资，压缩庞大的行政性开支，加强惩治腐败力度。
采取怎样的方式告别高增长，意味着不同的利益格局调整方式。而在中国，高增长之时，有改革的惰性，改革许多时候是危机倒逼式的。
一季度的各项经济发展数据都在下滑，8.1%的GDP增速创3年来新低，7.3%的进出口增速是金融危机以来最低，财政收入增长同比下滑18.4个百分点，为近年罕见。
实际上，对于告别高增长的预测，原本出现在2008年金融危机之时，但在4万亿经济刺激计划下，这一预期被推迟了，如今面对比金融危机时“更糟糕”的局面，已不可能再继续出台另一个4万亿来挽救了。
低增长时期，是矛盾爆发和呈现时期，也有可能是改革的机会窗口期，向左还是向右，取决于执政者的智慧与勇气，是固守旧利益，还是开创新局面？
眼下政府对于改革的态度，从经济数据的角度来看，在财政减收问题上或更可能窥其端倪。
一季度财政收入大幅下滑的原因，与近两年来的所谓“结构性减税”关系不大，而与经济增长的减速直接相关，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的下滑，营业税和增值税直接受到影响，此外，房地产业的低迷，直接降低了有关契税的征收。如果算上一般预算外收入，土地出让金的大幅下滑对地方财政收入的影响将会更大。
不过，在税收下滑的同时，各种非税收入的征缴却在大幅度上升。一季度数据显示，中央非税收入4118亿元，同比增加1432亿元，增长53.3%。地方非税收入3472亿元，同比增加1158亿元，增幅50.1%。在天津，非税收入占地方一般预算收入增加额的比例甚至达到72.2%。
这表明，在税收增速放缓的情况下，所谓的“结构性减税”有可能演变成另一个“减税增费”。这些非税收入主要包括的是行政事业性收费、政府性基金、国有资本经营收益等，名目繁多，中央监管薄弱，立法机关更无从监督。
由俭入奢易，由奢入俭难，2012年对于地方政府而言，还面临着如何偿还巨额的地方债务，如何保证大批工程项目不“烂尾”等一系列4万亿后遗症，还有如何保证地方廉租房建设的资金和其他刚性公共开支。在财政减收的大背景下，“横征暴敛”的反弹有可能会出现。
这实质是在维护和强化政府部门自身利益。自1994年以来，政府财政收入一直以高于GDP两倍的速度在增长，2011年财政收入突破10万亿，而这些财政收入的百分之三四十用于投资，政府性投资左右了中国经济增长。而在收入分配格局中，在财政收入持续高于GDP增速时，居民收入持续低于GDP增速，在GDP中所占比例逐步下滑，政府与民争利的现象明显，更准确地说，是官与民抢利。
在过去很长时间里，虽然收入分配存在嚴重不公，但由于蛋糕不断快速增长，政府官员“抢蛋糕”的行为在一定程度上被容忍，而没有爆发更大的矛盾。
现在，在财政收入告别高增长的时期，应该如何改革？在其他民生支出刚性增长的情况下，如果延续以往格局，加税、加费，再扩大政府投资，将加剧企业负担和民众痛苦程度；要改革，则需要转变经济增长方式，降低政府性投资，压缩庞大的行政性开支，加强惩治腐败力度。
采取怎样的方式告别高增长，意味着不同的利益格局调整方式。而在中国，高增长之时，有改革的惰性，改革许多时候是危机倒逼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