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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考证，诗在远古时期是与音乐、舞蹈三位一体的，这种诗、乐、舞的“三位一体”是先人表达思想情感的重要方式。例如，远古人打猎有收获，大家因此饱餐一顿，饭后都很高兴地一边跳着（舞）一边哼唱（乐）再简单不过的词（诗）。随着人类的进化与文化的进步，舞、乐、词（诗）各自独立出来，出现了舞蹈、音乐、诗歌三种艺术形式。诗从“三位一体”中脱离出来，成为一种独立的表达思想情感的艺术形式，但仍保留着音乐的特性，于是人类文化便有了千百年进化出的最能“淋漓尽致地表达思想情感”的文字形式——含有音乐特性的诗。所以，诗中的音乐特性，是诗之所以为诗的本质特征，是构成诗的最重要元素。一首詩若无音乐性的声调营造的情调，肯定没有了唯诗的乐感才有的诸多情意、情趣、情思及情不能已中引发读者的浮想联翩。诗缺了音乐性情调，诗味也就寡淡了许多。例如那些“白话文断句”的新诗，没有，也无法营造音乐性情调来。这样的诗类同短小的微型散文，已经不能称为诗了。所以谈诗，无论如何不能避开音乐。
一是有节奏，二是有起伏万状的变化，这便是音乐的全部奥秘。明白了音乐的这个“奥秘”，就会发现音乐是人类生活中的平常现象，只是平日里人们并不在意，以为音乐属于音乐家的“专利”，是供高贵阶层欣赏的“阳春白雪”。所以，被一般人视为高深莫测的旋律，其实不过是声音的一种特殊运动，是变化中的声调，只是这种声调让人听起来有种快感罢了。
既然诗必须带有音乐性，那么作诗就要首先考虑用相关手段营造出既能传情达意，又能让人听了有快感的声调，这是作诗与写文章的根本不同。诗的这种不可或缺的音乐性情调，都是在出声的吟唱中体现出来的——所以，中国古代文人普遍认为，诗词不能朗诵只能吟唱，因为朗诵念不出诗中的音乐声调，反而是对诗味的一种损害。
于是看来，诗的特点是一种涵有音乐性的情调。在文学天地里，只有诗才能——用语义、韵律、节奏、句式、字数等不可或缺的相关元素与手段，营造出一种声乐中的美感情调，这是语义与音乐共同造化的结果，是只有诗人才能实现的文字与音乐的浑然天成。
新文化运动以来，写新诗的人如过江之鲫。诗在任何民族文化里都属于“阳春白雪”。常识告诉我们，凡是“阳春白雪”的文学艺术，在创作上都是有相当大难度的，不是谁都可以涉足的。“白话文”断句的新诗谁都会写，新诗就大众化了。
这样说并非是否定新诗的价值。这里所以谈到新诗，仅是突出一个看法：汉语离开了格律，是很难营造出音乐性情调来的。或者说格律是汉语写诗的最佳形式！胡适那代人提倡新诗，只看到了古典诗词格律的“清规戒律”束缚了人在创作天地里自由驰骋;限制了作者在文学艺术创造中的“浮想联翩”。殊不知，古典诗词所以成为永不凋谢的艺术奇葩，都是古汉语利用格律这种形式才能营造出的艺术品性的使然。
一是有节奏，二是有起伏万状的变化，这便是音乐的全部奥秘。明白了音乐的这个“奥秘”，就会发现音乐是人类生活中的平常现象，只是平日里人们并不在意，以为音乐属于音乐家的“专利”，是供高贵阶层欣赏的“阳春白雪”。所以，被一般人视为高深莫测的旋律，其实不过是声音的一种特殊运动，是变化中的声调，只是这种声调让人听起来有种快感罢了。
既然诗必须带有音乐性，那么作诗就要首先考虑用相关手段营造出既能传情达意，又能让人听了有快感的声调，这是作诗与写文章的根本不同。诗的这种不可或缺的音乐性情调，都是在出声的吟唱中体现出来的——所以，中国古代文人普遍认为，诗词不能朗诵只能吟唱，因为朗诵念不出诗中的音乐声调，反而是对诗味的一种损害。
于是看来，诗的特点是一种涵有音乐性的情调。在文学天地里，只有诗才能——用语义、韵律、节奏、句式、字数等不可或缺的相关元素与手段，营造出一种声乐中的美感情调，这是语义与音乐共同造化的结果，是只有诗人才能实现的文字与音乐的浑然天成。
新文化运动以来，写新诗的人如过江之鲫。诗在任何民族文化里都属于“阳春白雪”。常识告诉我们，凡是“阳春白雪”的文学艺术，在创作上都是有相当大难度的，不是谁都可以涉足的。“白话文”断句的新诗谁都会写，新诗就大众化了。
这样说并非是否定新诗的价值。这里所以谈到新诗，仅是突出一个看法：汉语离开了格律，是很难营造出音乐性情调来的。或者说格律是汉语写诗的最佳形式！胡适那代人提倡新诗，只看到了古典诗词格律的“清规戒律”束缚了人在创作天地里自由驰骋;限制了作者在文学艺术创造中的“浮想联翩”。殊不知，古典诗词所以成为永不凋谢的艺术奇葩，都是古汉语利用格律这种形式才能营造出的艺术品性的使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