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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俄罗斯（苏联）历史的内容，随历史书写者身份的变化被一再改写，俄罗斯（苏联）人的命运也跟着发生戏剧性的变化。“哲学船事件”中被驱逐者的经历，就曾被有意无意地遮掩。
上世纪90年代之前，那些侨居国外的俄国文学家、哲学家的名字，已经零星地出现在苏联的出版物上。但除了极少数专业研究人员和特别关注那段历史的人了解一点情况，绝大多数苏联人都不知道这些旧俄知识分子是如何踏上流亡之路的。苏联时期国家政治保卫局在密切关注他们的行踪，少数“里通外国”的“国内侨民”想方设法也多少了解到这些境外同胞的创作，而一般人的心目中对他们除了笼统的“反革命知识分子”的概念外，一无所知。
《地下反苏组织的覆灭》《十月革命与知识分子》等著作提及，“1922年8月到9月，按照国家政治局的决议，从彼得格勒、莫斯科、基辅以及国内其他中心城市用行政手段驱逐了最积极的反革命分子”。对这些说法，有心人或许会起疑：“最积极的反革命分子”“最积极的资产阶级思想家”都是谁？但是，在苏联条件下，没有人冒险去深究，直到1990年档案解密，当年哲学船上乘客们的悲壮经历才逐渐为世人所知。
荒诞年月
那年夏天，作家米哈伊尔·奥索尔金与别尔嘉耶夫住在同一幢乡间别墅里休养。别尔嘉耶夫去莫斯科后未按期回来，而从莫斯科来的一位邻居说那里正在抓捕作家和学者。奥索尔金很自然地警觉起来，他成功避开前来抓捕的格别乌人员，到附近熟人的别墅里躲藏了几天。但他明白，在这个到处都是格别乌眼线的国家，他躲不了一辈子，同时他也听闻一些被捕者只是被判处驱逐出境，一部分人包括别尔嘉耶夫已经被释放，他这才战战兢兢地回到莫斯科。
奥索尔金主动致电负责此案的侦讯员，投案自首了。面对意外收获，格别乌的人似乎手足无措，当奥索尔金费劲地进入格别乌大楼，一切就简，签字并回答问题，对于“您如何看待苏维埃政权”的问题，他匪夷所思地写下：“非常吃惊。”审讯员只是皱皱眉，懒得纠缠，因为知道这人反正是要走的。简单的问答之后，审讯员就给他签发了出门条。奥索尔金与其他等候驱逐的人会合了。
哲学家费奥多尔·斯捷蓬的经历曲折一些。他早在1919年即已“解甲归田”，到岳父的田庄上过起“隐居”生活。1922年8月16日夜里，他在莫斯科的住宅遭格别乌搜查。留守的妹妹写信告诉他此事以及近日来莫斯科的传闻。很快，格别乌的传讯也到了。尽管有所疑虑，斯捷蓬还是回到莫斯科。当天就在街上碰见别尔嘉耶夫，落实了所有传闻，甚至连审讯时要提的问题都知道了。
第二天，斯捷蓬和妻子娜塔莎一起步行去格别乌所在的卢比扬卡，一路无语。幸运的是，他的回答似乎很合审讯员的口味，以至于审讯快结束时，审讯员居然和“一战”时在沙俄军队服过役的斯捷蓬“相当友好地聊起前线和士兵革命的悲剧来”，最后他们不仅极其友好地告别，审讯员还请斯捷蓬赠送一本他写的《炮兵准尉的来信》。
这次审讯还有另一个小插曲。斯捷蓬也被要求签署自费出境书，但他身无分文，颇费了一番心思，最终决定选择“公费”。但审讯员告诉他，如果他选择公费，就要暂时先被送到监狱去，再分段送到波兰边境。斯捷蓬惊慌失措地改变主意，被迫“自费”了。
荒诞年代，一切皆有可能。在1922年的一系列逮捕、审讯行动中，有人竟因姓氏与黑名单上的某人相同而被错抓。斯特洛耶夫是彼得格勒大学的历史学教授，他和几位同事一起被抓后，因为到处都有人被清洗和逮捕，这位教授毫不感到意外，接受了将被流放的事实，所以他在审讯中十分配合，很快被判处驱逐出境并被释放。
因为要负担这笔不菲的旅费，斯特洛耶夫回家后赶忙变卖家产，好不容易才凑够了盘缠，却突然接到通知，契卡将他和一位笔名是斯特洛耶夫的人搞混了。已经身无长物的斯特洛耶夫被折腾得几近精神崩溃，再无留下来的兴趣，于是坚决要求被驱逐，最终定居柏林。
漫长的等待
凡是签署了自费出境申请和保证书的人，获释时被责成在一周或十天内处理完所有事宜，再回格别乌报到。
在规定时间内完成这么多事情，无论从精神上还是物质上，对每个人来说都不容易。可这段时间，他们成了苏维埃共和国最自由的一群人，因为他们已经没什么可损失了。相识相知的人各自聚在一起，讨论出国的各种事项，张罗兑换外币，预订火车票和轮船舱位。
等被驱逐者将一切都准备停当后，流放日期却迟迟无法确定。面对这一情况，大家推选别尔嘉耶夫为代表，去找明仁斯基，恳求当局快些驱逐他们。
迅速驱逐这些知识分子的计划，的确遇到难题。当局在为被驱逐者办理集体签证时遭到德国使馆拒绝。德国大臣维尔特表示，德国不是西伯利亚，不能把俄国公民流放到那去，但如果俄国学者和作家自己请求给他们发放签证，德国将很乐意热情接待他们。格别乌只好让被驱逐者自己或派代表去办手续。
斯捷蓬一开始担心无法在规定期限筹借到出境所需费用，跑去德国使馆托人推迟给他发放签证。至于流放所需要的外币，他是从莫斯科著名钢琴家大卫·绍尔家借到的。绍尔的家在当时算得上殷实。
大卫·绍尔在克里姆林宫演奏时，不止一次地利用“这个世界的大人物”感伤的眼泪来求情赦免无辜却被判有罪的人。
他那位当调音师的弟弟亚历山大，则常常给这些新贵家眷调琴，在比较随便的场合遇到当今世界强势人物的夫人时，也从不放过任何机会，为无辜被诬陷和判刑的人说好话，有时他的说情能起作用。绍尔一家热情好客，在饥荒年代常常为前来拜访的食客准备丰盛的餐桌。在他们家度过的时光成了斯捷蓬最温暖的记忆之一。
彼得格勒的情况稍有不同。德国领事馆拒绝发放集体签证后，格别乌把50岁以上的人释放了，让他们去为被驱逐人员办签证。这其中就有哲学家尼古拉·洛斯基。而年轻些的记者尼古拉·沃尔科维斯基则因为擅长谈判，被选为代表为大家张罗一切。除了签证，由于规定带出的物品十分有限，为了争取多带些东西或解决其他各种问题，他们奔波于布尔什维克的众多机构之间。
“十月革命”结束后五年来，俄国人并没有过上好日子，而是长期为饥荒所困扰。之前的统治阶层现在变成了社会底层，经受无穷的羞辱、拘捕。当最终离去的时刻到来时，他们已经平静地接受了流放命运，对祖国的留恋更多藏在心底。离去之际，奥索尔金曾愤然道：“让我们为离别而庆祝吧！”他试图鼓励其他被流放者，但显然每个人心中都是沉重的。
离去
流放的日子最终还是到来了。1922年9月底，一队人马在便服契卡人的伴送下乘火车离开莫斯科。这支队伍里有好几位哲学家：别尔嘉耶夫、弗兰克、伊万·伊里因和鲍里斯·维舍斯拉夫采夫，还有莫斯科大学最后一位选举产生的校长、动物学家米哈伊尔·诺维科夫，历史教授亚历山大·基泽维特尔以及作家奥索尔金和农艺师亚历山大·乌格里莫夫等30多人，连同家属共70多人。因此，他们直接预订了一个三等车厢。
事先预订的德国船只“哈肯船长号”是从彼得格勒前往德国施特汀港的，而且本来打算火车和轮船联程。但这队人马到了彼得格勒，才得知船只不能按期起航，被迫滞留了两三天。他们陷入困境，因为意外的滞留完全超出了预算。善良而勇敢的彼得格勒人搭救了他们。被驱逐者中，如果在彼得堡没有收留他们的亲人或熟人，马上就有陌生人邀请他们到自己家。要知道，那时把“被驱逐者”邀请到家里意味着巨大的物质困难，还有引起契卡重点关注的危险。但一行莫斯科人都立即受到了邀请，留在他们记忆中的是关于俄罗斯的最后一丝温情。
被邀请者满怀负疚感地接受几天款待后，终于熬到了上船时刻。9月29日黄昏，“哈肯船长号”停靠在涅瓦港湾，来自莫斯科的人开始候船，等待严格的行李检查，一群彼得格勒人前来送行。他们中很多也是反苏知识分子黑名单上的人选，一个半月后，就是他们今天送走的人在德国迎接了他们。
“哈肯船长号”一直到30日上午才起航，契卡人员陪送他们到喀琅施塔得，才乘小船离去。船长用德语安慰乘客们：“现在你们可以放心地喝咖啡了，你们的护照在我这儿。”为了感谢船长的照顾，乘客们推选弗兰克写了封感谢信给他：“经历了在大陆莫斯科日常生活的颠簸之后，我们终于在波罗的海的浪涛中，在您的船上，找到了栖身之所。”
11月15日，轮到彼得格勒人了。同样是傍晚时分，同样是涅瓦湾畔瓦西里岛上的尼古拉耶夫桥码头，停靠着另一艘德国船只——“普鲁士号”。它是彼得格勒“反苏知识分子”预订的，拥有同样的目的地——施特汀。船上有哲学家洛斯基、列夫·卡尔萨文、伊万·拉普申以及文学批评家涅斯托尔·科特里亚列夫斯基院士等17人（连家属一起共40多人）。
在被迫离开祖国之前，这些被驱逐者的文章与著作还广受大众阅读和喜爱；他们中有许多大学教授，是俄国最知名教学机构的从业者，许多布尔什维克的子女还是他们的学生。但他们就这样离开了。
如果说这些人有一个共同特点的话，那就是他们的观点都曾经或被认为与列宁的观念相冲突。他们大多是保守主义者和宗教信仰者。他们坚信，如果一个国家进行激进的社会改革，完全摈弃传统的与宗教的道德价值观，这个社会必将走向歧途。这些言论让他们瞬间失去了自己的祖国，走上颠簸的异乡流放之路。
作者为俄罗斯思想文化研究者
上世纪90年代之前，那些侨居国外的俄国文学家、哲学家的名字，已经零星地出现在苏联的出版物上。但除了极少数专业研究人员和特别关注那段历史的人了解一点情况，绝大多数苏联人都不知道这些旧俄知识分子是如何踏上流亡之路的。苏联时期国家政治保卫局在密切关注他们的行踪，少数“里通外国”的“国内侨民”想方设法也多少了解到这些境外同胞的创作，而一般人的心目中对他们除了笼统的“反革命知识分子”的概念外，一无所知。
《地下反苏组织的覆灭》《十月革命与知识分子》等著作提及，“1922年8月到9月，按照国家政治局的决议，从彼得格勒、莫斯科、基辅以及国内其他中心城市用行政手段驱逐了最积极的反革命分子”。对这些说法，有心人或许会起疑：“最积极的反革命分子”“最积极的资产阶级思想家”都是谁？但是，在苏联条件下，没有人冒险去深究，直到1990年档案解密，当年哲学船上乘客们的悲壮经历才逐渐为世人所知。
荒诞年月
那年夏天，作家米哈伊尔·奥索尔金与别尔嘉耶夫住在同一幢乡间别墅里休养。别尔嘉耶夫去莫斯科后未按期回来，而从莫斯科来的一位邻居说那里正在抓捕作家和学者。奥索尔金很自然地警觉起来，他成功避开前来抓捕的格别乌人员，到附近熟人的别墅里躲藏了几天。但他明白，在这个到处都是格别乌眼线的国家，他躲不了一辈子，同时他也听闻一些被捕者只是被判处驱逐出境，一部分人包括别尔嘉耶夫已经被释放，他这才战战兢兢地回到莫斯科。
奥索尔金主动致电负责此案的侦讯员，投案自首了。面对意外收获，格别乌的人似乎手足无措，当奥索尔金费劲地进入格别乌大楼，一切就简，签字并回答问题，对于“您如何看待苏维埃政权”的问题，他匪夷所思地写下：“非常吃惊。”审讯员只是皱皱眉，懒得纠缠，因为知道这人反正是要走的。简单的问答之后，审讯员就给他签发了出门条。奥索尔金与其他等候驱逐的人会合了。
哲学家费奥多尔·斯捷蓬的经历曲折一些。他早在1919年即已“解甲归田”，到岳父的田庄上过起“隐居”生活。1922年8月16日夜里，他在莫斯科的住宅遭格别乌搜查。留守的妹妹写信告诉他此事以及近日来莫斯科的传闻。很快，格别乌的传讯也到了。尽管有所疑虑，斯捷蓬还是回到莫斯科。当天就在街上碰见别尔嘉耶夫，落实了所有传闻，甚至连审讯时要提的问题都知道了。
第二天，斯捷蓬和妻子娜塔莎一起步行去格别乌所在的卢比扬卡，一路无语。幸运的是，他的回答似乎很合审讯员的口味，以至于审讯快结束时，审讯员居然和“一战”时在沙俄军队服过役的斯捷蓬“相当友好地聊起前线和士兵革命的悲剧来”，最后他们不仅极其友好地告别，审讯员还请斯捷蓬赠送一本他写的《炮兵准尉的来信》。
这次审讯还有另一个小插曲。斯捷蓬也被要求签署自费出境书，但他身无分文，颇费了一番心思，最终决定选择“公费”。但审讯员告诉他，如果他选择公费，就要暂时先被送到监狱去，再分段送到波兰边境。斯捷蓬惊慌失措地改变主意，被迫“自费”了。
荒诞年代，一切皆有可能。在1922年的一系列逮捕、审讯行动中，有人竟因姓氏与黑名单上的某人相同而被错抓。斯特洛耶夫是彼得格勒大学的历史学教授，他和几位同事一起被抓后，因为到处都有人被清洗和逮捕，这位教授毫不感到意外，接受了将被流放的事实，所以他在审讯中十分配合，很快被判处驱逐出境并被释放。
因为要负担这笔不菲的旅费，斯特洛耶夫回家后赶忙变卖家产，好不容易才凑够了盘缠，却突然接到通知，契卡将他和一位笔名是斯特洛耶夫的人搞混了。已经身无长物的斯特洛耶夫被折腾得几近精神崩溃，再无留下来的兴趣，于是坚决要求被驱逐，最终定居柏林。
漫长的等待
凡是签署了自费出境申请和保证书的人，获释时被责成在一周或十天内处理完所有事宜，再回格别乌报到。
在规定时间内完成这么多事情，无论从精神上还是物质上，对每个人来说都不容易。可这段时间，他们成了苏维埃共和国最自由的一群人，因为他们已经没什么可损失了。相识相知的人各自聚在一起，讨论出国的各种事项，张罗兑换外币，预订火车票和轮船舱位。
等被驱逐者将一切都准备停当后，流放日期却迟迟无法确定。面对这一情况，大家推选别尔嘉耶夫为代表，去找明仁斯基，恳求当局快些驱逐他们。
迅速驱逐这些知识分子的计划，的确遇到难题。当局在为被驱逐者办理集体签证时遭到德国使馆拒绝。德国大臣维尔特表示，德国不是西伯利亚，不能把俄国公民流放到那去，但如果俄国学者和作家自己请求给他们发放签证，德国将很乐意热情接待他们。格别乌只好让被驱逐者自己或派代表去办手续。
斯捷蓬一开始担心无法在规定期限筹借到出境所需费用，跑去德国使馆托人推迟给他发放签证。至于流放所需要的外币，他是从莫斯科著名钢琴家大卫·绍尔家借到的。绍尔的家在当时算得上殷实。
大卫·绍尔在克里姆林宫演奏时，不止一次地利用“这个世界的大人物”感伤的眼泪来求情赦免无辜却被判有罪的人。
他那位当调音师的弟弟亚历山大，则常常给这些新贵家眷调琴，在比较随便的场合遇到当今世界强势人物的夫人时，也从不放过任何机会，为无辜被诬陷和判刑的人说好话，有时他的说情能起作用。绍尔一家热情好客，在饥荒年代常常为前来拜访的食客准备丰盛的餐桌。在他们家度过的时光成了斯捷蓬最温暖的记忆之一。
彼得格勒的情况稍有不同。德国领事馆拒绝发放集体签证后，格别乌把50岁以上的人释放了，让他们去为被驱逐人员办签证。这其中就有哲学家尼古拉·洛斯基。而年轻些的记者尼古拉·沃尔科维斯基则因为擅长谈判，被选为代表为大家张罗一切。除了签证，由于规定带出的物品十分有限，为了争取多带些东西或解决其他各种问题，他们奔波于布尔什维克的众多机构之间。
“十月革命”结束后五年来，俄国人并没有过上好日子，而是长期为饥荒所困扰。之前的统治阶层现在变成了社会底层，经受无穷的羞辱、拘捕。当最终离去的时刻到来时，他们已经平静地接受了流放命运，对祖国的留恋更多藏在心底。离去之际，奥索尔金曾愤然道：“让我们为离别而庆祝吧！”他试图鼓励其他被流放者，但显然每个人心中都是沉重的。
离去
流放的日子最终还是到来了。1922年9月底，一队人马在便服契卡人的伴送下乘火车离开莫斯科。这支队伍里有好几位哲学家：别尔嘉耶夫、弗兰克、伊万·伊里因和鲍里斯·维舍斯拉夫采夫，还有莫斯科大学最后一位选举产生的校长、动物学家米哈伊尔·诺维科夫，历史教授亚历山大·基泽维特尔以及作家奥索尔金和农艺师亚历山大·乌格里莫夫等30多人，连同家属共70多人。因此，他们直接预订了一个三等车厢。
事先预订的德国船只“哈肯船长号”是从彼得格勒前往德国施特汀港的，而且本来打算火车和轮船联程。但这队人马到了彼得格勒，才得知船只不能按期起航，被迫滞留了两三天。他们陷入困境，因为意外的滞留完全超出了预算。善良而勇敢的彼得格勒人搭救了他们。被驱逐者中，如果在彼得堡没有收留他们的亲人或熟人，马上就有陌生人邀请他们到自己家。要知道，那时把“被驱逐者”邀请到家里意味着巨大的物质困难，还有引起契卡重点关注的危险。但一行莫斯科人都立即受到了邀请，留在他们记忆中的是关于俄罗斯的最后一丝温情。
被邀请者满怀负疚感地接受几天款待后，终于熬到了上船时刻。9月29日黄昏，“哈肯船长号”停靠在涅瓦港湾，来自莫斯科的人开始候船，等待严格的行李检查，一群彼得格勒人前来送行。他们中很多也是反苏知识分子黑名单上的人选，一个半月后，就是他们今天送走的人在德国迎接了他们。
“哈肯船长号”一直到30日上午才起航，契卡人员陪送他们到喀琅施塔得，才乘小船离去。船长用德语安慰乘客们：“现在你们可以放心地喝咖啡了，你们的护照在我这儿。”为了感谢船长的照顾，乘客们推选弗兰克写了封感谢信给他：“经历了在大陆莫斯科日常生活的颠簸之后，我们终于在波罗的海的浪涛中，在您的船上，找到了栖身之所。”
11月15日，轮到彼得格勒人了。同样是傍晚时分，同样是涅瓦湾畔瓦西里岛上的尼古拉耶夫桥码头，停靠着另一艘德国船只——“普鲁士号”。它是彼得格勒“反苏知识分子”预订的，拥有同样的目的地——施特汀。船上有哲学家洛斯基、列夫·卡尔萨文、伊万·拉普申以及文学批评家涅斯托尔·科特里亚列夫斯基院士等17人（连家属一起共40多人）。
在被迫离开祖国之前，这些被驱逐者的文章与著作还广受大众阅读和喜爱；他们中有许多大学教授，是俄国最知名教学机构的从业者，许多布尔什维克的子女还是他们的学生。但他们就这样离开了。
如果说这些人有一个共同特点的话，那就是他们的观点都曾经或被认为与列宁的观念相冲突。他们大多是保守主义者和宗教信仰者。他们坚信，如果一个国家进行激进的社会改革，完全摈弃传统的与宗教的道德价值观，这个社会必将走向歧途。这些言论让他们瞬间失去了自己的祖国，走上颠簸的异乡流放之路。
作者为俄罗斯思想文化研究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