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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年年末,关于曹操墓的发现,引起了全国乃至国外的高度关注,围绕曹操墓的真伪,各方人员展开了激烈的争论,时至今日,争论依然没有全部平息。到底曹操墓的发现有什么特殊背景,怎么看待这场论争,今年3月份,曹操墓发掘单位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第一研究室主任李占扬接受本刊记者独家专访,一一解读了萦绕在我们心头的疑问。
《报林》(以下报林省略):我们应当怎样看待曹操墓的发现?
李占扬:我们室潘伟斌副研究员任领队的考古发掘项目——曹操墓的发现与确认,成为国内的重头新闻,这是始料未及的。事实上,这个墓的寻找、发现、清理与确认,是考古工作的正常程序,并没有任何不同。换言之,它和全国每年发掘的几百个考古项目一样,都是按照规定的动作进行的。
其实,曹墓的考证并不属考古领域的重大学术课题,比不上现代人起源、农业起源以及国家已立项的文明探源等。考古的重要学术问题一般都集中于前面,后面的人类史文献记载大部分都很清楚了。目前曹操墓的高关注度,并不全凭学术意义,是种种因素对此放大的结果。
曹操墓发现有什么特殊背景吗?
李占扬:5年前,在配合南水北调考古中,我们仅将寻找曹操墓作为一个任务。2004年秋季,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第一研究室承担了河南省境内南水北调沿线干渠考古调查和文物环境评价的任务。我主攻古人类-旧石器,潘伟斌主要方向是新石器,这有点类似医院里的内外科的分类。所里曾规定,如遇配合大的基建项目,则打乱各自的专业侧重,就等于医院里的全科大夫。
安阳漳河南岸是漳河的高阶地,曾是曹魏邺城的近畿,地势凸起。漳河河水不会漫过这里,故为北朝以来官民理想的安葬之地。早已知道这里的古墓无计其数,我当时在这里调查时曾设想过,这些分布于此的大小墓冢,是否是曹墓疑冢传说之来源或出处呢?
由于漳邺一带墓群和曹操墓传说的地域大体一致,于是我们第一次想到了结合这次配合基建试一试寻找曹操墓。潘伟斌当时受中国青年出版社之约,正写一本《魏晋南北朝隋陵》的书,已处于收尾阶段。书稿中有不少关于曹操墓的文献考证。有了这个基础,我希望他来负责这一重要墓地的考古发掘工作。2005年7月,他做了认真准备后,开进离西高穴村曹操墓很近的固岸村。
两年后,我在灵井遗址发现了“许昌人”头骨化石(见本刊2008年第5期《“许昌人”从灵井走向东亚》一文),潘伟斌主持发掘的安阳固岸墓地也取得了重要考古发现。由此,我室这两个项目双双入选2007年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
固岸考古队主要发掘的是北朝时期(北朝:北魏、东魏、西魏、北齐、北周)的平民墓,这和曹操墓寻找有何关联呢?我认为至少有三点可以肯定。一是排除了南水北调线路存在曹操墓的可能性,把曹操墓的范围锁定在南水北调线路以西的较小的范围内,同时为下一步寻找曹操墓积累了经验。二是考古队的活动为以后曹操墓发掘提供了人力保证。三是安阳市有关方面寻找曹操墓的念头未消,万事俱备,只欠东风。
曹操墓是如何被发现的?
李占扬:一个偶然的机会,促成了曹操墓的发掘。2008年底,固岸墓地的南水北调配合发掘任务业已完成,接下来将进行发掘资料的整理和考古报告的编写。此时,跟固岸近在咫尺的西高穴大墓,由于被盗严重,安丰乡约潘伟斌对此进行考察。
大墓位于安丰乡西高穴村西侧,墓的南面和西面由于早年砖瓦窑场取土,已使原有的地貌全非。
墓的最早的盗掘已不知是何时何人所为,近年的盗掘活动仍非常猖獗。潘伟斌踩着绳梯从早年墓顶上一个盗洞进入墓室,这是考古专业人员第一次看到了墓的规格和现状。
这墓虽多次被盗,但仍能知道墓主不是一般意义上的官吏。比如,墓内的画像石可同山东地区的比肩,虽然有些内容和山东地区类似,但这个墓画像石表面显然经过精细的抛光,其精细程度超过国内目前已知的任何地方的同类。画像石上图案“五株”钱的“五”字,符合东汉、魏晋时期的特点。加上以前在这附近出土的鲁潜墓墓志线索,潘伟斌觉察到他离找到曹操墓不远了。
从考古的角度,如何认定西高穴大墓就是曹操墓?
李占扬:经国家文物局批准,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对此墓进行考古发掘。发掘工作从2008年12月12日开始,2009年12月下旬基本结束。
发掘的为2号墓。斜坡墓道,墓道最深距地表15米。墓门向东,有前后两个主室,即前室和后室。前、后室南北两侧,各有一个侧耳室。四角攒尖顶。整个墓室用青砖铺地,墓门残块显示精美石刻画像。
墓中出土可复原的文物250余件,其中有能反映主人身份的铭牌、铁甲、铁剑等。
此外,2008年收缴从此墓盗出的铭牌一块,上面刻有“魏武王常所用格虎大刀”字样;另有石枕一件,上面刻有“魏武王常所用慰项石”,这是确认此墓为魏武王曹操高陵的旁证。
出土刻有铭文的石牌共59块,除上述两类之外,还有的内容为随葬品的名称和数量,如衣服类有“黄绫袍锦领袖一”等,用具类有“镜台一”、“书案一”等,其他还有如“胡粉二斤”等等内容。其他的出土遗物有质地较差的陶器、少量的五株钱和残断的陶俑。
考古成果表明,此墓墓主人曹操去世和入葬的年月清楚,纪年明确,为东汉、魏晋时期墓葬的断代起了参照作用。从墓葬无封土和出土器物看,魏武帝曹操的安葬完全按照他临终遗令“不封不树”,“敛以时服,无藏金玉珍宝”的要求。
此外,墓中共发现3个人骨个体,其中两个女性头骨位于后室,男性头骨位于前室门道处。经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专家鉴定,初步确定:男性1具,约60岁。女性2具,年龄约50岁和20岁。男性头骨鉴定年龄和曹操死于66岁比较接近。另外2具女性骨骼是谁仍无法确定。
因而,发掘者认定安阳西高穴大墓的墓主人就是曹操,大墓就是曹操高陵。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原所长刘庆柱先生是参与论证的主要专家之一,他说:“根据我的经验,一看到这个陵墓的规模我就知道这是王一级的墓,进陵墓后看到画像石和出土的文物,我就断定这是东汉晚期的,因为不同时代具有不同的文化(特征),东汉的陵墓已经出土7个了,都很相似,所以不会有问题”,“没有绝对把握,我不会乱说话”,“安阳曹操墓的证据已经足够,如果是‘业内人士’提出异议,就不能说外行话,应在考古学学科内讨论问题,要说业内的话,符合学术规范的话。”所以,他是曹操墓的坚定的支持者。
发掘期间,你实地考察后有什么感触?
李占扬:我到曹操墓考察时,看到墓里历次被盗的场面,可谓惨不忍睹。从墓室向上望去,墓顶两个圆形盗洞直插墓外,可以通向外面的蓝天。文献中,曹操的儿子曹植称其父埋葬很深,极为严实,“三光不入”,想来极具讽刺意味。刻有精美图案的画像石,已断裂成难以拼接的碎片,东一块西一块,狼籍于墓室的积土上。骨架散乱着,残破不全,很难确定其原有的方位。墓壁的砖墙上,依稀可见几条蜡烛的烟痕,仿佛是在告诉我们,这里曾是盗墓贼自己的家。
还好,考古队在细致发掘清理中发现了一些如铭牌、玛瑙片、陶器等。这些遗物不是晚期造假,如铭牌上的铁链已锈成一砣,铭牌上刻痕的质感等,都不是近期所能为的,考古结论应当成立。
但是,这是备受关注的曹操墓,是全国几亿人都能插上一言的一代枭雄曹操的墓,问题便复杂多了,也就出现了各种质疑。
作为一个职业考古者,怎么看待外界的质疑?
李占扬:考古(指文物考古)学科最大的特点是以考古发掘出土的实物资料为依据,进行人类某阶段历史的研究与复原。历史学科则是以文献记载为主要对象进行历史的研究和再现,二者应是各有侧重印证互补的关系。但问题是墓里出土了文字,考古学家、历史学家和古文字学家等,都能从这些材料中找依据,起码说,在对于曹墓的研究上,很难说清谁业内谁业外。
先是肯定,进一步说明重新肯定,最后是“还不能盖棺论定”。这样反复无常不像是考古一贯作风,人们对考古行业一贯严谨的良好印象打了个问号。尽管可以说事出无奈,但至少说明对这件事的准备不足,缺少预案。至于媒体上说,考古发现的新闻发布是由主管部门发布为好还是业务部门发布合适,考古新闻的发布不要一锤定音、不要过早下结论、要注意留有余地,考古定论应参考多学科专家的意见和建议等,这些都应该是很好的建议。
考古学由一个冷门学科逐渐成为“显学”,你如何看待考古学科?
李占扬:随着考古的持续升温,不少人都认为考古就是挖墓,是非常不准确的。考古并不等同于挖墓,每年国家批准的考古发掘项目,墓葬的发掘仅占一小部分,用“挖墓的”称谓对考古者不公平。
国家对古代墓葬尤其是帝陵的发掘审批非常严格,现在发掘的古代墓葬多是经济建设中避让不及的。对盗掘严重不利保护的古代墓葬(包括规格较高的)采取抢救性发掘,曹操墓属于这一类。但是,为避免不实申报,国家文物主管部门应当更加规范程序,初级申报、中期督察和终了验收,严明纪律,使投机者无计可施。
我认为这场因曹操墓的发掘引发的仍未结束的争论,对考古的影响是多方面的,认真总结,汲取营养,对今后的考古工作大有裨益。
在考察曹操墓后,我写下一首四言诗,笔力不及的一些个人观点和看法,大都囊括其中了。
文/本刊记者 汪鹏图片提供/潘伟斌 李占扬 祝贺
编辑/拜湃
李占扬,1984年毕业于山东大学历史系考古专业,现任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研究员、第一研究室主任、国家文物局考古领队。兼任中国古人类—旧石器专业委员会委员、中国科学院人类演化与科技考古试验室客座研究员、山东大学考古系教授、河南许昌古人类研究中心执行主任。
主持著名的西峡盆地恐龙蛋化石调查和发掘,发现、鉴定万枚恐龙蛋化石,入选“1993世界十大科技新闻”;发现10万年前许昌人头骨化石,对于探索中国现代人类起源具有重要意义,被评为“2008影响河南十大社会公民”之首。
《报林》(以下报林省略):我们应当怎样看待曹操墓的发现?
李占扬:我们室潘伟斌副研究员任领队的考古发掘项目——曹操墓的发现与确认,成为国内的重头新闻,这是始料未及的。事实上,这个墓的寻找、发现、清理与确认,是考古工作的正常程序,并没有任何不同。换言之,它和全国每年发掘的几百个考古项目一样,都是按照规定的动作进行的。
其实,曹墓的考证并不属考古领域的重大学术课题,比不上现代人起源、农业起源以及国家已立项的文明探源等。考古的重要学术问题一般都集中于前面,后面的人类史文献记载大部分都很清楚了。目前曹操墓的高关注度,并不全凭学术意义,是种种因素对此放大的结果。
曹操墓发现有什么特殊背景吗?
李占扬:5年前,在配合南水北调考古中,我们仅将寻找曹操墓作为一个任务。2004年秋季,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第一研究室承担了河南省境内南水北调沿线干渠考古调查和文物环境评价的任务。我主攻古人类-旧石器,潘伟斌主要方向是新石器,这有点类似医院里的内外科的分类。所里曾规定,如遇配合大的基建项目,则打乱各自的专业侧重,就等于医院里的全科大夫。
安阳漳河南岸是漳河的高阶地,曾是曹魏邺城的近畿,地势凸起。漳河河水不会漫过这里,故为北朝以来官民理想的安葬之地。早已知道这里的古墓无计其数,我当时在这里调查时曾设想过,这些分布于此的大小墓冢,是否是曹墓疑冢传说之来源或出处呢?
由于漳邺一带墓群和曹操墓传说的地域大体一致,于是我们第一次想到了结合这次配合基建试一试寻找曹操墓。潘伟斌当时受中国青年出版社之约,正写一本《魏晋南北朝隋陵》的书,已处于收尾阶段。书稿中有不少关于曹操墓的文献考证。有了这个基础,我希望他来负责这一重要墓地的考古发掘工作。2005年7月,他做了认真准备后,开进离西高穴村曹操墓很近的固岸村。
两年后,我在灵井遗址发现了“许昌人”头骨化石(见本刊2008年第5期《“许昌人”从灵井走向东亚》一文),潘伟斌主持发掘的安阳固岸墓地也取得了重要考古发现。由此,我室这两个项目双双入选2007年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
固岸考古队主要发掘的是北朝时期(北朝:北魏、东魏、西魏、北齐、北周)的平民墓,这和曹操墓寻找有何关联呢?我认为至少有三点可以肯定。一是排除了南水北调线路存在曹操墓的可能性,把曹操墓的范围锁定在南水北调线路以西的较小的范围内,同时为下一步寻找曹操墓积累了经验。二是考古队的活动为以后曹操墓发掘提供了人力保证。三是安阳市有关方面寻找曹操墓的念头未消,万事俱备,只欠东风。
曹操墓是如何被发现的?
李占扬:一个偶然的机会,促成了曹操墓的发掘。2008年底,固岸墓地的南水北调配合发掘任务业已完成,接下来将进行发掘资料的整理和考古报告的编写。此时,跟固岸近在咫尺的西高穴大墓,由于被盗严重,安丰乡约潘伟斌对此进行考察。
大墓位于安丰乡西高穴村西侧,墓的南面和西面由于早年砖瓦窑场取土,已使原有的地貌全非。
墓的最早的盗掘已不知是何时何人所为,近年的盗掘活动仍非常猖獗。潘伟斌踩着绳梯从早年墓顶上一个盗洞进入墓室,这是考古专业人员第一次看到了墓的规格和现状。
这墓虽多次被盗,但仍能知道墓主不是一般意义上的官吏。比如,墓内的画像石可同山东地区的比肩,虽然有些内容和山东地区类似,但这个墓画像石表面显然经过精细的抛光,其精细程度超过国内目前已知的任何地方的同类。画像石上图案“五株”钱的“五”字,符合东汉、魏晋时期的特点。加上以前在这附近出土的鲁潜墓墓志线索,潘伟斌觉察到他离找到曹操墓不远了。
从考古的角度,如何认定西高穴大墓就是曹操墓?
李占扬:经国家文物局批准,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对此墓进行考古发掘。发掘工作从2008年12月12日开始,2009年12月下旬基本结束。
发掘的为2号墓。斜坡墓道,墓道最深距地表15米。墓门向东,有前后两个主室,即前室和后室。前、后室南北两侧,各有一个侧耳室。四角攒尖顶。整个墓室用青砖铺地,墓门残块显示精美石刻画像。
墓中出土可复原的文物250余件,其中有能反映主人身份的铭牌、铁甲、铁剑等。
此外,2008年收缴从此墓盗出的铭牌一块,上面刻有“魏武王常所用格虎大刀”字样;另有石枕一件,上面刻有“魏武王常所用慰项石”,这是确认此墓为魏武王曹操高陵的旁证。
出土刻有铭文的石牌共59块,除上述两类之外,还有的内容为随葬品的名称和数量,如衣服类有“黄绫袍锦领袖一”等,用具类有“镜台一”、“书案一”等,其他还有如“胡粉二斤”等等内容。其他的出土遗物有质地较差的陶器、少量的五株钱和残断的陶俑。
考古成果表明,此墓墓主人曹操去世和入葬的年月清楚,纪年明确,为东汉、魏晋时期墓葬的断代起了参照作用。从墓葬无封土和出土器物看,魏武帝曹操的安葬完全按照他临终遗令“不封不树”,“敛以时服,无藏金玉珍宝”的要求。
此外,墓中共发现3个人骨个体,其中两个女性头骨位于后室,男性头骨位于前室门道处。经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专家鉴定,初步确定:男性1具,约60岁。女性2具,年龄约50岁和20岁。男性头骨鉴定年龄和曹操死于66岁比较接近。另外2具女性骨骼是谁仍无法确定。
因而,发掘者认定安阳西高穴大墓的墓主人就是曹操,大墓就是曹操高陵。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原所长刘庆柱先生是参与论证的主要专家之一,他说:“根据我的经验,一看到这个陵墓的规模我就知道这是王一级的墓,进陵墓后看到画像石和出土的文物,我就断定这是东汉晚期的,因为不同时代具有不同的文化(特征),东汉的陵墓已经出土7个了,都很相似,所以不会有问题”,“没有绝对把握,我不会乱说话”,“安阳曹操墓的证据已经足够,如果是‘业内人士’提出异议,就不能说外行话,应在考古学学科内讨论问题,要说业内的话,符合学术规范的话。”所以,他是曹操墓的坚定的支持者。
发掘期间,你实地考察后有什么感触?
李占扬:我到曹操墓考察时,看到墓里历次被盗的场面,可谓惨不忍睹。从墓室向上望去,墓顶两个圆形盗洞直插墓外,可以通向外面的蓝天。文献中,曹操的儿子曹植称其父埋葬很深,极为严实,“三光不入”,想来极具讽刺意味。刻有精美图案的画像石,已断裂成难以拼接的碎片,东一块西一块,狼籍于墓室的积土上。骨架散乱着,残破不全,很难确定其原有的方位。墓壁的砖墙上,依稀可见几条蜡烛的烟痕,仿佛是在告诉我们,这里曾是盗墓贼自己的家。
还好,考古队在细致发掘清理中发现了一些如铭牌、玛瑙片、陶器等。这些遗物不是晚期造假,如铭牌上的铁链已锈成一砣,铭牌上刻痕的质感等,都不是近期所能为的,考古结论应当成立。
但是,这是备受关注的曹操墓,是全国几亿人都能插上一言的一代枭雄曹操的墓,问题便复杂多了,也就出现了各种质疑。
作为一个职业考古者,怎么看待外界的质疑?
李占扬:考古(指文物考古)学科最大的特点是以考古发掘出土的实物资料为依据,进行人类某阶段历史的研究与复原。历史学科则是以文献记载为主要对象进行历史的研究和再现,二者应是各有侧重印证互补的关系。但问题是墓里出土了文字,考古学家、历史学家和古文字学家等,都能从这些材料中找依据,起码说,在对于曹墓的研究上,很难说清谁业内谁业外。
先是肯定,进一步说明重新肯定,最后是“还不能盖棺论定”。这样反复无常不像是考古一贯作风,人们对考古行业一贯严谨的良好印象打了个问号。尽管可以说事出无奈,但至少说明对这件事的准备不足,缺少预案。至于媒体上说,考古发现的新闻发布是由主管部门发布为好还是业务部门发布合适,考古新闻的发布不要一锤定音、不要过早下结论、要注意留有余地,考古定论应参考多学科专家的意见和建议等,这些都应该是很好的建议。
考古学由一个冷门学科逐渐成为“显学”,你如何看待考古学科?
李占扬:随着考古的持续升温,不少人都认为考古就是挖墓,是非常不准确的。考古并不等同于挖墓,每年国家批准的考古发掘项目,墓葬的发掘仅占一小部分,用“挖墓的”称谓对考古者不公平。
国家对古代墓葬尤其是帝陵的发掘审批非常严格,现在发掘的古代墓葬多是经济建设中避让不及的。对盗掘严重不利保护的古代墓葬(包括规格较高的)采取抢救性发掘,曹操墓属于这一类。但是,为避免不实申报,国家文物主管部门应当更加规范程序,初级申报、中期督察和终了验收,严明纪律,使投机者无计可施。
我认为这场因曹操墓的发掘引发的仍未结束的争论,对考古的影响是多方面的,认真总结,汲取营养,对今后的考古工作大有裨益。
在考察曹操墓后,我写下一首四言诗,笔力不及的一些个人观点和看法,大都囊括其中了。
文/本刊记者 汪鹏图片提供/潘伟斌 李占扬 祝贺
编辑/拜湃
李占扬,1984年毕业于山东大学历史系考古专业,现任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研究员、第一研究室主任、国家文物局考古领队。兼任中国古人类—旧石器专业委员会委员、中国科学院人类演化与科技考古试验室客座研究员、山东大学考古系教授、河南许昌古人类研究中心执行主任。
主持著名的西峡盆地恐龙蛋化石调查和发掘,发现、鉴定万枚恐龙蛋化石,入选“1993世界十大科技新闻”;发现10万年前许昌人头骨化石,对于探索中国现代人类起源具有重要意义,被评为“2008影响河南十大社会公民”之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