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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创新不是天马行空式的想象，创新具有基本的逻辑结构。勤于思考、发现问题是创新的逻辑起点;不惧权威、大胆怀疑是创新的根本前提;理性研究和科学实践是创新的基本路径。此外，宽容自由的环境是创新的重要保证。
关键词：创新;问题意识;怀疑精神;理性分析;实践
通常意义上的创新是一个经济学层面的、与物质生产相关的概念。在1912年出版的《经济发展理论》一书中，美国学者熊彼特指出，所谓创新主要指确立一种前所未有的生产函数，比如，把新技术、新产品、新的市场要素等等引入到生产体系中，从而创造出更大的价值。广义的创新，或者说哲学层面的创新，属于认知和实践领域，精神和认识上打破传统、突破教条主义，进而以一种全新的思维和理论，指导具体的实践。因此，创新具有特定的逻辑结构。
一、创新的逻辑起点：发现问题
发现问题是进行创新的逻辑起点，那么，如何才能敏锐地发现问题呢？首要一点就是具有强烈的问题意识，这就是说，面对具体事物，不能被表象所迷惑;对于过往的传统，不能片面地盲从于权威，要透过现象分析本质，反复追问何以可能，为什么如此？一旦具有强烈的问题意识，就善于从那些表面上“不成问题”或者习以为常的现象中发现真正存在的问题。发现了问题，自然就要求探寻解决问题的思路和办法，思路和办法不可能是现成的，这就要求我们针对所发现的问题进行相应的创新。因此，要创新必须培养自己发现问题的意识和能力。
1、观察是理解客观世界、形成问题的第一步。这里的观察，不只是用眼睛看，它包括我们人类所有的感觉方式包括看到、听到、接触到等等，这些都是获得新理论的基础。自然是奇妙的，社会是复杂的。在自然界，在社会生活中，学习中，工作中，只要我们象林黛玉初进贾府那样，“步步留心，时时在意”，我们就不难发现许许多多、形形色色的问题，对这些问题加以分析，就可能是为我们进行创新提供思想资源。日常生活工作如此，科学理论的推陈出新更是如此。在西方科学哲学发展史上，归纳主义和逻辑经验主义都不约而同地强调：科学探索始于观察，观察是科学发现和科学知识的坚实基础;以波普尔为代表的证伪主义则强调，观察和实验是检验科学理论的试金石，如果从理论中推导出来的结论得到了观察或者实验的检验，那么理论确证了，反之，理论就被证伪了。比如，正是因为善于观察，1928年，英国科学家亚历山大·弗莱明在实验研究中最早发现了青霉素。在用显微镜观察这只培养皿时弗莱明发现，霉菌周围的葡萄球菌菌落已被溶解。这意味着霉菌的某种分泌物能抑制葡萄球菌。此后的鉴定表明，上述霉菌为点青霉菌，因此弗莱明将其分泌的抑菌物质称为青霉素。可以说，正是因为弗莱明的细致观察和不懈努力，为完全可以医用的青霉素的发明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2、经常阅读。“读书破万卷，下笔如有神”，唐代大诗人杜甫早就有如此精辟的论断。新中国的开国领袖毛泽东在北京大学当图书管理员时就养成了爱读书的发习惯，“饭可以一日不吃，觉可以一日不睡，书不可一日不读。”这正是毛主席的真实写照。同样道理，要想培育自己的问题意识，就必须多读书。这可以从两个方面看。一方面，一个人所掌握的全部知识中，来自自然和社会的直接经验毕竟是有限的，而绝大部分是来自书本的间接经验。因此，我们说，在我们的认识过程中，我们所提出的绝大多数问题，不是直接来自对自然和社会的观察，而是来自阅读过程、学习过程。问题来自阅读。另一方面，阅读还可以拓宽我们的知识面，这则是我们发现问题的一个重要条件。有句话说：“知识之岛越大，好奇的海岸就越长。”这话很形象，也很有道理。试想，一个从来进行过微观的经济实践，也没有系统阅读过经济学著作的人，如何能发现现实社会中的经济行为或者传统经济理论中存在着的问题，更不要谈有所创新和建树了。马克思在写《资本论》之前，阅读了大量的相关著作，特别是以亚当斯密、李嘉图为代表的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正是通过广泛而深入的阅读，马克思发现了古典政治经济学存在的问题，并在对这些问题思考分析的基础上，发现了资本的本质。所以，要想提出大量的有研究价值的问题，就必须掌握大量的知识。掌握知识是发现问题的基础。总而言之，我们要想更多地发现问题，就必须多读书，多学习。
3、深入思考。发现问题只是第一步，必须针对问题，进行深入、全面的思考。只有通过思考，才能发现有价值的，有研究意义的问题，这样才能有针对性地提出解决问题的办法，形成相应的理论。有些人，可能他观察到了某些重要的现象，也阅读了很多相关的书籍，但由于缺乏独立的理性思维能力，却对这些特定的熟视无睹，或者仍然按传统的观念去理解，因而仍然看不到问题。总之，要想在观察和阅读过程中发现新的、有价值的问题，必须进行反复而且深入的思考：（1）善于联想和想象。所谓联想，就是由某人或某事物而想起其他相关的人或事;由某概念而引出其他相关的概念。所谓想象，理学上把想象解释为在知觉材料的基础上，经过新的配合而创造出新形象的过程。通过联想和想象，我们可以发现并提出的问题太多了。可以说想象人我们的思想插上了翅膀，它可以使我们翱翔于广阔的时空，发现无限的有价值的问题。（2）善于逆向思维。对于一些见而不疑的现象，一些习惯说法，一些权威性论断，反其义而用之，就能发现新的问题，见人之所未见，这就是逆向思维。逆向思维是发现问题的一个重要途径。（3）善于发散思维。从一个主题出发，沿着不同的角度，逐层深入地提出许许多多的问题，这就是发散思维。运用发散思维能发现很多问题，当然有的是没有价值的，这就要求我们选择那些有价值和我们感兴趣的问题进行研究。勤于思考是发现问题最重要的一步。做学问是从问题入手，但有价值的问题需要深入的思考。譬如，爱因斯坦就是一个非常善于思考的科学家，著名的狭义相对论是受启于他16歲做的思想实验。在他的自传中，爱因斯坦回忆道他当时幻想在宇宙中追寻一道光线。他推理说，如果他能够以光速在光线旁边运动，那么他应该能够看到光线成为“在空间上不断振荡但停滞不前的电磁场”。对于爱因斯坦，这个思想实验证明了对于这个虚拟的观察者，所有的物理定律应该和一个相对于地球静止的观察者观察到的一样。 二、创新的逻辑前提：敢于置疑
顾名思义，创新就是推陈出新，创新不是从传统中推理或者引申出新的理论，而是具有革命性的意义，本质上是推倒或者否定了传统的、固化的旧模式，完全创立了一种新的范式、新的理论。创新的结果往往与以前的理论截然不同，甚至相互对立和冲突。因此，进行创新的前提就是敢于大胆怀疑、批评旧的理论、观念和传统。
大胆怀疑是科学态度和理性精神的体现。事物是复杂的，也是永远发展变化的，它展示出来的表象不一定就是其本质，大胆质疑，通过理性思维对此进行分析，是认识事物本来面目的关键;任何理论观点，即使是被公认的所谓权威，同样应该接受理性精神的怀疑，只有通过不断的怀疑，才能进行创新，发展才成为可能。
大胆怀疑不是异想天开，而是一种合理怀疑。合理怀疑是科学理性的天性。在科学理性面前，不存在终极真理，不存在认识上的独断和绝对“权威”。马克思在其女儿要求他填写得一份调查表中，把“怀疑一切”作为自己最喜爱的座右铭。这种怀疑，绝不是怀疑主义意义上的不可知论，而是对掩盖事物真相的假象的怀疑，是对似是而非的论调的怀疑。怀疑的过程就是发现问题的过程。怀疑精神是破除轻信和迷信，冲破旧传统观念束缚的一把利剑。缺乏怀疑精神，容易导致盲目轻信。古人说：“大疑则大悟，小疑则小悟，不疑则不悟。”讲的就是这个道理。怀疑精神是批判精神的前导，批判精神是怀疑精神的延伸。没有合理的怀疑，就没有科学的批判;而没有科学的批判，就没有科学的创新。新思想是在对旧思想的否定中诞生的，真理是在同谬误的斗争中发展的。当然，科学的批判精神并不是绝对否定。而是辩证的否定，是在批判中的继承。
在哥白尼发表《天球运行论》提出划时代的“日心说”天文学理论之前，占绝对统治地位的是托勒密的“地球是宇宙中心”理论。托勒密古希腊后期天文学的集大成者，在公元二世纪时，托勒密总结了前人在400年间观测的成果，写成《至大论》一书，提出的“地心说”理论认为，地球处于宇宙的中心，永远处于静止不动，所有的天体，包括太阳在内的各种星球，都围绕地球作圆周运动。由于托勒密的“地心说”和西方占主导地位的基督教神学的宇宙观不谋而合，所以尽管“地心说”有很多内在的矛盾之处和外在的无法解释的现象，但它却广为人知，一直流传了1400多年。哥白尼，尽管他自始至终都是一个虔诚的天主教徒，但他不畏权威，敢于置疑，在反复研究托勒密的著作后，他发现了其中很多错误结论和自相矛盾之处，哥白尼认识到，天文学的发展道路，不应该继续"修补"托勒密的旧学说，而是要发现宇宙结构的新学说，经过长二年的理论计算和具体的实践观察后，他终于在1543年出版了伟大著作《天球运行论》，从后来西方近代科学发展的进程中，毫无疑问，《天球运行论》是西方近代科学的起点。
大胆怀疑，就必须在任何时候都不迷信权威，墨守成规;就必须在从实际出发，尊重客观规律的基础上，充分发挥理性思维能力和想象力，对那些所谓的既定理论和事实提出疑问，敢于“标新立异”，只有这样，才有可能进行创新，提出新的理论观点。
三、创新的基本路径：理性分析和科学实践
要不断进行创新，必须坚持理性分析和科学实践相结合的路径。
1，理性分析是创新的重要手段。创新就是打破传统，形成完全不同的新的理论和范式。但是，事情往往是非常复杂的，传统的理论经过长时间的固化，肯定有自己的合理性存在，加之长时间被人们接受，形成的思维习惯和成见是很难改变的。有些传统理论可能表面看起来更合理、更有表面的經验事实作支撑，因而很难被单纯的事实或者经验来证伪的，或者有的可能在当前条件下根本没法通过有效的方法来检验。这就要求必须对传统理论进行理性分析和严格的论证，找出传统理论自身内部存在的矛盾之处或者无法合理解释的地方，所以，理性的分析既是突破传统，打破教条主义的基础，又同时为之后的创新铺平了道路。
2、科学实践是创新的基本方法。“实践是检验真理是唯一标准”，科学的实践同时也是创新的基本方法。正确的理论或者方法，都是经过了实践的检验的，因而完全符合实际情况。当然，一次或者偶然的实践，并不一定就能体现本质和规律;同时，没有正确的理论指导的盲目实践，也不可能或者很难有新的发现，因此，要想最终突破教条主义，实现真正的有价值的创新，必须是科学、合理的实践，并且接受多方面的反复检验和论证，直至最终揭穿传统理论的僵化本质。提出新的、具有革命意义的创新观点。
当然，不论是进行理性分析，还是科学实践，本质都是要求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培育创造性思维。此外，还必须具备冷观权威的基本态度和敢于挑战权威的精神，不可否认，权威的存在是必要的，但是，无论权威的地位势力影响多大，都必须采取冷静观察、理性剖析和选择继承的态度。冷观权威，就是要求我们不唯书，不唯上，不能迷信权威;要唤起理性的力量，树立“冷眼观察”的态度，即使是权威，也要进行深入的分析思考，也要多问几个为什么、如何可能，只有这样，才是真正科学的态度，创新才会成为可能。
千百年来，儒家思想被中国古代社会奉为圭臬，一切伦理道德唯儒家思想是从，思想僵化、教条主义盛行。明代的李贽以敢于创新、标新立异而在中国思想史上独树一帜。李贽的代表作是《藏书》，在书中，他认为，历史在变化，道德也在变化，判断历史的是非标准也必须随之变化。他反对千百年来以孔子一人的是非观作为价值标准的教条主义态度，提倡是非无定质，无定论，不能将一人的观点僵化，以其来衡量一切。是非之争，如同昼夜更迭，不断变化。他说“昨日是而今日非也，今日非而后日又是矣。虽使孔夫子复生于今，又不知作何是非也，而可遽以定本行赏罚哉！” 《藏书》否定以孔子价值观为核心的教条思想，提出以原情论势，定出是非标准。从这一点上讲，李贽身上体现着一种敢于突破教条主义的精神。
四、创新的外部保障：宽容自由的环境
创新是人的思维自由活动、从一个阶段升华到更高阶段的产物，是一个破旧立新、推陈出新的过程。因此，创新需要宽松自由的外部环境。综观中外发展史，无不体现了这一点。 日本经济学家汤浅光潮提出“世界科学活动中心”和“科学升降期”的概念来衡量近代以来世界科学发展在地区之间的转移。他认为，最先出现的“世界科学活动中心”在14世纪的意大利，接下来转移到英国，法国，德国，再后来，大约在19世纪末，世界科学活动中心转移到美国，直到今天，美国依然还是世界科学活动的中心。仔细研究这些世界科学活动中心和它们转移情况以后，我们就会发现，意大利之所以能够成为世界科学活动中心第一个中心，和文艺复兴运动是分不开。文艺复兴运动促使人们摆脱中世纪以来的宗教束缚，思想获得了解放，自由的观念深入人心。正是在这种自由宽松的环境下，意大利人的创新能力在艺术、文化、科技等各个方面得到了空前的解放，从而使一跃而成为当时的世界科学活动的中心。二十世纪初，美国开始成为世界科学活动的中心，一个重要的就是和其他国家相比，美国营造了更为适合各方面创新的宽松自由的环境，一方面，美国具有强调个人自由、鼓励推崇成功的价值传统，另一方面，美国较好的为人材提供了自由、充分展示才能的机会和舞台。二战前后，爱因斯坦、费米等大批杰出科学家来到美国，就充分说明了这一点。
相比较而言，中国古代社会的创新特别是在一些原创性方面之所以很少，与中国几千来长期的专制制度和思想文化上的高压传统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在绝对皇权的专制制度下，皇帝的一个人的主观意志就是整个国家意志的体现，其他任何人都没有真正意义上的话语权，因而自由宽松的環境也就无从谈起。此外，中国历代王朝都是实行思想和文化上的高压政策，对于不同意见的知识分子采用的方法可谓千篇一律，要么笼络使之为统治阶层服务，要么无法笼络则杀之而后快，祸从口出就是对这种情况的真实描写。这样的例子比比皆是。在秦国推行变法使秦国逐渐强大并最终统一六国的商鞅，最后落了个车裂的下场;明代的李贽因为反对儒家传统，敢于标新立异而遭到残酷的迫害。另一方面，1949年新中国成立特别改革开放后，我国社会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在理论创新、科技创新、文化创新、制度创新等方面取得了有目共睹的成就，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营造了较为宽松自由的环境。
当今社会，人才是“第一资源”，创新已成为推动各方面不断发展的根本动力。因此，必须尊重知识，尊重人才，努力创造生动活泼、宽松自由的学术风气，营造尊重个性特点、发挥专业特长、激励创新创业的社会氛围，形成一种能够吸引、有利于优秀人才脱颖而出的用人机制，只有这样，才能为创新提供良好的外部环境，才能源源不断的培育出各种创新。
关键词：创新;问题意识;怀疑精神;理性分析;实践
通常意义上的创新是一个经济学层面的、与物质生产相关的概念。在1912年出版的《经济发展理论》一书中，美国学者熊彼特指出，所谓创新主要指确立一种前所未有的生产函数，比如，把新技术、新产品、新的市场要素等等引入到生产体系中，从而创造出更大的价值。广义的创新，或者说哲学层面的创新，属于认知和实践领域，精神和认识上打破传统、突破教条主义，进而以一种全新的思维和理论，指导具体的实践。因此，创新具有特定的逻辑结构。
一、创新的逻辑起点：发现问题
发现问题是进行创新的逻辑起点，那么，如何才能敏锐地发现问题呢？首要一点就是具有强烈的问题意识，这就是说，面对具体事物，不能被表象所迷惑;对于过往的传统，不能片面地盲从于权威，要透过现象分析本质，反复追问何以可能，为什么如此？一旦具有强烈的问题意识，就善于从那些表面上“不成问题”或者习以为常的现象中发现真正存在的问题。发现了问题，自然就要求探寻解决问题的思路和办法，思路和办法不可能是现成的，这就要求我们针对所发现的问题进行相应的创新。因此，要创新必须培养自己发现问题的意识和能力。
1、观察是理解客观世界、形成问题的第一步。这里的观察，不只是用眼睛看，它包括我们人类所有的感觉方式包括看到、听到、接触到等等，这些都是获得新理论的基础。自然是奇妙的，社会是复杂的。在自然界，在社会生活中，学习中，工作中，只要我们象林黛玉初进贾府那样，“步步留心，时时在意”，我们就不难发现许许多多、形形色色的问题，对这些问题加以分析，就可能是为我们进行创新提供思想资源。日常生活工作如此，科学理论的推陈出新更是如此。在西方科学哲学发展史上，归纳主义和逻辑经验主义都不约而同地强调：科学探索始于观察，观察是科学发现和科学知识的坚实基础;以波普尔为代表的证伪主义则强调，观察和实验是检验科学理论的试金石，如果从理论中推导出来的结论得到了观察或者实验的检验，那么理论确证了，反之，理论就被证伪了。比如，正是因为善于观察，1928年，英国科学家亚历山大·弗莱明在实验研究中最早发现了青霉素。在用显微镜观察这只培养皿时弗莱明发现，霉菌周围的葡萄球菌菌落已被溶解。这意味着霉菌的某种分泌物能抑制葡萄球菌。此后的鉴定表明，上述霉菌为点青霉菌，因此弗莱明将其分泌的抑菌物质称为青霉素。可以说，正是因为弗莱明的细致观察和不懈努力，为完全可以医用的青霉素的发明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2、经常阅读。“读书破万卷，下笔如有神”，唐代大诗人杜甫早就有如此精辟的论断。新中国的开国领袖毛泽东在北京大学当图书管理员时就养成了爱读书的发习惯，“饭可以一日不吃，觉可以一日不睡，书不可一日不读。”这正是毛主席的真实写照。同样道理，要想培育自己的问题意识，就必须多读书。这可以从两个方面看。一方面，一个人所掌握的全部知识中，来自自然和社会的直接经验毕竟是有限的，而绝大部分是来自书本的间接经验。因此，我们说，在我们的认识过程中，我们所提出的绝大多数问题，不是直接来自对自然和社会的观察，而是来自阅读过程、学习过程。问题来自阅读。另一方面，阅读还可以拓宽我们的知识面，这则是我们发现问题的一个重要条件。有句话说：“知识之岛越大，好奇的海岸就越长。”这话很形象，也很有道理。试想，一个从来进行过微观的经济实践，也没有系统阅读过经济学著作的人，如何能发现现实社会中的经济行为或者传统经济理论中存在着的问题，更不要谈有所创新和建树了。马克思在写《资本论》之前，阅读了大量的相关著作，特别是以亚当斯密、李嘉图为代表的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正是通过广泛而深入的阅读，马克思发现了古典政治经济学存在的问题，并在对这些问题思考分析的基础上，发现了资本的本质。所以，要想提出大量的有研究价值的问题，就必须掌握大量的知识。掌握知识是发现问题的基础。总而言之，我们要想更多地发现问题，就必须多读书，多学习。
3、深入思考。发现问题只是第一步，必须针对问题，进行深入、全面的思考。只有通过思考，才能发现有价值的，有研究意义的问题，这样才能有针对性地提出解决问题的办法，形成相应的理论。有些人，可能他观察到了某些重要的现象，也阅读了很多相关的书籍，但由于缺乏独立的理性思维能力，却对这些特定的熟视无睹，或者仍然按传统的观念去理解，因而仍然看不到问题。总之，要想在观察和阅读过程中发现新的、有价值的问题，必须进行反复而且深入的思考：（1）善于联想和想象。所谓联想，就是由某人或某事物而想起其他相关的人或事;由某概念而引出其他相关的概念。所谓想象，理学上把想象解释为在知觉材料的基础上，经过新的配合而创造出新形象的过程。通过联想和想象，我们可以发现并提出的问题太多了。可以说想象人我们的思想插上了翅膀，它可以使我们翱翔于广阔的时空，发现无限的有价值的问题。（2）善于逆向思维。对于一些见而不疑的现象，一些习惯说法，一些权威性论断，反其义而用之，就能发现新的问题，见人之所未见，这就是逆向思维。逆向思维是发现问题的一个重要途径。（3）善于发散思维。从一个主题出发，沿着不同的角度，逐层深入地提出许许多多的问题，这就是发散思维。运用发散思维能发现很多问题，当然有的是没有价值的，这就要求我们选择那些有价值和我们感兴趣的问题进行研究。勤于思考是发现问题最重要的一步。做学问是从问题入手，但有价值的问题需要深入的思考。譬如，爱因斯坦就是一个非常善于思考的科学家，著名的狭义相对论是受启于他16歲做的思想实验。在他的自传中，爱因斯坦回忆道他当时幻想在宇宙中追寻一道光线。他推理说，如果他能够以光速在光线旁边运动，那么他应该能够看到光线成为“在空间上不断振荡但停滞不前的电磁场”。对于爱因斯坦，这个思想实验证明了对于这个虚拟的观察者，所有的物理定律应该和一个相对于地球静止的观察者观察到的一样。 二、创新的逻辑前提：敢于置疑
顾名思义，创新就是推陈出新，创新不是从传统中推理或者引申出新的理论，而是具有革命性的意义，本质上是推倒或者否定了传统的、固化的旧模式，完全创立了一种新的范式、新的理论。创新的结果往往与以前的理论截然不同，甚至相互对立和冲突。因此，进行创新的前提就是敢于大胆怀疑、批评旧的理论、观念和传统。
大胆怀疑是科学态度和理性精神的体现。事物是复杂的，也是永远发展变化的，它展示出来的表象不一定就是其本质，大胆质疑，通过理性思维对此进行分析，是认识事物本来面目的关键;任何理论观点，即使是被公认的所谓权威，同样应该接受理性精神的怀疑，只有通过不断的怀疑，才能进行创新，发展才成为可能。
大胆怀疑不是异想天开，而是一种合理怀疑。合理怀疑是科学理性的天性。在科学理性面前，不存在终极真理，不存在认识上的独断和绝对“权威”。马克思在其女儿要求他填写得一份调查表中，把“怀疑一切”作为自己最喜爱的座右铭。这种怀疑，绝不是怀疑主义意义上的不可知论，而是对掩盖事物真相的假象的怀疑，是对似是而非的论调的怀疑。怀疑的过程就是发现问题的过程。怀疑精神是破除轻信和迷信，冲破旧传统观念束缚的一把利剑。缺乏怀疑精神，容易导致盲目轻信。古人说：“大疑则大悟，小疑则小悟，不疑则不悟。”讲的就是这个道理。怀疑精神是批判精神的前导，批判精神是怀疑精神的延伸。没有合理的怀疑，就没有科学的批判;而没有科学的批判，就没有科学的创新。新思想是在对旧思想的否定中诞生的，真理是在同谬误的斗争中发展的。当然，科学的批判精神并不是绝对否定。而是辩证的否定，是在批判中的继承。
在哥白尼发表《天球运行论》提出划时代的“日心说”天文学理论之前，占绝对统治地位的是托勒密的“地球是宇宙中心”理论。托勒密古希腊后期天文学的集大成者，在公元二世纪时，托勒密总结了前人在400年间观测的成果，写成《至大论》一书，提出的“地心说”理论认为，地球处于宇宙的中心，永远处于静止不动，所有的天体，包括太阳在内的各种星球，都围绕地球作圆周运动。由于托勒密的“地心说”和西方占主导地位的基督教神学的宇宙观不谋而合，所以尽管“地心说”有很多内在的矛盾之处和外在的无法解释的现象，但它却广为人知，一直流传了1400多年。哥白尼，尽管他自始至终都是一个虔诚的天主教徒，但他不畏权威，敢于置疑，在反复研究托勒密的著作后，他发现了其中很多错误结论和自相矛盾之处，哥白尼认识到，天文学的发展道路，不应该继续"修补"托勒密的旧学说，而是要发现宇宙结构的新学说，经过长二年的理论计算和具体的实践观察后，他终于在1543年出版了伟大著作《天球运行论》，从后来西方近代科学发展的进程中，毫无疑问，《天球运行论》是西方近代科学的起点。
大胆怀疑，就必须在任何时候都不迷信权威，墨守成规;就必须在从实际出发，尊重客观规律的基础上，充分发挥理性思维能力和想象力，对那些所谓的既定理论和事实提出疑问，敢于“标新立异”，只有这样，才有可能进行创新，提出新的理论观点。
三、创新的基本路径：理性分析和科学实践
要不断进行创新，必须坚持理性分析和科学实践相结合的路径。
1，理性分析是创新的重要手段。创新就是打破传统，形成完全不同的新的理论和范式。但是，事情往往是非常复杂的，传统的理论经过长时间的固化，肯定有自己的合理性存在，加之长时间被人们接受，形成的思维习惯和成见是很难改变的。有些传统理论可能表面看起来更合理、更有表面的經验事实作支撑，因而很难被单纯的事实或者经验来证伪的，或者有的可能在当前条件下根本没法通过有效的方法来检验。这就要求必须对传统理论进行理性分析和严格的论证，找出传统理论自身内部存在的矛盾之处或者无法合理解释的地方，所以，理性的分析既是突破传统，打破教条主义的基础，又同时为之后的创新铺平了道路。
2、科学实践是创新的基本方法。“实践是检验真理是唯一标准”，科学的实践同时也是创新的基本方法。正确的理论或者方法，都是经过了实践的检验的，因而完全符合实际情况。当然，一次或者偶然的实践，并不一定就能体现本质和规律;同时，没有正确的理论指导的盲目实践，也不可能或者很难有新的发现，因此，要想最终突破教条主义，实现真正的有价值的创新，必须是科学、合理的实践，并且接受多方面的反复检验和论证，直至最终揭穿传统理论的僵化本质。提出新的、具有革命意义的创新观点。
当然，不论是进行理性分析，还是科学实践，本质都是要求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培育创造性思维。此外，还必须具备冷观权威的基本态度和敢于挑战权威的精神，不可否认，权威的存在是必要的，但是，无论权威的地位势力影响多大，都必须采取冷静观察、理性剖析和选择继承的态度。冷观权威，就是要求我们不唯书，不唯上，不能迷信权威;要唤起理性的力量，树立“冷眼观察”的态度，即使是权威，也要进行深入的分析思考，也要多问几个为什么、如何可能，只有这样，才是真正科学的态度，创新才会成为可能。
千百年来，儒家思想被中国古代社会奉为圭臬，一切伦理道德唯儒家思想是从，思想僵化、教条主义盛行。明代的李贽以敢于创新、标新立异而在中国思想史上独树一帜。李贽的代表作是《藏书》，在书中，他认为，历史在变化，道德也在变化，判断历史的是非标准也必须随之变化。他反对千百年来以孔子一人的是非观作为价值标准的教条主义态度，提倡是非无定质，无定论，不能将一人的观点僵化，以其来衡量一切。是非之争，如同昼夜更迭，不断变化。他说“昨日是而今日非也，今日非而后日又是矣。虽使孔夫子复生于今，又不知作何是非也，而可遽以定本行赏罚哉！” 《藏书》否定以孔子价值观为核心的教条思想，提出以原情论势，定出是非标准。从这一点上讲，李贽身上体现着一种敢于突破教条主义的精神。
四、创新的外部保障：宽容自由的环境
创新是人的思维自由活动、从一个阶段升华到更高阶段的产物，是一个破旧立新、推陈出新的过程。因此，创新需要宽松自由的外部环境。综观中外发展史，无不体现了这一点。 日本经济学家汤浅光潮提出“世界科学活动中心”和“科学升降期”的概念来衡量近代以来世界科学发展在地区之间的转移。他认为，最先出现的“世界科学活动中心”在14世纪的意大利，接下来转移到英国，法国，德国，再后来，大约在19世纪末，世界科学活动中心转移到美国，直到今天，美国依然还是世界科学活动的中心。仔细研究这些世界科学活动中心和它们转移情况以后，我们就会发现，意大利之所以能够成为世界科学活动中心第一个中心，和文艺复兴运动是分不开。文艺复兴运动促使人们摆脱中世纪以来的宗教束缚，思想获得了解放，自由的观念深入人心。正是在这种自由宽松的环境下，意大利人的创新能力在艺术、文化、科技等各个方面得到了空前的解放，从而使一跃而成为当时的世界科学活动的中心。二十世纪初，美国开始成为世界科学活动的中心，一个重要的就是和其他国家相比，美国营造了更为适合各方面创新的宽松自由的环境，一方面，美国具有强调个人自由、鼓励推崇成功的价值传统，另一方面，美国较好的为人材提供了自由、充分展示才能的机会和舞台。二战前后，爱因斯坦、费米等大批杰出科学家来到美国，就充分说明了这一点。
相比较而言，中国古代社会的创新特别是在一些原创性方面之所以很少，与中国几千来长期的专制制度和思想文化上的高压传统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在绝对皇权的专制制度下，皇帝的一个人的主观意志就是整个国家意志的体现，其他任何人都没有真正意义上的话语权，因而自由宽松的環境也就无从谈起。此外，中国历代王朝都是实行思想和文化上的高压政策，对于不同意见的知识分子采用的方法可谓千篇一律，要么笼络使之为统治阶层服务，要么无法笼络则杀之而后快，祸从口出就是对这种情况的真实描写。这样的例子比比皆是。在秦国推行变法使秦国逐渐强大并最终统一六国的商鞅，最后落了个车裂的下场;明代的李贽因为反对儒家传统，敢于标新立异而遭到残酷的迫害。另一方面，1949年新中国成立特别改革开放后，我国社会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在理论创新、科技创新、文化创新、制度创新等方面取得了有目共睹的成就，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营造了较为宽松自由的环境。
当今社会，人才是“第一资源”，创新已成为推动各方面不断发展的根本动力。因此，必须尊重知识，尊重人才，努力创造生动活泼、宽松自由的学术风气，营造尊重个性特点、发挥专业特长、激励创新创业的社会氛围，形成一种能够吸引、有利于优秀人才脱颖而出的用人机制，只有这样，才能为创新提供良好的外部环境，才能源源不断的培育出各种创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