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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MF近期发布的《世界经济展望》指出，“世界经济已进入另一个转变过程。先进经济体的增长在逐步增强。同时，新兴市场经济体的增长已经减缓”。
这意味着国际金融危机以来，特别是过去两年中，发达国家经历危机和衰退，新兴市场国家出现快速增长的双速或脱钩现象可能面临逆转的新挑战，即相对于自身增长潜力而言，发达市场将通过某些超常规手段，维持一个较高水平，而新兴市场或将下滑。
在国际金融危机爆发的初期，一些人提出“脱钩论”来理解双速增长现象，认为新兴市场特别是亚洲经济开始更多依赖内部需求，对美国市场的依赖持续下降，因此美国爆发的次贷危机不会对亚洲经济造成太大影响。
这种对双速现象作出机制性解释的理论很快被证明是一种“神话”。亚洲国家虽然增加了区内贸易，特别是增加了对中国的出口，但这些出口品经中国加工之后作为最终消费品是输往美国，即亚洲区内贸易主要还是区外市场的最终需求所驱动。
增长脱钩现象背后，包含着全球经济一体化的逻辑，即发达市场的消费需求影响着新兴经济体的增长，同时也伴随着国际收支或经常账户失衡的不断积累。
中国社科院世界经济预测与政策模拟实验室新近发布的第三季度《全球宏观经济季度报告》指出，近期新兴市场经济增长放缓与全球失衡规模下降同步。这也说明新兴市场的增长仍旧比较明显地依赖于发达国家的进口需求。
问题在于，发达国家对新兴市场的依赖是否那么强烈？经历危机冲击之后，主要的发达市场出现周期性的或政策刺激下的复苏，危机治理过程中对全球失衡的结构性调整产生了一定的效果，但发达国家新的复苏未必能通过贸易流惠及新兴市场；其复苏中的挫折，以及应对进程的政策调整，可能还会给新兴市场带来风险——这正是“逆向脱钩”背后的逻辑。
需要看到，美国经济的好转很可能是周期性因素所致，而其风险的积累却是结构性的。近期尽管美国实体经济温和复苏，但其依靠负债消费的模式是很难改变的，不可持续的风险始终存在，出现大问题时，就会以各种方式打打强心针、搞搞“人工呼吸”，渡过难关再说。
眼下，债务上限谈判陷入僵局，美国政府停摆长期化及债务违约的风险凸显。一旦出现债务违约，对美国自身经济的影响是不言而喻的，由此通过出口等部门对新兴经济增长构成冲击，并且还可能通过资产渠道溢出，对新兴市场产生重创等问题，应该引起注意。
从历史来看，美国债务违约总体上是小概率事件。但有两个理由，让我们对美国债务违约保持严重的关切。一是对美国的违约缺乏可置信的外生惩罚机制。上世纪70年代，尼克松单方面宣布美元与黄金脱钩，不仅没受到任何惩罚，反倒一举解决了双赤字问题。二是，缺乏能够很好替代美债的安全资产。即使美国真的违约，美债市场相比之下还是全球最安全且流动性最高的市场。
即便美国债务违约问题找到暂时性的技术解决方案，政治上达成了上调上限的共识，未来仍然面临美国量化宽松政策退出及长期利率上升可能带来的风险。
到目前为止，新加坡、印度、南非、俄罗斯以及世界银行等经济体和国际组织，都对美国债务违约表示了极大的关切，中国则提出了“一旦发生债务违约，美方应首先确保国债利息的支付”的条件。
这些关切与要求的约束力和威慑力尚难评估，也还没有得到美国明确的回应。对美国在新兴市场直接投资施加更严格的限制，或许可成为新兴市场约束美国债务违约行为的某种基础，但具体如何制约，尚需新兴市场及其他主要债权方达成充分协商。
这意味着国际金融危机以来，特别是过去两年中，发达国家经历危机和衰退，新兴市场国家出现快速增长的双速或脱钩现象可能面临逆转的新挑战，即相对于自身增长潜力而言，发达市场将通过某些超常规手段，维持一个较高水平，而新兴市场或将下滑。
在国际金融危机爆发的初期，一些人提出“脱钩论”来理解双速增长现象，认为新兴市场特别是亚洲经济开始更多依赖内部需求，对美国市场的依赖持续下降，因此美国爆发的次贷危机不会对亚洲经济造成太大影响。
这种对双速现象作出机制性解释的理论很快被证明是一种“神话”。亚洲国家虽然增加了区内贸易，特别是增加了对中国的出口，但这些出口品经中国加工之后作为最终消费品是输往美国，即亚洲区内贸易主要还是区外市场的最终需求所驱动。
增长脱钩现象背后，包含着全球经济一体化的逻辑，即发达市场的消费需求影响着新兴经济体的增长，同时也伴随着国际收支或经常账户失衡的不断积累。
中国社科院世界经济预测与政策模拟实验室新近发布的第三季度《全球宏观经济季度报告》指出，近期新兴市场经济增长放缓与全球失衡规模下降同步。这也说明新兴市场的增长仍旧比较明显地依赖于发达国家的进口需求。
问题在于，发达国家对新兴市场的依赖是否那么强烈？经历危机冲击之后，主要的发达市场出现周期性的或政策刺激下的复苏，危机治理过程中对全球失衡的结构性调整产生了一定的效果，但发达国家新的复苏未必能通过贸易流惠及新兴市场；其复苏中的挫折，以及应对进程的政策调整，可能还会给新兴市场带来风险——这正是“逆向脱钩”背后的逻辑。
需要看到，美国经济的好转很可能是周期性因素所致，而其风险的积累却是结构性的。近期尽管美国实体经济温和复苏，但其依靠负债消费的模式是很难改变的，不可持续的风险始终存在，出现大问题时，就会以各种方式打打强心针、搞搞“人工呼吸”，渡过难关再说。
眼下，债务上限谈判陷入僵局，美国政府停摆长期化及债务违约的风险凸显。一旦出现债务违约，对美国自身经济的影响是不言而喻的，由此通过出口等部门对新兴经济增长构成冲击，并且还可能通过资产渠道溢出，对新兴市场产生重创等问题，应该引起注意。
从历史来看，美国债务违约总体上是小概率事件。但有两个理由，让我们对美国债务违约保持严重的关切。一是对美国的违约缺乏可置信的外生惩罚机制。上世纪70年代，尼克松单方面宣布美元与黄金脱钩，不仅没受到任何惩罚，反倒一举解决了双赤字问题。二是，缺乏能够很好替代美债的安全资产。即使美国真的违约，美债市场相比之下还是全球最安全且流动性最高的市场。
即便美国债务违约问题找到暂时性的技术解决方案，政治上达成了上调上限的共识，未来仍然面临美国量化宽松政策退出及长期利率上升可能带来的风险。
到目前为止，新加坡、印度、南非、俄罗斯以及世界银行等经济体和国际组织，都对美国债务违约表示了极大的关切，中国则提出了“一旦发生债务违约，美方应首先确保国债利息的支付”的条件。
这些关切与要求的约束力和威慑力尚难评估，也还没有得到美国明确的回应。对美国在新兴市场直接投资施加更严格的限制，或许可成为新兴市场约束美国债务违约行为的某种基础，但具体如何制约，尚需新兴市场及其他主要债权方达成充分协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