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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0多年前有一个至少在全球造成2000万人死亡的凶手,它还从未接受正义的审判。科学家相信,研究恶贯满盈的1918年“西班牙流感”可能有助于人类防范另一场灾难性流感的袭击。
最危险的感冒
现有的医学资料表明,“西班牙流感”最早出现在美国堪萨斯州的芬斯顿军营。1918年3月11日午餐前,这个军营的一位士兵感到发烧、嗓子疼和头疼,就去部队的医院看病,医生认为他患了普通的感冒。然而,接下来的情况出人意料:到了中午,100多名士兵都出现了相似的症状。几天之后,这个军营里已经有了500名以上的“感冒”病人。
在随后的几个月里,美国全国各地都出现了这种“感冒”的踪影。这一阶段美国的流感疫情似乎不那么严重,与往年相比,这次流感造成的死亡率高不了多少。在一场世界大战尚未结束时,军方很少有人注意到这次流感的爆发——尽管它几乎传遍了整个美国的军营。
随后,流感传到了西班牙,总共造成800万西班牙人死亡,这次流感也就得名“西班牙流感”。9月,流感出现在波士顿,这是“西班牙流感”最严重的一个阶段的开始。10月,美国国内流感的死亡率达到了创纪录的5%。战争中军队大规模的调动为流感的传播火上浇油。有人怀疑这场疾病是德国人的细菌战,或者是芥子气引起的。
这次流感呈现出了一个相当奇怪的特征。以往的流感总是容易杀死年老体衰的人和儿童,这次的死亡曲线却呈现出一种“W”型——20岁到40岁的青壮年人也成为了死神追逐的对象。到了第二年的2月份,“西班牙流感”迎来了它相对温和的第三阶段。
数月后,“西班牙流感”在地球上销声匿迹了。不过,它给人类带来的损失却是难以估量的。科学家估计,大约有2000万到4000万人在流感灾难中丧生。相比之下,第一次世界大战造成的1000万人死亡只有它的1/2到1/4。据估计,在这场流感之后,美国人的平均寿命下降了10年。
善于化装的凶手
作为一种传染病,流感至少已经有了2000多年的历史。1918年“西班牙流感”的危害甚至超过了中世纪欧洲爆发的鼠疫,与近30年流行的艾滋病打了一个平手(全球大约有7000万人感染艾滋病,2000万人死亡)。
流行性感冒是比你想象的更严重的疾病。即便流感只有2.5%的死亡率,但如果有10亿人感染,那么后果就是“西班牙流感”般的灾难。流感的另一个危险之处是它的不稳定性:今年你患上了流感,你得到了一定的免疫力。但是你可能仍然逃不过明年的那场流感。而风疹或者天花之类的传染病只要患过一次就能获得终身的免疫力。
流感病毒的结构决定了它总是能侵害你。流感病毒的遗传物质是单链的核糖核酸(RNA),而不是你我身体中的遗传物质DNA。有两种蛋白质像大头针一样“扎”在流感病毒的蛋白质外壳上,一种叫做血凝素(HA),另一种叫做神经氨酸酶(NA)。HA和NA的作用是负责让病毒——准备入侵细胞的和已经在细胞内复制、组装好的——顺利进出细胞。人体的免疫系统也正是以HA和NA作为“靶子”。
如果指导HA和NA合成的流感病毒RNA发生了变化(这种变化发生的可能性要比DNA变化的可能性大),那么人体免疫系统就对改变了结构的HA和NA“视而不见”。直到流感痊愈,你终于获得了对新的HA和NA的识别能力,不过很不幸:下一次流感病毒的HA和NA可能又变得让你的免疫系统无法识别了。
迄今为止已经发现了15种HA和9种NA。科学家使用HA和NA区别各种流感病毒的身份,例如1968年的“香港型”流感被称作H3N2。
禽流感?猪流感?
尽管大多数人可能不知道或者早已忘记1918年的“西班牙流感”,科学家却一直保持着警惕。弄清90多年前的那场灾难的原因有助于防止悲剧的重演。
寻找将近一个世纪之前的疾病的病因并不是一件简单的事。直到1930年代,人类才分离出流感病毒。1950年代,美国曾经组织了考察队赶赴阿拉斯加挖掘死于1918年“西班牙流感”的病人的尸体,期望得到可供研究的病原体。很遗憾,那些埋葬在永久冻土带的尸体因为解冻腐烂而失去了研究价值。
直到1997年,美国军事病理研究所的病理学家陶本伯杰(JefferyTaubenberger)领导的一个研究小组才第一次找到造成“西班牙流感”的感冒病毒RNA片断。
陶本伯杰所在的研究所保留了将近一个世纪以来病人的组织样本,包括一些浸泡在福尔马林中的“西班牙流感”病人的肺组织。
在28份当年的样本中,只有一位21岁士兵的肺部样本完全符合当时“西班牙流感”的状况。正是在这份标本中,陶本伯杰用逆转录聚合酶链反应的方法找到了9段当年流感病毒的RNA“碎片”。
RNA比DNA更容易分解,但是陶本伯杰发现的RNA片断已经能够提供一些“西班牙流感”病毒的线索了。这9段RNA片断分属5个不同的基因,其中包括制造HA和NA的基因。通过比较,陶本伯杰发现造成“西班牙流感”大流行的病毒与猪流感有相似之处,如果把它归类,那么它应该是H1N1型的。此前的理论认为,造成1918年流感大流行的病原体,可能是一种禽流感。
2001年,澳大利亚科学家吉布斯研究发现,造成1918年全球流感大流行的原因,就是猪流感病毒的一段编码“跳”到了人类流感病毒的RNA中。
仍在继续追踪
然而,也有一些科学家认为吉布斯的证据不够充分。他们认为,这种人类流感病毒的HA基因和猪流感病毒的HA基因“混合”(科学家称之为“重组”)的可能性不大。陶本伯杰更是认为,吉布斯“错误理解”了他的数据。
要完全认识“西班牙流感”为什么如此凶恶,可能需要测出它的基因组的全部序列。
一些科学家正在试图挖开更多的死于1918年流感的人的坟墓。伦敦的玛丽王后医学院教授奥克斯福德(John Oxford)就是其中之一。去年,他打算从伯恩(Phyllis Burn,一位住在伦敦南部的20岁的女性)的尸体中采集肺部样本。伯恩当年因“西班牙流感”而去世,她被安葬在一个灌满了酒精的密封铅制棺材中。
重新调查“西班牙流感”有一定的危险性。科学家建议在生物安全性最好的实验室中进行研究,以免“西班牙流感”病毒——假如真的能完整找到的话——泄漏出实验室,再度危害人类。不过相比之下,大自然才是终极的“生物恐怖分子”。研究表明,野生的水禽是感冒病毒的“基因库”——它们拥有全部15种HA基因和9种NA基因。而猪由于既能感染水禽身上的流感病毒,又能感染人类流感病毒,它很可能会成为一种病毒的“混合器”,即产生了拥有新的HA和NA的流感病毒。这样一来,人类的免疫系统就可能面临一场像1918年那样的严峻考验。
数十年来,世界卫生组织(WHO)在全世界系统地监视人类流感病毒的变化趋势,但是对于猪流感,却没有一个很好的监视系统。今年2月份,在WHO的一次关于流感疫苗的会议上,病毒学家韦伯斯特(Robert Webster)提议,WHO应研制储备针对所有15种HA的疫苗,以防止类似1918年“西班牙流感”的出现。
科学家们还在继续追踪“西班牙流感”。用陶本伯杰的话说,90多年前这个恶贯满盈的凶手,还从未接受正义的审判。(摘自星岛环球网)
最危险的感冒
现有的医学资料表明,“西班牙流感”最早出现在美国堪萨斯州的芬斯顿军营。1918年3月11日午餐前,这个军营的一位士兵感到发烧、嗓子疼和头疼,就去部队的医院看病,医生认为他患了普通的感冒。然而,接下来的情况出人意料:到了中午,100多名士兵都出现了相似的症状。几天之后,这个军营里已经有了500名以上的“感冒”病人。
在随后的几个月里,美国全国各地都出现了这种“感冒”的踪影。这一阶段美国的流感疫情似乎不那么严重,与往年相比,这次流感造成的死亡率高不了多少。在一场世界大战尚未结束时,军方很少有人注意到这次流感的爆发——尽管它几乎传遍了整个美国的军营。
随后,流感传到了西班牙,总共造成800万西班牙人死亡,这次流感也就得名“西班牙流感”。9月,流感出现在波士顿,这是“西班牙流感”最严重的一个阶段的开始。10月,美国国内流感的死亡率达到了创纪录的5%。战争中军队大规模的调动为流感的传播火上浇油。有人怀疑这场疾病是德国人的细菌战,或者是芥子气引起的。
这次流感呈现出了一个相当奇怪的特征。以往的流感总是容易杀死年老体衰的人和儿童,这次的死亡曲线却呈现出一种“W”型——20岁到40岁的青壮年人也成为了死神追逐的对象。到了第二年的2月份,“西班牙流感”迎来了它相对温和的第三阶段。
数月后,“西班牙流感”在地球上销声匿迹了。不过,它给人类带来的损失却是难以估量的。科学家估计,大约有2000万到4000万人在流感灾难中丧生。相比之下,第一次世界大战造成的1000万人死亡只有它的1/2到1/4。据估计,在这场流感之后,美国人的平均寿命下降了10年。
善于化装的凶手
作为一种传染病,流感至少已经有了2000多年的历史。1918年“西班牙流感”的危害甚至超过了中世纪欧洲爆发的鼠疫,与近30年流行的艾滋病打了一个平手(全球大约有7000万人感染艾滋病,2000万人死亡)。
流行性感冒是比你想象的更严重的疾病。即便流感只有2.5%的死亡率,但如果有10亿人感染,那么后果就是“西班牙流感”般的灾难。流感的另一个危险之处是它的不稳定性:今年你患上了流感,你得到了一定的免疫力。但是你可能仍然逃不过明年的那场流感。而风疹或者天花之类的传染病只要患过一次就能获得终身的免疫力。
流感病毒的结构决定了它总是能侵害你。流感病毒的遗传物质是单链的核糖核酸(RNA),而不是你我身体中的遗传物质DNA。有两种蛋白质像大头针一样“扎”在流感病毒的蛋白质外壳上,一种叫做血凝素(HA),另一种叫做神经氨酸酶(NA)。HA和NA的作用是负责让病毒——准备入侵细胞的和已经在细胞内复制、组装好的——顺利进出细胞。人体的免疫系统也正是以HA和NA作为“靶子”。
如果指导HA和NA合成的流感病毒RNA发生了变化(这种变化发生的可能性要比DNA变化的可能性大),那么人体免疫系统就对改变了结构的HA和NA“视而不见”。直到流感痊愈,你终于获得了对新的HA和NA的识别能力,不过很不幸:下一次流感病毒的HA和NA可能又变得让你的免疫系统无法识别了。
迄今为止已经发现了15种HA和9种NA。科学家使用HA和NA区别各种流感病毒的身份,例如1968年的“香港型”流感被称作H3N2。
禽流感?猪流感?
尽管大多数人可能不知道或者早已忘记1918年的“西班牙流感”,科学家却一直保持着警惕。弄清90多年前的那场灾难的原因有助于防止悲剧的重演。
寻找将近一个世纪之前的疾病的病因并不是一件简单的事。直到1930年代,人类才分离出流感病毒。1950年代,美国曾经组织了考察队赶赴阿拉斯加挖掘死于1918年“西班牙流感”的病人的尸体,期望得到可供研究的病原体。很遗憾,那些埋葬在永久冻土带的尸体因为解冻腐烂而失去了研究价值。
直到1997年,美国军事病理研究所的病理学家陶本伯杰(JefferyTaubenberger)领导的一个研究小组才第一次找到造成“西班牙流感”的感冒病毒RNA片断。
陶本伯杰所在的研究所保留了将近一个世纪以来病人的组织样本,包括一些浸泡在福尔马林中的“西班牙流感”病人的肺组织。
在28份当年的样本中,只有一位21岁士兵的肺部样本完全符合当时“西班牙流感”的状况。正是在这份标本中,陶本伯杰用逆转录聚合酶链反应的方法找到了9段当年流感病毒的RNA“碎片”。
RNA比DNA更容易分解,但是陶本伯杰发现的RNA片断已经能够提供一些“西班牙流感”病毒的线索了。这9段RNA片断分属5个不同的基因,其中包括制造HA和NA的基因。通过比较,陶本伯杰发现造成“西班牙流感”大流行的病毒与猪流感有相似之处,如果把它归类,那么它应该是H1N1型的。此前的理论认为,造成1918年流感大流行的病原体,可能是一种禽流感。
2001年,澳大利亚科学家吉布斯研究发现,造成1918年全球流感大流行的原因,就是猪流感病毒的一段编码“跳”到了人类流感病毒的RNA中。
仍在继续追踪
然而,也有一些科学家认为吉布斯的证据不够充分。他们认为,这种人类流感病毒的HA基因和猪流感病毒的HA基因“混合”(科学家称之为“重组”)的可能性不大。陶本伯杰更是认为,吉布斯“错误理解”了他的数据。
要完全认识“西班牙流感”为什么如此凶恶,可能需要测出它的基因组的全部序列。
一些科学家正在试图挖开更多的死于1918年流感的人的坟墓。伦敦的玛丽王后医学院教授奥克斯福德(John Oxford)就是其中之一。去年,他打算从伯恩(Phyllis Burn,一位住在伦敦南部的20岁的女性)的尸体中采集肺部样本。伯恩当年因“西班牙流感”而去世,她被安葬在一个灌满了酒精的密封铅制棺材中。
重新调查“西班牙流感”有一定的危险性。科学家建议在生物安全性最好的实验室中进行研究,以免“西班牙流感”病毒——假如真的能完整找到的话——泄漏出实验室,再度危害人类。不过相比之下,大自然才是终极的“生物恐怖分子”。研究表明,野生的水禽是感冒病毒的“基因库”——它们拥有全部15种HA基因和9种NA基因。而猪由于既能感染水禽身上的流感病毒,又能感染人类流感病毒,它很可能会成为一种病毒的“混合器”,即产生了拥有新的HA和NA的流感病毒。这样一来,人类的免疫系统就可能面临一场像1918年那样的严峻考验。
数十年来,世界卫生组织(WHO)在全世界系统地监视人类流感病毒的变化趋势,但是对于猪流感,却没有一个很好的监视系统。今年2月份,在WHO的一次关于流感疫苗的会议上,病毒学家韦伯斯特(Robert Webster)提议,WHO应研制储备针对所有15种HA的疫苗,以防止类似1918年“西班牙流感”的出现。
科学家们还在继续追踪“西班牙流感”。用陶本伯杰的话说,90多年前这个恶贯满盈的凶手,还从未接受正义的审判。(摘自星岛环球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