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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出现于20世纪80年代末期的批评性话语分析是一个多学科交融汇集的复杂的研究领域，其主要借助于关于权力、意识形态的相关社会学理论来揭示隐藏在话语背后的权力，以及意识形态与语言的关系。而福柯在哲学领域则建立了其特有的话语理论。本文从批评性话语分析的视角对福柯建筑于知识考古学和系谱学基础之上的话语及其话语分析理论框架进行了简要的分析性说明。
关键词： 批评性话语分析 米歇尔·福柯 考古学、系谱学
一、话语与批评性话语分析
批评性话语分析出现于20世纪80年代末期，是话语研究领域中的一个重大发展。时至今日，它已经成为话语分析中具有相当影响力的一个分支。通过对社会过程和实践中的真实话语的研究，批评性话语分析揭示并强调了语言运用与社会结构之间的辨证关系，即话语被社会结构所构成，同时又受到社会结构的限制。话语作为一种由社会结构所决定的社会现象，一方面受到社会结构的制约，另一方面又通过参与社会身份、社会关系、知识和信仰体系的建构，改变着社会结构。因此，批评性话语分析主要借助于社会学理论，尤其是关于权力、意识形态的相关理论来展现隐藏在话语背后的权力、意识形态与语言的关系。通过对话语的剖析，批评性话语分析将话语这个现代社会中权力客体的角色变得明晰可见。
批评性话语分析可以说是一个诸多学科的交汇点，其包涵了语言学、心理学、人类学、社会学及哲学等学科。多学科的相互交融使得其成为了一个异常广泛而复杂的研究领域。不同的学者运用各自的理论方法，在不同的领域中进行不同的话语分析的研究，基于此种情况，关于话语的定义和研究方向自然是层出不穷，各有特色。
范戴克（Van Dijk）认为话语并非孤立存在的语篇或对话结构，它是包含了社会语境的交流事件（communicative event），彰显了参与者，以及话语产生和接受的过程［１］。费尔克拉夫(Fairclough)则将话语分为两个方面来解释，广义上话语是社会实践的一种特有的形式，狭义上则是一种基于特定观点的社会实践的语言表达［２］。
由于其语言分析与批评社会理论的特有结合，批评性话语分析并不单纯描述语言的运用形式与组织结构，而重视交流过程中参与者的互动关系，言语者与受话者的社会行为，并将研究对象置于政治、社会和文化背景之中加以考察，尤其关注话语与权力、意识形态的关系。
批评性话语分析对于话语背后隐藏的宏大社会结构的关注，对话语、权力、意识形态三者之间复杂关系的重视，都与福柯的话语理论密不可分。
二、福柯的话语分析理论
米歇尔·福柯（Michel Foucault），20世纪著名后现代主义理论家、哲学家、思想家。福柯的思想新颖深刻，研究主题涉及文学、历史学、哲学和政治学等诸领域，他以语言作为研究线索，通过研究疯癫、疾病、犯罪和性这些西方边缘文化现象揭示现代西方社会的复杂结构，以及知识与权力的关系。
依据福柯学术重点的不同，我们可以将其思想发展大致分为两个时期：考古学(archaeology)时期和系谱学(genealogy)时期。这一划分不是绝对的, 考古学和系谱学在福柯的学术研究中并非没有交汇。
福柯的考古学是一种广义的知识史研究，一种话语分析方法。福柯的话语不同于语言学中的概念，不是单一的句子、命题、言语、文本这样的相对独立而自治的意义单位，而是一种特殊的社会实践，即“话语实践”(discursive practice)，它是一切知识的基础，而知识则是“由某种话语实践按其规则构成的并为某门科学的建立所不可缺少的成分整体”［３］。福柯认为，所谓科学、哲学、宗教、法律都是历史沿革下来的庞杂话语集群。它们在权力冲突支配下，经由不断剔除、混淆和积淀，逐渐形成了不同专业的话语系统，如临床医学话语、精神病理学话语、经济话语、政治话语和文学话语［４］。通过解读每个时代的知识的形式,即“知识型”（episteme）,福柯揭示了是什么规则控制着特定时代知识的产生和传播。
同样的，系谱学也是一种话语分析方法，“一种把历史知识从征服中解放出来的尝试”［５］它是福柯考古学分析范围的拓宽，它将话语与权力相联系，更多地强调话语的物质条件，把话语放置到整个社会领域中进行考察，揭示话语中的权力机制——权力产生知识，知识产生权力，两者密不可分。“权力和知识是直接相互连带的；不相应地建构一种知识领域就不可能有权力关系，不同时预设和建构权力关系就不会有任何知识”［６］。通过对局部的、非连续性的、被取消资格的、非法的知识这些历史细节的研究，打破了传统历史观中宏大话语所构建的永恒不变的东西, 例如理性、客观真理，它们其实就是一种加以精心伪装的权力，它们激发起崇拜、尊敬和恐惧，故而人必须对之服从。福柯破除了“本质”、“本源”、“同一”的历史假象, 让人们意识到“在事物的历史开端被发现的不是它们本源纯粹的同一性, 而是相异事物的纷争, 是差异（comparity） ”［７］。
在考古学与系谱学中，福柯的“话语实践”组成了人类的历史与文化。人类与世界的关系就是一种话语关系，任何脱离话语的东西都是不存在的。与之前的语言学家专注于符号与意义、能指与所指之间的关系不同，福柯认为，话语并不等于所说的事物，“话语是由符号构成的，但是，话语所做的，不止是使用这些符号以确指事物。正是这个不止使话语成为语言和话语所不可减缩的东西，正是这个不止才是我们应该加以显示和描述的”［８］。话语的基本特征在于它是一种权力关系，而不是思想的自由表现，在任何社会里,话语一旦产生，即刻就受到若干程序的控制、筛选、组织和再分配，权力形式的表达就在于此。权力与话语如此密不可分，作为一种无所不在的力量，它支配着话语的运作。因此“我们不可能在随便什么时代谈论随便什么东西”［９］。
福柯的理论对批评性话语分析有着非常重要的启发作用。 在费尔克拉夫(1992)［１０］的分析理论中，他使用了“话语技术”(discourse technology)来解释社会制度是如何借助话语的技术化来规范、控制个人的。话语技术是特定类型的话语，主要由指定的社会成员在特定的社会机构中使用以达成对个人的控制。它是当代社会理性化进程中的一部分，而这一切都是基于权力对于话语类知识的控制。权力借助个人所无法控制的经济力量和社会体制提供相关知识，通过话语技术不断修饰、塑造、强化话语秩序，并使其成为常识性背景。在如此运作中，费尔克拉夫发现话语并非简单地反映出社会实践和关系，而是直接参与社会主体与关系的构建。
三、结语
福柯的话语分析理论截然不同于之前的语言学和社会语言学的话语分析理论，后者局限于对言语和文本进行语义或语用分析，而福柯的理论却将话语高度抽象化，其考古学和系谱学研究提供了一种关于历史的崭新的思维方式，打破了学科领域的界限，在西方人文历史的长河中，重新分析人们所习以为常的语言观念，话语与权力的关系，社会主体、知识的话语形成，话语在社会变迁中的作用等，进而批判了西方现代文明的理性霸权和权力关系。福柯认为，人类的文明史其实只是话语的不文明史，它从来不以公开性、公证性、公平性让词语在人们的公认度中获得自己的意义和指称，它被话语的暴政静悄悄地改变着，让意识形态把概念变成自己的奴仆，意识形态专政变成概念的专政。
福柯借助考古学与系谱学这两种话语分析方法，从微观的角度重新考察社会领域，打断了历史连续性的巨大链条, 展示了历史中存在的大量断层和裂缝, 从而打破了历史所谓的同一性、整体性、连续性。他所描述的历史就像“是一座由任意的话语形式构成的移动着的冰山，这些话语形式前后涌动、上下起伏，不停地变化和重组，而无连续性”［１１］。批评性话语分析正是从福柯的理论中获得了灵感，把话语置于社会宏大背景之中，将话语视为社会实践活动最为突出的展示，在语言学领域展开了自己特有的研究活动。通过对话语的语言学分析，以期揭示其下隐藏的社会活动的本质。
参考文献：
［1］Van Dijk,T.A.News Analysis:Case Studies of International and National News in the Press［M］. Hillsdale:Lawrence Erlbaum Associates,1988.
［2］Fairclough,N.Media Discourse［M］.London
关键词： 批评性话语分析 米歇尔·福柯 考古学、系谱学
一、话语与批评性话语分析
批评性话语分析出现于20世纪80年代末期，是话语研究领域中的一个重大发展。时至今日，它已经成为话语分析中具有相当影响力的一个分支。通过对社会过程和实践中的真实话语的研究，批评性话语分析揭示并强调了语言运用与社会结构之间的辨证关系，即话语被社会结构所构成，同时又受到社会结构的限制。话语作为一种由社会结构所决定的社会现象，一方面受到社会结构的制约，另一方面又通过参与社会身份、社会关系、知识和信仰体系的建构，改变着社会结构。因此，批评性话语分析主要借助于社会学理论，尤其是关于权力、意识形态的相关理论来展现隐藏在话语背后的权力、意识形态与语言的关系。通过对话语的剖析，批评性话语分析将话语这个现代社会中权力客体的角色变得明晰可见。
批评性话语分析可以说是一个诸多学科的交汇点，其包涵了语言学、心理学、人类学、社会学及哲学等学科。多学科的相互交融使得其成为了一个异常广泛而复杂的研究领域。不同的学者运用各自的理论方法，在不同的领域中进行不同的话语分析的研究，基于此种情况，关于话语的定义和研究方向自然是层出不穷，各有特色。
范戴克（Van Dijk）认为话语并非孤立存在的语篇或对话结构，它是包含了社会语境的交流事件（communicative event），彰显了参与者，以及话语产生和接受的过程［１］。费尔克拉夫(Fairclough)则将话语分为两个方面来解释，广义上话语是社会实践的一种特有的形式，狭义上则是一种基于特定观点的社会实践的语言表达［２］。
由于其语言分析与批评社会理论的特有结合，批评性话语分析并不单纯描述语言的运用形式与组织结构，而重视交流过程中参与者的互动关系，言语者与受话者的社会行为，并将研究对象置于政治、社会和文化背景之中加以考察，尤其关注话语与权力、意识形态的关系。
批评性话语分析对于话语背后隐藏的宏大社会结构的关注，对话语、权力、意识形态三者之间复杂关系的重视，都与福柯的话语理论密不可分。
二、福柯的话语分析理论
米歇尔·福柯（Michel Foucault），20世纪著名后现代主义理论家、哲学家、思想家。福柯的思想新颖深刻，研究主题涉及文学、历史学、哲学和政治学等诸领域，他以语言作为研究线索，通过研究疯癫、疾病、犯罪和性这些西方边缘文化现象揭示现代西方社会的复杂结构，以及知识与权力的关系。
依据福柯学术重点的不同，我们可以将其思想发展大致分为两个时期：考古学(archaeology)时期和系谱学(genealogy)时期。这一划分不是绝对的, 考古学和系谱学在福柯的学术研究中并非没有交汇。
福柯的考古学是一种广义的知识史研究，一种话语分析方法。福柯的话语不同于语言学中的概念，不是单一的句子、命题、言语、文本这样的相对独立而自治的意义单位，而是一种特殊的社会实践，即“话语实践”(discursive practice)，它是一切知识的基础，而知识则是“由某种话语实践按其规则构成的并为某门科学的建立所不可缺少的成分整体”［３］。福柯认为，所谓科学、哲学、宗教、法律都是历史沿革下来的庞杂话语集群。它们在权力冲突支配下，经由不断剔除、混淆和积淀，逐渐形成了不同专业的话语系统，如临床医学话语、精神病理学话语、经济话语、政治话语和文学话语［４］。通过解读每个时代的知识的形式,即“知识型”（episteme）,福柯揭示了是什么规则控制着特定时代知识的产生和传播。
同样的，系谱学也是一种话语分析方法，“一种把历史知识从征服中解放出来的尝试”［５］它是福柯考古学分析范围的拓宽，它将话语与权力相联系，更多地强调话语的物质条件，把话语放置到整个社会领域中进行考察，揭示话语中的权力机制——权力产生知识，知识产生权力，两者密不可分。“权力和知识是直接相互连带的；不相应地建构一种知识领域就不可能有权力关系，不同时预设和建构权力关系就不会有任何知识”［６］。通过对局部的、非连续性的、被取消资格的、非法的知识这些历史细节的研究，打破了传统历史观中宏大话语所构建的永恒不变的东西, 例如理性、客观真理，它们其实就是一种加以精心伪装的权力，它们激发起崇拜、尊敬和恐惧，故而人必须对之服从。福柯破除了“本质”、“本源”、“同一”的历史假象, 让人们意识到“在事物的历史开端被发现的不是它们本源纯粹的同一性, 而是相异事物的纷争, 是差异（comparity） ”［７］。
在考古学与系谱学中，福柯的“话语实践”组成了人类的历史与文化。人类与世界的关系就是一种话语关系，任何脱离话语的东西都是不存在的。与之前的语言学家专注于符号与意义、能指与所指之间的关系不同，福柯认为，话语并不等于所说的事物，“话语是由符号构成的，但是，话语所做的，不止是使用这些符号以确指事物。正是这个不止使话语成为语言和话语所不可减缩的东西，正是这个不止才是我们应该加以显示和描述的”［８］。话语的基本特征在于它是一种权力关系，而不是思想的自由表现，在任何社会里,话语一旦产生，即刻就受到若干程序的控制、筛选、组织和再分配，权力形式的表达就在于此。权力与话语如此密不可分，作为一种无所不在的力量，它支配着话语的运作。因此“我们不可能在随便什么时代谈论随便什么东西”［９］。
福柯的理论对批评性话语分析有着非常重要的启发作用。 在费尔克拉夫(1992)［１０］的分析理论中，他使用了“话语技术”(discourse technology)来解释社会制度是如何借助话语的技术化来规范、控制个人的。话语技术是特定类型的话语，主要由指定的社会成员在特定的社会机构中使用以达成对个人的控制。它是当代社会理性化进程中的一部分，而这一切都是基于权力对于话语类知识的控制。权力借助个人所无法控制的经济力量和社会体制提供相关知识，通过话语技术不断修饰、塑造、强化话语秩序，并使其成为常识性背景。在如此运作中，费尔克拉夫发现话语并非简单地反映出社会实践和关系，而是直接参与社会主体与关系的构建。
三、结语
福柯的话语分析理论截然不同于之前的语言学和社会语言学的话语分析理论，后者局限于对言语和文本进行语义或语用分析，而福柯的理论却将话语高度抽象化，其考古学和系谱学研究提供了一种关于历史的崭新的思维方式，打破了学科领域的界限，在西方人文历史的长河中，重新分析人们所习以为常的语言观念，话语与权力的关系，社会主体、知识的话语形成，话语在社会变迁中的作用等，进而批判了西方现代文明的理性霸权和权力关系。福柯认为，人类的文明史其实只是话语的不文明史，它从来不以公开性、公证性、公平性让词语在人们的公认度中获得自己的意义和指称，它被话语的暴政静悄悄地改变着，让意识形态把概念变成自己的奴仆，意识形态专政变成概念的专政。
福柯借助考古学与系谱学这两种话语分析方法，从微观的角度重新考察社会领域，打断了历史连续性的巨大链条, 展示了历史中存在的大量断层和裂缝, 从而打破了历史所谓的同一性、整体性、连续性。他所描述的历史就像“是一座由任意的话语形式构成的移动着的冰山，这些话语形式前后涌动、上下起伏，不停地变化和重组，而无连续性”［１１］。批评性话语分析正是从福柯的理论中获得了灵感，把话语置于社会宏大背景之中，将话语视为社会实践活动最为突出的展示，在语言学领域展开了自己特有的研究活动。通过对话语的语言学分析，以期揭示其下隐藏的社会活动的本质。
参考文献：
［1］Van Dijk,T.A.News Analysis:Case Studies of International and National News in the Press［M］. Hillsdale:Lawrence Erlbaum Associates,1988.
［2］Fairclough,N.Media Discourse［M］.Londo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