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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用“京A”车牌大肆敛财
“京A”是北京最早开始发放的车牌号段。上世纪90年代初，私家车远未普及，“京A”车牌大多数是党政机关使用。由于当时交通管理不是很严格，一些“京A”号牌的车辆逐渐成为“特权车”，甚至在百姓心目中蒙上神秘色彩。网上有传言称，“‘京A’的车走在路上，交警不敢拦”。但办案人员说，现在重新启用的“京A”车牌，绝大部分只是普通号牌。“现在追求‘京A’‘京A8’号牌的人，95%是出于‘面子’，有炫耀的心态。”
由于当时并未实施“车牌终身制”，大量“京A”车牌在车辆报废后被交管部门回收。随着机动车保有量不断增加，北京交管部门先后开启新号段供新车选择，“京A”等老号段车牌在回收后并未再投入重新流通。然而，宋建国却在“京A”车牌的使用上大做文章，进行权钱交易。如果有人想要再使用这些号牌，需要通过交管局、车管所的内部审批，才能实现报废车牌的重启。由此，“京A”车牌成了宋建国手中的“摇钱树”。
根据法院查明的事实，2004年至2008年9月，宋建国利用其担任通州公安分局局长和交管局局长的职务便利，接受谭峰（无业人员）的请托，为谭峰等人办理北京市通州区小城镇户口和多副“京A”机动车号牌提供便利和帮助。2010年8月至12月，宋建国先后收受谭峰给予的江诗丹顿牌手表两块，共计价值47万元。2006年至2012年，宋建国利用担任交管局局长的职务便利，接受北京马桥神龙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翟玉堂请托，办理多副“京A”号牌。在此期间，宋建国为情妇王菲，以明显低于市场价的94万元购买到翟玉堂公司开发的房屋两套，同时收受翟玉堂给予的价值人民币486.408万元的马驹桥潼关二区商铺两套。2008年1月至2010年1月，宋建国接受北京荣京投资集团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张胜的请托，为该公司办理多副“京A”机动车号牌提供帮助。2009年春节前，宋建国收受张胜给予的金条200克，价值4.5万元。
披着“艺术的外衣”变相受贿
值得注意的是，宋建国的巨额受贿行为非常隐蔽，往往披着“艺术的外衣”。公诉人说，宋建国喜欢字画，早年认识了经营北京融德画廊的孙士平，两人交情长达20多年。宋建国把有求于他的老板介绍到孙士平的画廊买字画，从中分成变相受贿。
2007年8月的一天，北京新月联合汽车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刘长青来到宋建国的办公室，“唷，刘董事长大驾光临。”宋建国原本就认识刘长青。
“宋大局长，你好！你好！我可是无事不登三宝殿啊。”说着他将一只裹着5万元现金的黑色塑胶袋放到了宋建国的办公桌上，宋建国瞧了一眼不动声色。刘长青请求“宋局长”帮忙，为他公司的一些车辆办理 “京A”号牌。宋建国用手挠挠脑壳，故意面露难色说：“刘董事长，这‘京A’牌照搞一两副没问题，数量多可难办呀。”“我心里有数，事成之后，定当重谢！”此后，宋建国为北京新月联合汽车有限公司办理了多副“京A”号牌。
其间，宋建国还接受刘长青及其兄弟刘长江的请托，为北京新月驾驶员培训中心恢复驾驶人培训许可提供帮助。刘长青兄弟当然忘不了给宋建国好处。2007年至2012年，宋建国先后索取、收受刘长青、刘长江给予的180万元现金，金条1800克，共计折合人民币228.78万元。
宋建国不满足于此。一天，他对刘长青说：“我有个朋友孙士平是某著名画家的经纪人，从他的画廊买画肯定是真的，有收藏价值，而且能升值。你们到他那里去买些画吧。”刘长青点头称好。2009年4月至2012年4月，刘长青兄弟陆续从孙士平处购买了近百张画，总计近亿元。宋建国从中分得1218万元。
董某是中国油画协会副主席，在北京成立了国子监油画艺术馆。2009年，在一次画家朋友组织的聚会上与宋建国相识，随后成为朋友。2011年，宋建国到艺术馆看画展的时候，问他有什么事需要帮忙。董当时买了一辆奥迪A8轿车，想上个好点的牌照。约10天后，宋建国回复，牌照办好了，开头是“京A88”。此后，受董某的请托，宋建国又帮助其办理了八辆“京A”牌照的上牌手续，包括两副“京A8”牌照。有人问“京A”号牌为何如此吃香？董某坦言：“希望能够通过办理京A号牌显示我们公司和艺术馆的实力！”此后他对宋建国的回报，就是在宋的“建议”下，来到孙士平的融德画廊购买字画。
宋建国还接受北京盘古氏投资有限公司负责人郭某的请托，为北京政泉控股有限公司等单位和个人办理多副“京A”号牌和盘古大观大厦墙体电子显示屏设置提供帮助。自然而然，郭某也成为孙士平画廊的大买主。
2009年至2014年4月，通过让上述人员到孙士平经营的北京融德画廊购买字画的方式，至案发前，宋建国共获得的收入高达1530万元。
形成家人、下属“腐败圈”
2010年12月23日，北京正式公布《北京市小客车数量调控暂行规定》，成为国内第一个限购汽车城市。“京A”车牌不放入摇号池也不拍卖，获得“京A”车牌难上加难。而手握“京A”号牌审批权的交管局长，更成为一些商人大款眼中的“红人”。围绕“京A”牌照的审批，宋建国的权力，不仅成了自己受贿敛财的工具，也为儿子宋喆大行方便，还有宋建国的秘书、司机等，形成了一个“家属”腐败圈。
检方调查显示，宋建国儿子宋喆的发小高某是一名二手车贩。2009年，高某找到宋喆，称其同学薛某愿意出30万元购买一副“京A8”车牌。宋喆便找到了父亲宋建国，宋建国将此事交给秘书王飞处理。之后，王飞将车辆牌照申请表交给宋建国签字。宋建国签完字后，王飞将申请表转给了车辆管理所。最终，高某办理了京A83777车牌。宋喆供述，高某拿到车牌后给了他一个纸袋，内装30万元人民币现金。
2011年三四月份，高某又找宋喆办理京A车牌，宋喆就此事给宋建国的秘书王飞打了电话。王飞随后将车辆牌照申请表交给市交管局某主管领导签字审批。几天后，车管所通知高某京A00686车牌已办理好，高某又拿着30万元现金交给了宋喆。检方证据显示，京A00686车牌上在了一辆劳斯莱斯车上，京A83777则上在了一辆奔驰S600上。60万元均被宋喆用以挥霍。 涉嫌犯罪的下属中，帮助宋建国打通“京A”车牌买卖市场的，是宋建国的身边人王飞，他是北京市交管局办公室秘书科原科长，也是宋建国的秘书。在宋建国涉嫌受贿案中，通常由王飞替宋建国办理审批车牌的手续等事项。
1993年，王飞中专毕业后到北京市交管局工作。2008年北京奥运会之前，宋建国调入北京市公安交通管理局任局长，王飞在此时成为宋的秘书。办案人员说，对于熟人，王飞办理一副“京A”牌照的价格在10万-12万元左右，关系远些的，价格则要翻倍或者更多。向王飞行贿的犯罪嫌疑人中，已有四人被判刑。毫无疑问，王飞同样受到了法律的严惩。
秘书为宋建国打开号牌市场，他的两名司机管某与杨常明也没闲着，利用宋建国的影响力，为别人办理“京A”车牌。28岁的管某只有初中文化，2006年时，管某负责为北京市公安局公安交通管理局局长进行办公室和休息室的公务服务工作，包括卫生保洁、报刊信件收发等。2010年，管某成为了宋建国的替班司机。也就是在担任交管局局长的替班司机后，管某的“社会地位”发生了变化。
承办检察官告诉记者，管某在2012年间，接受社会人员杨某的请托，利用宋建国职权和地位形成的便利条件，通过找交管局副局长张惠民审批，在车管所副所长宋海燕的帮助下，违反规定为社会人员办理“京A”车牌一副，并收受杨某给予的现金人民币5万元。管某后将钱款挥霍。最终，法院以利用影响力受贿罪，判处管某有期徒刑一年，并处罚金5000元。
宋的另一司机杨常明，已在2015年5月，被法院一审判刑五年，罪名同样是“利用影响力受贿罪”。曾帮助管某办“京A”车牌的车管所副所长宋海燕，也没能逃脱“京A”车牌的利益网，法院认定她为他人办理“京A”车牌提供便利，收取钱款13万元和燕莎商城购物卡40张，共计价值20万，以及报销个人费用2.3万元，终审判处其有期徒刑10年。
交管局采购成家族生意
今年29岁的王昊此前是北京中盛博智科技发展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股东、经理。在搭上“局长公子”宋喆这棵大树之后，王昊成为北京部分交警警用器材采购的“掮客”。他和宋喆开始了利用交管局长的权力和影响力做生意的生财之道。
在北京市交管局酒精测试仪的招标中，宋喆让王昊带着深圳威尔电器有限公司的产品直接找到交管局装财处处长。宋喆向处长介绍王昊的身份是：我的表弟。于是，作为交管局长“亲戚”的王昊顺利见到了招标主管领导。最终，威尔公司顺利中标。为此，王昊、宋喆先后收受深圳市威尔电器有限公司给予的人民币共计131万余元。
打着宋建国交管局长的旗号，严肃的警用物品采购招标变成了形同虚设。时任北京市交管局科信处主任科员赵某称，2010年他以甲方专家的身份参加北京市交管局对视频会议系统项目的招标，当时交管局相关人员负责此项目，评标过程中，交管局负责此事的人代表甲方发表了倾向于某视通公司的意见，且在打分之前，负责人还跟他统一意见，给某视通公司打最高分，最终该公司得分最高并中标。事后赵某才知道，这家视通公司是宋喆指定的。
在交管局的执法记录仪采购中，几个人还有明确分工。据王昊说，2010年采购前，宋喆会提前安排他和孔某到网上找好的厂家及产品，准备投标。王昊找到曾经在警用器材设备展上认识的中鼎安公司老板张某，让张某公司投标。投标前他们约好底价，投标价格高出底价的都是佣金。宋喆此后再跟交管局的相关领导打招呼。后宋喆交代，该笔投标他们私下最终赚了近400万，王昊后来跟宋喆提过，去地下钱庄将该笔钱款的支票换成了现金。
检察机关查明，多位交管局负责评标的人员都曾接到指示，要对宋喆看中的公司打高分，让其顺利中标。在2009年到2013年间，北京市交管局酒精测试仪采购项目、北京市交管局交通信号灯灯具、学校门前移动式信号灯采购项目、执法记录仪采购项目、网络会商系统采购项目等，都被王昊和宋喆选中的公司获得。法院审理认定，被告人王昊和宋喆采购项目中非法收受财物总价1196万多元。
办案人员发现，宋喆在其他被控犯罪事实中，基本是利用自己宋建国之子的身份，打着父亲的旗号与交管局做生意。其“生意伙伴”王昊就表示，他们的业务中，负责交管局关系的方面，均是宋喆“出马”搞定，而在获利后，宋喆的部分钱款用于理财。对儿子打着自己的旗号在交管系统为所欲为，宋建国不仅没有制止，反面放纵和支持，导致儿子先于老子跌入监狱，被法院判刑20年。
交管局长终审判无期
生于1954年的宋建国堪称老公安，毕业于北京市公安学校。从1995年开始，先后担任北京市公安局保安服务总公司总经理、保安管理处处长和通州区公安分局局长。2006年，52岁的宋建国升任北京市公安交通管理局局长，为正局级的“一级警监”。
2014年8月29日，宋建国因涉嫌受贿罪被刑事拘留，9月16日被逮捕。因案情重大复杂，期间延长审查起诉期限两次。2015年5月25日，宋建国在北京一中院受审。
上午10时20分许，宋建国被两名高大的法警带入法庭，他身穿白色衬衣和深色夹克，头发已经花白，与案发前相比明显苍老，人显得消瘦、神形憔悴。因为他的家人都曾经做过证，不能旁听，因此宋建国孤零零一个人站在法庭上。
宋建国在被捕后，曾在2014年10月15日写过一份忏悔书。“我的问题主要发生在2006年到2012年担任交管局长期间。面对各种利益和诱惑，我没有抵制，贪心贪念多了，胆子也逐渐大了。从开始不敢收、不能收到敢收、能收。认为都是朋友，相互帮忙没什么。在犯罪的泥坑里越陷越深，不能自拔。主要问题在两个方面：多年好友孙士平经商分得利益，再有就是为刘长青、翟玉堂、陈光明批牌照和相关事项，收受钱财。”他总结，最大的祸根就是汽车牌照的管理上出现问题，“我刚到任时就意识到牌照敏感，不加强管理迟早会出事。我也曾努力欲废除人为审批，由于某些原因没能实现。教训是非常深刻的。没有监督的权力必定要出问题，出大问题……”
根据检方指控，宋建国利用职务便利，帮助多人办理“京A”号牌和其他事项，受贿金额达2390余万元。庭审中，宋建国对于起诉指控其利用职务便利为他人谋取利益的事实均没有异议，但辩称指控中有合计1530万元的事实不属于受贿性质。其辩护律师说，主要是最大的一笔，通过朋友卖画然后两个人分利润，这部分占了全部数额的2/3。“这在法律上就不成立，就是你给我一分钱我给你一分钱的东西，他没有高于市场价。这是平等的交易，所以不存在行贿的意图和受贿的意图。”这笔钱款的法律性质是法庭上争议的主要焦点。
在庭审最后陈述环节中，宋建国表示认罪。他只说了一句话：“我认罪、悔罪，希望法院能公正判决，谢谢审判长。”
2015年11月6日，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依法作出判决，宋建国受贿罪罪名成立，判处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一审判决后，宋建国认为一审判决量刑过重，遂向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2016年1月27日，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就宋建国涉嫌受贿一案经审理作出终审裁定：驳回宋建国对一审法院判决的上诉，维持原判。
国家行政学院教授竹立家认为，在北京等一线城市，由于城市基础设施承载能力与人们不断提升的购车需求间矛盾突出，使得车牌号正逐渐成为一种稀缺的公共资源。在这种情况下，行政权力对资源的控制能力越强，如果缺乏公开透明的监督，滋生腐败的可能性就越大。宋建国案就是典型的利用国家公权力谋取个人利益的案件。
编辑：郑宾 393758162@qq.com
北京街头上的“京A”牌照，在有些人眼中是身份象征、特权载体，在北京市公安局公安交通管理局原局长宋建国的手中，却是收受贿赂的工具，并“交换”了商铺、住房、金条……公诉机关指控，2004年至2014年4月间，宋建国利用职务便利为多人在办理“京A”车牌事项上提供帮助，并涉嫌收受贿赂折合人民币2390余万元。2016年1月27日，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终审裁定，以受贿罪判处宋建国无期徒刑。
“京A”是北京最早开始发放的车牌号段。上世纪90年代初，私家车远未普及，“京A”车牌大多数是党政机关使用。由于当时交通管理不是很严格，一些“京A”号牌的车辆逐渐成为“特权车”，甚至在百姓心目中蒙上神秘色彩。网上有传言称，“‘京A’的车走在路上，交警不敢拦”。但办案人员说，现在重新启用的“京A”车牌，绝大部分只是普通号牌。“现在追求‘京A’‘京A8’号牌的人，95%是出于‘面子’，有炫耀的心态。”
由于当时并未实施“车牌终身制”，大量“京A”车牌在车辆报废后被交管部门回收。随着机动车保有量不断增加，北京交管部门先后开启新号段供新车选择，“京A”等老号段车牌在回收后并未再投入重新流通。然而，宋建国却在“京A”车牌的使用上大做文章，进行权钱交易。如果有人想要再使用这些号牌，需要通过交管局、车管所的内部审批，才能实现报废车牌的重启。由此，“京A”车牌成了宋建国手中的“摇钱树”。
根据法院查明的事实，2004年至2008年9月，宋建国利用其担任通州公安分局局长和交管局局长的职务便利，接受谭峰（无业人员）的请托，为谭峰等人办理北京市通州区小城镇户口和多副“京A”机动车号牌提供便利和帮助。2010年8月至12月，宋建国先后收受谭峰给予的江诗丹顿牌手表两块，共计价值47万元。2006年至2012年，宋建国利用担任交管局局长的职务便利，接受北京马桥神龙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翟玉堂请托，办理多副“京A”号牌。在此期间，宋建国为情妇王菲，以明显低于市场价的94万元购买到翟玉堂公司开发的房屋两套，同时收受翟玉堂给予的价值人民币486.408万元的马驹桥潼关二区商铺两套。2008年1月至2010年1月，宋建国接受北京荣京投资集团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张胜的请托，为该公司办理多副“京A”机动车号牌提供帮助。2009年春节前，宋建国收受张胜给予的金条200克，价值4.5万元。
披着“艺术的外衣”变相受贿
值得注意的是，宋建国的巨额受贿行为非常隐蔽，往往披着“艺术的外衣”。公诉人说，宋建国喜欢字画，早年认识了经营北京融德画廊的孙士平，两人交情长达20多年。宋建国把有求于他的老板介绍到孙士平的画廊买字画，从中分成变相受贿。
2007年8月的一天，北京新月联合汽车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刘长青来到宋建国的办公室，“唷，刘董事长大驾光临。”宋建国原本就认识刘长青。
“宋大局长，你好！你好！我可是无事不登三宝殿啊。”说着他将一只裹着5万元现金的黑色塑胶袋放到了宋建国的办公桌上，宋建国瞧了一眼不动声色。刘长青请求“宋局长”帮忙，为他公司的一些车辆办理 “京A”号牌。宋建国用手挠挠脑壳，故意面露难色说：“刘董事长，这‘京A’牌照搞一两副没问题，数量多可难办呀。”“我心里有数，事成之后，定当重谢！”此后，宋建国为北京新月联合汽车有限公司办理了多副“京A”号牌。
其间，宋建国还接受刘长青及其兄弟刘长江的请托，为北京新月驾驶员培训中心恢复驾驶人培训许可提供帮助。刘长青兄弟当然忘不了给宋建国好处。2007年至2012年，宋建国先后索取、收受刘长青、刘长江给予的180万元现金，金条1800克，共计折合人民币228.78万元。
宋建国不满足于此。一天，他对刘长青说：“我有个朋友孙士平是某著名画家的经纪人，从他的画廊买画肯定是真的，有收藏价值，而且能升值。你们到他那里去买些画吧。”刘长青点头称好。2009年4月至2012年4月，刘长青兄弟陆续从孙士平处购买了近百张画，总计近亿元。宋建国从中分得1218万元。
董某是中国油画协会副主席，在北京成立了国子监油画艺术馆。2009年，在一次画家朋友组织的聚会上与宋建国相识，随后成为朋友。2011年，宋建国到艺术馆看画展的时候，问他有什么事需要帮忙。董当时买了一辆奥迪A8轿车，想上个好点的牌照。约10天后，宋建国回复，牌照办好了，开头是“京A88”。此后，受董某的请托，宋建国又帮助其办理了八辆“京A”牌照的上牌手续，包括两副“京A8”牌照。有人问“京A”号牌为何如此吃香？董某坦言：“希望能够通过办理京A号牌显示我们公司和艺术馆的实力！”此后他对宋建国的回报，就是在宋的“建议”下，来到孙士平的融德画廊购买字画。
宋建国还接受北京盘古氏投资有限公司负责人郭某的请托，为北京政泉控股有限公司等单位和个人办理多副“京A”号牌和盘古大观大厦墙体电子显示屏设置提供帮助。自然而然，郭某也成为孙士平画廊的大买主。
2009年至2014年4月，通过让上述人员到孙士平经营的北京融德画廊购买字画的方式，至案发前，宋建国共获得的收入高达1530万元。
形成家人、下属“腐败圈”
2010年12月23日，北京正式公布《北京市小客车数量调控暂行规定》，成为国内第一个限购汽车城市。“京A”车牌不放入摇号池也不拍卖，获得“京A”车牌难上加难。而手握“京A”号牌审批权的交管局长，更成为一些商人大款眼中的“红人”。围绕“京A”牌照的审批，宋建国的权力，不仅成了自己受贿敛财的工具，也为儿子宋喆大行方便，还有宋建国的秘书、司机等，形成了一个“家属”腐败圈。
检方调查显示，宋建国儿子宋喆的发小高某是一名二手车贩。2009年，高某找到宋喆，称其同学薛某愿意出30万元购买一副“京A8”车牌。宋喆便找到了父亲宋建国，宋建国将此事交给秘书王飞处理。之后，王飞将车辆牌照申请表交给宋建国签字。宋建国签完字后，王飞将申请表转给了车辆管理所。最终，高某办理了京A83777车牌。宋喆供述，高某拿到车牌后给了他一个纸袋，内装30万元人民币现金。
2011年三四月份，高某又找宋喆办理京A车牌，宋喆就此事给宋建国的秘书王飞打了电话。王飞随后将车辆牌照申请表交给市交管局某主管领导签字审批。几天后，车管所通知高某京A00686车牌已办理好，高某又拿着30万元现金交给了宋喆。检方证据显示，京A00686车牌上在了一辆劳斯莱斯车上，京A83777则上在了一辆奔驰S600上。60万元均被宋喆用以挥霍。 涉嫌犯罪的下属中，帮助宋建国打通“京A”车牌买卖市场的，是宋建国的身边人王飞，他是北京市交管局办公室秘书科原科长，也是宋建国的秘书。在宋建国涉嫌受贿案中，通常由王飞替宋建国办理审批车牌的手续等事项。
1993年，王飞中专毕业后到北京市交管局工作。2008年北京奥运会之前，宋建国调入北京市公安交通管理局任局长，王飞在此时成为宋的秘书。办案人员说，对于熟人，王飞办理一副“京A”牌照的价格在10万-12万元左右，关系远些的，价格则要翻倍或者更多。向王飞行贿的犯罪嫌疑人中，已有四人被判刑。毫无疑问，王飞同样受到了法律的严惩。
秘书为宋建国打开号牌市场，他的两名司机管某与杨常明也没闲着，利用宋建国的影响力，为别人办理“京A”车牌。28岁的管某只有初中文化，2006年时，管某负责为北京市公安局公安交通管理局局长进行办公室和休息室的公务服务工作，包括卫生保洁、报刊信件收发等。2010年，管某成为了宋建国的替班司机。也就是在担任交管局局长的替班司机后，管某的“社会地位”发生了变化。
承办检察官告诉记者，管某在2012年间，接受社会人员杨某的请托，利用宋建国职权和地位形成的便利条件，通过找交管局副局长张惠民审批，在车管所副所长宋海燕的帮助下，违反规定为社会人员办理“京A”车牌一副，并收受杨某给予的现金人民币5万元。管某后将钱款挥霍。最终，法院以利用影响力受贿罪，判处管某有期徒刑一年，并处罚金5000元。
宋的另一司机杨常明，已在2015年5月，被法院一审判刑五年，罪名同样是“利用影响力受贿罪”。曾帮助管某办“京A”车牌的车管所副所长宋海燕，也没能逃脱“京A”车牌的利益网，法院认定她为他人办理“京A”车牌提供便利，收取钱款13万元和燕莎商城购物卡40张，共计价值20万，以及报销个人费用2.3万元，终审判处其有期徒刑10年。
交管局采购成家族生意
今年29岁的王昊此前是北京中盛博智科技发展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股东、经理。在搭上“局长公子”宋喆这棵大树之后，王昊成为北京部分交警警用器材采购的“掮客”。他和宋喆开始了利用交管局长的权力和影响力做生意的生财之道。
在北京市交管局酒精测试仪的招标中，宋喆让王昊带着深圳威尔电器有限公司的产品直接找到交管局装财处处长。宋喆向处长介绍王昊的身份是：我的表弟。于是，作为交管局长“亲戚”的王昊顺利见到了招标主管领导。最终，威尔公司顺利中标。为此，王昊、宋喆先后收受深圳市威尔电器有限公司给予的人民币共计131万余元。
打着宋建国交管局长的旗号，严肃的警用物品采购招标变成了形同虚设。时任北京市交管局科信处主任科员赵某称，2010年他以甲方专家的身份参加北京市交管局对视频会议系统项目的招标，当时交管局相关人员负责此项目，评标过程中，交管局负责此事的人代表甲方发表了倾向于某视通公司的意见，且在打分之前，负责人还跟他统一意见，给某视通公司打最高分，最终该公司得分最高并中标。事后赵某才知道，这家视通公司是宋喆指定的。
在交管局的执法记录仪采购中，几个人还有明确分工。据王昊说，2010年采购前，宋喆会提前安排他和孔某到网上找好的厂家及产品，准备投标。王昊找到曾经在警用器材设备展上认识的中鼎安公司老板张某，让张某公司投标。投标前他们约好底价，投标价格高出底价的都是佣金。宋喆此后再跟交管局的相关领导打招呼。后宋喆交代，该笔投标他们私下最终赚了近400万，王昊后来跟宋喆提过，去地下钱庄将该笔钱款的支票换成了现金。
检察机关查明，多位交管局负责评标的人员都曾接到指示，要对宋喆看中的公司打高分，让其顺利中标。在2009年到2013年间，北京市交管局酒精测试仪采购项目、北京市交管局交通信号灯灯具、学校门前移动式信号灯采购项目、执法记录仪采购项目、网络会商系统采购项目等，都被王昊和宋喆选中的公司获得。法院审理认定，被告人王昊和宋喆采购项目中非法收受财物总价1196万多元。
办案人员发现，宋喆在其他被控犯罪事实中，基本是利用自己宋建国之子的身份，打着父亲的旗号与交管局做生意。其“生意伙伴”王昊就表示，他们的业务中，负责交管局关系的方面，均是宋喆“出马”搞定，而在获利后，宋喆的部分钱款用于理财。对儿子打着自己的旗号在交管系统为所欲为，宋建国不仅没有制止，反面放纵和支持，导致儿子先于老子跌入监狱，被法院判刑20年。
交管局长终审判无期
生于1954年的宋建国堪称老公安，毕业于北京市公安学校。从1995年开始，先后担任北京市公安局保安服务总公司总经理、保安管理处处长和通州区公安分局局长。2006年，52岁的宋建国升任北京市公安交通管理局局长，为正局级的“一级警监”。
2014年8月29日，宋建国因涉嫌受贿罪被刑事拘留，9月16日被逮捕。因案情重大复杂，期间延长审查起诉期限两次。2015年5月25日，宋建国在北京一中院受审。
上午10时20分许，宋建国被两名高大的法警带入法庭，他身穿白色衬衣和深色夹克，头发已经花白，与案发前相比明显苍老，人显得消瘦、神形憔悴。因为他的家人都曾经做过证，不能旁听，因此宋建国孤零零一个人站在法庭上。
宋建国在被捕后，曾在2014年10月15日写过一份忏悔书。“我的问题主要发生在2006年到2012年担任交管局长期间。面对各种利益和诱惑，我没有抵制，贪心贪念多了，胆子也逐渐大了。从开始不敢收、不能收到敢收、能收。认为都是朋友，相互帮忙没什么。在犯罪的泥坑里越陷越深，不能自拔。主要问题在两个方面：多年好友孙士平经商分得利益，再有就是为刘长青、翟玉堂、陈光明批牌照和相关事项，收受钱财。”他总结，最大的祸根就是汽车牌照的管理上出现问题，“我刚到任时就意识到牌照敏感，不加强管理迟早会出事。我也曾努力欲废除人为审批，由于某些原因没能实现。教训是非常深刻的。没有监督的权力必定要出问题，出大问题……”
根据检方指控，宋建国利用职务便利，帮助多人办理“京A”号牌和其他事项，受贿金额达2390余万元。庭审中，宋建国对于起诉指控其利用职务便利为他人谋取利益的事实均没有异议，但辩称指控中有合计1530万元的事实不属于受贿性质。其辩护律师说，主要是最大的一笔，通过朋友卖画然后两个人分利润，这部分占了全部数额的2/3。“这在法律上就不成立，就是你给我一分钱我给你一分钱的东西，他没有高于市场价。这是平等的交易，所以不存在行贿的意图和受贿的意图。”这笔钱款的法律性质是法庭上争议的主要焦点。
在庭审最后陈述环节中，宋建国表示认罪。他只说了一句话：“我认罪、悔罪，希望法院能公正判决，谢谢审判长。”
2015年11月6日，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依法作出判决，宋建国受贿罪罪名成立，判处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一审判决后，宋建国认为一审判决量刑过重，遂向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2016年1月27日，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就宋建国涉嫌受贿一案经审理作出终审裁定：驳回宋建国对一审法院判决的上诉，维持原判。
国家行政学院教授竹立家认为，在北京等一线城市，由于城市基础设施承载能力与人们不断提升的购车需求间矛盾突出，使得车牌号正逐渐成为一种稀缺的公共资源。在这种情况下，行政权力对资源的控制能力越强，如果缺乏公开透明的监督，滋生腐败的可能性就越大。宋建国案就是典型的利用国家公权力谋取个人利益的案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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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街头上的“京A”牌照，在有些人眼中是身份象征、特权载体，在北京市公安局公安交通管理局原局长宋建国的手中，却是收受贿赂的工具，并“交换”了商铺、住房、金条……公诉机关指控，2004年至2014年4月间，宋建国利用职务便利为多人在办理“京A”车牌事项上提供帮助，并涉嫌收受贿赂折合人民币2390余万元。2016年1月27日，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终审裁定，以受贿罪判处宋建国无期徒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