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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舍，维吾尔族，汉语写作。1970年代生于新疆，现居银川，媒体人。中国作协会员。鲁迅文学院第十五届、第二十八届高研班学员。出版有长篇历史小说《乌孙》，短篇小说集《奔跑的骨头》《飞地在哪里》，散文集《白蝴蝶，黑蝴蝶》《撞痕》。
1
今天，我要整理书房。三只大书架，近万本书，还有埙、漆器、花瓶、笔筒、读书卡片、台灯、墨水、杂物筐、抽屉里的笔记本、信件、移动硬盘、墙上的自画像……这些经年累月经由各种念头、各种需要积攒起来的有用或者无用的身外之物，它们一半时间使我如置身宫殿，另一半时间，则如坐废墟。清理书房是搬家这件事中最累人的一项，每本书要像在书架上一样，按照分类和阅读习惯，分装在一只只愁容满面的纸箱里；每件小玩意儿，我根本不知道它们到底有多少，具体是哪些，却每一个都藏着时间的信息或者我内心的秘密，有的甚至比我的亲人与我的关系都更紧密，更给我惊喜与安慰。因此，根据以往的搬家经验，我不会像扔掉客厅抽屉或者厨房壁柜里的零碎那样，轻易地扔掉那些夹在书架间的小玩意儿。
清理书房是件体力活儿，我必须吃点东西。水烧开后，我从冰箱里翻出最后一块豆沙夹心面包。餐厅堆满纸箱，只余一条一人宽的通道，端着泡好的红茶，我在餐桌边坐下来。窗外细雨朦胧，已经三天了，天空仍然阴沉无光，灰黑色的云层让我想到新湖镇地平线上翻滚的沙尘暴。新湖镇是我出生的地方，一个塔克拉玛干大沙漠东北角的戈壁小镇。我边吃早餐边打量厨房，虽然搬走后就要卖掉这套房子，但我还是十分喜欢这间厨房：近二十平方米的开放式设计，没有变色的乳粉色墙漆，依旧明亮干净的乳白色橱柜与墙砖，结实耐用的钢木餐桌……可是不知道为什么，它们让我的记忆瞬间来到了三十多年前的新湖镇。那时候，我们家的三间土坯平房的采光都不太好，屋内四壁最早是雪白的，后来因为冬日生火取暖，一年年地就暗了下去。记得上高二的一个晚上，我坐在火炉旁一边烤火一边背历史年代，不觉中跑了神，盯着墙皮上四处蔓延的细纹开始胡思乱想，认为房子不是给烟熏黑的，而是墙壁里面生了什么东西，它们由内而外，腐蚀或者侵占着我的家。它们是什么东西呢？我想了又想，那天语文老师刚好出了一道作文题，《时间是什么》，我恍然大悟，断定是时间藏在我们家的墙壁里，一年年改变着它们的颜色。随后，我将这个想法写进作文，没想到大受表扬，字里行间被老师用红笔画满了表示赞叹的加重符。因为墙壁颜色的关系，早晨起床后，家里看起来总是又昏暗又冷清，无论在哪个角落，都无法感受到一日之晨的清新与崭新。记忆中，早晨起床后家里总是没人，那些日子里，爸妈早上都在哪儿呢？春夏秋三季大概是在菜地或者棉花地，浇水、施肥、锄草、间苗、打顶，这些活儿只能在工作之余的早上和黄昏做。但是冬天呢？冬天他们在哪里？时间里布满疑问，不仅这一件，沙漠在房子的哪个方向，棉花地一年能收多少斤棉花，爸妈是怎么把家从连队搬到团部的，后来又是怎样离开新湖镇搬到库尔勒市的，那些母鸡、杏树、葡萄树、坎土曼、旧相册、老像章……扔掉多少留下多少，这些简简单单的事情，我是真的不知道，还是因为它们的简单而遗忘了呢？
一只喜鹊喳喳飞过，它的翅膀大概湿透了，飞得急促，叫声也又低又短；窗台上的欧洲月季——薰衣草花环的花盆边缘，一片指甲大小的落叶裹了一层白绒绒的霉菌。现在是三月份的最后一周，我生活的城市——银川——从来没有像今年这样，下着如此又闷又长的春雨。
生活看似了无新意，但我几乎每一天都为自己和世界感到惊奇。比如此时此刻，我坐在拥挤杂乱的厨房里喝茶吃早餐，窗外雨雾霏霏，我的思绪如烟，忽而停在遥远的新湖镇的上空，忽而转身回来，为过去与此刻两个自己的关系感到吃惊：那个新湖镇的我，是怎么走到今天，成为此刻坐在这间厨房里的我的呢？不管怎么说，那个新湖镇的我，既不会想象到、也不会梦到今天的我。那么，那个新湖镇的我，对今天的我感到满意吗？或者，我是她当初想成为的那个人吗？
必须结束这种毫无意义的胡思乱想，事实上今天我只有大半天的时间清理书房，下午四点，我和朋友已经约好，我们得谈一个电视节目的合作意向。
2
我决定先从那些小零碎开始。埙、漆器、花瓶、笔筒、读书卡片、台灯、墨水、杂物筐、抽屉里的笔记本、信件、移动硬盘、墙上的自画像……这些小玩意儿，它们够我收拾一阵子。它们是最让我心烦的，也是最最有趣的，它们每一件的背后，都能扯出些小故事。有时候是一次旅行；有时候是一个朋友的情义；有时候，则完全是我不着边际也无法解释的私人爱好。比如这件刻着贺兰山岩画的埙，无论从哪个角度揣摩它，手感都仿佛贴着一个年轻女子的脸。它是一位朋友的手工作品，我们曾经亲密无问，一度像情侣一般无私和信任彼此，如今我们仍是好友，却失去了当初的自在与舒适。还有这厚厚一沓奖励证书，光滑的铜版纸上，印着我作为一名新闻从业人员的荣誉，它们冷漠地躺在一只白色的塑料收纳箱里，并不知道我对这个职业从来没有什么热情。这只铁皮文具盒，是我在新湖镇上高中时用的，时间大概是一九八八年或者一九八九年，盒面上印着树荫成行的北京北海公园，盒盖与盒身已经分家。
握着这只铁皮文具盒，我叹口气坐在地板上，说什么都不敢相信它的存在。它是什么时候跟着我从新湖镇来到银川的？为什么我的记忆一无所有？时间已经过去三十年，这三十年里我上大学、工作、恋爱、结婚、生子、搬家、搬家、再搬家，生活仿佛一只网袋，添进新的，筛掉旧的，年复一年，过去鱼一般一尾又一尾地迅速消失在时间的大海里，而这只铁皮文具盒，竟然安静地躲在这里。时间真的这么奇妙吗？它会回过头来找你。或者是，时间从来没有离开过，是人在盲目地走，自以为是地走，晕头转向地走，所以，说不定在哪一天就迎头碰上了仍在原地的时间。
打开盒盖，盖内贴着刘德华、曾华倩和翁美玲身穿古装服的剧照，翁美玲的剧照最多，大大小小有四张。他们是那个时代我迷恋的香港电影明星，是曾经那个我的物证，是那个时代我的内心印迹。金庸，《射雕英雄传》，翁美玲，黄蓉，武侠与武侠中的女子，我曾坠入那个刀光剑影儿女情长的世界，曾经幻想自己身怀绝技，又为一个少言情深的武林侠客深深所爱。如今，那些为我制造幻影的人都在哪里，变成什么样？ 我记得那是戈壁滩七月的一个下午，新湖镇电视台重播完前一天的《射雕英雄传》，我像中了邪，痴坐在电视前，对着只剩一片雪花的电视屏幕，独自长吁短叹。时问在我面前堆成了一座沙山，而我在故事的情节里越坠越深。翁美玲饰演的黄蓉举世无双，关上电视许久，她依旧在我眼前蹙眉、跺脚和说话。我心绪翻滚，激动得只想找个人说话，说说她的美好和我对她的喜欢，便恍恍惚惚出了家门。七月的戈壁滩，空气里滚着火球，火球烧着我的皮肤，我麻木地在家属院里转了一圈，最后拐进一条巷子的阴凉里。房檐下坐着两位长辈，她们一个摇着蒲草扇子，一个倾着身子洗衣服。我其实是希望找到两个同龄伙伴，但是那天下午他们一个个不知去了哪里，而我非得说出来。我不知道自己对两位阿姨说了什么，只记得她们笑眯眯听完，又笑眯眯地告诉我：那个演黄蓉的女的死了，吃煤气自杀了。我从小凳上一跃而起，脸都气歪了，冲着她大声喊，胡说！你胡说！阿姨笑眯眯望了我一阵，仍旧笑眯眯地说，死了，早死了。一只漂亮的大气泡，被笑眯眯地戳破了，生活中我们大概尝到最多的就是这个。起初是别人戳破自己，后来是自己戳破自己，再后来，就是自己去戳破别人，再后来，就是永无止境地互相戳破，到了最后，落得的只是一颗千疮百孔的心。
文具盒里没有笔，除了盒盖内侧那几张我曾经迷恋的明星照片，只有一把生了锈的折叠水果刀。它又难看又笨重，我的意思是说，与现在那些设计精巧材质精良的水果刀相比，它显得又破旧又没品位。它是那种多功能水果刀，刀、叉、勺、酒瓶启、罐头启……什么都有，但这丝毫没有让它显得稍高一个档次，更没有那种穿越时光的老物件的韵味。它是大红色的，贴在刀身两侧的红色塑料壳掉了一面，就是这光秃秃锈迹斑斑的一面让它破了相，而刀身里外，所有有接缝的地方，都渗着一丝丝连时间都无能为力的黑色污垢。
我当然知道自己为什么把它留在文具盒内，让它替代那些体现纯真时光的钢笔、尺子与橡皮，像个处心积虑的特务，潜藏在生活里这么多年。刀与文具，谁都清楚，它们有着一清二楚的分界线，但是它们被我在二十五年前合二为一。你们能想象吗？一件包装精美的礼盒内，装着一只麻雀的干尸。就是这种感觉，望着文具盒里这把丑陋的水果刀，此时此刻，我就是这种感觉。
我说过的，书房里的这类小玩意儿，有的甚至比我的亲人与我的关系都更特别。眼下，正是这种无人可及的特别关系，让我感到紧张、兴奋，有难以遏止的诉说之情。
3
大雨之前，警觉的蚂蚁会慌张搬家。
大学三年级，一九九二年的暑假，因为毕业分配近在眼前，我和我的同学们，成了一只只为自己寻找安身之所的蚂蚁。妈妈悄悄发愁，三年前拿到大学录取通知书时的骄傲与欢喜，眨眼间变成了一块现实的石头，压在她的睡梦之上。爸爸照例认为人应该随遇而安，因为去哪里都是活。我呢，既没有勇气也没有梦想，只好像一只自欺欺人的鸵鸟，将头埋在一摞又一摞的旧文学期刊里。
八月的一个下午，妈妈在上班间隙回了趟家。我坐在葡萄架的阴凉下，膝上摊着一本《中篇小说选刊》，一只手捧着一捧滴水的葡萄。葡萄放在嘴里热乎乎的，是我刚刚爬到葡萄架上翻找到的甜得就要爆开的一串。
“还在看那些没用的玩意儿，收拾一下，七点钟去找你大姨。”妈妈眉头紧皱。
大姨家在库尔勒市，下午七点钟怎么会有车呢？
“怎么去？干什么去？”
“你不着急你的工作吗？难道你要回到这个戈壁滩喝西北风吗？”
“找我大姨干什么？”
“让她给你想想办法，你自己去跟她讲，”妈妈抹了把头上的汗，然后拨了拨窗台上晾晒的哈密瓜干，继续说，“有个油罐车，我都说好了，七点钟，在商店门口。”
妈妈个性强悍，极少求人，只在着实紧要又没有办法的情况下，才迫不得已张口求助，即使在自己的亲人面前也是如此。这就是妈妈说完话后显得很生气的原因，她在生自己的气，她对自己感到不满，在人情世故上的束手无策，比作为一名审判员的艰难更让她恼火。
“我自己去？”我问妈妈。
“你自己去！”妈妈躲开我迷茫的目光，“这两天我案子多，没时间陪你一起去，待会儿我给你大姨打个电话，她会带你去乌鲁木齐找一位大学老师。”
我没有反抗妈妈的决定，大概是因为想到可以出去玩几天，找找同学，高中的、大学的，再逛逛百货大楼，或者看场电影什么的。至于毕业分配的事，我可以见见那位大学学长，他家有权有势，如果我成了他的女朋友，工作的事情大概就不要妈妈操心了。如果大学学长和大姨那边都落空了，我的愿望很低，只要不是新湖镇，不是塔里木盆地边上的小镇子、小团场，去哪里都无所谓。我这样想并不是因为我真的无所谓，而是我恍恍惚惚觉得未来还远，还在大气层的某个地方和风云雨一起游游荡荡。未来，不要说影子，我连它是个什么形状都没有搞清楚，为什么要这么快让它落到地上来呢？而且，冥冥中，我总是觉得我会去很远的地方，离开新湖镇，离开库尔勒，离开沙漠和戈壁，虽然我既看不清它，也说不清它。我想，这都是因为我还不知道自己想成为一个什么样的人。而在不知道自己想成为一个什么样的人之前，我没有理由反对妈妈对我的安排——我应该成为一个什么样的人。
距离退休还有五年，为了那一天，妈妈在盼望自己老去。即使知道将来有一天我会和她一样，会为人生感到疲惫，会渴望卸下责任和义务，会渴望无所事事，每天只是坐在葡萄架下掏掏耳朵打打瞌睡，但她还是比我更紧张我的未来。
那么，妈妈认为我应该成为一个什么样的人呢？
“女孩子当个老师很不错。”这句话妈妈唠叨过很多次，“你大姨认识一位大学老师。收拾好等着，我下班回来带你去坐车。”
六点半，妈妈回来了，二弟也跟着进门。二弟小我七岁，他从大渠游泳回来，满身都是盐水晒干后的白粉霜，得知我要去库尔勒，他扔下黑色的游泳圈，一脚跳到妈妈面前，说他也要去。妈妈心烦地瞪他一眼，警告他再捣乱小心挨揍。我站在院子中央，鄙视地看着二弟，心想他这种脸都洗不干净的小屁孩也胆敢来凑我的热闹。二弟很不开心，见妈妈走进屋内，飞起一脚，把墙角一段做铁锹把的木棍踢向院墙，然后冲着我恶狠狠龇开一嘴半黄不白的牙齿，又把一只空油漆罐踢到我的脚下。 临行前妈妈想起我没有吃晚饭。“中午还剩着馒头。”妈妈坐在单人沙发上抽烟，眉头紧蹙，还是很心烦的样子说，“去摘串葡萄带上，这个车很快的，四五个小时就到了。”
我装上馒头，洗好葡萄，眼睛随意扫过单人沙发旁的小茶几。那只难看的折叠水果刀横在桌上，它张牙舞爪，主刀、小刀、叉、剪刀、钻孔锥、罐头启、木锯……仿佛一只章鱼，伸开它危险的爪子。它是哪来的呢？我拿起水果刀，一边用力合上一边想，放假在家待了一个多月，从没见过它，一定是二弟今天从外面捡回来的。这时妈妈在院子里催我出门，我拿着水果刀，闪念一想，觉得路上或许用得上，抬手将它扔进黑色人造革手提包的侧兜内。
到了商店门口，车在，是辆半新的老“解放”军用油罐车，发动机盖上打着“第一汽车制造厂”的字样。司机不见人影，自行车修理铺的师傅说，司机留了话，让我们别着急，他有件重要的事情要办，很快回来。
下午七点，太阳移在戈壁滩半空的四十五度角上。头顶的火焰小了许多，但是脚下却活像踩着热气腾腾的蒸笼。承受了太阳一整天的火烧，大地要在这个时候以牙还牙，把阳光砸进它身体里的火苗都还给天空。商店是一排苏联风格的老式砖房，掉了皮的黄色墙面上残留着已经看不清图案的浮雕装饰。房子面西，所以房前没有一寸阴凉。商店前方，虽然有条林带，但是又细又矮的胡杨树根本无法遮阴。妈妈出了许多汗，短发湿透了，腋窝处，淡蓝色的的确良衬衣被洇湿了一大片。
空气里飘着盐被晒化的味道，我的脸大概和妈妈一样，像被一万只蚂蚁咬得又红又肿。妈妈皱着眉头盯着眼前那辆散发着汽油味的油罐车，生气地说：“要是八点钟人不来，今天就不去了。”妈妈边说边从裤袋里掏出五毛钱，“去买两根冰棍。”我没有任何想法，在耐心没有耗尽之前，妈妈让我做什么我就做什么，只是，我本能地感觉到，我所做的这一切，与我的未来没有一点儿关系。
冰棍房还在，门面也没变，只是一扇面街的大窗，大窗装着钢筋护栏，护栏左下角锯开一个小窗口。我凑近小窗，黑乎乎的店内伸过来一只手，打开窗户的同时，我闻见冰棍房那特有的冰爽清甜的老味道。多亏新湖镇偏僻落后，我才能吃到这种多年不见的老冰棍。这大概是那天下午最让我高兴的一件事。冰棍房还和从前一样又凉爽又安静，冰甜的空气飘出来，我的脸贪婪地又往窗内贴了贴。同学巧萍的妈妈身穿一件白长褂，坐在窗下悠闲地织着毛衣，肥滚滚的身子正享受着戈壁滩上最诱人的清凉。我往店内扫了一眼，依旧还和小时候一样，看不出那些白色棉被的下面到底是些什么东西。
“咦，是沈悦啊！你不是上大学去了吗？”巧萍妈眉毛一抖，像是挨了针扎。
“嗯，放假了。”
“还是你省心，巧萍现在还在补习，都第三年了。”巧萍妈把毛衣扔在一边，双手扶在面前盖着白色棉被的冰盒上，面生愁容，“你快毕业了吧？”
“明年。”
“你是不用再担心将来了，毕业分配到大城市，就彻底离开戈壁滩喽！”巧萍妈突然斜了我一眼，愁容变成怨气，仿佛我做错了什么事。
“从今年起，国家不包分配了。…‘不包分配，那考大学还有什么意思？”巧萍妈舒口气，一只眉毛翘了起来。
“毕业后自己找单位。”
“你找到了吗？”
“我姨妈要带我去乌鲁木齐找熟人。”巧萍妈变来变去的脸色让我很不舒服，我接着说，“是位大学教授。”果然，巧萍妈的脸又绷了起来。我抬起右手，指了指身后的油罐车，继续把话说完：“马上就走，就坐那辆车。”
巧萍妈心烦地瞪我一眼，颧骨旁的横肉跳了两跳，冲着我手里的五毛钱问：“你要买几根？”
吃完冰棍没多久，司机回来了。是个年轻人，二十四五岁的样子，瘦而结实，身高至少一米八，头发又黑又亮，细长眼，那些流出他喉咙的音节仿佛指间流过的热沙粒。妈妈之前告诉过我，他是英库勒镇的人，之前没有好好读书，所以现在连大学的门朝哪里开都不知道。
“再不来我们就要走了，说好的七点，现在都快八点了。”妈妈抹了一把脸上的汗水。
“我去给我弟弟送点东西。再说，这车拉了四吨油，天凉快些走也安全。”
“说话不算数，我怎么能放心让我姑娘坐你的车。”妈妈不听他的解释，“而且，走这么晚，到库尔勒要几点了？”
“你放心，法官阿姨，送不到你把我铐起来，我的证件你不都看过了，连我爸妈是谁你也都知道了。”
我提着人造革旅行包，站在一旁，冷眼打量司机，希望妈妈真像她所说的那样，别让我坐上这个人的车。他浑身散发的气息完全不在我的经验之内，土黄色的短袖衬衣配了一条肥大的军绿色长裤，加上一张被太阳晒出了油的黑脸膛，整个人仿佛一根刚出锅的老油条。他说话时嘻嘻哈哈，一只脚踏在油罐车的前挡板上，边说边点烟，举止显得又老练又粗鲁，偶尔瞟向我的眼神冷漠而肆无忌惮，像极了街上的小流氓。想到在之后的四五个小时内，我和他，一对孤男寡女，将并肩坐在那个只有两人座的油罐车驾驶室内，在漆黑荒凉的公路上度过整个晚上，我对妈妈产生了怨愤。不就是为了省坐班车的十五块钱吗？就把我交给这样一个人，我在心里说。
“过来！”妈妈朝我转过脸，“上车吧，见到你大姨告诉她你想当老师。出门在外，多长眼色，别像根木头闷着不吭气。”
尽管极不情愿，我还是顺从了妈妈的安排，因为按照妈妈的理论，这都是为了我的将来。可是如果出了意外，妈妈能对我的将来负责吗？
我哭丧着脸，慢吞吞走到妈妈跟前，再一次从她紧锁的眉头看到了那些让我生畏的烦恼，我的将来一定包含其中。记忆里妈妈的眉头总是这样挤成一坨凸起的肉疙瘩，看多了我就想，这肉疙瘩的里面，一定有一个蜂窝状的东西，它一小格一小格地装着妈妈的希望、失望和忧愁。而妈妈掐眉心的习惯一定与此有关。在床头，在桌边，即使夏日正午靠在葡萄架的柱子上乘凉，只要停下来安坐在某处，妈妈就会闭上眼睛，痛苦而沉醉地掐着她的眉心。而她经常掐过了头，因此眉心处不时渗着一个惊叹号形状的瘀血印。尽管看惯了妈妈的这个动作，但我仍然会有疑问，妈妈是否真能从眉心里掐出什么东西？这一次，妈妈眉心间那坨凸起的肉疙瘩让一个闪念首次飞过我的额头，也许，我应该把自己的将来移出妈妈的眉心，因为我已经不想躲在那个蜂窝状的东西里，被妈妈无休止地掐下去。 但这与这个年轻的司机有什么关系呢？我抬头看他，他钻在驾驶室里，推开方向盘前的挡风玻璃窗，然后拿起一团看不出颜色的脏抹布来回抹着方向盘和仪表盘，接着又卖力地擦起了座椅。我站在副驾驶座的车门旁，车门敞开，正好迎上他带着微笑的狡黠眼神。
“别擦了，你的抹布比座位还脏。”我说。
他近乎无耻地笑笑，然后咣当一下拉开副驾驶座前的杂物箱，一把将抹布扔进去。
4
汽车拐上大桥，再拐上公路，我脸冲窗外呆坐，尽可能离他更远，哪怕一厘米。上车前，我已告诫自己，这一路决不跟他主动搭话。别以为我搭了他的便车，就得听他的，或者满脸堆笑。是妈妈求他载我，我可没有，我坐在这里，是他和妈妈之间的事，与我无关。
路程刚刚开始，我的心情已经糟糕透顶。这条路我来来回回走了许多趟，却只有这一次，根本感觉不到目的地，不知道自己要去哪里，甚至觉得永远也到不了自己要去的地方。这种陌生的感觉让我十分委屈，个中缘由，大概既来自对未来的茫然，也因为身边这个令我极不信任的年轻司机。他看起来比车上的四吨汽油，或者一条爱咬人的狗还危险。他坐在我身边，在过去的二十分钟里，频频朝我看了又看，而我痛恨他看我时得意的神情。
在公路上走了不到二十分钟，汽车熄火停下，司机兴冲冲跳下车去，大摇大摆走进路旁一间黑乎乎的马路餐厅。就像不想知道他的名字一样，我对他要做什么没有一丝兴趣。天气凉快了一些，我趴在车窗上，一边盯着沙坡上的一丛红柳，一边琢磨见到姨妈后该怎么对她说出我的想法，尽管我什么想法也没有。一辆飞驰而过的重型卡车打断了我的思绪，然后是一辆摇摇晃晃的拖拉机，两辆车过去之后，驾驶室里的我成了半个土人。他在饭馆吃饭，我在车里吃灰，这便是旅程的开始，一个糟糕的开始。我看看前方弯曲不平的砾石公路，又朝左手高出地面的大渠渠沿看了一眼，夕阳正像一位收网的渔人缓缓收拢它的赤色光尘，心想现在下车回家还来得及。出发不到半小时，车就不明不白停下来，这个人——司机——分明没拿妈妈的话、也没拿我当回事儿。
正犹豫，司机回来了，他抱着一个西瓜，仍像跳下车去时一样，兴冲冲爬进驾驶室。他把西瓜放在我和他中间，又得意地甩甩头发，对我说：“刚去地里摘的，你摸摸，瓜还热着呢！”
看着他黑红发光的颧骨，我努力不让心中的鄙夷写在脸上，转头向外，继续发呆。我不会和这种人有任何交谈，别想用一只西瓜拉拢我。我对自己说，应该在天黑之前，以无言的方式，明白无误地让他明白，我们是两个世界的人。我不会和一个在戈壁滩跑车的司机有共同语言，不会与一个看起来又粗俗又危险的疑似二流子套什么近乎，他必须放弃他的任何企图。汽车缓缓启动，在发动机的轰鸣声中，我想，这个人，他可能还傻乎乎地认为：我和他，都是塔里木农场第二代，看在我们曾经说过同一种口音的团场河南话的份上，我会像那些爱慕虚荣的团场女孩一样，对他自在逍遥的跑车经历垂涎三尺，或许还会幻想坐上他的车，哼着费翔《故乡的云》，与他来一场惊险快活的大漠私奔。别做梦了，我在心里对他说：“我讨厌戈壁滩的一切，我要离开这里，因为又遇上你这样的人，我就更有必要离开这个鬼地方了。”
公路铺着一层压灰的石子，夹在盐碱地或者沙漠中间，宽度仅够双车并行，最糟糕的是它的颠簸，记事起我就知道它又叫“搓板路”，因为走在上面的车辆都像醉汉一样摇摇晃晃。年轻人还好，妈妈这几年出差，每次到家都得躺一天，漫长的颠簸把她的骨缝抖得都能塞进去一根指头。但我不一样，我是不在乎颠簸的，因为踏上这条路，就意味着我要离开戈壁滩，哪怕是暂时的。我在新湖镇出生并成长，新湖镇是我的故乡，但打从出生起，上一代人就将一个念头植入我们的脑海：新湖镇是个令人憎恶的地方，离开新湖镇意味着人生的幸福未来的光明。世界上的人都习惯怀念和赞美故乡，所以，在我出外上大学这几年，我始终无法为故乡给予我的羞耻感而释怀，这期间，每当读到那些歌咏故乡的文字，我就会想，世界上可能只有新湖镇这种地方的人，在教育下一代的时候，将对故乡的厌恶感嫁接在孩子的潜意识里。
车速徘徊在时速三十公里左右，我能感觉到，司机有些心不在焉，他不时随着车身颠动的节奏晃几下脑袋，又伸长脖子朝窗外看上几眼，仿佛在找什么东西。路旁有什么呢？低矮的土坯平房，沙枣刺围起来的菜地，突然闯进视野的一片高大阴凉的桑树林，望不到头的棉田，再就是隐现在芦苇和罗布麻丛中的塔里木河。此时此刻，亮晶晶的河水正好反射着橘红色的霞光，在没有芦苇遮挡的水面上，还能不时望见一圈圈细小的淡绿色波纹。更远处就是那些接上地平线的沙包了，沙包上零星散布的胡杨树、红柳和骆驼刺已被沙漠热风刮得只剩下一团团艰难的灰绿色，它们地老天荒地立在那里，就好像记忆中那些模糊却又无法忘记的往事。这些都是戈壁滩的日常景象，贫乏，荒凉，死寂，他看来看去，难道还想从中看出一头大象来？
夕阳哼着歌儿收网回家，而我前往未知的戈壁黑夜。“战斗就要打响！”车慢吞吞驶离新湖镇的时候，这几个滑稽的字突然闪进我的脑海。我低头看看自己的装束，一条芥末黄色的连衣裙。这是我最新最时髦的一件衣服，五十块钱，放假前我特意从回家的车票钱里挤出来买的，为此火车上我吃了一路的干馒头就榨菜。现在我后悔穿上它。穿上它完全是因为我要去见姨妈，完全是为了不要让姨妈像奚落妈妈一样埋怨我上了大学还像个土包子。但谁知道在我与姨妈之间，还有这个既危险又让人讨厌的司机呢？“妈妈怎么就没有提醒我呢，路上应该穿裤子！”不安让我又伤心又恼火。
汽车在颠簸中前进，天色暗下来的速度比车速快多了，我盯着道路中间两道灰白色的车辙，希望它们不要被黑暗吞没。道路两旁早已没有人家，之前匍匐在地平线前的沙丘已经悄无声息从天而降，黑压压堵在路旁，那些胡杨或者红柳伸张在夜幕下的枝条，就成了它们奇形怪状的武器。
“你妈妈说你是大学生，你在哪里上大学？”
“你叫什么名字？”他继续发问，似乎并不在乎我没有回答他。 拐过一座沙包，司机打开车灯，两条白光戳进四周的浓黑，汽车似乎走得更加艰难了。他一定会没话找话，这早在我的预料之中，但具体什么时候，我则根本没有把握，所以，我还是被他的问题吓了一跳。
原本我怔怔倚在座椅靠背上，听到他的话，干脆闭上了眼睛。夜风干爽而凉快，英库勒镇大概不远了，我抹了一把耳边被风吹乱的头发，默默祈祷，在我睁开眼睛的时候，能够在黑漆漆的戈壁荒漠的夜空下，看到一星人间灯火。
对面驶来车辆，白茫茫的灰尘在光束里翻腾。“你们这些出去上大学的女孩都牛得很，不爱理人，”他的话说到一半就收住了，猛地往右打方向盘。来者是辆傲慢的重型卡车，不仅不避不让，反而故意多占车道。“狗日的，我操你祖宗八代。”他一边紧张地控制方向，一边吐出一长串脏话，末了，又伸出半个头，朝着淹没在灰尘中的卡车屁股恶狠狠吐了几口唾沫。
会车的惊险没有让我吃惊，他的粗鲁野蛮却吓着了我，一长串肮脏的叫骂透露了他的本质，让我更加相信自己对他的判断。但是，在我提醒自己更要提防他的时候，他似乎已经忘记了刚才会车的不愉快。
“冬天时我拉过一个女的，也和你一样，刚开始脸板得比我都黑。”他一边说一边故意朝我倾倾身子，“你猜后来怎么着，过了卡拉水库，她捂着脸哭开了。我问她怎么了，她不理我，后来越号越厉害，就好像我把她怎么着了似的。她哭的劲儿可真大啊，怎么劝都劝不住，实在没办法，我说你再哭我把你扔下车喂狼去，她还是哭。再后来，我被她彻底哭烦了，张口问她家里是不是死了人，她这才冲我吼了第一句话——你们家才死人了。其实我知道她是干什么的，托我拉她的人告诉我的，她大专毕业分到垦区检察院，那天去上班报到，路上肯定被这光秃秃的戈壁滩给吓坏了。照我看，你和她一样，不仅想离开这里，而且瞧不起这里的人。哼，别忘了，你就是跑到天涯海角，你还是这里的人，你的老底在这里。”
他在拿别人试探我，我不会上他的当。车灯扫过已被沙丘掩埋的路基，我在找下一个水泥柱里程碑，这一路我都在全神贯注地寻找它们，它们每过去一个，就意味着我的“战斗”又胜利推进了一小节。
“那个女的你妈妈认识，不信你回去问。我今天下午去看守所看我弟弟，办手续的时候，在院子里碰见她，她也看到了我，但她装作不认识。嘁，都在我面前哭成那样了，还装作不认识我。你知道吗？一个人在另一个人面前哭，就等于把秘密告诉了对方。她装作不认识我，是因为我知道她的秘密。”
除了粗鲁野蛮，这个人还很狡猾阴险。他弟弟和看守所什么关系，是看守所的武警，还是关在看守所的坏人？妈妈根本不知道她把我交给了一个什么样的人，我害怕起来，脖子和腋下生出冷汗，“他在威胁我，他想让我听他的摆布。”我绷直腰，瞄了一眼他操控着方向盘的右臂——黑黝黝地闪着光，好比一根又粗又结实的钢筋。“这只手一用力就能掐断我的脖子。”我害怕，可是我越是害怕越是讨厌他，越是不想跟他讲话，不想听到他的声音。“说什么都不能哭。”我对自己说。
“路这么长，你难道要当一晚上的哑巴？”
“依我看，念书好的女孩都不爱跟我这种人说话，你觉得自己比我高明，是吧？”他说得津津有味，“不过我就喜欢话少的女孩，我还没女朋友呢，以后找老婆，我一定找个像你这样话少的。这都是因为我妈话太多了，还有我妹，我敢保证你从没见识过什么叫话多的人。打个比方，就说我妹这个人，她往那儿一站，看见什么说什么，废话多得就像一千个人同时吐瓜子皮儿，她的废话说完，然后是稀奇古怪的问题，那些问题就跟拿着铁耙子耙你的肠子一样，先是叫你难堪，然后就会让你冒出一堆火……那些话多得根本没法让你记住，所以啊，我妹这个人话多，但你若是问我她都说了些什么，我一句都说不上来。不过，跟你相比，我也算是话多的人了。”
车灯照出的尘光里，小虫乱飞。我眼也不眨地盯着光束，因为望着窗外的黑暗沙漠，没多久我就会放松警惕打瞌睡。
“唉，你能不能告诉我，不说话你不难受吗？你不说话，是因为不想跟我说话，还是在想别的事？你有男朋友吗？你是不是在想你的男朋友？他是哪里人？你最好别找那种只会念书的小白脸，那些小白脸的胳膊跟黄瓜藤子一样又软又细，胆子呢，就更别说了，和鱼泡一样，一捏就破，要是别人欺负你了，他那副熊样子根本没法保护你，你就只剩下哭了。”他越说越来劲，句子流利得不打一个磕巴，说到这里，忽地又叹口气。“不过，你们女孩到底喜欢什么样的男人，我真的搞不清楚，”他挠挠头，继续说，“初三时我喜欢过一个女生，她叫陈梦雪，名字挺好听的吧！她的头发又多又黑，眼睛又大又黑，虽然是汉族，但特像维吾尔人。她和我一样，坐在教室最后一排，对上学没什么兴趣，也觉得考大学和我们没什么关系。团场教育质量这么差，一年都出不了一个大学生。我也和你一样，不想留在团场种棉花，但你知道，路多着呢，并不只有考大学一条路。陈梦雪啊，她的话也不多，但是爱笑，她随便一笑，你就明白她知道你在想什么。她的性格一点儿不拘束，如果跳皮筋就是班里跳得最好的女生，如果发呆就什么人也不理，有时候还专门和那些学习好说大话的同学唱反调，所以她多是独来独往，大概没人够得上和她做朋友。她长得好看，比班里大多数女生都成熟，尤其她的嘴唇，红艳艳的，像涂了口红，其实是天生的。那时候我们的教室是土坯房，又破又旧，墙面一到春天就泛碱，然后一层层往下掉土，坐在最后一排的人不小心就蹭出一背灰。我喜欢陈梦雪，经常见她蹭了灰后用手拍衣服，就悄悄找了些报纸，把最后一排的墙面上都贴上了报纸，事后别人都问这是谁做的好事，可她就跟没看见一样。政治老师是个老太婆，头顶快秃了，拉着几缕半黑不白的头发，还是遮不住她肉乎乎的粉色头皮，她又丑又老，却爱打扮，每次上课抹口红，他男人是副团长嘛，湖北知青，学校没人敢说她。你知道吗？长得丑的人就是看不惯比她漂亮的人，这个政治老师就是看不惯陈梦雪。对了，陈梦雪的眼睛长得很像香港电影明星翁美玲，像极了。你不会不知道翁美玲吧，她死了快有十年了，告诉你吧，她其实不是自杀的，验尸的人在她额头上发现了三道伤痕，又在她手腕上发现了针孔，血液里还有镇静剂成分，但是这些疑点最后都没有追查下去。嘁，人都死那么多年了，不说她了。” 他咽口唾沫，继续说：“政治老师上课时老是叫陈梦雪起来回答问题，十有八九，陈梦雪都回答不上来，所以老是挨训。有一回，她装作读课文走到教室最后一排，然后突然一把扯出陈梦雪压在课本下的什么杂志，朝她的脸砸过去，陈梦雪脸一侧还是被砸到了，梳得整整齐齐的头发也被砸乱了。陈梦雪可不是那种受气包女孩，她拿起桌上的课本也朝那个臭老太婆甩过去。老太婆急了眼，扯住陈梦雪的衣领就要往校长办公室拖，她哪里拖得动陈梦雪，陈梦雪比她高半头呢，一甩手就把她推出了几步远。她倒是反应快，知道动手占不了便宜，就开始用难听话侮辱陈梦雪。你猜她骂陈梦雪什么？她骂陈梦雪是个妖精，不爱学习整天就知道打扮勾引男人。最可恨的是，她指桑骂槐地说起了陈梦雪的哥哥。你知道陈梦雪的哥哥是干什么的？他呀，在‘严打’时被抓了起来，强奸罪，十八岁的高中生强奸了一个在棉花地摘棉花的老娘们儿。政治老师坏就坏在这里，陈梦雪的哥哥被抓起来跟她有什么关系，但她就要用这件事来丢陈梦雪的人。你猜她怎么说，她说家里出了一个男流氓还不够，现在又有了一个女流氓，真不知道你父母是怎么当的，换了别人，肯定没脸活下去，陈梦雪给她这样一骂，脸变得跟死人一样白，然后就哭着跑出了教室。我喜欢陈梦雪，上课时没敢当面帮她出气，后来找了一个没月亮的晚上，把政治老师家的柴火堆给点着了。第二天上课听说火烧得挺大，放学后我骑车故意在她家院前绕了一圈，真解恨啊，两间房子的玻璃都给烧化了。不过话说回来，这事虽然解气，但现在再想，那时真傻，都没想想烧死人怎么办。一星期后，我在放学路上拦住陈梦雪，告诉她我为她做了这件事，心想这下她肯定会喜欢我，没想到她听完后，冷冷盯了我好久，然后没心没肺地说‘滚远点，少管我的事’。这之后没多久陈梦雪就不上学了，哪里都没有她的消息，现在更不知道她在哪里，大概已经结婚了吧。”说完他清了清喉咙，头一拧，啐出两口唾沫。
每个学校都有一位或者几位陈梦雪这样的女孩，她们是女孩中的女人，虽然同龄，早慧的心灵以及身体却提前踏人人生的战场，早早窥见人性的奇诡与幽深，历练出的玲珑的心思和生存的种种技能，也最先品尝到男人或者情爱的甘醇。她们本来是幸运而骄傲的，因为早慧意味着比别人更早获得命运的垂青，或者拥有更多摘取幸福的机缘。可是她们中的多数人都失败了，早慧反而让她们过早地萎谢，这都是因为幸运和粮食一样是称重的，一生的幸运早有定数，早用早了结。比如我的一位大学同学，四十岁那年死于车祸，在我看来，这都是因为她路走得太多。她没完没了地走在路上，她无法在家里照顾女儿，甚至不能与母亲平静相处哪怕一天，只有走在前往陌生之地的路上，她才能找到自身的存在感，并为此收获浸没肺腑的快乐。但是她哪里知道啊！人一生走过的路也是有定数的，长度一到，多一步就到了另一个世界。那些看起来成功和幸福的少数人，多少都身怀异禀，看似能让幸运发出侧枝，但即使这样，也是极有限的。这些都是我在许多年后才领悟到的，但当时，在那个路途茫茫的戈壁黑夜，陈梦雪的故事只能加剧我与司机之间的距离，因为像陈梦雪这样的女生，正是那个年龄的我最无法理解的女生。她诱人而神秘，不仅学校里的男生喜欢，也让全世界的男人垂涎。而我又懒散又胆怯，循规蹈矩，墨守成规，不敢顶撞父母，更不敢反抗老师，我把自己藏在大人和所有人的想法里，既不关心自己的内心，也意识不到身体里的秘密，只是没头没脑地过着每一天。他喜欢陈梦雪这样的女生，一个美丽、胆大、野性、危险的女生，他的选择正好显示了我们不在一个世界里，那些我自认为拥有的优越感——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到了他眼中，只会让我显得可笑，或者假正经。而且，他猜得没错，我讨厌像他这样的男生，粗俗、絮叨、狡猾、轻浮，像条脏兮兮臭烘烘的癞皮狗。
“你喝水吗？”他像变戏法一样从什么地方摸出一只绿色的行军水壶递给我。
我摇摇头。
“吃西瓜吗？”他拍拍座椅中间的西瓜，“瓜已经不热了。”
我看了他一眼便转过脸去。是的，连摇头我都觉得多余。那一刻，我望着黑漆漆的戈壁夜空，在想死了快十年的翁美玲，在想自己虽然曾为翁美玲的死失魂落魄，却从没像他这样仔细追踪过翁美玲的死因。
5
天黑透以后，夜幕反而渐渐清朗，远处——如果没有大沙丘阻挡的话——可以看见针尖大小的星光闪烁不定。星光附近，天色墨蓝，而更远处，天空则幻觉般地变白了。
我希望那不是幻觉，因为英库勒镇确实不远了。我的舅舅住在英库勒镇，我最近一次去英库勒镇是在去年夏天。望着远处微微发白的天空，我想，等我从姨妈家回来，我要顺路去一趟舅舅家。
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初，妈妈和姨妈从江苏来到新疆，她们和所有支援边疆建设的知识青年一样，相信凭借自己的热情和力量可以创造一个新世界，并在这个世界里过上幸福快乐的新生活。在各自的安置点安顿下来后，姨妈作为大姐，提议把高中毕业在家待业的小舅舅也接到新疆来，因为她对比并且计算了家乡与新世界的前景，认为戈壁滩虽然荒凉偏僻，但是广袤绝远的天地正好意味着无穷的机遇。没有人能够拿出站得住脚的反对姨妈的理由，所以小舅舅在英库勒镇扎下根来。比起妈妈和姨妈，舅舅的性格里更有阴柔的一面，正因为如此，我喜欢去舅舅家，爱和舅舅聊天。
去年夏天，我去英库勒镇看望舅舅，进门时，舅舅正在读一本旧杂志，一九九二年第六期《西北师大学报》，杂志封面上盖着一个字迹模糊的圆章印，杂志的右下角似乎被水泡过，皱皱巴巴涨厚了一倍。
“沛文，你知道什么时候就有人在英库勒和新湖镇这里屯田吗？”舅舅坐在厨房前的阴凉里，粗大的指关节笨拙地钳着杂志，没穿鞋的赤脚上糊满白花花的泥巴，说完他咂咂嘴巴，就好像嘴里含着一块甜丝丝的水果糖。“屯田，你懂吗？就是开垦荒地，种田。我，你妈，还有你姨妈，我们都在西域屯田的历史中。西汉的时候，这里叫渠犁国，从渠犁国到轮台，再到龟兹，龟兹就是现在的库车，库车再到疏勒，然后再往西，就到了中亚，中亚再往西，一直往西，就到了罗马。这就是丝绸之路啊，当然，丝绸之路多着呢，这只是其中一条。那时候，在渠犁国屯田的人有几百上千人，有仗打了他们就是士兵，没仗打了他们就是农民，《汉书-西域传》里都记着呢！那时候，这里水大得很，要种多少稻谷都够，书里说‘有溉田五千顷以上’呢。那时候，塔里木河还没名字呢！哪像现在，没水了，水稻种不成了，只好种棉花，再过几年，棉花怕是也要种不成了。” “舅，你知道的比我们历史老师都多，我们学历史就是背年代。”舅舅高度近视，有一张腼腆却又固执的书生的脸，每次与他聊天，我都要透过他涟漪状的镜片去寻找他小如绿豆的黑眼珠，整个过程就仿佛膛过一片深蓝的湖水前往一个湖心岛。而舅舅每次都不会使我失望，他的话题总是在我毫无准备的时候为我打开一片广阔的天地。舅舅家种了六十亩香梨园，可是他更喜欢看书，又多是一些旧书。每次从库尔勒办事回来，他的口袋里都揣着几本你根本想象不到、更不知道他从哪里找来的书籍。《灵验奇方》《病历书写手册》《神话仙话佛话》《中国冤狱纪实》……这些书种类杂乱，品相破旧，可是他一读起来就入了迷，舅妈甚至需要趴在他的耳边，才能把他从书中的某个章节里揪出来。家里的那六十亩梨园，多亏舅妈费心照料，这几年才能挂上越来越多的果实。
“可是屯了两千多年的田，这里更荒凉了。”舅舅说着回头看了一眼厨房里的舅妈，压下声音说，“别看现在棉花多了，香梨多了，农贸市场热闹了，你看着吧，将来，这里会越来越荒凉。为什么？这块地方养不了这么多人，不停地开荒，越开越荒，他们要把这块地方的血都吸干了。”
那时我还理解不了舅舅话里的含义，我只是隐隐觉得新湖镇在变，英库勒镇在变，这个世界在变，而我不仅分不清这种变化的实质，反而觉得新湖镇和英库勒镇变得不像外面的世界那么快、那么好，比如楼房、柏油公路、自来水、冲水马桶、电影院、冰淇淋、旱冰场、百货商场……这些吸引我的东西，新湖镇都还没有，这大概就是我要离开它的原因。我和当年的妈妈、姨妈、舅舅一样，都相信远方有一个新世界，有一种令人心向神往的新生活。但是我从来没有问过他们，四十年过去了，他们心中憧憬的那个新世界是否就是现在这个样子？他们向往的新生活，与眼下他们过着的每一天，是已经重合，还是相距遥远？
远处的那片泛白的夜空看来并不是我的幻觉，汽车驶过一个又一个沙丘，我终于在前方巨大的浓黑里瞧见了一粒暗黄色的灯光。“回来时一定要去问问舅舅，将来去哪里好。”我莫名地相信，就因为舅舅总是读着那些毫无用处的旧书，才能比妈妈、姨妈和我看到更远的时间。我甚至可以想象到，当我问舅舅我该去哪里时，他一定会问我自己想去哪里。那么我想去哪里呢？我想来想去，只看到一个模糊的影子：我要去一个我不想离开的地方，在那里，我不仅不会感到厌烦，还会让我的孩子喜欢它、离不开它，而不是像现在新湖镇的上一代人，教我们厌恶自己的故乡，把人生的希望寄托在下一代的远离上。
“前面就是英库勒镇，你来过这里吗？我家就在英库勒镇，不过我家在畜牧连，进去还要十几公里呢。”闭嘴不到十分钟，他又开始唠叨。
“畜牧连是养马鹿的连队，现在养了大概有上千头马鹿，我敢说你肯定不知道马鹿什么样。你们这些读书人，扔开书什么都没见过。上中学的时候，我跟大人们捕过野鹿。八月份野鹿产了仔，是捕鹿最好的时机，一般都是母鹿和小鹿一起捕。成年野马鹿脾气大，被捉后有的会当场气死。小马鹿跑不动了会叫妈妈。真的，你别不相信，叫声和人一样，妈——妈，妈——妈。”他直起身体，学着小马鹿叫了两声，“捕鹿的人最高兴小鹿这样叫，因为它一叫母鹿肯定回头。有一回我在一丛罗布麻下面发现一头小马鹿，它身上的斑点跟开花的罗布麻一样一样的，我离它只有三米多远，看见它突然傻眼，不知道该干什么，一旁一个畜牧连的老头冲我喊，‘抽它，快抽它，把它抽倒’，我就噼里啪啦一顿猛抽，直到把小鹿抽得躺在地上。那头小鹿给逮到了，但是回家的路上我心里不好受，那以后我再没捕过野鹿，心里不舒服。你知道吗？让人不舒服的事就不能干了。捕回来的野鹿不好养，一多半都死掉了，不懂野鹿的习性呗。再后来，他们也不捕了，野马鹿捕得太多，都快捕完了。以前，马鹿和鹿茸没价格，锯下来的鹿茸放在仓库里都生了虫。现在情况翻了个，你知道一头小马鹿多少钱？一万五！一公斤鹿茸多少钱？四千六！不过，要我说，钱是个好东西，但也是祸害。它就祸害了我弟弟。我今天去你们新湖镇就是到看守所看我弟弟去了。他眼馋那些钱，偷了一头小鹿仔卖，钱还没捂热，就给抓住了。所以我发誓，这辈子饿死都不会碰马鹿！”
“唉，你能不能帮我跟你妈说说情。”他突然换了一种叫人奇怪的语气，而且讨好地看看我，嘴角咧出一个别扭的笑，“我弟弟只有二十一岁，还小，谁没有鬼迷心窍的时候呢！看在他认罪态度好的份上，能不能别判他的刑，或者判得轻一些？”
原来他载我去库尔勒是有企图的，不过我立刻不再害怕，并且更加瞧不起他。
见我不吭气，他又说：“没事，你不想说也没关系，我就是随便说说。”
6
汽车驶过英库勒镇中心的时候，我生出一丝恋恋不舍，在我就要为自己的未来做出选择之前，没有见到舅舅，没有听他跟我说一说未来的含义和世界的变化，那一刻我的心很像一只漂在水面上的纸船。
马路右侧，一排平房顶头一间的屋檐下挂着一只灯泡，暗黄的灯光照着平房前面一片空阔的场地。这里是英库勒镇的农贸市场，说是市场，其实就是两条水泥平台，加上横七竖八扔在一旁的砖块、木棍，以及随风飘动的塑料垃圾。新湖镇的农贸市场和这里近乎一致，区别仅在于方向或者大小。上大学前，周末逛农贸市场是一件让我兴奋的事情，那里有新湖镇的全部表情，有新湖镇人所拥有的一切，也有新湖镇人未能说出却写在脸上的对生活的种种渴望。
新湖镇的农贸市场设在国营商场的斜对面。国营商场是一排高大的仿苏式建筑，从东到西，依次是百货店、副食店、自行车修理铺、理发店和冰棍房。一九八五年放开个体经济之后，团场在那栋国营仿苏建筑的东北角，辟出一块地方，砌了露天的两个长条形水泥台，然后广而告之，这就是新湖镇的农贸市场。没有人记得，谁是第一个把家里自留地里的西红柿或者无核葡萄摆在了那个露天水泥台上，总之，那里一夜之间就热闹起来，卖哈密瓜的，卖兔子的，卖丝瓜和葫芦瓜的，卖羊肉的，卖鸡蛋和卖苞谷的，后来，又来了卖服装的人，卖瓜子和卖油炸豌豆饼的人，还有卖电子表和墨镜的人，再后来，连挖鸡眼儿的人也来了。这些人进驻农贸市场以后，那两个水泥平台很快挤不下，他们就从国营商场的东北角一路向西向南扩散，终于把那一排气派却越来越冷清的仿苏式建筑死死困在中间，让国营商场的售货员只能透过蒙着灰尘的窗玻璃，眼巴巴望着外面人头攒动的集市。 世界在每个人的眼前发生着变化，但是经历这些变化的人却极少想到，正是每个人心中的渴望与欲望，带来了世界的变化。汽车慢慢驶过英库勒镇的农贸市场，灯光渐渐远去，我回头瞥了一眼只余轮廓的水泥平台，想起有一次和妈妈在新湖镇农贸市场添置衣服的情景。
那是一年寒假，将近元旦，一个亮澄澄的星期天，吃过早饭，妈妈突然扬声说，我们去逛逛市场吧。来到市场我吓了一跳，黑压压的人群像移动的云团，在嘈杂声中缓缓变动形状，几乎堵到了马路边。我扯住妈妈衣袖，穿过两个手推自行车站在人群中闲聊的男人，又随妈妈来到一个粉条摊上，称好两公斤洁白的土豆粉条，然后耐下性子听妈妈跟一个卖胡萝卜种子的人讨价还价。这期间我一直心不在焉，心头呼啦啦摇着一只大风车。趁妈妈蹲下身去翻看菜籽品种之际，我回头四处张望，视线一再落向那些涂着口红、烫了头发、脖子里系着纱巾的年轻女子。天空蔚蓝，四际枯黄，她们夹在移动的人群当中，又干净又鲜艳，仿佛黄浊的河水中漂来的一朵朵莲花。她们根本不是来买东西的，我想，她们是来看男人，或者是等待被男人看的。那些故意和正好走过她们身旁的男人，或者吃惊地盯住她们的脸，或者回过头现出意犹未尽的笑意。她们多半都是我不认识的人，这些年又有许多内地人来到了新湖镇，他们开荒，承包果园，创办家庭农场，他们做着农垦人一心渴望逃离的事情，顺便也带来了外面的世界。事实上，这些年轻女子，她们美或者不美都没有关系，关键是她们在人群中卷起一股腥鲜的热风，让每一个走过或者看到她们的人都感受到了内心的缕缕欲望。我望着她们，羡慕里夹带鄙夷，此外还有些担心。我担心什么呢？当然是担心她们挨骂。“沛文，沛文，看什么呢？”妈妈捣捣我的胳膊，不满地看着我，“女孩子不要在人群里瞟来瞟去，给人看见多没教养！走，去那边给你买件衣服。”我们来到服装摊前。摊主就地取材，在贴告示的布告栏上钉了几根铁丝，把她的衣服像旗帜一般挂在了戈壁滩冬日的蓝天下。在妈妈的监督下，我选了一件黑色翻领套头衫，妈妈似乎很满意，我没有像别的女孩那样，傻乎乎瞪着那些花花绿绿又招摇又没有品位的流行款式。那天中午，离开农贸市场的时候，抱着新衣服的我变得闷闷不乐，我跟在快步疾行的妈妈身后，心想，与那些涂着口红、烫了头发、脖子里系着纱巾的年轻女子相比，她们是一朵朵鲜嫩的莲花，我呢，可能只是戈壁滩里一丛又硬又扎人的骆驼刺。
7
离开英库勒镇，我们只走了路程的三分之一，前方一直要到尉犁县地界，才能见到住户人家，这中间一百多公里的区域，全是杳无人烟的沙漠和戈壁。不过我对他已经不像之前那么高度警惕和害怕了，他有一个关在新湖镇看守所就要接受审判的弟弟，所以他怕我妈妈，当然，连带着就得顾忌我。还有，他絮絮叨叨的那些事，听起来确实比那些文学杂志里的小说有趣许多。
“你喝水吗？”他又举起了水壶。
他的脸皮真厚，明明知道我不会喝他的水，还要做这种让人讨厌的尝试。
“这是甜水，是我从库孜勒克的水井里打的甜水，你们新湖镇的水不行，英库勒镇的水也不行，都是氟超标。”见我不喝，他拧开水壶盖，自己咕咚了两大口。“你的牙齿咋样？黄不黄，你一直不说话，我看不到。我的牙不行，明显的氟斑牙，”说完他朝我龇开他的嘴，我惊恐地看着他，其实什么也看不到，“我们畜牧连那个地方，连一个符合饮用水标准的井都打不出来。我家院子里打了一口压水井，水又苦又涩，连羊都不喝。”
关于水，我和他有着相同的记忆。我家院子里也打过一口压水井，苦似黄连，羊喝了以后会不停甩脑袋。我家有口大黑缸，一米二深，夏天我们挑来渠水沉淀了喝。冬天艰难许多，要到五百米外学校附近的那口井挑水喝，井深二十多米，水位年年下降，学校在井口架了一个铁木结构的井架，以便拴桶打水。有年冬天，爸爸去挑水，井沿结了至少二寸厚的冰，爸爸将桶扣在铁索上，然后下压井架放桶入井。井架又高又重，用力时爸爸脚下打滑，手一松，下到一半的桶连着铁索一起甩上来，打在爸爸额头，击中了爸爸的右眼。那以后爸爸的右眼一点点坏下去，一年之后，彻底失明。失去一只眼睛的视力，爸爸倒是经常为此轻松调侃，遇到妈妈指责他在教育我们时和稀泥不负责任，他会说，我现在不想睁只眼闭只眼都不行了。
“你真行，你是不是属骆驼的，不说话，也不喝水。路这么长，不说说话，你不觉得没意思吗？外面黑乎乎的，除了沙包还是沙包，你看什么呢？
“我们这些开车的，最怕遇到你这样的搭伴，不理人，像个木头墩子。唉，我真不明白，一个大活人怎么能像个木头墩子呢！还是说说话吧，有话说还得说出来，不然闷在心里会发臭的。你读了那么多书，书里肯定有好多好听的故事，给我讲讲你看过的故事吧，故事一讲起来，路就不那么长了。
“嘿，你看月亮，月亮升上来了，这边，你往我这边看，那是塔里木河，河水一发亮，你就知道是月亮升上来了。月亮一升上来，鱼就开始往上蹦了。都说鱼的视力差，但是鱼能看见月亮的光，这你信吗？”
“你抓过鱼吗？嘁，你肯定没抓过鱼，所以啊，你根本不知道塔里木河的鱼有多多！上小学的时候，团场还在种水稻，用的都是塔河水，那时候，只要水闸一开，鱼就跟着水流进了稻田里。七月份，水稻刚刚灌浆，你只要走上田埂一步，整片整片的稻田都响起来，噼噼啪啪，稀里哗啦，接着稻子都像中了邪似地抖起来，就像在太阳下跳舞一样。那时候，无论你在哪块稻田边蹲下来，随手一摸，就能抓起一把肥嘟嘟的野鲫鱼。那时候，只要爱吃鱼，个个吃美了。”
这一次他终于触动了我，关于戈壁滩的水，关于鱼群，我有更多更难忘的记忆。爸爸是湖南人，打从记事，就带着我在新湖镇四处捕鱼。稻田摸鱼，大渠撒网，对我来说，都不及在排水渠捕鱼更有趣。离家不远有条排水渠，这条渠七拐八绕，贯穿了整个新湖镇。排水渠用于为田地排碱降盐，所以水色泛黄水清见底，每一条波纹即使在阴天里都闪着光。排水渠里生长着芦苇与菖蒲，生活着水蛇、水老鼠和鱼群，渠底埋着砖块、铁丝、木桩、碎玻璃，甚至还有死婴。与淡水渠不同，排水渠里鱼的种类更多，泛黄的碱水不仅令鱼肉更加鲜美，连鱼身的色泽也更加耀目，草鱼、鲤鱼、鲫鱼、五道黑……当被拽出水面，每一条都仿佛闪光的金叶片。初中一年级暑假，我和爸爸捕到过一条东方欧鳊。那时候，排水渠又深又宽，有些水域大得能撒网，那条唯一的银色欧鳊就是在一次撒网中捕获的。从渔网中取下这条鱼，爸爸围着水桶看了半天，他在新湖镇捕了三十多年的鱼，几乎没有他没见过的鱼，但他看了又看，终究没有搞清楚那是条什么鱼。那以后，无论爸爸再怎么期待，他再也没有捕到过东方欧鳊。再后来，我上了大学，有一次在大学图书馆里翻读学报，才从一篇文章里弄清楚那条鱼就是东方欧鳊，书上说，这种鱼是中亚河流的特有鱼种。放假回家，我把这件事告诉了爸爸，爸爸听完沉默了好一阵子，然后说：“别说东方欧鳊，现在连水都快没了。” 但我仍然没有出声，这与我和他的抗拒没有关系。对于心底的珍藏，我不会与任何人分享，我习惯独自品味那些逝去的美好时光，在这一点上，我有天生的自私和固执，因为我生怕说出之后，美好会被风吹散，会被时间带走。
月亮升上来，风却一丝丝都没了。十点已过，我们最多走了七十公里，汽车比之前颠簸得更厉害，车速不得不一再慢下来。
大概彻底觉着无望，或者没了耐心，他叹口气，又摇摇头，终于安静下来。
半小时后，汽车在一座桥边停下来，我疑惑地看着他。“太热了，我得洗个澡。你要解手吗？这里可没厕所，你随便在哪儿都行。不过——”他从身后一根挂钩上取下一条毛巾，又从杂物箱掏出一块香皂，“不过，你可别跑远了，这里真有狼啊！”说完他幸灾乐祸地笑笑。
汽车熄了火，但是他让车灯亮着，我猜不准是为什么，也许是因为觉得我会害怕，也许只是为了会车安全，也许是什么我想也想不到的原因。
他关上车门往公路对面走去，我看着他的背影，站起来抖抖衣裙。对抗让我生出一路闷汗，我揪起前襟，闻闻自己有没有发馊。一个人待在车里让我放松许多，我没有便意，想到下车除了踹回一鞋土，连活动腿脚的想法也打消了，但是我可以站在脚踏板上伸伸懒腰。推开车门时我下意识往斜对面的他望了一眼，立刻被看见的一幕吓得不敢动弹。
他走下路基没几步就停住了，然后背对着汽车，赤裸裸脱光了自己，车灯正好聚焦在他肌肉紧致的两瓣屁股上，接着他褪下手表，扔在一边的衣裤上，然后突然像被刺扎一般来了一个躬身闪跳，就在这个闪跳之间，他把自己的半个正面对准了汽车。而怔在车里的我，直勾勾盯着他，既没捂上脸，也没有转过头去。
我将他仔仔细细地从头看到小腿。我想，这大概正是他的心中所想。一路上，他耗尽心思，讨好我，信赖我，暗示我，请求我，吓唬我……全都一无所获，最后，只好厚颜无耻扮起流氓来。在看到他身体的第一刻，我想我是被吓住，但之后我就不明白了，为什么从惊吓中醒来，我却毫不害臊地死死盯住他，直到他觉得把戏演完，转过身去，一步步走向河水。
也许我真是被他吸引了。我与男友接过吻，却不曾看过男人的身体，而眼前的他，不管我对他有多少偏见，也无法不承认他的身材非常漂亮。他的肩膀很宽，领口以下的肤色即使在车灯直射下也散发着成熟稻谷的淡黄色；胸肌微微隆起，手臂上的指伸肌和肱二头肌在臂膀的挥动中遥相呼应；身体比例看一眼就知道是完美的黄金分割，大腿各部位的肌肉也在一系列故意或者平静的动作中自然起伏，仿佛被弹奏的琴键；最让我吃惊的，当然是腹下那团毛茸茸黑簇簇的玩意儿。与男友接吻时我意识到那里有着一根呆头呆脑硬邦邦的家伙，但是此时此刻，在那丛毛茸茸黑簇簇的杂草里，来回甩动的，却是一个土烟袋似的东西。
妈妈做梦也想不到这一幕，她连我在人群里东瞄西望都不准许，更何况我直勾勾盯着一个陌生男人的裸体。要是看见我这副模样，她会扇我的脸，甚至拿针戳我的眼睛都有可能。内心的秘密许多都说不清楚，那一刻，我搞不懂自己为什么要看，也许因为他故意要让我看，也许因为妈妈一直向我发出的不准看男人的指令。
黑夜大口大口吞吃着时间，我靠在座椅上发呆，慢慢有了睡意，但是一辆迎面而来的吉普车吵醒了我。我坐起来吃葡萄，吃到一半我意识到不能多吃，因为吃多了要小便，而我是绝不会让他停下车来等着我小便的。我抓起装葡萄的塑料袋，恼火地扔到窗外，再回头时，看见他晃着腰间的那只土烟袋，吹着口哨，从黑咕隆咚的路基下走进明晃晃的光束里。
这一次我移开了视线，从脚下黑色的人造革手提包的侧兜里取出那把多功能水果刀，拉开最长的主刀，紧紧握在手中。
8
“真舒服！只有洗洗才能彻底凉快下来！”他用手抹了一把头发，把手上的水珠甩到窗外，然后让车重新回到了坑洼不平的砾石路上。“躺在水里看月亮，月亮往哪儿去，你就往哪儿去。每年夏天在这条路上，我都得游几次。不过今年水位低了至少二十公分，才到我这里。”他的右手在胃部比画了一下。“你会游泳吗？我在你们新湖镇的大渠里可是游过泳的。那是很早的事了，那一年我爸爸捕马鹿从马上摔断了腿，被送到新湖镇住院，好像也是七月份。中午放学我听说后，就带着我弟弟从英库勒往新湖镇跑，我们没走公路，一路沿着渠跑，天黑前总算赶到了。还好，我爸没什么大事。那两天，我和我弟待在医院陪我爸，医院没事了我们就跑到大渠里玩水，挺高兴的，因为不用上学。去年底我弟弟出事后，我爸身体和精神都不行了，有一回我俩都喝了点酒，他问我以后有什么打算，我说没什么打算，因为我喜欢跑车，喜欢这样自由自在的日子。我爸听后什么都没说。当然，我知道他在想什么，他希望我回去帮他，他承包了三十亩地，专门种牧草，可是他的身体不行了，他希望我接他的班。但那不是我想做的事，我不喜欢每天晚上睡在同一个地方，每天早晨醒来看见的，都是家里那个黑乎乎的屋顶。我不想去做自己不喜欢的事，所以没接我爸的话。你呢，大学毕业后你打算去哪里？我猜，你肯定不会回到新湖镇。”
清凉的塔河水为他注入了活力，戈壁月光撞开了他内心的又一个话匣，我的沉默可能更激励了他撬开我嘴巴的毅力，但是我只想沉默，我在静静地想象，他说出的每一句话，就是我们走过的一步路，他每说一句话，我的行途就意味着又减少了一步。
“我从没见过你这么不爱说话的女孩，她们一个个都叽叽喳喳的，芝麻大的小事都会被他说成天那么大。我敢说你的朋友肯定很少，因为人都不喜欢话少的人。人在一起说说话多快乐啊，不高兴的事说出来就没事了，高兴的事说出来让大家跟你一起笑笑。不说话别人就不会知道你在想什么，别人会去猜，有人这样猜，有人那样猜，猜来猜去后来全变成了在你背后说你的坏话。爱说话的人才能多交到朋友，像我这样，从若羌到阿克苏，这一路我每个镇子都有朋友，我修车从来不花钱，有的朋友还帮我找活儿干，当然，我们都是互相帮忙的。出门在外靠的是朋友，你不说话怎么能交上朋友呢？要我看，朋友要比爹妈都重要，爹妈总觉得他们养了你你就得回报，不回报就是不孝，就是逆子。可是你想想，工作前你得按他们的意思办，工作以后你又得回报他们，那样活的还有什么意思。朋友是你自己的事，跟爹妈没关系，你的朋友就是你自己的人生，你的朋友越多，你在外面过得就好，就过得越有底气。这就是我不愿意回团场种地的原因，那些人除了地里的事什么都不知道，别说跟他们，就是跟我爸，我都没什么话可说。”汽车猛地剧烈颠动，他收住话音，轻踩刹车，将车在减速中缓缓恢复平稳。片刻后，他重新加速，骂出一句脏话，骂完抹抹嘴，朝窗外吐了口唾沫。我的太阳穴磕在了窗棱上，不得不直起身体调整姿势，顺便松了松捏在手中已经滑腻腻的水果刀。 “你真的打算一晚上都不说话吗？这才走了一半的路。
“说吧，随便说点什么。说句话又不会死人。
“你不是哑巴，我知道，出发前你不是和我说过一句话吗？你说我的抹布比座位还脏，你的声音挺好听的，干吗不说话，声音好听不说话那不是太可惜了。
“你要是没话说，唱首歌也行。你会唱《只要你过得比我好》吗？我喜欢这首歌。库尔勒夜市上有卡拉OK，一块钱一首歌，到了库尔勒，我带你去唱歌吧！
“特别的爱，给特别的你，我的寂寞逃不过你的眼睛，特别的爱，给特别的你，你让我越来越不相信自己……”
他说唱就唱了起来，身体随节拍轻轻扭动。“这首歌你会吗？你们大学生，听的流行歌肯定更多。来吧，唱一个。”
我觉得他简直在发疯。他越是兴奋，我越是紧张，下意识将水果刀握得更紧。
“唉，你真是个木头墩子吗？木头墩子敲一下也能发出响声啊！
“你太没劲了，要是知道你是这样的人，我就不拉你了。我还从没遇到过你这样的人。跟死人没什么差别了。”
“对了，你听过这个故事吗？讲的也是新疆的事。一个女孩，在南疆的公路上搭了一辆军车，她要去天山上的哨卡看她的男朋友。一路上车走得特别慢特别慢，女孩急着见到男朋友，就催司机，说你开快点儿啊，你开这么慢，车什么时候能到啊！当兵的司机黑着脸，不吭气，就跟你这样。女孩怎么问他他都不说为什么要把车开得那么慢。女孩拿他没办法，就只好像我一样，东拉西扯跟司机聊天。她喜欢她的男朋友，一张嘴都是她男朋友的事，男朋友叫什么，长什么样，脾气啥样，在哪个哨卡当兵，他们是怎么认识的，她说啊说，把她男朋友的老底儿全都抖搂出来了。司机还是只听不说，跟你一样，一个字都不说。车过了冰大坂，她把她男友的事也全说完了。这时候，你猜怎么着，司机哭开了，哭得稀里哗啦，车都开不成了，停下车，蹲在路边捂着脸哭。司机为什么哭？你猜猜。那女孩也不知道他为什么哭，怎么问都不说，只好一路憋着等着，直到上了哨卡。到了哨卡门口，女孩一看傻了眼，怎么回事啊？当兵的都站在哨卡门口，排着队，抬着花圈，扯着一张红旗。”他停下来看我一眼，“你还没猜出来吧！你根本想也想不到！司机为什么把车开得这么慢，当兵的为什么都黑着脸站在哨卡门口，因为车上拉着一个死人啊！那死人是谁呢？就是那女孩的男朋友，牺牲了。唉，你能想到吗？这个故事据说是真的，唉——”
我能对这个感人的故事说什么呢？除了沉默。
“要我说，”他的语气全是不满，“你快成活死人了。”
他的忍耐快到极限，我能感觉得到。我有些害怕，但说来奇怪，我其实又期待着那个时刻的到来。
石子在车轮的碾压下咔嚓作响，驾驶室从未有过的安静，但是我知道，我们的沉默比前方的夜都黑。
“你就不能说点什么吗？”他突然伸手抓住我的胳膊，“你说点什么啊！你快把我闷死了！”他汗津津的大手捏着我的肘关节，稍一用力就能让我的胳膊分成两截。
我听见自己的喉咙传出一道又惊又怕的低叫，眼泪随之涌上眼眶，而愤怒的右手已经先于这一切，朝他的右臂狠狠刺过去。
“啊！”这回轮到他皱着眉头又惊又怕地叫唤了一声。
汽车在他被刺的那一刻失去控制，斜冲向路的另一面，他脸一沉，死死把住方向盘，同时踩下刹车。
他的胳膊在流血，一道一尺余长的血痕从大臂滑向小臂。他没管流血的胳膊，先将车慢慢倒回右路车道，再缓缓靠边，往前滑了十几米，在一处路面稍宽处熄了火。
我把刀举在胸口，和他一起看着他的伤口，伤口从上到下由深而浅，黑色的血珠顺着胳膊往下流，滴到滚在他身旁的西瓜上。
他拿起身后的毛巾把血擦干净，又凑着灯光捏了捏伤口周围的肌肉。这把刀太钝了，按说我用了那么大的力气，怎么也能划出一条比这深两倍的血口子。他察看完伤口，不知从哪里扯出一把卫生纸，一边将纸按在伤口上，一边盯着我看，目光又厌恶又恼火。
汗水与泪水交织在我脸上，因为不知道下一步他要做什么，我只是举着手里的水果刀全身打战。
“真没料到你还有这一手！”大概过去了五六分钟，他将车发动着，“谁教你的？你妈妈吗？你妈妈既然拿我当坏人，干吗又让我拉你去库尔勒？”
“闭嘴！你要是再敢碰我我就跳车。”我听到自己话音里的哭腔。
“我明白了，你是要我变成一个像你一样的哑巴和活死人！”他向窗外啐了一口唾沫，“可是我就是不明白，你为什么要这样？路这么长，我们为什么就不能说说话。我只是希望你跟我说说话，只是说说话，为什么就不行呢？”
我抹了一把眼泪，垂下握刀的手，别过脸去，望着窗外黑茫茫的戈壁荒漠，再一次确认我们是两个世界的人，而我，决不会向他、向他的那个世界妥协。
9
后来他果真没有再和我说一句话。憋得太难受时，他会自己哼首歌儿，但是我的情绪影响了他，让他连续两次都没能把一首歌儿哼到底。再后来，他从杂物箱翻出一只半导体，打开后拍了两巴掌，随便拧到一个有声音的频率，让它吱吱呀呀时有时无地响着，权当我们之间有了什么也听不清的交流。
夜里一点汽车抵达库尔勒，望见市区第一盏路灯的时候，我把捏得汗淋淋的水果刀合上，然后毫无愧意地放回旅行包内，心中随之欢呼雀跃，甚至为“战斗”的胜利而颇感得意。那种感觉就像什么呢？就像战士被解救，劈开牢笼大门的那一刻。
我闭起眼睛，深深呼吸着夏日的城市晚风。
“你肯定饿了吧？”他平静地问我，停顿片刻后，继续说，“我不该动手拉你，是我不对，我请你去夜市吃东西，算是我的道歉。”这个突然又看似真诚的请求一时让我不知如何是好，见我没反应，他接着说：“放心，吃完了我一定把你送到你姨妈家。我答应你妈妈的事，一定会做好。”
是的，都因为有妈妈在那里，都因为他有一个被关在新湖镇看守所的弟弟，他才答应载我来库尔勒，他才没有以牙还牙计较胳膊上结着血珠的那条刀痕，他才会在我的敌意和不屑面前一再低头忍耐。但是，这并不是全部，一定不是全部，虽然一路上我以沉默抗拒他，虽然我拿刀刺了他，虽然我傲慢地认为与他不是一个世界的人，但我还是能够有所感受，在这一切能够看得见因果关系的具体行为和心理之间，在这整件事情当中，有一个始终被我压在最底部、不肯承认的东西，它构成并涂满了这个夜晚的底色与实质。这件东西与任何人无关，也与任何人有关，只是那一刻，年轻的我还无法准确地认出它、抓住它。 “我没有功劳也有苦劳吧，看在今天晚上我拉你来库尔勒的份上，给我个面子，陪我去夜市上吃点东西吧！这车油得拉到和静去，你要是不赏脸，剩下的路我怎么走都走不安心的。”
我看着他近乎乞求的微笑，点点头。
夜市在邮电大楼对面的空地上，已是深夜，上百个座位坐得满满当当。他把车停在路边的槐树下，我们一前一后走进孜然飘香的喧闹夜市。
我们各要了一碗牛肉馄饨，他给自己加了十串烤肉三个煮羊蹄。
我确实饿了，埋着头喝汤吃馄饨。
“你是个心高气傲的女孩，脾气犟，主意大，我看到你第一眼就知道了。”他把吃完羊肉的铁签子放在桌子上，继续做着跟我说说话的最后努力，“这没什么不好，每个人的性格都不一样，每个人和每个人的活法都不一样。我这几年到处跑车，见到的人越来越多，爱说话的，不爱说话的，每个人都能让我长见识。有些人我很快就忘了，但是你，我肯定不会忘。一看你就是要往外飞的人，我们肯定再也见不上，这辈子再也见不上。这条血口子，就算是你留给我的纪念吧！来，我们碰个杯，祝你……祝你……好人一生平安。”
碰杯时，我没说话，也没有看他的眼睛，但我知道，在他的目光之中，从我坐进他的驾驶室到此时此刻，始终有一片平坦的草地。这片草地不设障碍，没有阻拦，愿来的来，要走的走，而无论走过多少人，草地仍是草地，仍会随着季节和时光，春绿秋黄，生长不息。这片草地大概就是今天晚上——那件被我压在最底部、不肯承认的东西，其实是我没有认出来的一种简单而深远的人之良善。
“喵——呜——”桌下传来一声细弱的猫叫声，他低下头去，嘟哝了一句“这小东西”，便从脚边抱起一只浑身发抖的小白猫，放在膝盖上。
“它肯定是自己跑丢了。”他端详着猫儿，“来吧，先吃点东西。”说完他抬起身体，把小猫放在长条凳上他移出来的空处，然后从碗里捞出一只馄饨，用筷子夹碎，小心地放在猫儿嘴边。
小猫先是畏惧地闻闻，然后眯上眼陶醉地吃起来。“小东西饿了啊，”他高兴地看了我一眼，又扬了扬眉毛，“来，再来一个。”
等到我们三个都吃饱了，他问：“你姨妈住哪儿？我送你。”
我拒绝了他。他摇摇头不容我多说：“走吧，都这么晚了，这是城里，说不定从哪条巷子里就冒出个醉鬼。”
起身时，他抱起小猫端在怀中：“走吧，小东西，跟我走吧，路上可以听我说说话。”
我穿着一双白色布面坡跟凉鞋，因为急于结束这天晚上的“战斗”，一路上崴了几次脚，他抱着猫儿默默跟在我的身后，一定觉得我十分可笑。有好几次，我听见猫儿在他怀里轻声哀叫，接着是他低低的安慰声：“睡吧，小东西，天一亮我们就到了，我会给你好好洗个澡，让你看着漂亮点儿。”不管我走得多快，他始终在五步远的地方跟着我，直到我转过头停在姨妈家的窗下告诉他我到了。他顿住脚步，站在姨妈家小煤房的阴影里，什么也没说，静静地看着我走进了楼道。
10
如他所言，那以后我们再未遇见，我们像两粒沙子，飘进了三十年的时光里。而我的故乡——新湖镇，也已经因为日日逼近的水荒而被时间一把抹去，地图上将再也找不到它的名字。
此刻，是三十年之后的一个三月里的星期五的早晨，我在整理书房，准备两天以后搬家。在一番絮絮叨叨的内心讲述完成之后，我从地板上站起来，将这把曾经刺伤过他的水果刀重新放进文具盒内，然后紧紧合上盒盖。
窗外雨声飒飒，雨又大了，我对自己说，你要把它们保存到哪一天呢？既然这东西从未改变过你的人生，或者给你的人生带来过什么不祥和幸运；既然它存不存在你的生活都不会受到干扰，为什么你坚信它们应该留下来，而且必须放在一个更加重要的地方珍藏呢？
我还未到捧着旧物了度残生的年纪，也不是那种执迷于往昔时光的人。相反，我更喜欢在对未来的幻想中获取一些短暂的慰藉，但是这把难看的水果刀如同贺兰山上那些远古时代刻在石头上的岩画，让我即刻回到已经不知所踪的时间中去。旧物的意义大概就在于此：能够告诉你你曾经是一个什么样的人，曾经做过什么，相信过什么；会提醒你走过的路，你什么时候转弯，什么时候又直线坠落或者上升；提醒你所有必要的改变，和无可避免的痛失；提醒你什么是值得的，什么是毫无意义的。当然，我说的是那些人们愿意把它一直留下来的旧物。
此刻，我又想起那天晚上他在夜市上对我说过的话：“你是要往外飞的人。”事实上，按照三十年后世界变化的速度和广度来看，我并没有飞到够远，我与新湖镇仍然同属于“西部”这个地理范围。而这件事，在今天我的眼中，已经成了一个有趣的譬喻：无论你走到多远，你都走不出人的本身和生命的本质。
当然，话虽这么说，人还是要一代代地飞出去，要背井离乡地追求理想、存在感和人生的价值。因为人从来不会甘心于仅仅拥有脚下的这片土地，因为我们的眼睛生来是为了抬头望向天空和远方，我们的心灵也从来不会满足于今生和今世。当年，要强的妈妈一心渴望我飞出新湖镇，如今她老了，却又每每抱怨我跑得那么远，不能在她膝前尽孝。更无奈的是，即使我已经窥出这件事的本质，却仍然要重演妈妈的故事：一再向我的孩子明示，他要往外飞，飞到一个更好的地方去。当然，关于这件事，我只对我的孩子说了半句话——用力往外飞，那剩下半句话——无论你走到多远，你都走不出人的本身和生命的本质——就让他自己领会去吧。
我拿着那只装着水果刀的铁皮盒来到卧室，把它们放进那只搬家时随身携带的皮箱内，让它们和我的首饰、结婚证、户口本、存单、各种金银纪念币、孩子的出生脚印，以及孩子满月时剃下来的第一缕毛发躺在一起，然后锁上皮箱，放心地回到书房。说来也怪，在我回到堆满纸箱的书房的时候，耳边再一次听到他在问我：“路这么长，我们为什么不能说说话呢？”是啊，既然时间最终会抹掉一切，既然我们在时间里碰上了，当初的我为什么就不能和他说说话呢？为什么要那么傲慢和充满敌意地对待他呢？而当时的他，不过是想在黑茫茫的戈壁长夜里，与一个同行的陌生女孩简单快乐地说说话。
1
今天，我要整理书房。三只大书架，近万本书，还有埙、漆器、花瓶、笔筒、读书卡片、台灯、墨水、杂物筐、抽屉里的笔记本、信件、移动硬盘、墙上的自画像……这些经年累月经由各种念头、各种需要积攒起来的有用或者无用的身外之物，它们一半时间使我如置身宫殿，另一半时间，则如坐废墟。清理书房是搬家这件事中最累人的一项，每本书要像在书架上一样，按照分类和阅读习惯，分装在一只只愁容满面的纸箱里；每件小玩意儿，我根本不知道它们到底有多少，具体是哪些，却每一个都藏着时间的信息或者我内心的秘密，有的甚至比我的亲人与我的关系都更紧密，更给我惊喜与安慰。因此，根据以往的搬家经验，我不会像扔掉客厅抽屉或者厨房壁柜里的零碎那样，轻易地扔掉那些夹在书架间的小玩意儿。
清理书房是件体力活儿，我必须吃点东西。水烧开后，我从冰箱里翻出最后一块豆沙夹心面包。餐厅堆满纸箱，只余一条一人宽的通道，端着泡好的红茶，我在餐桌边坐下来。窗外细雨朦胧，已经三天了，天空仍然阴沉无光，灰黑色的云层让我想到新湖镇地平线上翻滚的沙尘暴。新湖镇是我出生的地方，一个塔克拉玛干大沙漠东北角的戈壁小镇。我边吃早餐边打量厨房，虽然搬走后就要卖掉这套房子，但我还是十分喜欢这间厨房：近二十平方米的开放式设计，没有变色的乳粉色墙漆，依旧明亮干净的乳白色橱柜与墙砖，结实耐用的钢木餐桌……可是不知道为什么，它们让我的记忆瞬间来到了三十多年前的新湖镇。那时候，我们家的三间土坯平房的采光都不太好，屋内四壁最早是雪白的，后来因为冬日生火取暖，一年年地就暗了下去。记得上高二的一个晚上，我坐在火炉旁一边烤火一边背历史年代，不觉中跑了神，盯着墙皮上四处蔓延的细纹开始胡思乱想，认为房子不是给烟熏黑的，而是墙壁里面生了什么东西，它们由内而外，腐蚀或者侵占着我的家。它们是什么东西呢？我想了又想，那天语文老师刚好出了一道作文题，《时间是什么》，我恍然大悟，断定是时间藏在我们家的墙壁里，一年年改变着它们的颜色。随后，我将这个想法写进作文，没想到大受表扬，字里行间被老师用红笔画满了表示赞叹的加重符。因为墙壁颜色的关系，早晨起床后，家里看起来总是又昏暗又冷清，无论在哪个角落，都无法感受到一日之晨的清新与崭新。记忆中，早晨起床后家里总是没人，那些日子里，爸妈早上都在哪儿呢？春夏秋三季大概是在菜地或者棉花地，浇水、施肥、锄草、间苗、打顶，这些活儿只能在工作之余的早上和黄昏做。但是冬天呢？冬天他们在哪里？时间里布满疑问，不仅这一件，沙漠在房子的哪个方向，棉花地一年能收多少斤棉花，爸妈是怎么把家从连队搬到团部的，后来又是怎样离开新湖镇搬到库尔勒市的，那些母鸡、杏树、葡萄树、坎土曼、旧相册、老像章……扔掉多少留下多少，这些简简单单的事情，我是真的不知道，还是因为它们的简单而遗忘了呢？
一只喜鹊喳喳飞过，它的翅膀大概湿透了，飞得急促，叫声也又低又短；窗台上的欧洲月季——薰衣草花环的花盆边缘，一片指甲大小的落叶裹了一层白绒绒的霉菌。现在是三月份的最后一周，我生活的城市——银川——从来没有像今年这样，下着如此又闷又长的春雨。
生活看似了无新意，但我几乎每一天都为自己和世界感到惊奇。比如此时此刻，我坐在拥挤杂乱的厨房里喝茶吃早餐，窗外雨雾霏霏，我的思绪如烟，忽而停在遥远的新湖镇的上空，忽而转身回来，为过去与此刻两个自己的关系感到吃惊：那个新湖镇的我，是怎么走到今天，成为此刻坐在这间厨房里的我的呢？不管怎么说，那个新湖镇的我，既不会想象到、也不会梦到今天的我。那么，那个新湖镇的我，对今天的我感到满意吗？或者，我是她当初想成为的那个人吗？
必须结束这种毫无意义的胡思乱想，事实上今天我只有大半天的时间清理书房，下午四点，我和朋友已经约好，我们得谈一个电视节目的合作意向。
2
我决定先从那些小零碎开始。埙、漆器、花瓶、笔筒、读书卡片、台灯、墨水、杂物筐、抽屉里的笔记本、信件、移动硬盘、墙上的自画像……这些小玩意儿，它们够我收拾一阵子。它们是最让我心烦的，也是最最有趣的，它们每一件的背后，都能扯出些小故事。有时候是一次旅行；有时候是一个朋友的情义；有时候，则完全是我不着边际也无法解释的私人爱好。比如这件刻着贺兰山岩画的埙，无论从哪个角度揣摩它，手感都仿佛贴着一个年轻女子的脸。它是一位朋友的手工作品，我们曾经亲密无问，一度像情侣一般无私和信任彼此，如今我们仍是好友，却失去了当初的自在与舒适。还有这厚厚一沓奖励证书，光滑的铜版纸上，印着我作为一名新闻从业人员的荣誉，它们冷漠地躺在一只白色的塑料收纳箱里，并不知道我对这个职业从来没有什么热情。这只铁皮文具盒，是我在新湖镇上高中时用的，时间大概是一九八八年或者一九八九年，盒面上印着树荫成行的北京北海公园，盒盖与盒身已经分家。
握着这只铁皮文具盒，我叹口气坐在地板上，说什么都不敢相信它的存在。它是什么时候跟着我从新湖镇来到银川的？为什么我的记忆一无所有？时间已经过去三十年，这三十年里我上大学、工作、恋爱、结婚、生子、搬家、搬家、再搬家，生活仿佛一只网袋，添进新的，筛掉旧的，年复一年，过去鱼一般一尾又一尾地迅速消失在时间的大海里，而这只铁皮文具盒，竟然安静地躲在这里。时间真的这么奇妙吗？它会回过头来找你。或者是，时间从来没有离开过，是人在盲目地走，自以为是地走，晕头转向地走，所以，说不定在哪一天就迎头碰上了仍在原地的时间。
打开盒盖，盖内贴着刘德华、曾华倩和翁美玲身穿古装服的剧照，翁美玲的剧照最多，大大小小有四张。他们是那个时代我迷恋的香港电影明星，是曾经那个我的物证，是那个时代我的内心印迹。金庸，《射雕英雄传》，翁美玲，黄蓉，武侠与武侠中的女子，我曾坠入那个刀光剑影儿女情长的世界，曾经幻想自己身怀绝技，又为一个少言情深的武林侠客深深所爱。如今，那些为我制造幻影的人都在哪里，变成什么样？ 我记得那是戈壁滩七月的一个下午，新湖镇电视台重播完前一天的《射雕英雄传》，我像中了邪，痴坐在电视前，对着只剩一片雪花的电视屏幕，独自长吁短叹。时问在我面前堆成了一座沙山，而我在故事的情节里越坠越深。翁美玲饰演的黄蓉举世无双，关上电视许久，她依旧在我眼前蹙眉、跺脚和说话。我心绪翻滚，激动得只想找个人说话，说说她的美好和我对她的喜欢，便恍恍惚惚出了家门。七月的戈壁滩，空气里滚着火球，火球烧着我的皮肤，我麻木地在家属院里转了一圈，最后拐进一条巷子的阴凉里。房檐下坐着两位长辈，她们一个摇着蒲草扇子，一个倾着身子洗衣服。我其实是希望找到两个同龄伙伴，但是那天下午他们一个个不知去了哪里，而我非得说出来。我不知道自己对两位阿姨说了什么，只记得她们笑眯眯听完，又笑眯眯地告诉我：那个演黄蓉的女的死了，吃煤气自杀了。我从小凳上一跃而起，脸都气歪了，冲着她大声喊，胡说！你胡说！阿姨笑眯眯望了我一阵，仍旧笑眯眯地说，死了，早死了。一只漂亮的大气泡，被笑眯眯地戳破了，生活中我们大概尝到最多的就是这个。起初是别人戳破自己，后来是自己戳破自己，再后来，就是自己去戳破别人，再后来，就是永无止境地互相戳破，到了最后，落得的只是一颗千疮百孔的心。
文具盒里没有笔，除了盒盖内侧那几张我曾经迷恋的明星照片，只有一把生了锈的折叠水果刀。它又难看又笨重，我的意思是说，与现在那些设计精巧材质精良的水果刀相比，它显得又破旧又没品位。它是那种多功能水果刀，刀、叉、勺、酒瓶启、罐头启……什么都有，但这丝毫没有让它显得稍高一个档次，更没有那种穿越时光的老物件的韵味。它是大红色的，贴在刀身两侧的红色塑料壳掉了一面，就是这光秃秃锈迹斑斑的一面让它破了相，而刀身里外，所有有接缝的地方，都渗着一丝丝连时间都无能为力的黑色污垢。
我当然知道自己为什么把它留在文具盒内，让它替代那些体现纯真时光的钢笔、尺子与橡皮，像个处心积虑的特务，潜藏在生活里这么多年。刀与文具，谁都清楚，它们有着一清二楚的分界线，但是它们被我在二十五年前合二为一。你们能想象吗？一件包装精美的礼盒内，装着一只麻雀的干尸。就是这种感觉，望着文具盒里这把丑陋的水果刀，此时此刻，我就是这种感觉。
我说过的，书房里的这类小玩意儿，有的甚至比我的亲人与我的关系都更特别。眼下，正是这种无人可及的特别关系，让我感到紧张、兴奋，有难以遏止的诉说之情。
3
大雨之前，警觉的蚂蚁会慌张搬家。
大学三年级，一九九二年的暑假，因为毕业分配近在眼前，我和我的同学们，成了一只只为自己寻找安身之所的蚂蚁。妈妈悄悄发愁，三年前拿到大学录取通知书时的骄傲与欢喜，眨眼间变成了一块现实的石头，压在她的睡梦之上。爸爸照例认为人应该随遇而安，因为去哪里都是活。我呢，既没有勇气也没有梦想，只好像一只自欺欺人的鸵鸟，将头埋在一摞又一摞的旧文学期刊里。
八月的一个下午，妈妈在上班间隙回了趟家。我坐在葡萄架的阴凉下，膝上摊着一本《中篇小说选刊》，一只手捧着一捧滴水的葡萄。葡萄放在嘴里热乎乎的，是我刚刚爬到葡萄架上翻找到的甜得就要爆开的一串。
“还在看那些没用的玩意儿，收拾一下，七点钟去找你大姨。”妈妈眉头紧皱。
大姨家在库尔勒市，下午七点钟怎么会有车呢？
“怎么去？干什么去？”
“你不着急你的工作吗？难道你要回到这个戈壁滩喝西北风吗？”
“找我大姨干什么？”
“让她给你想想办法，你自己去跟她讲，”妈妈抹了把头上的汗，然后拨了拨窗台上晾晒的哈密瓜干，继续说，“有个油罐车，我都说好了，七点钟，在商店门口。”
妈妈个性强悍，极少求人，只在着实紧要又没有办法的情况下，才迫不得已张口求助，即使在自己的亲人面前也是如此。这就是妈妈说完话后显得很生气的原因，她在生自己的气，她对自己感到不满，在人情世故上的束手无策，比作为一名审判员的艰难更让她恼火。
“我自己去？”我问妈妈。
“你自己去！”妈妈躲开我迷茫的目光，“这两天我案子多，没时间陪你一起去，待会儿我给你大姨打个电话，她会带你去乌鲁木齐找一位大学老师。”
我没有反抗妈妈的决定，大概是因为想到可以出去玩几天，找找同学，高中的、大学的，再逛逛百货大楼，或者看场电影什么的。至于毕业分配的事，我可以见见那位大学学长，他家有权有势，如果我成了他的女朋友，工作的事情大概就不要妈妈操心了。如果大学学长和大姨那边都落空了，我的愿望很低，只要不是新湖镇，不是塔里木盆地边上的小镇子、小团场，去哪里都无所谓。我这样想并不是因为我真的无所谓，而是我恍恍惚惚觉得未来还远，还在大气层的某个地方和风云雨一起游游荡荡。未来，不要说影子，我连它是个什么形状都没有搞清楚，为什么要这么快让它落到地上来呢？而且，冥冥中，我总是觉得我会去很远的地方，离开新湖镇，离开库尔勒，离开沙漠和戈壁，虽然我既看不清它，也说不清它。我想，这都是因为我还不知道自己想成为一个什么样的人。而在不知道自己想成为一个什么样的人之前，我没有理由反对妈妈对我的安排——我应该成为一个什么样的人。
距离退休还有五年，为了那一天，妈妈在盼望自己老去。即使知道将来有一天我会和她一样，会为人生感到疲惫，会渴望卸下责任和义务，会渴望无所事事，每天只是坐在葡萄架下掏掏耳朵打打瞌睡，但她还是比我更紧张我的未来。
那么，妈妈认为我应该成为一个什么样的人呢？
“女孩子当个老师很不错。”这句话妈妈唠叨过很多次，“你大姨认识一位大学老师。收拾好等着，我下班回来带你去坐车。”
六点半，妈妈回来了，二弟也跟着进门。二弟小我七岁，他从大渠游泳回来，满身都是盐水晒干后的白粉霜，得知我要去库尔勒，他扔下黑色的游泳圈，一脚跳到妈妈面前，说他也要去。妈妈心烦地瞪他一眼，警告他再捣乱小心挨揍。我站在院子中央，鄙视地看着二弟，心想他这种脸都洗不干净的小屁孩也胆敢来凑我的热闹。二弟很不开心，见妈妈走进屋内，飞起一脚，把墙角一段做铁锹把的木棍踢向院墙，然后冲着我恶狠狠龇开一嘴半黄不白的牙齿，又把一只空油漆罐踢到我的脚下。 临行前妈妈想起我没有吃晚饭。“中午还剩着馒头。”妈妈坐在单人沙发上抽烟，眉头紧蹙，还是很心烦的样子说，“去摘串葡萄带上，这个车很快的，四五个小时就到了。”
我装上馒头，洗好葡萄，眼睛随意扫过单人沙发旁的小茶几。那只难看的折叠水果刀横在桌上，它张牙舞爪，主刀、小刀、叉、剪刀、钻孔锥、罐头启、木锯……仿佛一只章鱼，伸开它危险的爪子。它是哪来的呢？我拿起水果刀，一边用力合上一边想，放假在家待了一个多月，从没见过它，一定是二弟今天从外面捡回来的。这时妈妈在院子里催我出门，我拿着水果刀，闪念一想，觉得路上或许用得上，抬手将它扔进黑色人造革手提包的侧兜内。
到了商店门口，车在，是辆半新的老“解放”军用油罐车，发动机盖上打着“第一汽车制造厂”的字样。司机不见人影，自行车修理铺的师傅说，司机留了话，让我们别着急，他有件重要的事情要办，很快回来。
下午七点，太阳移在戈壁滩半空的四十五度角上。头顶的火焰小了许多，但是脚下却活像踩着热气腾腾的蒸笼。承受了太阳一整天的火烧，大地要在这个时候以牙还牙，把阳光砸进它身体里的火苗都还给天空。商店是一排苏联风格的老式砖房，掉了皮的黄色墙面上残留着已经看不清图案的浮雕装饰。房子面西，所以房前没有一寸阴凉。商店前方，虽然有条林带，但是又细又矮的胡杨树根本无法遮阴。妈妈出了许多汗，短发湿透了，腋窝处，淡蓝色的的确良衬衣被洇湿了一大片。
空气里飘着盐被晒化的味道，我的脸大概和妈妈一样，像被一万只蚂蚁咬得又红又肿。妈妈皱着眉头盯着眼前那辆散发着汽油味的油罐车，生气地说：“要是八点钟人不来，今天就不去了。”妈妈边说边从裤袋里掏出五毛钱，“去买两根冰棍。”我没有任何想法，在耐心没有耗尽之前，妈妈让我做什么我就做什么，只是，我本能地感觉到，我所做的这一切，与我的未来没有一点儿关系。
冰棍房还在，门面也没变，只是一扇面街的大窗，大窗装着钢筋护栏，护栏左下角锯开一个小窗口。我凑近小窗，黑乎乎的店内伸过来一只手，打开窗户的同时，我闻见冰棍房那特有的冰爽清甜的老味道。多亏新湖镇偏僻落后，我才能吃到这种多年不见的老冰棍。这大概是那天下午最让我高兴的一件事。冰棍房还和从前一样又凉爽又安静，冰甜的空气飘出来，我的脸贪婪地又往窗内贴了贴。同学巧萍的妈妈身穿一件白长褂，坐在窗下悠闲地织着毛衣，肥滚滚的身子正享受着戈壁滩上最诱人的清凉。我往店内扫了一眼，依旧还和小时候一样，看不出那些白色棉被的下面到底是些什么东西。
“咦，是沈悦啊！你不是上大学去了吗？”巧萍妈眉毛一抖，像是挨了针扎。
“嗯，放假了。”
“还是你省心，巧萍现在还在补习，都第三年了。”巧萍妈把毛衣扔在一边，双手扶在面前盖着白色棉被的冰盒上，面生愁容，“你快毕业了吧？”
“明年。”
“你是不用再担心将来了，毕业分配到大城市，就彻底离开戈壁滩喽！”巧萍妈突然斜了我一眼，愁容变成怨气，仿佛我做错了什么事。
“从今年起，国家不包分配了。…‘不包分配，那考大学还有什么意思？”巧萍妈舒口气，一只眉毛翘了起来。
“毕业后自己找单位。”
“你找到了吗？”
“我姨妈要带我去乌鲁木齐找熟人。”巧萍妈变来变去的脸色让我很不舒服，我接着说，“是位大学教授。”果然，巧萍妈的脸又绷了起来。我抬起右手，指了指身后的油罐车，继续把话说完：“马上就走，就坐那辆车。”
巧萍妈心烦地瞪我一眼，颧骨旁的横肉跳了两跳，冲着我手里的五毛钱问：“你要买几根？”
吃完冰棍没多久，司机回来了。是个年轻人，二十四五岁的样子，瘦而结实，身高至少一米八，头发又黑又亮，细长眼，那些流出他喉咙的音节仿佛指间流过的热沙粒。妈妈之前告诉过我，他是英库勒镇的人，之前没有好好读书，所以现在连大学的门朝哪里开都不知道。
“再不来我们就要走了，说好的七点，现在都快八点了。”妈妈抹了一把脸上的汗水。
“我去给我弟弟送点东西。再说，这车拉了四吨油，天凉快些走也安全。”
“说话不算数，我怎么能放心让我姑娘坐你的车。”妈妈不听他的解释，“而且，走这么晚，到库尔勒要几点了？”
“你放心，法官阿姨，送不到你把我铐起来，我的证件你不都看过了，连我爸妈是谁你也都知道了。”
我提着人造革旅行包，站在一旁，冷眼打量司机，希望妈妈真像她所说的那样，别让我坐上这个人的车。他浑身散发的气息完全不在我的经验之内，土黄色的短袖衬衣配了一条肥大的军绿色长裤，加上一张被太阳晒出了油的黑脸膛，整个人仿佛一根刚出锅的老油条。他说话时嘻嘻哈哈，一只脚踏在油罐车的前挡板上，边说边点烟，举止显得又老练又粗鲁，偶尔瞟向我的眼神冷漠而肆无忌惮，像极了街上的小流氓。想到在之后的四五个小时内，我和他，一对孤男寡女，将并肩坐在那个只有两人座的油罐车驾驶室内，在漆黑荒凉的公路上度过整个晚上，我对妈妈产生了怨愤。不就是为了省坐班车的十五块钱吗？就把我交给这样一个人，我在心里说。
“过来！”妈妈朝我转过脸，“上车吧，见到你大姨告诉她你想当老师。出门在外，多长眼色，别像根木头闷着不吭气。”
尽管极不情愿，我还是顺从了妈妈的安排，因为按照妈妈的理论，这都是为了我的将来。可是如果出了意外，妈妈能对我的将来负责吗？
我哭丧着脸，慢吞吞走到妈妈跟前，再一次从她紧锁的眉头看到了那些让我生畏的烦恼，我的将来一定包含其中。记忆里妈妈的眉头总是这样挤成一坨凸起的肉疙瘩，看多了我就想，这肉疙瘩的里面，一定有一个蜂窝状的东西，它一小格一小格地装着妈妈的希望、失望和忧愁。而妈妈掐眉心的习惯一定与此有关。在床头，在桌边，即使夏日正午靠在葡萄架的柱子上乘凉，只要停下来安坐在某处，妈妈就会闭上眼睛，痛苦而沉醉地掐着她的眉心。而她经常掐过了头，因此眉心处不时渗着一个惊叹号形状的瘀血印。尽管看惯了妈妈的这个动作，但我仍然会有疑问，妈妈是否真能从眉心里掐出什么东西？这一次，妈妈眉心间那坨凸起的肉疙瘩让一个闪念首次飞过我的额头，也许，我应该把自己的将来移出妈妈的眉心，因为我已经不想躲在那个蜂窝状的东西里，被妈妈无休止地掐下去。 但这与这个年轻的司机有什么关系呢？我抬头看他，他钻在驾驶室里，推开方向盘前的挡风玻璃窗，然后拿起一团看不出颜色的脏抹布来回抹着方向盘和仪表盘，接着又卖力地擦起了座椅。我站在副驾驶座的车门旁，车门敞开，正好迎上他带着微笑的狡黠眼神。
“别擦了，你的抹布比座位还脏。”我说。
他近乎无耻地笑笑，然后咣当一下拉开副驾驶座前的杂物箱，一把将抹布扔进去。
4
汽车拐上大桥，再拐上公路，我脸冲窗外呆坐，尽可能离他更远，哪怕一厘米。上车前，我已告诫自己，这一路决不跟他主动搭话。别以为我搭了他的便车，就得听他的，或者满脸堆笑。是妈妈求他载我，我可没有，我坐在这里，是他和妈妈之间的事，与我无关。
路程刚刚开始，我的心情已经糟糕透顶。这条路我来来回回走了许多趟，却只有这一次，根本感觉不到目的地，不知道自己要去哪里，甚至觉得永远也到不了自己要去的地方。这种陌生的感觉让我十分委屈，个中缘由，大概既来自对未来的茫然，也因为身边这个令我极不信任的年轻司机。他看起来比车上的四吨汽油，或者一条爱咬人的狗还危险。他坐在我身边，在过去的二十分钟里，频频朝我看了又看，而我痛恨他看我时得意的神情。
在公路上走了不到二十分钟，汽车熄火停下，司机兴冲冲跳下车去，大摇大摆走进路旁一间黑乎乎的马路餐厅。就像不想知道他的名字一样，我对他要做什么没有一丝兴趣。天气凉快了一些，我趴在车窗上，一边盯着沙坡上的一丛红柳，一边琢磨见到姨妈后该怎么对她说出我的想法，尽管我什么想法也没有。一辆飞驰而过的重型卡车打断了我的思绪，然后是一辆摇摇晃晃的拖拉机，两辆车过去之后，驾驶室里的我成了半个土人。他在饭馆吃饭，我在车里吃灰，这便是旅程的开始，一个糟糕的开始。我看看前方弯曲不平的砾石公路，又朝左手高出地面的大渠渠沿看了一眼，夕阳正像一位收网的渔人缓缓收拢它的赤色光尘，心想现在下车回家还来得及。出发不到半小时，车就不明不白停下来，这个人——司机——分明没拿妈妈的话、也没拿我当回事儿。
正犹豫，司机回来了，他抱着一个西瓜，仍像跳下车去时一样，兴冲冲爬进驾驶室。他把西瓜放在我和他中间，又得意地甩甩头发，对我说：“刚去地里摘的，你摸摸，瓜还热着呢！”
看着他黑红发光的颧骨，我努力不让心中的鄙夷写在脸上，转头向外，继续发呆。我不会和这种人有任何交谈，别想用一只西瓜拉拢我。我对自己说，应该在天黑之前，以无言的方式，明白无误地让他明白，我们是两个世界的人。我不会和一个在戈壁滩跑车的司机有共同语言，不会与一个看起来又粗俗又危险的疑似二流子套什么近乎，他必须放弃他的任何企图。汽车缓缓启动，在发动机的轰鸣声中，我想，这个人，他可能还傻乎乎地认为：我和他，都是塔里木农场第二代，看在我们曾经说过同一种口音的团场河南话的份上，我会像那些爱慕虚荣的团场女孩一样，对他自在逍遥的跑车经历垂涎三尺，或许还会幻想坐上他的车，哼着费翔《故乡的云》，与他来一场惊险快活的大漠私奔。别做梦了，我在心里对他说：“我讨厌戈壁滩的一切，我要离开这里，因为又遇上你这样的人，我就更有必要离开这个鬼地方了。”
公路铺着一层压灰的石子，夹在盐碱地或者沙漠中间，宽度仅够双车并行，最糟糕的是它的颠簸，记事起我就知道它又叫“搓板路”，因为走在上面的车辆都像醉汉一样摇摇晃晃。年轻人还好，妈妈这几年出差，每次到家都得躺一天，漫长的颠簸把她的骨缝抖得都能塞进去一根指头。但我不一样，我是不在乎颠簸的，因为踏上这条路，就意味着我要离开戈壁滩，哪怕是暂时的。我在新湖镇出生并成长，新湖镇是我的故乡，但打从出生起，上一代人就将一个念头植入我们的脑海：新湖镇是个令人憎恶的地方，离开新湖镇意味着人生的幸福未来的光明。世界上的人都习惯怀念和赞美故乡，所以，在我出外上大学这几年，我始终无法为故乡给予我的羞耻感而释怀，这期间，每当读到那些歌咏故乡的文字，我就会想，世界上可能只有新湖镇这种地方的人，在教育下一代的时候，将对故乡的厌恶感嫁接在孩子的潜意识里。
车速徘徊在时速三十公里左右，我能感觉到，司机有些心不在焉，他不时随着车身颠动的节奏晃几下脑袋，又伸长脖子朝窗外看上几眼，仿佛在找什么东西。路旁有什么呢？低矮的土坯平房，沙枣刺围起来的菜地，突然闯进视野的一片高大阴凉的桑树林，望不到头的棉田，再就是隐现在芦苇和罗布麻丛中的塔里木河。此时此刻，亮晶晶的河水正好反射着橘红色的霞光，在没有芦苇遮挡的水面上，还能不时望见一圈圈细小的淡绿色波纹。更远处就是那些接上地平线的沙包了，沙包上零星散布的胡杨树、红柳和骆驼刺已被沙漠热风刮得只剩下一团团艰难的灰绿色，它们地老天荒地立在那里，就好像记忆中那些模糊却又无法忘记的往事。这些都是戈壁滩的日常景象，贫乏，荒凉，死寂，他看来看去，难道还想从中看出一头大象来？
夕阳哼着歌儿收网回家，而我前往未知的戈壁黑夜。“战斗就要打响！”车慢吞吞驶离新湖镇的时候，这几个滑稽的字突然闪进我的脑海。我低头看看自己的装束，一条芥末黄色的连衣裙。这是我最新最时髦的一件衣服，五十块钱，放假前我特意从回家的车票钱里挤出来买的，为此火车上我吃了一路的干馒头就榨菜。现在我后悔穿上它。穿上它完全是因为我要去见姨妈，完全是为了不要让姨妈像奚落妈妈一样埋怨我上了大学还像个土包子。但谁知道在我与姨妈之间，还有这个既危险又让人讨厌的司机呢？“妈妈怎么就没有提醒我呢，路上应该穿裤子！”不安让我又伤心又恼火。
汽车在颠簸中前进，天色暗下来的速度比车速快多了，我盯着道路中间两道灰白色的车辙，希望它们不要被黑暗吞没。道路两旁早已没有人家，之前匍匐在地平线前的沙丘已经悄无声息从天而降，黑压压堵在路旁，那些胡杨或者红柳伸张在夜幕下的枝条，就成了它们奇形怪状的武器。
“你妈妈说你是大学生，你在哪里上大学？”
“你叫什么名字？”他继续发问，似乎并不在乎我没有回答他。 拐过一座沙包，司机打开车灯，两条白光戳进四周的浓黑，汽车似乎走得更加艰难了。他一定会没话找话，这早在我的预料之中，但具体什么时候，我则根本没有把握，所以，我还是被他的问题吓了一跳。
原本我怔怔倚在座椅靠背上，听到他的话，干脆闭上了眼睛。夜风干爽而凉快，英库勒镇大概不远了，我抹了一把耳边被风吹乱的头发，默默祈祷，在我睁开眼睛的时候，能够在黑漆漆的戈壁荒漠的夜空下，看到一星人间灯火。
对面驶来车辆，白茫茫的灰尘在光束里翻腾。“你们这些出去上大学的女孩都牛得很，不爱理人，”他的话说到一半就收住了，猛地往右打方向盘。来者是辆傲慢的重型卡车，不仅不避不让，反而故意多占车道。“狗日的，我操你祖宗八代。”他一边紧张地控制方向，一边吐出一长串脏话，末了，又伸出半个头，朝着淹没在灰尘中的卡车屁股恶狠狠吐了几口唾沫。
会车的惊险没有让我吃惊，他的粗鲁野蛮却吓着了我，一长串肮脏的叫骂透露了他的本质，让我更加相信自己对他的判断。但是，在我提醒自己更要提防他的时候，他似乎已经忘记了刚才会车的不愉快。
“冬天时我拉过一个女的，也和你一样，刚开始脸板得比我都黑。”他一边说一边故意朝我倾倾身子，“你猜后来怎么着，过了卡拉水库，她捂着脸哭开了。我问她怎么了，她不理我，后来越号越厉害，就好像我把她怎么着了似的。她哭的劲儿可真大啊，怎么劝都劝不住，实在没办法，我说你再哭我把你扔下车喂狼去，她还是哭。再后来，我被她彻底哭烦了，张口问她家里是不是死了人，她这才冲我吼了第一句话——你们家才死人了。其实我知道她是干什么的，托我拉她的人告诉我的，她大专毕业分到垦区检察院，那天去上班报到，路上肯定被这光秃秃的戈壁滩给吓坏了。照我看，你和她一样，不仅想离开这里，而且瞧不起这里的人。哼，别忘了，你就是跑到天涯海角，你还是这里的人，你的老底在这里。”
他在拿别人试探我，我不会上他的当。车灯扫过已被沙丘掩埋的路基，我在找下一个水泥柱里程碑，这一路我都在全神贯注地寻找它们，它们每过去一个，就意味着我的“战斗”又胜利推进了一小节。
“那个女的你妈妈认识，不信你回去问。我今天下午去看守所看我弟弟，办手续的时候，在院子里碰见她，她也看到了我，但她装作不认识。嘁，都在我面前哭成那样了，还装作不认识我。你知道吗？一个人在另一个人面前哭，就等于把秘密告诉了对方。她装作不认识我，是因为我知道她的秘密。”
除了粗鲁野蛮，这个人还很狡猾阴险。他弟弟和看守所什么关系，是看守所的武警，还是关在看守所的坏人？妈妈根本不知道她把我交给了一个什么样的人，我害怕起来，脖子和腋下生出冷汗，“他在威胁我，他想让我听他的摆布。”我绷直腰，瞄了一眼他操控着方向盘的右臂——黑黝黝地闪着光，好比一根又粗又结实的钢筋。“这只手一用力就能掐断我的脖子。”我害怕，可是我越是害怕越是讨厌他，越是不想跟他讲话，不想听到他的声音。“说什么都不能哭。”我对自己说。
“路这么长，你难道要当一晚上的哑巴？”
“依我看，念书好的女孩都不爱跟我这种人说话，你觉得自己比我高明，是吧？”他说得津津有味，“不过我就喜欢话少的女孩，我还没女朋友呢，以后找老婆，我一定找个像你这样话少的。这都是因为我妈话太多了，还有我妹，我敢保证你从没见识过什么叫话多的人。打个比方，就说我妹这个人，她往那儿一站，看见什么说什么，废话多得就像一千个人同时吐瓜子皮儿，她的废话说完，然后是稀奇古怪的问题，那些问题就跟拿着铁耙子耙你的肠子一样，先是叫你难堪，然后就会让你冒出一堆火……那些话多得根本没法让你记住，所以啊，我妹这个人话多，但你若是问我她都说了些什么，我一句都说不上来。不过，跟你相比，我也算是话多的人了。”
车灯照出的尘光里，小虫乱飞。我眼也不眨地盯着光束，因为望着窗外的黑暗沙漠，没多久我就会放松警惕打瞌睡。
“唉，你能不能告诉我，不说话你不难受吗？你不说话，是因为不想跟我说话，还是在想别的事？你有男朋友吗？你是不是在想你的男朋友？他是哪里人？你最好别找那种只会念书的小白脸，那些小白脸的胳膊跟黄瓜藤子一样又软又细，胆子呢，就更别说了，和鱼泡一样，一捏就破，要是别人欺负你了，他那副熊样子根本没法保护你，你就只剩下哭了。”他越说越来劲，句子流利得不打一个磕巴，说到这里，忽地又叹口气。“不过，你们女孩到底喜欢什么样的男人，我真的搞不清楚，”他挠挠头，继续说，“初三时我喜欢过一个女生，她叫陈梦雪，名字挺好听的吧！她的头发又多又黑，眼睛又大又黑，虽然是汉族，但特像维吾尔人。她和我一样，坐在教室最后一排，对上学没什么兴趣，也觉得考大学和我们没什么关系。团场教育质量这么差，一年都出不了一个大学生。我也和你一样，不想留在团场种棉花，但你知道，路多着呢，并不只有考大学一条路。陈梦雪啊，她的话也不多，但是爱笑，她随便一笑，你就明白她知道你在想什么。她的性格一点儿不拘束，如果跳皮筋就是班里跳得最好的女生，如果发呆就什么人也不理，有时候还专门和那些学习好说大话的同学唱反调，所以她多是独来独往，大概没人够得上和她做朋友。她长得好看，比班里大多数女生都成熟，尤其她的嘴唇，红艳艳的，像涂了口红，其实是天生的。那时候我们的教室是土坯房，又破又旧，墙面一到春天就泛碱，然后一层层往下掉土，坐在最后一排的人不小心就蹭出一背灰。我喜欢陈梦雪，经常见她蹭了灰后用手拍衣服，就悄悄找了些报纸，把最后一排的墙面上都贴上了报纸，事后别人都问这是谁做的好事，可她就跟没看见一样。政治老师是个老太婆，头顶快秃了，拉着几缕半黑不白的头发，还是遮不住她肉乎乎的粉色头皮，她又丑又老，却爱打扮，每次上课抹口红，他男人是副团长嘛，湖北知青，学校没人敢说她。你知道吗？长得丑的人就是看不惯比她漂亮的人，这个政治老师就是看不惯陈梦雪。对了，陈梦雪的眼睛长得很像香港电影明星翁美玲，像极了。你不会不知道翁美玲吧，她死了快有十年了，告诉你吧，她其实不是自杀的，验尸的人在她额头上发现了三道伤痕，又在她手腕上发现了针孔，血液里还有镇静剂成分，但是这些疑点最后都没有追查下去。嘁，人都死那么多年了，不说她了。” 他咽口唾沫，继续说：“政治老师上课时老是叫陈梦雪起来回答问题，十有八九，陈梦雪都回答不上来，所以老是挨训。有一回，她装作读课文走到教室最后一排，然后突然一把扯出陈梦雪压在课本下的什么杂志，朝她的脸砸过去，陈梦雪脸一侧还是被砸到了，梳得整整齐齐的头发也被砸乱了。陈梦雪可不是那种受气包女孩，她拿起桌上的课本也朝那个臭老太婆甩过去。老太婆急了眼，扯住陈梦雪的衣领就要往校长办公室拖，她哪里拖得动陈梦雪，陈梦雪比她高半头呢，一甩手就把她推出了几步远。她倒是反应快，知道动手占不了便宜，就开始用难听话侮辱陈梦雪。你猜她骂陈梦雪什么？她骂陈梦雪是个妖精，不爱学习整天就知道打扮勾引男人。最可恨的是，她指桑骂槐地说起了陈梦雪的哥哥。你知道陈梦雪的哥哥是干什么的？他呀，在‘严打’时被抓了起来，强奸罪，十八岁的高中生强奸了一个在棉花地摘棉花的老娘们儿。政治老师坏就坏在这里，陈梦雪的哥哥被抓起来跟她有什么关系，但她就要用这件事来丢陈梦雪的人。你猜她怎么说，她说家里出了一个男流氓还不够，现在又有了一个女流氓，真不知道你父母是怎么当的，换了别人，肯定没脸活下去，陈梦雪给她这样一骂，脸变得跟死人一样白，然后就哭着跑出了教室。我喜欢陈梦雪，上课时没敢当面帮她出气，后来找了一个没月亮的晚上，把政治老师家的柴火堆给点着了。第二天上课听说火烧得挺大，放学后我骑车故意在她家院前绕了一圈，真解恨啊，两间房子的玻璃都给烧化了。不过话说回来，这事虽然解气，但现在再想，那时真傻，都没想想烧死人怎么办。一星期后，我在放学路上拦住陈梦雪，告诉她我为她做了这件事，心想这下她肯定会喜欢我，没想到她听完后，冷冷盯了我好久，然后没心没肺地说‘滚远点，少管我的事’。这之后没多久陈梦雪就不上学了，哪里都没有她的消息，现在更不知道她在哪里，大概已经结婚了吧。”说完他清了清喉咙，头一拧，啐出两口唾沫。
每个学校都有一位或者几位陈梦雪这样的女孩，她们是女孩中的女人，虽然同龄，早慧的心灵以及身体却提前踏人人生的战场，早早窥见人性的奇诡与幽深，历练出的玲珑的心思和生存的种种技能，也最先品尝到男人或者情爱的甘醇。她们本来是幸运而骄傲的，因为早慧意味着比别人更早获得命运的垂青，或者拥有更多摘取幸福的机缘。可是她们中的多数人都失败了，早慧反而让她们过早地萎谢，这都是因为幸运和粮食一样是称重的，一生的幸运早有定数，早用早了结。比如我的一位大学同学，四十岁那年死于车祸，在我看来，这都是因为她路走得太多。她没完没了地走在路上，她无法在家里照顾女儿，甚至不能与母亲平静相处哪怕一天，只有走在前往陌生之地的路上，她才能找到自身的存在感，并为此收获浸没肺腑的快乐。但是她哪里知道啊！人一生走过的路也是有定数的，长度一到，多一步就到了另一个世界。那些看起来成功和幸福的少数人，多少都身怀异禀，看似能让幸运发出侧枝，但即使这样，也是极有限的。这些都是我在许多年后才领悟到的，但当时，在那个路途茫茫的戈壁黑夜，陈梦雪的故事只能加剧我与司机之间的距离，因为像陈梦雪这样的女生，正是那个年龄的我最无法理解的女生。她诱人而神秘，不仅学校里的男生喜欢，也让全世界的男人垂涎。而我又懒散又胆怯，循规蹈矩，墨守成规，不敢顶撞父母，更不敢反抗老师，我把自己藏在大人和所有人的想法里，既不关心自己的内心，也意识不到身体里的秘密，只是没头没脑地过着每一天。他喜欢陈梦雪这样的女生，一个美丽、胆大、野性、危险的女生，他的选择正好显示了我们不在一个世界里，那些我自认为拥有的优越感——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到了他眼中，只会让我显得可笑，或者假正经。而且，他猜得没错，我讨厌像他这样的男生，粗俗、絮叨、狡猾、轻浮，像条脏兮兮臭烘烘的癞皮狗。
“你喝水吗？”他像变戏法一样从什么地方摸出一只绿色的行军水壶递给我。
我摇摇头。
“吃西瓜吗？”他拍拍座椅中间的西瓜，“瓜已经不热了。”
我看了他一眼便转过脸去。是的，连摇头我都觉得多余。那一刻，我望着黑漆漆的戈壁夜空，在想死了快十年的翁美玲，在想自己虽然曾为翁美玲的死失魂落魄，却从没像他这样仔细追踪过翁美玲的死因。
5
天黑透以后，夜幕反而渐渐清朗，远处——如果没有大沙丘阻挡的话——可以看见针尖大小的星光闪烁不定。星光附近，天色墨蓝，而更远处，天空则幻觉般地变白了。
我希望那不是幻觉，因为英库勒镇确实不远了。我的舅舅住在英库勒镇，我最近一次去英库勒镇是在去年夏天。望着远处微微发白的天空，我想，等我从姨妈家回来，我要顺路去一趟舅舅家。
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初，妈妈和姨妈从江苏来到新疆，她们和所有支援边疆建设的知识青年一样，相信凭借自己的热情和力量可以创造一个新世界，并在这个世界里过上幸福快乐的新生活。在各自的安置点安顿下来后，姨妈作为大姐，提议把高中毕业在家待业的小舅舅也接到新疆来，因为她对比并且计算了家乡与新世界的前景，认为戈壁滩虽然荒凉偏僻，但是广袤绝远的天地正好意味着无穷的机遇。没有人能够拿出站得住脚的反对姨妈的理由，所以小舅舅在英库勒镇扎下根来。比起妈妈和姨妈，舅舅的性格里更有阴柔的一面，正因为如此，我喜欢去舅舅家，爱和舅舅聊天。
去年夏天，我去英库勒镇看望舅舅，进门时，舅舅正在读一本旧杂志，一九九二年第六期《西北师大学报》，杂志封面上盖着一个字迹模糊的圆章印，杂志的右下角似乎被水泡过，皱皱巴巴涨厚了一倍。
“沛文，你知道什么时候就有人在英库勒和新湖镇这里屯田吗？”舅舅坐在厨房前的阴凉里，粗大的指关节笨拙地钳着杂志，没穿鞋的赤脚上糊满白花花的泥巴，说完他咂咂嘴巴，就好像嘴里含着一块甜丝丝的水果糖。“屯田，你懂吗？就是开垦荒地，种田。我，你妈，还有你姨妈，我们都在西域屯田的历史中。西汉的时候，这里叫渠犁国，从渠犁国到轮台，再到龟兹，龟兹就是现在的库车，库车再到疏勒，然后再往西，就到了中亚，中亚再往西，一直往西，就到了罗马。这就是丝绸之路啊，当然，丝绸之路多着呢，这只是其中一条。那时候，在渠犁国屯田的人有几百上千人，有仗打了他们就是士兵，没仗打了他们就是农民，《汉书-西域传》里都记着呢！那时候，这里水大得很，要种多少稻谷都够，书里说‘有溉田五千顷以上’呢。那时候，塔里木河还没名字呢！哪像现在，没水了，水稻种不成了，只好种棉花，再过几年，棉花怕是也要种不成了。” “舅，你知道的比我们历史老师都多，我们学历史就是背年代。”舅舅高度近视，有一张腼腆却又固执的书生的脸，每次与他聊天，我都要透过他涟漪状的镜片去寻找他小如绿豆的黑眼珠，整个过程就仿佛膛过一片深蓝的湖水前往一个湖心岛。而舅舅每次都不会使我失望，他的话题总是在我毫无准备的时候为我打开一片广阔的天地。舅舅家种了六十亩香梨园，可是他更喜欢看书，又多是一些旧书。每次从库尔勒办事回来，他的口袋里都揣着几本你根本想象不到、更不知道他从哪里找来的书籍。《灵验奇方》《病历书写手册》《神话仙话佛话》《中国冤狱纪实》……这些书种类杂乱，品相破旧，可是他一读起来就入了迷，舅妈甚至需要趴在他的耳边，才能把他从书中的某个章节里揪出来。家里的那六十亩梨园，多亏舅妈费心照料，这几年才能挂上越来越多的果实。
“可是屯了两千多年的田，这里更荒凉了。”舅舅说着回头看了一眼厨房里的舅妈，压下声音说，“别看现在棉花多了，香梨多了，农贸市场热闹了，你看着吧，将来，这里会越来越荒凉。为什么？这块地方养不了这么多人，不停地开荒，越开越荒，他们要把这块地方的血都吸干了。”
那时我还理解不了舅舅话里的含义，我只是隐隐觉得新湖镇在变，英库勒镇在变，这个世界在变，而我不仅分不清这种变化的实质，反而觉得新湖镇和英库勒镇变得不像外面的世界那么快、那么好，比如楼房、柏油公路、自来水、冲水马桶、电影院、冰淇淋、旱冰场、百货商场……这些吸引我的东西，新湖镇都还没有，这大概就是我要离开它的原因。我和当年的妈妈、姨妈、舅舅一样，都相信远方有一个新世界，有一种令人心向神往的新生活。但是我从来没有问过他们，四十年过去了，他们心中憧憬的那个新世界是否就是现在这个样子？他们向往的新生活，与眼下他们过着的每一天，是已经重合，还是相距遥远？
远处的那片泛白的夜空看来并不是我的幻觉，汽车驶过一个又一个沙丘，我终于在前方巨大的浓黑里瞧见了一粒暗黄色的灯光。“回来时一定要去问问舅舅，将来去哪里好。”我莫名地相信，就因为舅舅总是读着那些毫无用处的旧书，才能比妈妈、姨妈和我看到更远的时间。我甚至可以想象到，当我问舅舅我该去哪里时，他一定会问我自己想去哪里。那么我想去哪里呢？我想来想去，只看到一个模糊的影子：我要去一个我不想离开的地方，在那里，我不仅不会感到厌烦，还会让我的孩子喜欢它、离不开它，而不是像现在新湖镇的上一代人，教我们厌恶自己的故乡，把人生的希望寄托在下一代的远离上。
“前面就是英库勒镇，你来过这里吗？我家就在英库勒镇，不过我家在畜牧连，进去还要十几公里呢。”闭嘴不到十分钟，他又开始唠叨。
“畜牧连是养马鹿的连队，现在养了大概有上千头马鹿，我敢说你肯定不知道马鹿什么样。你们这些读书人，扔开书什么都没见过。上中学的时候，我跟大人们捕过野鹿。八月份野鹿产了仔，是捕鹿最好的时机，一般都是母鹿和小鹿一起捕。成年野马鹿脾气大，被捉后有的会当场气死。小马鹿跑不动了会叫妈妈。真的，你别不相信，叫声和人一样，妈——妈，妈——妈。”他直起身体，学着小马鹿叫了两声，“捕鹿的人最高兴小鹿这样叫，因为它一叫母鹿肯定回头。有一回我在一丛罗布麻下面发现一头小马鹿，它身上的斑点跟开花的罗布麻一样一样的，我离它只有三米多远，看见它突然傻眼，不知道该干什么，一旁一个畜牧连的老头冲我喊，‘抽它，快抽它，把它抽倒’，我就噼里啪啦一顿猛抽，直到把小鹿抽得躺在地上。那头小鹿给逮到了，但是回家的路上我心里不好受，那以后我再没捕过野鹿，心里不舒服。你知道吗？让人不舒服的事就不能干了。捕回来的野鹿不好养，一多半都死掉了，不懂野鹿的习性呗。再后来，他们也不捕了，野马鹿捕得太多，都快捕完了。以前，马鹿和鹿茸没价格，锯下来的鹿茸放在仓库里都生了虫。现在情况翻了个，你知道一头小马鹿多少钱？一万五！一公斤鹿茸多少钱？四千六！不过，要我说，钱是个好东西，但也是祸害。它就祸害了我弟弟。我今天去你们新湖镇就是到看守所看我弟弟去了。他眼馋那些钱，偷了一头小鹿仔卖，钱还没捂热，就给抓住了。所以我发誓，这辈子饿死都不会碰马鹿！”
“唉，你能不能帮我跟你妈说说情。”他突然换了一种叫人奇怪的语气，而且讨好地看看我，嘴角咧出一个别扭的笑，“我弟弟只有二十一岁，还小，谁没有鬼迷心窍的时候呢！看在他认罪态度好的份上，能不能别判他的刑，或者判得轻一些？”
原来他载我去库尔勒是有企图的，不过我立刻不再害怕，并且更加瞧不起他。
见我不吭气，他又说：“没事，你不想说也没关系，我就是随便说说。”
6
汽车驶过英库勒镇中心的时候，我生出一丝恋恋不舍，在我就要为自己的未来做出选择之前，没有见到舅舅，没有听他跟我说一说未来的含义和世界的变化，那一刻我的心很像一只漂在水面上的纸船。
马路右侧，一排平房顶头一间的屋檐下挂着一只灯泡，暗黄的灯光照着平房前面一片空阔的场地。这里是英库勒镇的农贸市场，说是市场，其实就是两条水泥平台，加上横七竖八扔在一旁的砖块、木棍，以及随风飘动的塑料垃圾。新湖镇的农贸市场和这里近乎一致，区别仅在于方向或者大小。上大学前，周末逛农贸市场是一件让我兴奋的事情，那里有新湖镇的全部表情，有新湖镇人所拥有的一切，也有新湖镇人未能说出却写在脸上的对生活的种种渴望。
新湖镇的农贸市场设在国营商场的斜对面。国营商场是一排高大的仿苏式建筑，从东到西，依次是百货店、副食店、自行车修理铺、理发店和冰棍房。一九八五年放开个体经济之后，团场在那栋国营仿苏建筑的东北角，辟出一块地方，砌了露天的两个长条形水泥台，然后广而告之，这就是新湖镇的农贸市场。没有人记得，谁是第一个把家里自留地里的西红柿或者无核葡萄摆在了那个露天水泥台上，总之，那里一夜之间就热闹起来，卖哈密瓜的，卖兔子的，卖丝瓜和葫芦瓜的，卖羊肉的，卖鸡蛋和卖苞谷的，后来，又来了卖服装的人，卖瓜子和卖油炸豌豆饼的人，还有卖电子表和墨镜的人，再后来，连挖鸡眼儿的人也来了。这些人进驻农贸市场以后，那两个水泥平台很快挤不下，他们就从国营商场的东北角一路向西向南扩散，终于把那一排气派却越来越冷清的仿苏式建筑死死困在中间，让国营商场的售货员只能透过蒙着灰尘的窗玻璃，眼巴巴望着外面人头攒动的集市。 世界在每个人的眼前发生着变化，但是经历这些变化的人却极少想到，正是每个人心中的渴望与欲望，带来了世界的变化。汽车慢慢驶过英库勒镇的农贸市场，灯光渐渐远去，我回头瞥了一眼只余轮廓的水泥平台，想起有一次和妈妈在新湖镇农贸市场添置衣服的情景。
那是一年寒假，将近元旦，一个亮澄澄的星期天，吃过早饭，妈妈突然扬声说，我们去逛逛市场吧。来到市场我吓了一跳，黑压压的人群像移动的云团，在嘈杂声中缓缓变动形状，几乎堵到了马路边。我扯住妈妈衣袖，穿过两个手推自行车站在人群中闲聊的男人，又随妈妈来到一个粉条摊上，称好两公斤洁白的土豆粉条，然后耐下性子听妈妈跟一个卖胡萝卜种子的人讨价还价。这期间我一直心不在焉，心头呼啦啦摇着一只大风车。趁妈妈蹲下身去翻看菜籽品种之际，我回头四处张望，视线一再落向那些涂着口红、烫了头发、脖子里系着纱巾的年轻女子。天空蔚蓝，四际枯黄，她们夹在移动的人群当中，又干净又鲜艳，仿佛黄浊的河水中漂来的一朵朵莲花。她们根本不是来买东西的，我想，她们是来看男人，或者是等待被男人看的。那些故意和正好走过她们身旁的男人，或者吃惊地盯住她们的脸，或者回过头现出意犹未尽的笑意。她们多半都是我不认识的人，这些年又有许多内地人来到了新湖镇，他们开荒，承包果园，创办家庭农场，他们做着农垦人一心渴望逃离的事情，顺便也带来了外面的世界。事实上，这些年轻女子，她们美或者不美都没有关系，关键是她们在人群中卷起一股腥鲜的热风，让每一个走过或者看到她们的人都感受到了内心的缕缕欲望。我望着她们，羡慕里夹带鄙夷，此外还有些担心。我担心什么呢？当然是担心她们挨骂。“沛文，沛文，看什么呢？”妈妈捣捣我的胳膊，不满地看着我，“女孩子不要在人群里瞟来瞟去，给人看见多没教养！走，去那边给你买件衣服。”我们来到服装摊前。摊主就地取材，在贴告示的布告栏上钉了几根铁丝，把她的衣服像旗帜一般挂在了戈壁滩冬日的蓝天下。在妈妈的监督下，我选了一件黑色翻领套头衫，妈妈似乎很满意，我没有像别的女孩那样，傻乎乎瞪着那些花花绿绿又招摇又没有品位的流行款式。那天中午，离开农贸市场的时候，抱着新衣服的我变得闷闷不乐，我跟在快步疾行的妈妈身后，心想，与那些涂着口红、烫了头发、脖子里系着纱巾的年轻女子相比，她们是一朵朵鲜嫩的莲花，我呢，可能只是戈壁滩里一丛又硬又扎人的骆驼刺。
7
离开英库勒镇，我们只走了路程的三分之一，前方一直要到尉犁县地界，才能见到住户人家，这中间一百多公里的区域，全是杳无人烟的沙漠和戈壁。不过我对他已经不像之前那么高度警惕和害怕了，他有一个关在新湖镇看守所就要接受审判的弟弟，所以他怕我妈妈，当然，连带着就得顾忌我。还有，他絮絮叨叨的那些事，听起来确实比那些文学杂志里的小说有趣许多。
“你喝水吗？”他又举起了水壶。
他的脸皮真厚，明明知道我不会喝他的水，还要做这种让人讨厌的尝试。
“这是甜水，是我从库孜勒克的水井里打的甜水，你们新湖镇的水不行，英库勒镇的水也不行，都是氟超标。”见我不喝，他拧开水壶盖，自己咕咚了两大口。“你的牙齿咋样？黄不黄，你一直不说话，我看不到。我的牙不行，明显的氟斑牙，”说完他朝我龇开他的嘴，我惊恐地看着他，其实什么也看不到，“我们畜牧连那个地方，连一个符合饮用水标准的井都打不出来。我家院子里打了一口压水井，水又苦又涩，连羊都不喝。”
关于水，我和他有着相同的记忆。我家院子里也打过一口压水井，苦似黄连，羊喝了以后会不停甩脑袋。我家有口大黑缸，一米二深，夏天我们挑来渠水沉淀了喝。冬天艰难许多，要到五百米外学校附近的那口井挑水喝，井深二十多米，水位年年下降，学校在井口架了一个铁木结构的井架，以便拴桶打水。有年冬天，爸爸去挑水，井沿结了至少二寸厚的冰，爸爸将桶扣在铁索上，然后下压井架放桶入井。井架又高又重，用力时爸爸脚下打滑，手一松，下到一半的桶连着铁索一起甩上来，打在爸爸额头，击中了爸爸的右眼。那以后爸爸的右眼一点点坏下去，一年之后，彻底失明。失去一只眼睛的视力，爸爸倒是经常为此轻松调侃，遇到妈妈指责他在教育我们时和稀泥不负责任，他会说，我现在不想睁只眼闭只眼都不行了。
“你真行，你是不是属骆驼的，不说话，也不喝水。路这么长，不说说话，你不觉得没意思吗？外面黑乎乎的，除了沙包还是沙包，你看什么呢？
“我们这些开车的，最怕遇到你这样的搭伴，不理人，像个木头墩子。唉，我真不明白，一个大活人怎么能像个木头墩子呢！还是说说话吧，有话说还得说出来，不然闷在心里会发臭的。你读了那么多书，书里肯定有好多好听的故事，给我讲讲你看过的故事吧，故事一讲起来，路就不那么长了。
“嘿，你看月亮，月亮升上来了，这边，你往我这边看，那是塔里木河，河水一发亮，你就知道是月亮升上来了。月亮一升上来，鱼就开始往上蹦了。都说鱼的视力差，但是鱼能看见月亮的光，这你信吗？”
“你抓过鱼吗？嘁，你肯定没抓过鱼，所以啊，你根本不知道塔里木河的鱼有多多！上小学的时候，团场还在种水稻，用的都是塔河水，那时候，只要水闸一开，鱼就跟着水流进了稻田里。七月份，水稻刚刚灌浆，你只要走上田埂一步，整片整片的稻田都响起来，噼噼啪啪，稀里哗啦，接着稻子都像中了邪似地抖起来，就像在太阳下跳舞一样。那时候，无论你在哪块稻田边蹲下来，随手一摸，就能抓起一把肥嘟嘟的野鲫鱼。那时候，只要爱吃鱼，个个吃美了。”
这一次他终于触动了我，关于戈壁滩的水，关于鱼群，我有更多更难忘的记忆。爸爸是湖南人，打从记事，就带着我在新湖镇四处捕鱼。稻田摸鱼，大渠撒网，对我来说，都不及在排水渠捕鱼更有趣。离家不远有条排水渠，这条渠七拐八绕，贯穿了整个新湖镇。排水渠用于为田地排碱降盐，所以水色泛黄水清见底，每一条波纹即使在阴天里都闪着光。排水渠里生长着芦苇与菖蒲，生活着水蛇、水老鼠和鱼群，渠底埋着砖块、铁丝、木桩、碎玻璃，甚至还有死婴。与淡水渠不同，排水渠里鱼的种类更多，泛黄的碱水不仅令鱼肉更加鲜美，连鱼身的色泽也更加耀目，草鱼、鲤鱼、鲫鱼、五道黑……当被拽出水面，每一条都仿佛闪光的金叶片。初中一年级暑假，我和爸爸捕到过一条东方欧鳊。那时候，排水渠又深又宽，有些水域大得能撒网，那条唯一的银色欧鳊就是在一次撒网中捕获的。从渔网中取下这条鱼，爸爸围着水桶看了半天，他在新湖镇捕了三十多年的鱼，几乎没有他没见过的鱼，但他看了又看，终究没有搞清楚那是条什么鱼。那以后，无论爸爸再怎么期待，他再也没有捕到过东方欧鳊。再后来，我上了大学，有一次在大学图书馆里翻读学报，才从一篇文章里弄清楚那条鱼就是东方欧鳊，书上说，这种鱼是中亚河流的特有鱼种。放假回家，我把这件事告诉了爸爸，爸爸听完沉默了好一阵子，然后说：“别说东方欧鳊，现在连水都快没了。” 但我仍然没有出声，这与我和他的抗拒没有关系。对于心底的珍藏，我不会与任何人分享，我习惯独自品味那些逝去的美好时光，在这一点上，我有天生的自私和固执，因为我生怕说出之后，美好会被风吹散，会被时间带走。
月亮升上来，风却一丝丝都没了。十点已过，我们最多走了七十公里，汽车比之前颠簸得更厉害，车速不得不一再慢下来。
大概彻底觉着无望，或者没了耐心，他叹口气，又摇摇头，终于安静下来。
半小时后，汽车在一座桥边停下来，我疑惑地看着他。“太热了，我得洗个澡。你要解手吗？这里可没厕所，你随便在哪儿都行。不过——”他从身后一根挂钩上取下一条毛巾，又从杂物箱掏出一块香皂，“不过，你可别跑远了，这里真有狼啊！”说完他幸灾乐祸地笑笑。
汽车熄了火，但是他让车灯亮着，我猜不准是为什么，也许是因为觉得我会害怕，也许只是为了会车安全，也许是什么我想也想不到的原因。
他关上车门往公路对面走去，我看着他的背影，站起来抖抖衣裙。对抗让我生出一路闷汗，我揪起前襟，闻闻自己有没有发馊。一个人待在车里让我放松许多，我没有便意，想到下车除了踹回一鞋土，连活动腿脚的想法也打消了，但是我可以站在脚踏板上伸伸懒腰。推开车门时我下意识往斜对面的他望了一眼，立刻被看见的一幕吓得不敢动弹。
他走下路基没几步就停住了，然后背对着汽车，赤裸裸脱光了自己，车灯正好聚焦在他肌肉紧致的两瓣屁股上，接着他褪下手表，扔在一边的衣裤上，然后突然像被刺扎一般来了一个躬身闪跳，就在这个闪跳之间，他把自己的半个正面对准了汽车。而怔在车里的我，直勾勾盯着他，既没捂上脸，也没有转过头去。
我将他仔仔细细地从头看到小腿。我想，这大概正是他的心中所想。一路上，他耗尽心思，讨好我，信赖我，暗示我，请求我，吓唬我……全都一无所获，最后，只好厚颜无耻扮起流氓来。在看到他身体的第一刻，我想我是被吓住，但之后我就不明白了，为什么从惊吓中醒来，我却毫不害臊地死死盯住他，直到他觉得把戏演完，转过身去，一步步走向河水。
也许我真是被他吸引了。我与男友接过吻，却不曾看过男人的身体，而眼前的他，不管我对他有多少偏见，也无法不承认他的身材非常漂亮。他的肩膀很宽，领口以下的肤色即使在车灯直射下也散发着成熟稻谷的淡黄色；胸肌微微隆起，手臂上的指伸肌和肱二头肌在臂膀的挥动中遥相呼应；身体比例看一眼就知道是完美的黄金分割，大腿各部位的肌肉也在一系列故意或者平静的动作中自然起伏，仿佛被弹奏的琴键；最让我吃惊的，当然是腹下那团毛茸茸黑簇簇的玩意儿。与男友接吻时我意识到那里有着一根呆头呆脑硬邦邦的家伙，但是此时此刻，在那丛毛茸茸黑簇簇的杂草里，来回甩动的，却是一个土烟袋似的东西。
妈妈做梦也想不到这一幕，她连我在人群里东瞄西望都不准许，更何况我直勾勾盯着一个陌生男人的裸体。要是看见我这副模样，她会扇我的脸，甚至拿针戳我的眼睛都有可能。内心的秘密许多都说不清楚，那一刻，我搞不懂自己为什么要看，也许因为他故意要让我看，也许因为妈妈一直向我发出的不准看男人的指令。
黑夜大口大口吞吃着时间，我靠在座椅上发呆，慢慢有了睡意，但是一辆迎面而来的吉普车吵醒了我。我坐起来吃葡萄，吃到一半我意识到不能多吃，因为吃多了要小便，而我是绝不会让他停下车来等着我小便的。我抓起装葡萄的塑料袋，恼火地扔到窗外，再回头时，看见他晃着腰间的那只土烟袋，吹着口哨，从黑咕隆咚的路基下走进明晃晃的光束里。
这一次我移开了视线，从脚下黑色的人造革手提包的侧兜里取出那把多功能水果刀，拉开最长的主刀，紧紧握在手中。
8
“真舒服！只有洗洗才能彻底凉快下来！”他用手抹了一把头发，把手上的水珠甩到窗外，然后让车重新回到了坑洼不平的砾石路上。“躺在水里看月亮，月亮往哪儿去，你就往哪儿去。每年夏天在这条路上，我都得游几次。不过今年水位低了至少二十公分，才到我这里。”他的右手在胃部比画了一下。“你会游泳吗？我在你们新湖镇的大渠里可是游过泳的。那是很早的事了，那一年我爸爸捕马鹿从马上摔断了腿，被送到新湖镇住院，好像也是七月份。中午放学我听说后，就带着我弟弟从英库勒往新湖镇跑，我们没走公路，一路沿着渠跑，天黑前总算赶到了。还好，我爸没什么大事。那两天，我和我弟待在医院陪我爸，医院没事了我们就跑到大渠里玩水，挺高兴的，因为不用上学。去年底我弟弟出事后，我爸身体和精神都不行了，有一回我俩都喝了点酒，他问我以后有什么打算，我说没什么打算，因为我喜欢跑车，喜欢这样自由自在的日子。我爸听后什么都没说。当然，我知道他在想什么，他希望我回去帮他，他承包了三十亩地，专门种牧草，可是他的身体不行了，他希望我接他的班。但那不是我想做的事，我不喜欢每天晚上睡在同一个地方，每天早晨醒来看见的，都是家里那个黑乎乎的屋顶。我不想去做自己不喜欢的事，所以没接我爸的话。你呢，大学毕业后你打算去哪里？我猜，你肯定不会回到新湖镇。”
清凉的塔河水为他注入了活力，戈壁月光撞开了他内心的又一个话匣，我的沉默可能更激励了他撬开我嘴巴的毅力，但是我只想沉默，我在静静地想象，他说出的每一句话，就是我们走过的一步路，他每说一句话，我的行途就意味着又减少了一步。
“我从没见过你这么不爱说话的女孩，她们一个个都叽叽喳喳的，芝麻大的小事都会被他说成天那么大。我敢说你的朋友肯定很少，因为人都不喜欢话少的人。人在一起说说话多快乐啊，不高兴的事说出来就没事了，高兴的事说出来让大家跟你一起笑笑。不说话别人就不会知道你在想什么，别人会去猜，有人这样猜，有人那样猜，猜来猜去后来全变成了在你背后说你的坏话。爱说话的人才能多交到朋友，像我这样，从若羌到阿克苏，这一路我每个镇子都有朋友，我修车从来不花钱，有的朋友还帮我找活儿干，当然，我们都是互相帮忙的。出门在外靠的是朋友，你不说话怎么能交上朋友呢？要我看，朋友要比爹妈都重要，爹妈总觉得他们养了你你就得回报，不回报就是不孝，就是逆子。可是你想想，工作前你得按他们的意思办，工作以后你又得回报他们，那样活的还有什么意思。朋友是你自己的事，跟爹妈没关系，你的朋友就是你自己的人生，你的朋友越多，你在外面过得就好，就过得越有底气。这就是我不愿意回团场种地的原因，那些人除了地里的事什么都不知道，别说跟他们，就是跟我爸，我都没什么话可说。”汽车猛地剧烈颠动，他收住话音，轻踩刹车，将车在减速中缓缓恢复平稳。片刻后，他重新加速，骂出一句脏话，骂完抹抹嘴，朝窗外吐了口唾沫。我的太阳穴磕在了窗棱上，不得不直起身体调整姿势，顺便松了松捏在手中已经滑腻腻的水果刀。 “你真的打算一晚上都不说话吗？这才走了一半的路。
“说吧，随便说点什么。说句话又不会死人。
“你不是哑巴，我知道，出发前你不是和我说过一句话吗？你说我的抹布比座位还脏，你的声音挺好听的，干吗不说话，声音好听不说话那不是太可惜了。
“你要是没话说，唱首歌也行。你会唱《只要你过得比我好》吗？我喜欢这首歌。库尔勒夜市上有卡拉OK，一块钱一首歌，到了库尔勒，我带你去唱歌吧！
“特别的爱，给特别的你，我的寂寞逃不过你的眼睛，特别的爱，给特别的你，你让我越来越不相信自己……”
他说唱就唱了起来，身体随节拍轻轻扭动。“这首歌你会吗？你们大学生，听的流行歌肯定更多。来吧，唱一个。”
我觉得他简直在发疯。他越是兴奋，我越是紧张，下意识将水果刀握得更紧。
“唉，你真是个木头墩子吗？木头墩子敲一下也能发出响声啊！
“你太没劲了，要是知道你是这样的人，我就不拉你了。我还从没遇到过你这样的人。跟死人没什么差别了。”
“对了，你听过这个故事吗？讲的也是新疆的事。一个女孩，在南疆的公路上搭了一辆军车，她要去天山上的哨卡看她的男朋友。一路上车走得特别慢特别慢，女孩急着见到男朋友，就催司机，说你开快点儿啊，你开这么慢，车什么时候能到啊！当兵的司机黑着脸，不吭气，就跟你这样。女孩怎么问他他都不说为什么要把车开得那么慢。女孩拿他没办法，就只好像我一样，东拉西扯跟司机聊天。她喜欢她的男朋友，一张嘴都是她男朋友的事，男朋友叫什么，长什么样，脾气啥样，在哪个哨卡当兵，他们是怎么认识的，她说啊说，把她男朋友的老底儿全都抖搂出来了。司机还是只听不说，跟你一样，一个字都不说。车过了冰大坂，她把她男友的事也全说完了。这时候，你猜怎么着，司机哭开了，哭得稀里哗啦，车都开不成了，停下车，蹲在路边捂着脸哭。司机为什么哭？你猜猜。那女孩也不知道他为什么哭，怎么问都不说，只好一路憋着等着，直到上了哨卡。到了哨卡门口，女孩一看傻了眼，怎么回事啊？当兵的都站在哨卡门口，排着队，抬着花圈，扯着一张红旗。”他停下来看我一眼，“你还没猜出来吧！你根本想也想不到！司机为什么把车开得这么慢，当兵的为什么都黑着脸站在哨卡门口，因为车上拉着一个死人啊！那死人是谁呢？就是那女孩的男朋友，牺牲了。唉，你能想到吗？这个故事据说是真的，唉——”
我能对这个感人的故事说什么呢？除了沉默。
“要我说，”他的语气全是不满，“你快成活死人了。”
他的忍耐快到极限，我能感觉得到。我有些害怕，但说来奇怪，我其实又期待着那个时刻的到来。
石子在车轮的碾压下咔嚓作响，驾驶室从未有过的安静，但是我知道，我们的沉默比前方的夜都黑。
“你就不能说点什么吗？”他突然伸手抓住我的胳膊，“你说点什么啊！你快把我闷死了！”他汗津津的大手捏着我的肘关节，稍一用力就能让我的胳膊分成两截。
我听见自己的喉咙传出一道又惊又怕的低叫，眼泪随之涌上眼眶，而愤怒的右手已经先于这一切，朝他的右臂狠狠刺过去。
“啊！”这回轮到他皱着眉头又惊又怕地叫唤了一声。
汽车在他被刺的那一刻失去控制，斜冲向路的另一面，他脸一沉，死死把住方向盘，同时踩下刹车。
他的胳膊在流血，一道一尺余长的血痕从大臂滑向小臂。他没管流血的胳膊，先将车慢慢倒回右路车道，再缓缓靠边，往前滑了十几米，在一处路面稍宽处熄了火。
我把刀举在胸口，和他一起看着他的伤口，伤口从上到下由深而浅，黑色的血珠顺着胳膊往下流，滴到滚在他身旁的西瓜上。
他拿起身后的毛巾把血擦干净，又凑着灯光捏了捏伤口周围的肌肉。这把刀太钝了，按说我用了那么大的力气，怎么也能划出一条比这深两倍的血口子。他察看完伤口，不知从哪里扯出一把卫生纸，一边将纸按在伤口上，一边盯着我看，目光又厌恶又恼火。
汗水与泪水交织在我脸上，因为不知道下一步他要做什么，我只是举着手里的水果刀全身打战。
“真没料到你还有这一手！”大概过去了五六分钟，他将车发动着，“谁教你的？你妈妈吗？你妈妈既然拿我当坏人，干吗又让我拉你去库尔勒？”
“闭嘴！你要是再敢碰我我就跳车。”我听到自己话音里的哭腔。
“我明白了，你是要我变成一个像你一样的哑巴和活死人！”他向窗外啐了一口唾沫，“可是我就是不明白，你为什么要这样？路这么长，我们为什么就不能说说话。我只是希望你跟我说说话，只是说说话，为什么就不行呢？”
我抹了一把眼泪，垂下握刀的手，别过脸去，望着窗外黑茫茫的戈壁荒漠，再一次确认我们是两个世界的人，而我，决不会向他、向他的那个世界妥协。
9
后来他果真没有再和我说一句话。憋得太难受时，他会自己哼首歌儿，但是我的情绪影响了他，让他连续两次都没能把一首歌儿哼到底。再后来，他从杂物箱翻出一只半导体，打开后拍了两巴掌，随便拧到一个有声音的频率，让它吱吱呀呀时有时无地响着，权当我们之间有了什么也听不清的交流。
夜里一点汽车抵达库尔勒，望见市区第一盏路灯的时候，我把捏得汗淋淋的水果刀合上，然后毫无愧意地放回旅行包内，心中随之欢呼雀跃，甚至为“战斗”的胜利而颇感得意。那种感觉就像什么呢？就像战士被解救，劈开牢笼大门的那一刻。
我闭起眼睛，深深呼吸着夏日的城市晚风。
“你肯定饿了吧？”他平静地问我，停顿片刻后，继续说，“我不该动手拉你，是我不对，我请你去夜市吃东西，算是我的道歉。”这个突然又看似真诚的请求一时让我不知如何是好，见我没反应，他接着说：“放心，吃完了我一定把你送到你姨妈家。我答应你妈妈的事，一定会做好。”
是的，都因为有妈妈在那里，都因为他有一个被关在新湖镇看守所的弟弟，他才答应载我来库尔勒，他才没有以牙还牙计较胳膊上结着血珠的那条刀痕，他才会在我的敌意和不屑面前一再低头忍耐。但是，这并不是全部，一定不是全部，虽然一路上我以沉默抗拒他，虽然我拿刀刺了他，虽然我傲慢地认为与他不是一个世界的人，但我还是能够有所感受，在这一切能够看得见因果关系的具体行为和心理之间，在这整件事情当中，有一个始终被我压在最底部、不肯承认的东西，它构成并涂满了这个夜晚的底色与实质。这件东西与任何人无关，也与任何人有关，只是那一刻，年轻的我还无法准确地认出它、抓住它。 “我没有功劳也有苦劳吧，看在今天晚上我拉你来库尔勒的份上，给我个面子，陪我去夜市上吃点东西吧！这车油得拉到和静去，你要是不赏脸，剩下的路我怎么走都走不安心的。”
我看着他近乎乞求的微笑，点点头。
夜市在邮电大楼对面的空地上，已是深夜，上百个座位坐得满满当当。他把车停在路边的槐树下，我们一前一后走进孜然飘香的喧闹夜市。
我们各要了一碗牛肉馄饨，他给自己加了十串烤肉三个煮羊蹄。
我确实饿了，埋着头喝汤吃馄饨。
“你是个心高气傲的女孩，脾气犟，主意大，我看到你第一眼就知道了。”他把吃完羊肉的铁签子放在桌子上，继续做着跟我说说话的最后努力，“这没什么不好，每个人的性格都不一样，每个人和每个人的活法都不一样。我这几年到处跑车，见到的人越来越多，爱说话的，不爱说话的，每个人都能让我长见识。有些人我很快就忘了，但是你，我肯定不会忘。一看你就是要往外飞的人，我们肯定再也见不上，这辈子再也见不上。这条血口子，就算是你留给我的纪念吧！来，我们碰个杯，祝你……祝你……好人一生平安。”
碰杯时，我没说话，也没有看他的眼睛，但我知道，在他的目光之中，从我坐进他的驾驶室到此时此刻，始终有一片平坦的草地。这片草地不设障碍，没有阻拦，愿来的来，要走的走，而无论走过多少人，草地仍是草地，仍会随着季节和时光，春绿秋黄，生长不息。这片草地大概就是今天晚上——那件被我压在最底部、不肯承认的东西，其实是我没有认出来的一种简单而深远的人之良善。
“喵——呜——”桌下传来一声细弱的猫叫声，他低下头去，嘟哝了一句“这小东西”，便从脚边抱起一只浑身发抖的小白猫，放在膝盖上。
“它肯定是自己跑丢了。”他端详着猫儿，“来吧，先吃点东西。”说完他抬起身体，把小猫放在长条凳上他移出来的空处，然后从碗里捞出一只馄饨，用筷子夹碎，小心地放在猫儿嘴边。
小猫先是畏惧地闻闻，然后眯上眼陶醉地吃起来。“小东西饿了啊，”他高兴地看了我一眼，又扬了扬眉毛，“来，再来一个。”
等到我们三个都吃饱了，他问：“你姨妈住哪儿？我送你。”
我拒绝了他。他摇摇头不容我多说：“走吧，都这么晚了，这是城里，说不定从哪条巷子里就冒出个醉鬼。”
起身时，他抱起小猫端在怀中：“走吧，小东西，跟我走吧，路上可以听我说说话。”
我穿着一双白色布面坡跟凉鞋，因为急于结束这天晚上的“战斗”，一路上崴了几次脚，他抱着猫儿默默跟在我的身后，一定觉得我十分可笑。有好几次，我听见猫儿在他怀里轻声哀叫，接着是他低低的安慰声：“睡吧，小东西，天一亮我们就到了，我会给你好好洗个澡，让你看着漂亮点儿。”不管我走得多快，他始终在五步远的地方跟着我，直到我转过头停在姨妈家的窗下告诉他我到了。他顿住脚步，站在姨妈家小煤房的阴影里，什么也没说，静静地看着我走进了楼道。
10
如他所言，那以后我们再未遇见，我们像两粒沙子，飘进了三十年的时光里。而我的故乡——新湖镇，也已经因为日日逼近的水荒而被时间一把抹去，地图上将再也找不到它的名字。
此刻，是三十年之后的一个三月里的星期五的早晨，我在整理书房，准备两天以后搬家。在一番絮絮叨叨的内心讲述完成之后，我从地板上站起来，将这把曾经刺伤过他的水果刀重新放进文具盒内，然后紧紧合上盒盖。
窗外雨声飒飒，雨又大了，我对自己说，你要把它们保存到哪一天呢？既然这东西从未改变过你的人生，或者给你的人生带来过什么不祥和幸运；既然它存不存在你的生活都不会受到干扰，为什么你坚信它们应该留下来，而且必须放在一个更加重要的地方珍藏呢？
我还未到捧着旧物了度残生的年纪，也不是那种执迷于往昔时光的人。相反，我更喜欢在对未来的幻想中获取一些短暂的慰藉，但是这把难看的水果刀如同贺兰山上那些远古时代刻在石头上的岩画，让我即刻回到已经不知所踪的时间中去。旧物的意义大概就在于此：能够告诉你你曾经是一个什么样的人，曾经做过什么，相信过什么；会提醒你走过的路，你什么时候转弯，什么时候又直线坠落或者上升；提醒你所有必要的改变，和无可避免的痛失；提醒你什么是值得的，什么是毫无意义的。当然，我说的是那些人们愿意把它一直留下来的旧物。
此刻，我又想起那天晚上他在夜市上对我说过的话：“你是要往外飞的人。”事实上，按照三十年后世界变化的速度和广度来看，我并没有飞到够远，我与新湖镇仍然同属于“西部”这个地理范围。而这件事，在今天我的眼中，已经成了一个有趣的譬喻：无论你走到多远，你都走不出人的本身和生命的本质。
当然，话虽这么说，人还是要一代代地飞出去，要背井离乡地追求理想、存在感和人生的价值。因为人从来不会甘心于仅仅拥有脚下的这片土地，因为我们的眼睛生来是为了抬头望向天空和远方，我们的心灵也从来不会满足于今生和今世。当年，要强的妈妈一心渴望我飞出新湖镇，如今她老了，却又每每抱怨我跑得那么远，不能在她膝前尽孝。更无奈的是，即使我已经窥出这件事的本质，却仍然要重演妈妈的故事：一再向我的孩子明示，他要往外飞，飞到一个更好的地方去。当然，关于这件事，我只对我的孩子说了半句话——用力往外飞，那剩下半句话——无论你走到多远，你都走不出人的本身和生命的本质——就让他自己领会去吧。
我拿着那只装着水果刀的铁皮盒来到卧室，把它们放进那只搬家时随身携带的皮箱内，让它们和我的首饰、结婚证、户口本、存单、各种金银纪念币、孩子的出生脚印，以及孩子满月时剃下来的第一缕毛发躺在一起，然后锁上皮箱，放心地回到书房。说来也怪，在我回到堆满纸箱的书房的时候，耳边再一次听到他在问我：“路这么长，我们为什么不能说说话呢？”是啊，既然时间最终会抹掉一切，既然我们在时间里碰上了，当初的我为什么就不能和他说说话呢？为什么要那么傲慢和充满敌意地对待他呢？而当时的他，不过是想在黑茫茫的戈壁长夜里，与一个同行的陌生女孩简单快乐地说说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