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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中国商报》高级记者于彬的新作《远去的票证年代——新中国食品工业掠影》，已由中国商业出版社出版。
这是新中国成立国以来第一部全面描写中国食品工业发展的著作，以人们曾经生活中必不可少的票证为切入点，记录了中国食品工业从小到大，由弱到强的全过程。全面呈现了中国从“票证王国”到“食品王国”的转变，以及怎样从“节衣缩食”，发展到了今天的“丰衣足食”、“食不厌精”的过程。
《远去的票证年代》一书不仅内容详实、数据准确、资料丰富，更是有许多内容是首次披露。这些内容虽是旧闻，但因为是首次披露，读起来依然让人感到新鲜和激动。
读者会从这些旧闻中得知，为结束票证年代，解决百姓温饱问题，中国的领导及各有关部门是怎样全力重视、支持食品工业的，以及各省市地方领导、食品工业战线的从业人员是如何辛勤付出的。那些“吃饭难”“吃肉难”“吃鱼难”“吃菜难”“吃蛋难”“喝奶难”“喝酒难”等各种难是如何解决的。无论是食品行业从业者，还是普通读者，都可以从中了解到许多专业知识和有趣的史料。
食品工业的一穷二白
今天的中国人吃喝不愁，食不厌精，可是在1949年初期，旧中国的食品工业底子惨不忍睹。
那一年的全国卷烟产量为160万箱，这在今天就是一个厂的產量；食用油行业全是小作坊，全国的食用油年产量仅为50万吨，而今天一个厂的产量就超过了那时的全国年产量。某著名品牌的本厂年产量是40万吨，其分厂的产量则有10余万吨。
新中国成立后，食用油供应极其紧张，不仅因为数量少，还因为有支援外国和换钢材的需要，4吨油换1顿钢材，所以食用油的供应就要精打细算了。在一些地方，每人每月2两油算是好的，有的地方甚至还断了供应。所以保存下来的油票还有3钱的。
肉类工业也是十分落后，除了上海、青岛、天津、武汉、哈尔滨有几个小型的机械化屠宰场外，全国多数地区都是一口锅、一把刀的方式杀猪卖肉，人均年占有量少得可怜，甚至少到连数据都找不到。
说到奶制品，同样是羞于提起，和肉类占有量相比，真是没有最差，只有更差。那一年，发达国家人均日牛奶量是500克，而我们则是1克。简言之，人家是我们的500倍。其他的也不用一一列举了，反正都是惨不忍睹。
重视食品工业
两次成立食品工业部
曾经有人认为，解放之初百废待兴，国家不重视食品工业，所以导致食品工业不发达，其实这种观点是不符合历史真实情况的。
新中国历史上曾经两次成立食品工业部，因此可以证明，政府并非不重视食品工业，只是条件不具备而已。
第一次是在新中国建国初期，第二次是在1956年。两次成立又两次撤销，实属无奈。
食品行业的老领导认为，虽然成立了食品工业部，但是，一是缺乏食品工业的原料——粮油不过关；二是不知道何为食品工业。在一些领导人头脑中，食品工业就是“粮食磨粉”，就是“养猪种菜”，这点小事让百姓自己去干就行了；三是缺乏食品方面的专家。发展食品工业，需要各方面的专家、学者，比如食品机械、酿造、烘焙、肉类加工、油脂、冷藏、包装、营养学等近百个学科。两千多年的中国历史上文人墨客无数，就是食品行业专家少见踪影。在这样的条件下，食品工业如何发展？食品工业部又如何开展工作？总不能让部长、局长去养奶牛、喂鸡鸭吧？
尽管两次成立又两次撤销，昙花两现的食品工业部还是留下了值得研究的篇章。
“票证王国”与“票证之都”
读者从书中可以看到，上世纪50年代，我国为解决粮油供应短缺，不得已采取临时措施，从1953年开始，中央到地方发行了粮油等票证（以粮票为主）。据统计，发行的单位有2441个，品种约30万。这一发行量居世界之首，是名副其实的票证王国。
其中，北京40余年间共印制、发行各种粮油票及副食票证6000余版本，总面额达500亿公斤，居全国之首。如此看来，中国是票证王国，那么北京就是“票证之都”。
1960年，北京市凭票供应的食品及其他商品达到50种（其中多为食品票证，下同）；1961年，凭票供应的食品及商品达到69种；1962年，凭票供应的食品及商品多达102种。
几乎所有的食品都凭票，米、面、油等不用说，副食品也样样要票，鸡鸭鱼肉、烟酒糖茶、糕点小吃、油盐酱醋、萝卜青菜，凡是入口的东西，几乎没有不要票的。就连现在没人愿意吃或是偶尔吃的红薯也要票，茄子、土豆、胡萝卜等也要凭票购买。
也许有读者问，是不是北京的供应最差才什么都要票呢？实际情况恰恰相反。因为北京是首都，各个地方对北京都有或多或少的支援，相对其他地方供应是较好的。虽然凭票，但是毕竟北京还是有食品可以供给，而其他地方虽然留下的票证少，可正说明那些地方食品及商品较少供应。当时除了北京之外供应最好的是上海，以1962年为例，凭票供应的食品也达到了42种。
从数量和品种上完全可以说北京是票证之都，而从带头发行和最后结束的时间段来说，称北京为票证之都也毫无疑义：既带头发行，又最后结束，引领一个时代，又拉下这个时代的大幕。1993年5月1日，北京市最后一个宣布取消各种票证。在此之前的4月1日，上海宣布取消票证。
遗憾的是，要想收齐北京市的所有票证也不容易，因为各种票证用过后都是当天销毁。为防止贪污，销毁票证时都是最少三个人在场。而那些各种供应证也是当年底就作废了，来年换新的，保存下来的极少。
北京险些重新发行粮油券
1978年，国家实行改革开放的政策后，全国农村连续粮油大丰收，粮油供应问题已经完全解决，副食品供应也从“买难”变成了“卖难”。此时的票证没有了原先的功能，到成了有价证券，人们用票证换各种商品。比如说1斤面票换1个鸡蛋，2斤面票换1斤葱，45斤面票换1只鸡，500斤面票换1个大立柜。 在这种情况下，全国各地陆续取消了实行40年的票证。1993年5月，北京市宣布取消粮油票证。这本是好事，但是粮油价格一路飙升，几近失控。个别的外省市为控制粮油价格，又悄悄地恢复了票证。
压力之下，北京市为控制粮油价格，也拟重新发行票证。为与改革开放前区分开来，新发行的票、证不再叫票、证，而是改名为“供应券”。如果还叫票或是证，名称和改革开放前一样，很容易让人觉得改革开放以来的政策错了。
供应券印好后北京市一直没有发行，希望涨价风能自行消灭。但是事与愿违，价格如高速路上的快车，一路狂奔。北京市领导无奈之下给中央打报告，准备重新发行票证，也就是新的供应券。但是中央领导不同意北京市重新发行票证，并批示：北京市不要带头，采取别的应对措施。
这种情况下，北京市采取了三项措施：一是大量供应粮油，二是火速建立了800家国营粮店，三是现价，谁涨价就查处谁。三招一出，几天的时间粮油价格一路下跌，民心安定，社会平稳。于是这些“券”没有上市，直接成了藏品。
五花八门的票证
喝碗绿豆汤也要票
十年动乱，对经济的影响有多大？看看这张绿豆汤票就可知一斑。近年有人说“文革”也是发展了生产的，人民生活也是大有提高的，不知道这是怎么得来的结论。作为一个省会城市，一个出了许多领导人的革命老区，喝绿豆汤也要凭票。除了感叹外，也就剩下无语了。
五块是什么概念
那个年代什么都能忘，什么都能忽视，就是不能忘记阶级斗争。如若不信，看看这张票就应该明白此话不假了。左边的语录位置占了票证的小半壁江山，右边的文字不仅显得有些拥挤，更主要的是没有走心。豆制品伍块，什么意思？豆制品是个“大家族”，即使在那个不重视食品工业的年代，也有十余种，如豆腐、豆泡、豆干、豆丝、豆皮、花杆、鸡丝、熏干等，现在多达几十种。 如果是豆腐五块还说得过去，可是豆丝、豆皮、豆泡怎么用五块衡量？很有可能是豆腐票，但是印成了豆制品票。
面额最小的油票
1956年，按说是年景不错的，可是广西的这张三钱油票却证明，粮油紧缺已经开始了。
最小的香烟奖励票
改革开放前，农民把自己的粮食卖给国家，除了收到现金外，还可以得到如油票、蛋票、糖票、面票、烟票、酒票等各种奖励。这张“拾枝香烟”的奖励专用票，应该是奖励香烟票中最小的了。
取而未消的“特供”票证
特供食品，是在特殊时期采取的临时措施。1963年，国家经济形势好转，中央下令取消特供食品。但是“请神容易送神难”，特供这一事物一直就没有离去。从1964年取消特供，到1976年特供依然在某些地方存在。这张票证为证。
猪油也是抢手货
食用油紧缺，每人每月半斤甚至是2两，所以猪油也成了抢手货。许多地方用猪油炒菜，但猪油也是资源有限，于是豬油票应运而生。
买菜也要票
说来可能有人不信，吃菜要凭票。一点不假，这是上个世纪60年代的事，而且就在北京。
副食品印成付食品
1970年，山东潍坊发行了副食品票，可是却把副食品印成了付食品。付的意思是给、交付之意，用在此处是错误的。不久后又改成了副字，而且语录也没有了，似乎有回归正轨之意。
北京率先解决“30年喝奶难”
当今社会，喝奶是再普通不过的了。可是在改革开放前，也就是1978年以前，喝奶可是件大事。只有病人、婴幼儿才能保证供应，普通人想喝奶很难。
为了解决百姓喝奶难，党和国家领导人都做过批示。先后有王震、周恩来、毛泽东关注此事，要求有关部门采取措施让百姓喝上牛奶。
可是基础条件太差，无论领导怎么批示，短时间也难以解决。再加上那时对食品工业的认识水平和重视程度都不够，所以喝奶难就成为了无法解决的老大难。
基础条件差，差到什么程度呢？当时北京市200万人口，大约有1000头奶牛，一头奶牛后面每天有2000个人等着喝奶。
要想满足这2000人的喝奶需求，这头牛每天最少要出1000公斤奶，也就是一吨奶。而那个年代的奶牛每天也就产十来公斤奶。2000人对10公斤奶，每人每天合0.01公斤。
30年间，有关部门采取了许多办法，但都没能够解决这个大难题。喝奶要开证明，重病患者、婴幼儿才能喝上有限的牛奶，奶票、奶证等也就应运而生。
直到1978年改革开放，有关主管部门改变旧的管理方式，允许接受外国帮助，允许农户养牛、集体养牛，也就是国家、集体、个人一起上，再加上国际社会的大量援助，比如请来了“外援”——丹麦的优质种奶牛。
它们可是比后来足球场的外援们先到一步，是外援界的“老前辈呢”。这样才从根本上解决了喝奶难的问题。
有了解决喝奶难的经验，北京市乘胜追击，又陆续解决了一系列的“难”，所以才有了今天的丰衣足食。
这是新中国成立国以来第一部全面描写中国食品工业发展的著作，以人们曾经生活中必不可少的票证为切入点，记录了中国食品工业从小到大，由弱到强的全过程。全面呈现了中国从“票证王国”到“食品王国”的转变，以及怎样从“节衣缩食”，发展到了今天的“丰衣足食”、“食不厌精”的过程。
《远去的票证年代》一书不仅内容详实、数据准确、资料丰富，更是有许多内容是首次披露。这些内容虽是旧闻，但因为是首次披露，读起来依然让人感到新鲜和激动。
读者会从这些旧闻中得知，为结束票证年代，解决百姓温饱问题，中国的领导及各有关部门是怎样全力重视、支持食品工业的，以及各省市地方领导、食品工业战线的从业人员是如何辛勤付出的。那些“吃饭难”“吃肉难”“吃鱼难”“吃菜难”“吃蛋难”“喝奶难”“喝酒难”等各种难是如何解决的。无论是食品行业从业者，还是普通读者，都可以从中了解到许多专业知识和有趣的史料。
食品工业的一穷二白
今天的中国人吃喝不愁，食不厌精，可是在1949年初期，旧中国的食品工业底子惨不忍睹。
那一年的全国卷烟产量为160万箱，这在今天就是一个厂的產量；食用油行业全是小作坊，全国的食用油年产量仅为50万吨，而今天一个厂的产量就超过了那时的全国年产量。某著名品牌的本厂年产量是40万吨，其分厂的产量则有10余万吨。
新中国成立后，食用油供应极其紧张，不仅因为数量少，还因为有支援外国和换钢材的需要，4吨油换1顿钢材，所以食用油的供应就要精打细算了。在一些地方，每人每月2两油算是好的，有的地方甚至还断了供应。所以保存下来的油票还有3钱的。
肉类工业也是十分落后，除了上海、青岛、天津、武汉、哈尔滨有几个小型的机械化屠宰场外，全国多数地区都是一口锅、一把刀的方式杀猪卖肉，人均年占有量少得可怜，甚至少到连数据都找不到。
说到奶制品，同样是羞于提起，和肉类占有量相比，真是没有最差，只有更差。那一年，发达国家人均日牛奶量是500克，而我们则是1克。简言之，人家是我们的500倍。其他的也不用一一列举了，反正都是惨不忍睹。
重视食品工业
两次成立食品工业部
曾经有人认为，解放之初百废待兴，国家不重视食品工业，所以导致食品工业不发达，其实这种观点是不符合历史真实情况的。
新中国历史上曾经两次成立食品工业部，因此可以证明，政府并非不重视食品工业，只是条件不具备而已。
第一次是在新中国建国初期，第二次是在1956年。两次成立又两次撤销，实属无奈。
食品行业的老领导认为，虽然成立了食品工业部，但是，一是缺乏食品工业的原料——粮油不过关；二是不知道何为食品工业。在一些领导人头脑中，食品工业就是“粮食磨粉”，就是“养猪种菜”，这点小事让百姓自己去干就行了；三是缺乏食品方面的专家。发展食品工业，需要各方面的专家、学者，比如食品机械、酿造、烘焙、肉类加工、油脂、冷藏、包装、营养学等近百个学科。两千多年的中国历史上文人墨客无数，就是食品行业专家少见踪影。在这样的条件下，食品工业如何发展？食品工业部又如何开展工作？总不能让部长、局长去养奶牛、喂鸡鸭吧？
尽管两次成立又两次撤销，昙花两现的食品工业部还是留下了值得研究的篇章。
“票证王国”与“票证之都”
读者从书中可以看到，上世纪50年代，我国为解决粮油供应短缺，不得已采取临时措施，从1953年开始，中央到地方发行了粮油等票证（以粮票为主）。据统计，发行的单位有2441个，品种约30万。这一发行量居世界之首，是名副其实的票证王国。
其中，北京40余年间共印制、发行各种粮油票及副食票证6000余版本，总面额达500亿公斤，居全国之首。如此看来，中国是票证王国，那么北京就是“票证之都”。
1960年，北京市凭票供应的食品及其他商品达到50种（其中多为食品票证，下同）；1961年，凭票供应的食品及商品达到69种；1962年，凭票供应的食品及商品多达102种。
几乎所有的食品都凭票，米、面、油等不用说，副食品也样样要票，鸡鸭鱼肉、烟酒糖茶、糕点小吃、油盐酱醋、萝卜青菜，凡是入口的东西，几乎没有不要票的。就连现在没人愿意吃或是偶尔吃的红薯也要票，茄子、土豆、胡萝卜等也要凭票购买。
也许有读者问，是不是北京的供应最差才什么都要票呢？实际情况恰恰相反。因为北京是首都，各个地方对北京都有或多或少的支援，相对其他地方供应是较好的。虽然凭票，但是毕竟北京还是有食品可以供给，而其他地方虽然留下的票证少，可正说明那些地方食品及商品较少供应。当时除了北京之外供应最好的是上海，以1962年为例，凭票供应的食品也达到了42种。
从数量和品种上完全可以说北京是票证之都，而从带头发行和最后结束的时间段来说，称北京为票证之都也毫无疑义：既带头发行，又最后结束，引领一个时代，又拉下这个时代的大幕。1993年5月1日，北京市最后一个宣布取消各种票证。在此之前的4月1日，上海宣布取消票证。
遗憾的是，要想收齐北京市的所有票证也不容易，因为各种票证用过后都是当天销毁。为防止贪污，销毁票证时都是最少三个人在场。而那些各种供应证也是当年底就作废了，来年换新的，保存下来的极少。
北京险些重新发行粮油券
1978年，国家实行改革开放的政策后，全国农村连续粮油大丰收，粮油供应问题已经完全解决，副食品供应也从“买难”变成了“卖难”。此时的票证没有了原先的功能，到成了有价证券，人们用票证换各种商品。比如说1斤面票换1个鸡蛋，2斤面票换1斤葱，45斤面票换1只鸡，500斤面票换1个大立柜。 在这种情况下，全国各地陆续取消了实行40年的票证。1993年5月，北京市宣布取消粮油票证。这本是好事，但是粮油价格一路飙升，几近失控。个别的外省市为控制粮油价格，又悄悄地恢复了票证。
压力之下，北京市为控制粮油价格，也拟重新发行票证。为与改革开放前区分开来，新发行的票、证不再叫票、证，而是改名为“供应券”。如果还叫票或是证，名称和改革开放前一样，很容易让人觉得改革开放以来的政策错了。
供应券印好后北京市一直没有发行，希望涨价风能自行消灭。但是事与愿违，价格如高速路上的快车，一路狂奔。北京市领导无奈之下给中央打报告，准备重新发行票证，也就是新的供应券。但是中央领导不同意北京市重新发行票证，并批示：北京市不要带头，采取别的应对措施。
这种情况下，北京市采取了三项措施：一是大量供应粮油，二是火速建立了800家国营粮店，三是现价，谁涨价就查处谁。三招一出，几天的时间粮油价格一路下跌，民心安定，社会平稳。于是这些“券”没有上市，直接成了藏品。
五花八门的票证
喝碗绿豆汤也要票
十年动乱，对经济的影响有多大？看看这张绿豆汤票就可知一斑。近年有人说“文革”也是发展了生产的，人民生活也是大有提高的，不知道这是怎么得来的结论。作为一个省会城市，一个出了许多领导人的革命老区，喝绿豆汤也要凭票。除了感叹外，也就剩下无语了。
五块是什么概念
那个年代什么都能忘，什么都能忽视，就是不能忘记阶级斗争。如若不信，看看这张票就应该明白此话不假了。左边的语录位置占了票证的小半壁江山，右边的文字不仅显得有些拥挤，更主要的是没有走心。豆制品伍块，什么意思？豆制品是个“大家族”，即使在那个不重视食品工业的年代，也有十余种，如豆腐、豆泡、豆干、豆丝、豆皮、花杆、鸡丝、熏干等，现在多达几十种。 如果是豆腐五块还说得过去，可是豆丝、豆皮、豆泡怎么用五块衡量？很有可能是豆腐票，但是印成了豆制品票。
面额最小的油票
1956年，按说是年景不错的，可是广西的这张三钱油票却证明，粮油紧缺已经开始了。
最小的香烟奖励票
改革开放前，农民把自己的粮食卖给国家，除了收到现金外，还可以得到如油票、蛋票、糖票、面票、烟票、酒票等各种奖励。这张“拾枝香烟”的奖励专用票，应该是奖励香烟票中最小的了。
取而未消的“特供”票证
特供食品，是在特殊时期采取的临时措施。1963年，国家经济形势好转，中央下令取消特供食品。但是“请神容易送神难”，特供这一事物一直就没有离去。从1964年取消特供，到1976年特供依然在某些地方存在。这张票证为证。
猪油也是抢手货
食用油紧缺，每人每月半斤甚至是2两，所以猪油也成了抢手货。许多地方用猪油炒菜，但猪油也是资源有限，于是豬油票应运而生。
买菜也要票
说来可能有人不信，吃菜要凭票。一点不假，这是上个世纪60年代的事，而且就在北京。
副食品印成付食品
1970年，山东潍坊发行了副食品票，可是却把副食品印成了付食品。付的意思是给、交付之意，用在此处是错误的。不久后又改成了副字，而且语录也没有了，似乎有回归正轨之意。
北京率先解决“30年喝奶难”
当今社会，喝奶是再普通不过的了。可是在改革开放前，也就是1978年以前，喝奶可是件大事。只有病人、婴幼儿才能保证供应，普通人想喝奶很难。
为了解决百姓喝奶难，党和国家领导人都做过批示。先后有王震、周恩来、毛泽东关注此事，要求有关部门采取措施让百姓喝上牛奶。
可是基础条件太差，无论领导怎么批示，短时间也难以解决。再加上那时对食品工业的认识水平和重视程度都不够，所以喝奶难就成为了无法解决的老大难。
基础条件差，差到什么程度呢？当时北京市200万人口，大约有1000头奶牛，一头奶牛后面每天有2000个人等着喝奶。
要想满足这2000人的喝奶需求，这头牛每天最少要出1000公斤奶，也就是一吨奶。而那个年代的奶牛每天也就产十来公斤奶。2000人对10公斤奶，每人每天合0.01公斤。
30年间，有关部门采取了许多办法，但都没能够解决这个大难题。喝奶要开证明，重病患者、婴幼儿才能喝上有限的牛奶，奶票、奶证等也就应运而生。
直到1978年改革开放，有关主管部门改变旧的管理方式，允许接受外国帮助，允许农户养牛、集体养牛，也就是国家、集体、个人一起上，再加上国际社会的大量援助，比如请来了“外援”——丹麦的优质种奶牛。
它们可是比后来足球场的外援们先到一步，是外援界的“老前辈呢”。这样才从根本上解决了喝奶难的问题。
有了解决喝奶难的经验，北京市乘胜追击，又陆续解决了一系列的“难”，所以才有了今天的丰衣足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