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散文乃精神的载体。精神的品格，决定散文的品质。“五四”散文作为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奇花，绽放在自主自由自觉和真实真诚真意的精神大地上。
在中国封建传统中，人的主体性往往被消解，人仅是“君”的附庸、“道”的工具、“众”的附属，人之求学、内省、修身、治世、为文，目的就是将自己历练成为能被“君”看中、为“众”接受的人。中国古代作家能否被社会接纳，主要在于看其文章是否传达了“君命”，阐释了“道”，循蹈了“理”，维护了“道统”，表达了统治者及群体的意旨。取消了个人主体的文学，不可能自主自由自觉抒写自我。因此，除少数敢于离经叛道，勇于抒写独立思想、表达个人情志的散文创作外，多数散文难以呈现作家丰富复杂的精神活动，极少体现个人的力量和内心的冲突。一味顾及“上”的允准，“众”的赞同，就易于导致主体缺失，真意遮蔽，这为散文创作设置了牢固桎梏和紧身束缚。
这种状况到了五四时期获得革命性改变。在这场全面彻底的文化运动中，“五四”散文解构既往观念，颠覆传统范式，显示了与传统散文迥然不同的审美意识，恰如夏志清以《人的文学》为题所断言的：“传统”与“现代”之间的分别不容抹杀，因为那是“非人的”和“人的”分别。人的主体性成为现代思想的核心所在，为君为道为祖宗为其他而非为人的文学藩篱被打破，个体的人从旧时代旧观念牢笼中解放出来。鲁迅鲜明地提出“任个人而排众数，尊个性而张精神”;胡适力主发展人的个性，“第一须使个人有自由意志”，“社会最大的罪恶莫过于摧折个人的个性，不使他自由发展”，“世界上最强有力的人，就是那孤立的人”;林语堂则坚持文学要体现“个人之性灵”，“一人有一人之个性，以此个性无拘无碍自由自在表之文学，便叫性灵”;梁实秋宣称：“文学家不接受任何谁的命令，除了他自己内心的命令。”这些主张的共同点在于把个人作为价值主体，强调人的主体性：人本质上是自主的，而非“他主”的;是自由的，而非禁锢的;是自觉的，而非受驱使的;是独立的，而非依附的;是以实现自我精神为目的的，而非沦为工具性的。文学由此成为“人的文学”，这从本质上确立了“五四”散文的品格。
如果说，人的自主自由自觉追求拒绝了散文创作上的媚众媚俗，那么主真主实主诚要求则杜绝了虚伪虚假。胡适的《文学改良刍议》堪为新文学运动先声，他强调“真挚之感情”和“高远之思想”。在《建设的文学革命论》中，他论述道：“要说我自己的话，别说别人的话”，“有什么话，说什么话，話怎么说，就怎么说”，唯以“但求不失真”为标准。周作人坚称，散文不仅是自己个人的，而且还须有“真实的个性”“真的心搏”。林语堂则说，“性灵派文学，主真字”，所谓“真”指“人能发真声”，“说我心中要说的话”，只有“思想真自由，则不苟同”，才能发抒性灵，才可谓之“得其真”。冰心对“真实”与“个性”的关系做过激情的阐述：“能表现自己的文学，是创造的，个性的，自然的，是未经人道的，是充满了特别的感情和趣味的，是心灵里的笑语和泪珠。这其中有作者自己的遗传和环境，自己的地位和经验，自己对于事物的感情和态度，丝毫不可挪移，不容假借的，总而言之，这其中只有一个字‘真’。所以能表现自己的文学，就是‘真’的文学。”“‘真’的文学，是心里有什么，笔下写什么，此时此地只有‘我’”，“微笑也好，深愁也好。洒洒落落，自自然然的画在纸上。这时节，纵然所写的是童话，是疯言，是无理由，是不思索，然而其中已经充满了‘真’。文学家！你要创造‘真’的文学吗？请努力发挥个性，表现自己。”这里的“真”，更多的不是指对客观事物的真切描绘，而是指对内在感情的真实表达，“真实与个性”由此得到统一。俞平伯强调“说自己的话，老实地”。在《德译本〈浮生六记〉序》里，他说：“言必由衷谓之真，称意而发谓之自然。”强调真诚，自然，不虚伪。李素伯认为文学作品“是作者最真实的自我表现与生命力的发挥，有着作者内心的本相”。艾青宣称：“作家并不是百灵鸟，也不是专门唱歌娱乐人的歌伎。他的竭尽心血的作品，是通过他的心的搏动而完成的。他不能欺瞒他的感情去写一篇东西，他只知道根据自己的世界观去看事物，去描写事物，去批判事物。在他创作的时候，就只求忠实于他的情感，因为不这样，他的作品就成了虚伪的、没有生命的。”事实表明，“真”才能打动人心，唤醒世界，实现散文的价值，“虚”切断了散文的精神命脉，丧失了散文的力量，注定没有前途和远方。
重返“五四”，阅读经典，思考当前散文创作中存在的媚俗和虚假病症，我们是否可以从中得到启示呢？
在中国封建传统中，人的主体性往往被消解，人仅是“君”的附庸、“道”的工具、“众”的附属，人之求学、内省、修身、治世、为文，目的就是将自己历练成为能被“君”看中、为“众”接受的人。中国古代作家能否被社会接纳，主要在于看其文章是否传达了“君命”，阐释了“道”，循蹈了“理”，维护了“道统”，表达了统治者及群体的意旨。取消了个人主体的文学，不可能自主自由自觉抒写自我。因此，除少数敢于离经叛道，勇于抒写独立思想、表达个人情志的散文创作外，多数散文难以呈现作家丰富复杂的精神活动，极少体现个人的力量和内心的冲突。一味顾及“上”的允准，“众”的赞同，就易于导致主体缺失，真意遮蔽，这为散文创作设置了牢固桎梏和紧身束缚。
这种状况到了五四时期获得革命性改变。在这场全面彻底的文化运动中，“五四”散文解构既往观念，颠覆传统范式，显示了与传统散文迥然不同的审美意识，恰如夏志清以《人的文学》为题所断言的：“传统”与“现代”之间的分别不容抹杀，因为那是“非人的”和“人的”分别。人的主体性成为现代思想的核心所在，为君为道为祖宗为其他而非为人的文学藩篱被打破，个体的人从旧时代旧观念牢笼中解放出来。鲁迅鲜明地提出“任个人而排众数，尊个性而张精神”;胡适力主发展人的个性，“第一须使个人有自由意志”，“社会最大的罪恶莫过于摧折个人的个性，不使他自由发展”，“世界上最强有力的人，就是那孤立的人”;林语堂则坚持文学要体现“个人之性灵”，“一人有一人之个性，以此个性无拘无碍自由自在表之文学，便叫性灵”;梁实秋宣称：“文学家不接受任何谁的命令，除了他自己内心的命令。”这些主张的共同点在于把个人作为价值主体，强调人的主体性：人本质上是自主的，而非“他主”的;是自由的，而非禁锢的;是自觉的，而非受驱使的;是独立的，而非依附的;是以实现自我精神为目的的，而非沦为工具性的。文学由此成为“人的文学”，这从本质上确立了“五四”散文的品格。
如果说，人的自主自由自觉追求拒绝了散文创作上的媚众媚俗，那么主真主实主诚要求则杜绝了虚伪虚假。胡适的《文学改良刍议》堪为新文学运动先声，他强调“真挚之感情”和“高远之思想”。在《建设的文学革命论》中，他论述道：“要说我自己的话，别说别人的话”，“有什么话，说什么话，話怎么说，就怎么说”，唯以“但求不失真”为标准。周作人坚称，散文不仅是自己个人的，而且还须有“真实的个性”“真的心搏”。林语堂则说，“性灵派文学，主真字”，所谓“真”指“人能发真声”，“说我心中要说的话”，只有“思想真自由，则不苟同”，才能发抒性灵，才可谓之“得其真”。冰心对“真实”与“个性”的关系做过激情的阐述：“能表现自己的文学，是创造的，个性的，自然的，是未经人道的，是充满了特别的感情和趣味的，是心灵里的笑语和泪珠。这其中有作者自己的遗传和环境，自己的地位和经验，自己对于事物的感情和态度，丝毫不可挪移，不容假借的，总而言之，这其中只有一个字‘真’。所以能表现自己的文学，就是‘真’的文学。”“‘真’的文学，是心里有什么，笔下写什么，此时此地只有‘我’”，“微笑也好，深愁也好。洒洒落落，自自然然的画在纸上。这时节，纵然所写的是童话，是疯言，是无理由，是不思索，然而其中已经充满了‘真’。文学家！你要创造‘真’的文学吗？请努力发挥个性，表现自己。”这里的“真”，更多的不是指对客观事物的真切描绘，而是指对内在感情的真实表达，“真实与个性”由此得到统一。俞平伯强调“说自己的话，老实地”。在《德译本〈浮生六记〉序》里，他说：“言必由衷谓之真，称意而发谓之自然。”强调真诚，自然，不虚伪。李素伯认为文学作品“是作者最真实的自我表现与生命力的发挥，有着作者内心的本相”。艾青宣称：“作家并不是百灵鸟，也不是专门唱歌娱乐人的歌伎。他的竭尽心血的作品，是通过他的心的搏动而完成的。他不能欺瞒他的感情去写一篇东西，他只知道根据自己的世界观去看事物，去描写事物，去批判事物。在他创作的时候，就只求忠实于他的情感，因为不这样，他的作品就成了虚伪的、没有生命的。”事实表明，“真”才能打动人心，唤醒世界，实现散文的价值，“虚”切断了散文的精神命脉，丧失了散文的力量，注定没有前途和远方。
重返“五四”，阅读经典，思考当前散文创作中存在的媚俗和虚假病症，我们是否可以从中得到启示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