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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暴自弃
1970年8月，就在我喜滋滋地筹办婚事的时候，未婚妻王燕突然辞掉工作，跟另外一个男人结婚了。
后来我才知道，王燕家里有一个因患小儿麻痹症留下残疾的弟弟，一直没能找到工作。一个有实权的男人看上容貌出众的王燕，一定要娶她为妻，并承诺给王燕调换一个好单位，她弟弟工作的问题也可解决。王燕的父母逼迫王燕接受了这门婚事。
我对“爱情”这两个字产生了深深的怀疑。从不沾烟酒的我开始沉迷其中，用它们来麻醉自己。
过度的烟酒，开始侵蚀我原来十分健壮的身体，我患上了多种疾病：气管炎、肺气肿、胃溃疡、高血压……我消瘦，浑身无力，整夜失眠，二十多岁的人，看上去像一个四十出头的半老头子。
一晃就是1976年，我也到了而立之年。一天晚上，我正在家里独自喝着闷酒，房东刘叔推门走了进来，他说：“小张，这个月轮到你收电费和水费。”
刘叔走后，我摇摇晃晃地去隔壁收水电费。这家人是新搬来的，男人去世了，女人三十多岁，面色苍白，三个男孩穿着不合身的旧衣服，脏得像泥猴。
女人见我来收钱，苦着脸说：“能不能再缓几天交钱？”
“不行，人家都催好多次了。”我说。
女人一张毛票、几枚硬币地凑，终于将当月的水电费交齐了。
半个月后的一天傍晚，我下班回家，刚打开房门，就看到隔壁那个八岁的男孩正掀开我床上的席子，准备拿走我用来买酒的10元钱。我冲上去打了男孩一个巴掌。女人闻声跑过来，在我面前跪了下来。
我心里很不是滋味，挥挥手让他们走。他们要出门的时候，我喊住他们：“这10元钱我不要了，你们拿上快滚吧。”女人看了我一眼，从我手中夺过钱，转身冲出了门。
当天晚上，我没钱买酒喝，就早早地躺在了床上。正迷迷糊糊间，那个八岁的男孩怯怯地走了进来，手中端着一碗热气腾腾的饺子。我没有理睬他。等男孩走后，我爬起来吃饺子。饺子是豆腐、韭菜馅的，虽然没有肉，但我吃得非常香。
苦在一起
1977年的除夕之夜，喝了一斤白酒的我正要上床睡觉，突然，肚子痛得像刀绞一样。正当我痛得死去活来的时候，门被人撞开，女人带着那个八岁的男孩，将我扶上了他们用来收破烂的平板车，然后快速把我送到医院。
是胃穿孔，那个春节，我是在医院里度过的。隔壁的女人带着三个男孩天天守在我的病床前，给我送吃的喝的。10天后，我的病情有了好转，又是女人带着三个男孩把我接回家。那一顿饭是在她家里吃的。她烧了蒜苗炒豆腐、土豆丝，还有一碗冬瓜汤。
我说：“这些天多亏了你们。”她不好意思地低下头，声音细得像蚊子叫：“如果你不嫌弃，就让我们跟你一起过吧。往后，黄连加苦瓜，要苦苦在一起；甘蔗加甜菜，要甜甜在一块。”说罢，她用手按着三个孩子的头，让他们在我面前齐刷刷地跪了下来。
那一刻，我想掉眼泪，最后点点头默许了。
女人的名字叫刘芳，三个男孩叫何勇、何建、何伟。
1977年清明节前，我把一个门封掉了，又打了一个窗，原来的两个家变成了一个家。但是，原来的一张嘴，就变成了五张嘴，这五张嘴要用粮食来填满，我觉得自己的那点儿工资根本不够用。没办法，我只好先戒烟，省下一部分钱。
何勇三兄弟见我烟瘾上来很难受，就背着我去街上捡别人丢的烟屁股，然后搓出烟丝，集中在一起给我抽。
一天，我正在家里劈柴火，何伟急匆匆地跑了回来，拖着哭腔说：“叔，我哥被人打了。”原来，三兄弟到汽车站给我捡烟屁股时，在候车室里发现一包尚未开封的香烟，捡起来正兴高采烈地想回来给我时，被几个男青年看到了，硬要从他们手中抢走。三兄弟不愿意，他们就开打了。
我戒烟的决心，是在那一刻下的。
后来，我决定把酒也戒了。为了不给自己留后路，我把全部工资都交给了刘芳，口袋里一分钱也不放。两个月后，我成功地把跟了我十多年的酒也给戒了。
一个星期天，我带三个孩子到公园玩。在公园里，我给他们讲了几个故事，玩了一会儿捉迷藏。回家的路上，何勇问我：“爸爸，我们什么时候再来玩？”
我前后左右看看，没有别人，有些心虚地应了一声。这一答应，我感觉心里像被一只小手轻轻抚过一般，眼眶不觉有些潮湿。晚上躺在床上，我对刘芳说起白天的事情，刘芳也哭了，她说：“老张，这辈子我们都欠你。”
爱的奇迹
1985年，何勇考入一所重点高中，何建已经上了初中，何伟也小学快毕业了。那个夏天，我为三个孩子新学期的学费发愁，到处向同事和熟人借钱。刘芳说：“老张，孩子们上学的钱你甭管了，我有办法。”
开学了，连着几天，我都发现何勇、何建、何伟和刘芳一起出门一起回家，还带回一身的臭汗。那天早上，我跟在他们后面，来到一个建筑工地。我冷着脸走了过去，朝何勇、何建、何伟的屁股上各踢了一脚。我把他们送进各自的学校。刘芳哭了：“老张，你没权管这几个孩子，他们又不是你的亲生儿子。”我说：“谁说他们不是我儿子？他们叫我爸爸呢。”
我终于借来孩子们的学费。为了尽快把钱还上，只要一下班，我就去车站码头载人运货。我拼命地踩着三轮车，累得够呛。原来我只能载300斤的货，到后来，能载七百多斤。三个孩子都很懂事，他们一放学，就跑来帮我做事。我心里甜滋滋的，一点儿也感觉不到累。
1988年，老大何勇考上了本省的一所重点大学；1990年，老二何建考上了北方的一所大学；1992年，老三何伟也跨进了大学的校门。毕业后，他们都找到了一份好工作。
我60岁生日那天，何勇、何建、何伟三个孩子在县城里最高档的酒楼办了酒席，订了蛋糕，给我买了新衣服，还一定要带我去医院做一次全面的身体检查。我知道自己一身都是病，怕孩子们为我担心，死活不愿意去医院。最后，孩子们是架着我去的。检查结果出来时，我呆住了，一切正常，气管炎、肺气肿、胃溃疡、高血压等疾病不知在什么时候全部消失了。
我流淚了。孩子们连忙问：“爸，你怎么了？”
“我高兴，我真的很高兴。”我说，“我懂了，跟你们一起过了几十年，我终于懂了，原来爱，能够让人健康。”
1970年8月，就在我喜滋滋地筹办婚事的时候，未婚妻王燕突然辞掉工作，跟另外一个男人结婚了。
后来我才知道，王燕家里有一个因患小儿麻痹症留下残疾的弟弟，一直没能找到工作。一个有实权的男人看上容貌出众的王燕，一定要娶她为妻，并承诺给王燕调换一个好单位，她弟弟工作的问题也可解决。王燕的父母逼迫王燕接受了这门婚事。
我对“爱情”这两个字产生了深深的怀疑。从不沾烟酒的我开始沉迷其中，用它们来麻醉自己。
过度的烟酒，开始侵蚀我原来十分健壮的身体，我患上了多种疾病：气管炎、肺气肿、胃溃疡、高血压……我消瘦，浑身无力，整夜失眠，二十多岁的人，看上去像一个四十出头的半老头子。
一晃就是1976年，我也到了而立之年。一天晚上，我正在家里独自喝着闷酒，房东刘叔推门走了进来，他说：“小张，这个月轮到你收电费和水费。”
刘叔走后，我摇摇晃晃地去隔壁收水电费。这家人是新搬来的，男人去世了，女人三十多岁，面色苍白，三个男孩穿着不合身的旧衣服，脏得像泥猴。
女人见我来收钱，苦着脸说：“能不能再缓几天交钱？”
“不行，人家都催好多次了。”我说。
女人一张毛票、几枚硬币地凑，终于将当月的水电费交齐了。
半个月后的一天傍晚，我下班回家，刚打开房门，就看到隔壁那个八岁的男孩正掀开我床上的席子，准备拿走我用来买酒的10元钱。我冲上去打了男孩一个巴掌。女人闻声跑过来，在我面前跪了下来。
我心里很不是滋味，挥挥手让他们走。他们要出门的时候，我喊住他们：“这10元钱我不要了，你们拿上快滚吧。”女人看了我一眼，从我手中夺过钱，转身冲出了门。
当天晚上，我没钱买酒喝，就早早地躺在了床上。正迷迷糊糊间，那个八岁的男孩怯怯地走了进来，手中端着一碗热气腾腾的饺子。我没有理睬他。等男孩走后，我爬起来吃饺子。饺子是豆腐、韭菜馅的，虽然没有肉，但我吃得非常香。
苦在一起
1977年的除夕之夜，喝了一斤白酒的我正要上床睡觉，突然，肚子痛得像刀绞一样。正当我痛得死去活来的时候，门被人撞开，女人带着那个八岁的男孩，将我扶上了他们用来收破烂的平板车，然后快速把我送到医院。
是胃穿孔，那个春节，我是在医院里度过的。隔壁的女人带着三个男孩天天守在我的病床前，给我送吃的喝的。10天后，我的病情有了好转，又是女人带着三个男孩把我接回家。那一顿饭是在她家里吃的。她烧了蒜苗炒豆腐、土豆丝，还有一碗冬瓜汤。
我说：“这些天多亏了你们。”她不好意思地低下头，声音细得像蚊子叫：“如果你不嫌弃，就让我们跟你一起过吧。往后，黄连加苦瓜，要苦苦在一起；甘蔗加甜菜，要甜甜在一块。”说罢，她用手按着三个孩子的头，让他们在我面前齐刷刷地跪了下来。
那一刻，我想掉眼泪，最后点点头默许了。
女人的名字叫刘芳，三个男孩叫何勇、何建、何伟。
1977年清明节前，我把一个门封掉了，又打了一个窗，原来的两个家变成了一个家。但是，原来的一张嘴，就变成了五张嘴，这五张嘴要用粮食来填满，我觉得自己的那点儿工资根本不够用。没办法，我只好先戒烟，省下一部分钱。
何勇三兄弟见我烟瘾上来很难受，就背着我去街上捡别人丢的烟屁股，然后搓出烟丝，集中在一起给我抽。
一天，我正在家里劈柴火，何伟急匆匆地跑了回来，拖着哭腔说：“叔，我哥被人打了。”原来，三兄弟到汽车站给我捡烟屁股时，在候车室里发现一包尚未开封的香烟，捡起来正兴高采烈地想回来给我时，被几个男青年看到了，硬要从他们手中抢走。三兄弟不愿意，他们就开打了。
我戒烟的决心，是在那一刻下的。
后来，我决定把酒也戒了。为了不给自己留后路，我把全部工资都交给了刘芳，口袋里一分钱也不放。两个月后，我成功地把跟了我十多年的酒也给戒了。
一个星期天，我带三个孩子到公园玩。在公园里，我给他们讲了几个故事，玩了一会儿捉迷藏。回家的路上，何勇问我：“爸爸，我们什么时候再来玩？”
我前后左右看看，没有别人，有些心虚地应了一声。这一答应，我感觉心里像被一只小手轻轻抚过一般，眼眶不觉有些潮湿。晚上躺在床上，我对刘芳说起白天的事情，刘芳也哭了，她说：“老张，这辈子我们都欠你。”
爱的奇迹
1985年，何勇考入一所重点高中，何建已经上了初中，何伟也小学快毕业了。那个夏天，我为三个孩子新学期的学费发愁，到处向同事和熟人借钱。刘芳说：“老张，孩子们上学的钱你甭管了，我有办法。”
开学了，连着几天，我都发现何勇、何建、何伟和刘芳一起出门一起回家，还带回一身的臭汗。那天早上，我跟在他们后面，来到一个建筑工地。我冷着脸走了过去，朝何勇、何建、何伟的屁股上各踢了一脚。我把他们送进各自的学校。刘芳哭了：“老张，你没权管这几个孩子，他们又不是你的亲生儿子。”我说：“谁说他们不是我儿子？他们叫我爸爸呢。”
我终于借来孩子们的学费。为了尽快把钱还上，只要一下班，我就去车站码头载人运货。我拼命地踩着三轮车，累得够呛。原来我只能载300斤的货，到后来，能载七百多斤。三个孩子都很懂事，他们一放学，就跑来帮我做事。我心里甜滋滋的，一点儿也感觉不到累。
1988年，老大何勇考上了本省的一所重点大学；1990年，老二何建考上了北方的一所大学；1992年，老三何伟也跨进了大学的校门。毕业后，他们都找到了一份好工作。
我60岁生日那天，何勇、何建、何伟三个孩子在县城里最高档的酒楼办了酒席，订了蛋糕，给我买了新衣服，还一定要带我去医院做一次全面的身体检查。我知道自己一身都是病，怕孩子们为我担心，死活不愿意去医院。最后，孩子们是架着我去的。检查结果出来时，我呆住了，一切正常，气管炎、肺气肿、胃溃疡、高血压等疾病不知在什么时候全部消失了。
我流淚了。孩子们连忙问：“爸，你怎么了？”
“我高兴，我真的很高兴。”我说，“我懂了，跟你们一起过了几十年，我终于懂了，原来爱，能够让人健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