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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8年9月，国民政府明令召回在美国四处碰壁，过街老鼠一样的无能大使王正延，于17日正式任命胡适为“中华民国驻美利坚国特命全权大使”。
是夜，正在日内瓦的胡适感慨良多，在日记中写道：“今天得外部电，说政府今天发表我驻美大使……二十一年的独立自由的生活，今日起，为国家牺牲了。”许多年后，当他回忆这一选择时，曾不无欣慰地说：“当时国家是战时。战时政府对我的征调，我不敢推辞。”
当此之时，国人对胡适出任驻美大使寄予厚望，国内舆论界反应强烈，《大公报》发表社论，谓美国人应当相信，胡适是位最冷静、最公平的学者兼外交家。“他最了解美国，也最了解祖国，我们政府与人民十分期待他此次能达到更增进中美友谊的使命之成功”云云。
1937年9月26日，胡适自香港乘飞机抵达旧金山，开始在美国各地及加拿大发表关于中国抗战的演讲，从事民间外交并拜会美国总统罗斯福，争取国际社会的同情、支持与援助。当他到达华盛顿，随驻美大使王正廷首次去拜访罗斯福总统时，罗斯福颇为关切地询问中国战局，并有“中国军队能否支持过冬？”等语，胡适听罢倒吸一口冷气，想不到美国佬对中国如此轻视。胡适有些激动地予以肯定答复，并动情地说：“中国需要美国的支持，我想总统很快会以明快的眼光判断是非！”
10月6日，胡适到大使馆就职视事，住进“双豫园”大使馆官邸。翌日拜谒美国国务卿，27日向罗斯福总统递呈国书，自此正式以官方身份开始了外交活动生涯。
做了外交官的胡适并未因此而“抖”起来，一则是中国的外交官整日叫花子一样向人家乞讨生活，看别人脸色周旋于列强之间，在国际舞台上并没有一点可抖的本钱，尤其在骄横傲慢的美国佬面前更感到自己的渺小卑微。再者胡适毕竟乃一介书生，言行举止与其他官僚政客从骨子里有一股不同的味道。他一直对外宣称，自己出任驻美大使实在是不得已而为之，是在“国家最危急的时期”，“为国家找点战时工作”。
在给夫人江冬秀的信中，胡适写道：“我到此已五十日，没有领到一个钱的薪俸。全馆十余人，还须我垫借钱应用。我每天总是很忙的，晚上睡觉总是很晚的。……我不怕吃苦，只希望于国家有一点点益处。头发两边花白了，现在当中也白了不少。”
在另一封信中又说：“现在国家到这地步，调兵调到我，拉夫拉到我，我没有法子逃。所以不得不去做一年半年的大使。我声明做到战事完结为止。战事一了，我就仍旧教我的书去。”
胡适高估了自己的前景，驻美大使这把椅子他表面上不当回事，但总是令许多政客向望、垂涎的，战事尚未结束，他就被孔宋家族挤出圈外，难有作为了。尽管如此，他仍坚守节操，不痴不怨，竭尽全力为国家服务，正如胡氏自己所言“做了过河卒子，只能拼命向前”。
胡适正式出任驻美大使之时，美国朝野上下依然弥漫着浓烈的孤立主义气氛，不愿为中国卷入战争。为推动美国支持中国抗战，胡适到处宣传演讲，积极活动，上至总统府，下至各大学、饭店、咖啡馆和酒吧，到处皆可看到胡氏充满激情与忙碌的身影，真可谓上蹿下跳，不遗余力。
胡适的风头，令敏感的日本方面意识到在对美外交上让中国占了上风，只派遣一个驻美大使无法与之匹敌，需调兵遣将，对胡适来个围追堵截方能打掉对方的气焰。日本官方的《日本评论》更是趁机煽风点火，兴风作浪，专门发表评论，宣称日本需立即增派三个大使级人员才能抗衡胡适，这三个人分别是文学家鹤见佑辅、经济学家石井菊次郎、雄辩专家松冈洋石等等。
在胡适的活动与中国政府各方面的积极努力下，美国社会舆论渐渐从“不干预”转向同情中国，谴责日本，形势朝着有利于中国方向发展，中国国民政府也越来越把希望寄托在美国身上。
是夜，正在日内瓦的胡适感慨良多，在日记中写道：“今天得外部电，说政府今天发表我驻美大使……二十一年的独立自由的生活，今日起，为国家牺牲了。”许多年后，当他回忆这一选择时，曾不无欣慰地说：“当时国家是战时。战时政府对我的征调，我不敢推辞。”
当此之时，国人对胡适出任驻美大使寄予厚望，国内舆论界反应强烈，《大公报》发表社论，谓美国人应当相信，胡适是位最冷静、最公平的学者兼外交家。“他最了解美国，也最了解祖国，我们政府与人民十分期待他此次能达到更增进中美友谊的使命之成功”云云。
1937年9月26日，胡适自香港乘飞机抵达旧金山，开始在美国各地及加拿大发表关于中国抗战的演讲，从事民间外交并拜会美国总统罗斯福，争取国际社会的同情、支持与援助。当他到达华盛顿，随驻美大使王正廷首次去拜访罗斯福总统时，罗斯福颇为关切地询问中国战局，并有“中国军队能否支持过冬？”等语，胡适听罢倒吸一口冷气，想不到美国佬对中国如此轻视。胡适有些激动地予以肯定答复，并动情地说：“中国需要美国的支持，我想总统很快会以明快的眼光判断是非！”
10月6日，胡适到大使馆就职视事，住进“双豫园”大使馆官邸。翌日拜谒美国国务卿，27日向罗斯福总统递呈国书，自此正式以官方身份开始了外交活动生涯。
做了外交官的胡适并未因此而“抖”起来，一则是中国的外交官整日叫花子一样向人家乞讨生活，看别人脸色周旋于列强之间，在国际舞台上并没有一点可抖的本钱，尤其在骄横傲慢的美国佬面前更感到自己的渺小卑微。再者胡适毕竟乃一介书生，言行举止与其他官僚政客从骨子里有一股不同的味道。他一直对外宣称，自己出任驻美大使实在是不得已而为之，是在“国家最危急的时期”，“为国家找点战时工作”。
在给夫人江冬秀的信中，胡适写道：“我到此已五十日，没有领到一个钱的薪俸。全馆十余人，还须我垫借钱应用。我每天总是很忙的，晚上睡觉总是很晚的。……我不怕吃苦，只希望于国家有一点点益处。头发两边花白了，现在当中也白了不少。”
在另一封信中又说：“现在国家到这地步，调兵调到我，拉夫拉到我，我没有法子逃。所以不得不去做一年半年的大使。我声明做到战事完结为止。战事一了，我就仍旧教我的书去。”
胡适高估了自己的前景，驻美大使这把椅子他表面上不当回事，但总是令许多政客向望、垂涎的，战事尚未结束，他就被孔宋家族挤出圈外，难有作为了。尽管如此，他仍坚守节操，不痴不怨，竭尽全力为国家服务，正如胡氏自己所言“做了过河卒子，只能拼命向前”。
胡适正式出任驻美大使之时，美国朝野上下依然弥漫着浓烈的孤立主义气氛，不愿为中国卷入战争。为推动美国支持中国抗战，胡适到处宣传演讲，积极活动，上至总统府，下至各大学、饭店、咖啡馆和酒吧，到处皆可看到胡氏充满激情与忙碌的身影，真可谓上蹿下跳，不遗余力。
胡适的风头，令敏感的日本方面意识到在对美外交上让中国占了上风，只派遣一个驻美大使无法与之匹敌，需调兵遣将，对胡适来个围追堵截方能打掉对方的气焰。日本官方的《日本评论》更是趁机煽风点火，兴风作浪，专门发表评论，宣称日本需立即增派三个大使级人员才能抗衡胡适，这三个人分别是文学家鹤见佑辅、经济学家石井菊次郎、雄辩专家松冈洋石等等。
在胡适的活动与中国政府各方面的积极努力下，美国社会舆论渐渐从“不干预”转向同情中国，谴责日本，形势朝着有利于中国方向发展，中国国民政府也越来越把希望寄托在美国身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