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2020年2月11日，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FAO）向全球发布了沙漠蝗灾预警。近期，沙漠蝗已从东非蔓延至印度和巴基斯坦，人们开始担心，蝗灾会不会侵入中国？
这种担心并不多余，作为农耕社会最深的噩梦，蝗灾曾在中国肆虐了2000多年，直到上世纪70年代中期才得到基本控制，但时至今日，蝗灾仍时有发生。
中央人民政府在农业部内设病虫害防治局治蝗处，统一领导全国治蝗工作，并由国家负担治蝗药械及费用，然后在众多研究者和全社会的共同努力下，用了30余年时间，基本控制住了在中国为祸2000多年的蝗灾。
而新中国之所以能成功治蝗，是因为走了一条“改治结合”的新路。“改”是指改造蝗区生态环境，消灭蝗虫大型繁殖地；“治”则是指在蝗灾发生时及时采取药械等防治措施。
新中国成立后，在苏联帮助下开始推广药械治蝗，到50年代中后期，药械治蝗已成为治蝗主要手段。不过，研究者们也逐渐发现，药剂虽能迅速压制蝗灾，却无法根治，而且还会影响农业生态环境。于是他们开始寻找一条治蝗新路，在这条新路上，以马世骏先生为代表的一批研究者功不可没。
1952年，37岁的马世骏从美国留学归来，参加了中国科学院昆虫研究所的筹建，并接下了一个重大研究任务——解决中国千百年来不能根治的蝗灾问题。 在50年代，为了寻找治理蝗灾的新路，马世骏带领研究队伍走遍了中国所有蝗区，并将其划分为四大蝗区；他还和不同学科领域的科学家联合作战，追溯各类蝗区的成因，研究蝗灾的演变机制，从而明确了水文在影响蝗区形成因素里的中心作用；最终他提出了以生态系统为基础的“改治结合，根除蝗害”综合防治策略，成功打开了根治蝗灾的大门。
1954年，马世骏所在的中国科学院昆虫研究所，先后向中央提出了《根治洪泽湖区蝗害建议（草案）》《根治微山湖区蝗害建议（草案）》，这些方案成为了改造中国蝗区的蓝图，一场前所未有的治蝗战役就此打响。在接下来的几十年中，他们将蝗区进行分区管理，分类改治，通过河流治理、兴修水利、控制水位、绿化造林、改良土壤、推行精耕细作、实施农田轮作制、改种作物等措施，将几大蝗区分期分批地吃掉。
经过马世骏先生和无数人的不懈努力，在20世纪70年代中期，中国的蝗灾发生率终于降到最低。据70年代末的统计，蝗区由新中国成立初的6000多万亩，减少到1500多万亩。1977年10月24日，《人民日报》报道：“危害我国数千年的东亚飞蝗之灾，如今已被我国人民和科学工作者控制住了。我国已经连续十多年沒有发生过蝗害。”
而且值得一提的是，进入80年代后，马世骏先生注意到了环境问题的严重性。他也许是第一个忧心全球生态变化和环境污染问题的中国人。今天，生态意识早已深入人心，“可持续发展”成为人们的常用词，这里面有着他的重要贡献。
蝗灾在中国已经绝迹了吗？并没有，只是中国爆发大规模蝗灾的风险很低。
目前，中国在蝗虫防治领域处于世界领先水平，而且形成了完整的监测与防治系统，这些是防止大规模蝗灾发生的基本保障。
3月5日，农业农村部种植业管理司司长潘文博，对网友关注的沙漠蝗问题做了回应。他介绍说，农业部专家分析认为，沙漠蝗迁飞入侵我国的概率很小，但即使迁入我国，我们也有能力应对。但他同时也表示，尽管入侵概率很小，也要严密监测，将风险降到最低。
但我们也要清醒认识到，蝗灾阴影依然笼罩着中国。根据农业部发布的《全国蝗虫灾害可持续治理规划（2014—2020年）》，当前我国蝗虫常发面积在2.8亿亩次左右，遍布20个省（区、市），北到黑龙江、吉林，西到新疆，东到山东这些区域，每年都受蝗虫影响。新疆作家李娟在作品《我的阿勒泰》中，就提及过草原蝗灾。
而且根据中国治蝗经验，限制蝗虫滋生地的存在，是避免蝗灾暴发的关键，但随着全球生态发生变化，随着中国工业化、城镇化的加速发展，生态环境问题日益严峻，成为了我国蝗灾发生的风险所在。
我们或许不得不承认，蝗虫是检验生态稳定的最好标准，而生态平衡是人类抵抗蝗灾的最后防线。
正如刘慈欣在《三体》中对蝗虫描述：“人类竭尽全力消灭它们……这场漫长的战争伴随着整个人类文明，现在仍然胜负未定，虫子并没有被灭绝，它们照样傲行于天地之间，它们的数量也并不比人类出现前少。”他意味深长地说，“虫子从来就没有被真正战胜过。”
这种担心并不多余，作为农耕社会最深的噩梦，蝗灾曾在中国肆虐了2000多年，直到上世纪70年代中期才得到基本控制，但时至今日，蝗灾仍时有发生。
中央人民政府在农业部内设病虫害防治局治蝗处，统一领导全国治蝗工作，并由国家负担治蝗药械及费用，然后在众多研究者和全社会的共同努力下，用了30余年时间，基本控制住了在中国为祸2000多年的蝗灾。
而新中国之所以能成功治蝗，是因为走了一条“改治结合”的新路。“改”是指改造蝗区生态环境，消灭蝗虫大型繁殖地；“治”则是指在蝗灾发生时及时采取药械等防治措施。
新中国成立后，在苏联帮助下开始推广药械治蝗，到50年代中后期，药械治蝗已成为治蝗主要手段。不过，研究者们也逐渐发现，药剂虽能迅速压制蝗灾，却无法根治，而且还会影响农业生态环境。于是他们开始寻找一条治蝗新路，在这条新路上，以马世骏先生为代表的一批研究者功不可没。
1952年，37岁的马世骏从美国留学归来，参加了中国科学院昆虫研究所的筹建，并接下了一个重大研究任务——解决中国千百年来不能根治的蝗灾问题。 在50年代，为了寻找治理蝗灾的新路，马世骏带领研究队伍走遍了中国所有蝗区，并将其划分为四大蝗区；他还和不同学科领域的科学家联合作战，追溯各类蝗区的成因，研究蝗灾的演变机制，从而明确了水文在影响蝗区形成因素里的中心作用；最终他提出了以生态系统为基础的“改治结合，根除蝗害”综合防治策略，成功打开了根治蝗灾的大门。
1954年，马世骏所在的中国科学院昆虫研究所，先后向中央提出了《根治洪泽湖区蝗害建议（草案）》《根治微山湖区蝗害建议（草案）》，这些方案成为了改造中国蝗区的蓝图，一场前所未有的治蝗战役就此打响。在接下来的几十年中，他们将蝗区进行分区管理，分类改治，通过河流治理、兴修水利、控制水位、绿化造林、改良土壤、推行精耕细作、实施农田轮作制、改种作物等措施，将几大蝗区分期分批地吃掉。
经过马世骏先生和无数人的不懈努力，在20世纪70年代中期，中国的蝗灾发生率终于降到最低。据70年代末的统计，蝗区由新中国成立初的6000多万亩，减少到1500多万亩。1977年10月24日，《人民日报》报道：“危害我国数千年的东亚飞蝗之灾，如今已被我国人民和科学工作者控制住了。我国已经连续十多年沒有发生过蝗害。”
而且值得一提的是，进入80年代后，马世骏先生注意到了环境问题的严重性。他也许是第一个忧心全球生态变化和环境污染问题的中国人。今天，生态意识早已深入人心，“可持续发展”成为人们的常用词，这里面有着他的重要贡献。
中国未来还会发生蝗灾吗
蝗灾在中国已经绝迹了吗？并没有，只是中国爆发大规模蝗灾的风险很低。
目前，中国在蝗虫防治领域处于世界领先水平，而且形成了完整的监测与防治系统，这些是防止大规模蝗灾发生的基本保障。
3月5日，农业农村部种植业管理司司长潘文博，对网友关注的沙漠蝗问题做了回应。他介绍说，农业部专家分析认为，沙漠蝗迁飞入侵我国的概率很小，但即使迁入我国，我们也有能力应对。但他同时也表示，尽管入侵概率很小，也要严密监测，将风险降到最低。
但我们也要清醒认识到，蝗灾阴影依然笼罩着中国。根据农业部发布的《全国蝗虫灾害可持续治理规划（2014—2020年）》，当前我国蝗虫常发面积在2.8亿亩次左右，遍布20个省（区、市），北到黑龙江、吉林，西到新疆，东到山东这些区域，每年都受蝗虫影响。新疆作家李娟在作品《我的阿勒泰》中，就提及过草原蝗灾。
而且根据中国治蝗经验，限制蝗虫滋生地的存在，是避免蝗灾暴发的关键，但随着全球生态发生变化，随着中国工业化、城镇化的加速发展，生态环境问题日益严峻，成为了我国蝗灾发生的风险所在。
我们或许不得不承认，蝗虫是检验生态稳定的最好标准，而生态平衡是人类抵抗蝗灾的最后防线。
正如刘慈欣在《三体》中对蝗虫描述：“人类竭尽全力消灭它们……这场漫长的战争伴随着整个人类文明，现在仍然胜负未定，虫子并没有被灭绝，它们照样傲行于天地之间，它们的数量也并不比人类出现前少。”他意味深长地说，“虫子从来就没有被真正战胜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