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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高考改革的任何讯息，总能引来万众瞩目。
3月22日，教育部副部长鲁昕在中国发展高层论坛上表示，即将出台的高考改革方案，将实现两类人才、两种模式的高考：一是技术技能人才的高考，考试内容为技能加文化知识；二是现在的高考，即学术型人才高考。“在高中阶段，16岁就可以选择你未来发展的模式。当然不管你选择的是什么模式，你都可以实现你的人生目标。”鲁昕说。
高考模式“一分为二”释放出怎样的改革信号？何种制度及配套设计能让技能型高考获得青睐？这将对教育本身及就业市场产生什么样的辐射作用？针对以上问题，记者专访了厦门大学考试研究中心副主任张亚群、北京师范大学高等教育研究所教授洪成文和中国人民大学中国就业研究所研究员丁大建。
一问：高考模式为何要“一分为二”
技能型高考，其实并非新词。早在2012年，湖北省就率先实施以技能考核为重点的中职毕业生升入高等院校的办法，力图在中职与高职、职教与普教之间搭建起沟通衔接的“立交桥”。而此次鲁昕的表态，更透露出面向普通高中生实行技能型高考的改革意向。
那么，高考模式为何要实现这样的“一分为二”？
在张亚群看来，这种分类考试办法更适合现代社会对人才选拔的要求，“过去是‘一张卷子考各类考生’，很难体现不同类型高校对人才选拔的特定要求，也使高考低分者不免有挫折和自卑的感觉”。不少专家也表示，在国际上普教与职教“分类考试”已是普遍做法。
不过，在习以为常的“职教是二等教育”“技能型人才低人一等”的观念面前，此次改革能否不再像由职教“扛大旗”的春季高考一样寂寞收场？
“这项改革举措的真正落实，需要加强四方面的配套工作。”张亚群表示，根深蒂固的“重学术轻应用”观念或将成为最大阻力，为此，“首先应提升对技能型人才的价值及选拔方式改革意义的认识，营造人才选拔的适宜环境；其次，要精心组织技能型高考，从命题、选拔标准到组织管理，必须严格要求，不能‘降一等’来考，缺乏应有的含金量；三要加强教育配套，充分重视高职及应用型本科建设，提高技能型人才培养质量；四要解决好技能型人才的出路问题，这将提高人才选拔的吸引力。”
二问：能否倒逼教育改革
作为“牵一发动全身”的选拔环节，此次改革能否倒逼教育改革？
“最有可能发生变化的是一批地方本科院校，不再一味地争办研究型、学术型大学，而是该认真思索如何办出特色。对于一批坚持技能型人才培养的高校，这种鼓励性政策则可以提升其办学自信。”洪成文表示，随着两种高考模式的深入推进，一些成绩中上游的学生可能会因为就业压力等因素主动选择技能型高考。
这样的预测也和未来改革不谋而合。据统计，中国普通高校共1 200所左右，但仅在办学水平和质量上有分化，在办学功能上并没有明显区分，办学模式趋同。鲁昕表示，教育部未来将推动600多所地方本科高校向应用技术、职业教育类型转变，最近已成立联盟，150多所地方院校报名参加转型改革。
对于处于高考前端的基础教育，洪成文认为要适应这样的双轨选拔，必须变革已有的“重知识训练，轻实践训练”的教育模式，一些学校可能面临新问题，须同时提供两类教育。“还要思考两个问题：一是学生分轨年龄的科学性，为什么是16岁，不是更早或更晚？二是学校是否有合适的师资、科学的评价体系去帮助学生规划，科学地选择好自己的发展轨道。如果这些条件不具备，那么分轨考试的设计终将遇到麻烦，改革能否取得预期效果，也值得怀疑。”
三问：能否缓解大学生就业难题
除了对于教育本身的导引之外，此次改革更引人关注的是，技能型高考的推出能否培育更多的技能型人才，缓解当前严峻的大学生就业难题？
“结构性失衡需要结构性调整。”丁大建认为，由于我国经济结构调整滞后，目前我国劳动力市场上最大的结构性问题表现为大学生就业难，农民工招工难，但未来市场需要越来越多的熟练技术工人，这要求大学生培养结构和高校专业结构都要调整，并改变“计划入口，市场出口”的模式。“如果技能型高考的实现能倒逼高校人才培养模式的改变，解决这种结构性的不匹配，大学生就业难题或将得到缓解。”
同时，就业市场往往是考试招生的风向标，技能型人才在劳动力市场的良好表现也会反作用于其招考培养。丁大建指出，从劳动力市场的角度来讲，增加技能型高考吸引力，改变“技能型人才（较学术人才）低人一等”的固有观念，还必须迈过“两道槛”。
“第一，从学校角度而言，办学应更遵循市场规律，办出个性和特色，与产业发展对接，形成高等教育和社会经济发展的良性互动。如此培养出的人才才能真正被市场悦纳。第二，要变革报酬体系。职业化的社会需要科学的人才评价和合理的薪酬制度，要摆脱现有的等级化人才观，按照职业特征由市场配置薪酬。”丁大建说。
【相关解读】
职校学生不再与高考“陪绑”
参与此轮考试招生制度设计的21世纪教育研究院院长杨东平介绍说，将技能型人才选拔和学术型人才选拔分开，进行两种模式的考试，这是高考改革总体方案的一部分。这一做法的目的是将占考生数量近一半的中等职业院校学生“解放”出来，不再与高考“陪绑”。
杨东平认为，很多报考高职院校的毕业生并不擅长选拔性的普通高考。而实际上因为招生困难，一些高职院校已经将高考录取分数线降低到100多分、200多分，这样的高考成绩在录取中几乎没有意义。
另一方面，高校所需要的学生职业技能的展示又无法通过高考体现出来，因此对中等职业院校学生的考查方式需要进行变革。实际上现在浙江和上海等省市部分高职已经在试点进行“专业技能测试”参考高中阶段成绩进行录取。
据了解，今后的“技能型人才高考”将由两部分成绩组成：专业技能测试+高中学业水平考试成绩。也就是说，参加“技能型人才高考”的学生无需参加高三的统一高考，只需向学校提供高中学业水平考试成绩并参加招生校的专业技能测试。 杨东平透露，高考招生改革总体方案及其配套实施意见将在近几个月公布，今年9月入学的高中生或将成为这套方案的首批受益者。根据改革方案“3年早知道”原则，新的高考方案和招生录取方式将在2017年正式实行。
【相关评论】
实现分类高考须提高职教地位
21世纪教育研究院副院长熊丙奇表示，只有让职业教育获得平等的地位，才能真正实现分类高考。
熊丙奇说，“两类人才、两种模式高考”实际上就是对2010年颁发的《国家中长期教育规划纲要》中提出的“逐步形成分类考试、综合评价、多元录取的考试招生制度”这一考试改革方向的落实和延续。据了解，目前在北京、上海、浙江等省市已经开始探索高职招生与普通高考录取的分离。
如北京市已有26所高职开展自主招生，被高职自主招生录取的考生不再参加当年普通高等学校招生全国统一考试和录取。
熊丙奇分析，高考分为技能型人才和学术型人才考试后，很可能会依据现在部分省市进行的高职和本科录取，对现有的本科院校和高职类院校进行重新划分，三本院校将与高职院校划为一类，参与技能型人才高考的录取。但分类考试、分开录取并不能解决人才选拔机制的问题，最为根本的还是应该彻底改革高考录取制度，通过建立社会化考试和高校自主招生，让学生拥有多次考试的机会，同时，由学校自主设计选拔标准，学生结合自己的学业成绩、学习兴趣和发展规划自主去申请学校。
熊丙奇认为，在职业教育社会地位没有得到提高，技能人才社会地位没有得到认可的现状下，简单将高考分为学术型和技能型并不能提高职业教育的吸引力。受传统就业观念影响，学生不愿意从事技能型工作。同时，高职院校教学质量的空心化，在专业设置、课程设置、教师培养等方面都与社会发展脱节，很多学生毕业后与企业用人需求不匹配，高素质的职业教育人才普遍匮乏。
“只有让职业教育获得平等的地位，才能真正实现分类考试，人才分流，这样高考改革探索才能获得成功。”熊丙奇说。
“两种高考”颠覆性没那么强
3月22日，教育部副部长鲁昕在中国发展高层论坛上表示，即将出台技能型和学术型两种高考模式。
教育部最新释放的信号，让呼吁多年的“高考改革”方案，一下子变得具象不少。所谓“两种高考”的提法，无疑极大突破了现有模式。
公众对旧有学历教育深感失望，故而对新模式期望甚多。但也有人担心，这一方案会使一些大学彻底世俗化，乃至成为一个技工生产流水线。自上而下推动的大学改造，所导致的身份转变与认同落差，又该如何平复？
上述担忧其实没太多必要。事实上，“将技能型人才选拔和学术型人才选拔分开，目的是将占考生数量近一半的中等职业院校学生解脱出来，不再与高考陪绑。”而在过往，即便是高职院校，也只能依照高考分数招生，其低至一两百分的分数线，简直就是笑话。
所以，“两种高考模式”的实质，乃是为中职学生设计专门的升学通道与筛选流程。“专业技能测试+高中学业水平考试成绩”的录取标准，显然比超低的高考分数有意义得多。从此角度看，细分的高考方案，顶多就是对现有模式的补漏而已，其颠覆意义远没有各方想象的那么大。
【延伸阅读】
未来高考怎么考
此前教育部《考试招生改革总体方案》的征求意见稿显示，今后高考改革的方向为：
在改革考试评价制度方面，重点包括两个方面：一是推行高中学业水平考试和综合素质评价，引导学生学好每门课程，并选择适合自己兴趣的课程，充分发展个性潜能和学科特长，同时引导学生参加公益服务和社会实践等。二是全面实施高中学业水平考试制度，探索“减少考试科目”“不分文理科”“外语科目实行社会化一年多考”等改革，外语不再在统一高考时举行，由学生自主选择考试时间和次数，增加学生的选择权，并使外语考试、成绩表达和使用更加趋于科学、合理。
在改革招生录取制度方面，重点内容包括两个方面：一是普通高校逐步推行基于统一高考和高中学业水平考试成绩的综合评价、多元录取机制。二是加快推行职业院校分类招考和注册入学，体现职业教育的特色。一些报考高职院校的学生可不参加高考，学校依据其高中学业水平考试成绩和职业倾向性测试成绩录取。
（本刊综合《光明日报》《北京晚报》《京华时报》、人民网）
3月22日，教育部副部长鲁昕在中国发展高层论坛上表示，即将出台的高考改革方案，将实现两类人才、两种模式的高考：一是技术技能人才的高考，考试内容为技能加文化知识；二是现在的高考，即学术型人才高考。“在高中阶段，16岁就可以选择你未来发展的模式。当然不管你选择的是什么模式，你都可以实现你的人生目标。”鲁昕说。
高考模式“一分为二”释放出怎样的改革信号？何种制度及配套设计能让技能型高考获得青睐？这将对教育本身及就业市场产生什么样的辐射作用？针对以上问题，记者专访了厦门大学考试研究中心副主任张亚群、北京师范大学高等教育研究所教授洪成文和中国人民大学中国就业研究所研究员丁大建。
一问：高考模式为何要“一分为二”
技能型高考，其实并非新词。早在2012年，湖北省就率先实施以技能考核为重点的中职毕业生升入高等院校的办法，力图在中职与高职、职教与普教之间搭建起沟通衔接的“立交桥”。而此次鲁昕的表态，更透露出面向普通高中生实行技能型高考的改革意向。
那么，高考模式为何要实现这样的“一分为二”？
在张亚群看来，这种分类考试办法更适合现代社会对人才选拔的要求，“过去是‘一张卷子考各类考生’，很难体现不同类型高校对人才选拔的特定要求，也使高考低分者不免有挫折和自卑的感觉”。不少专家也表示，在国际上普教与职教“分类考试”已是普遍做法。
不过，在习以为常的“职教是二等教育”“技能型人才低人一等”的观念面前，此次改革能否不再像由职教“扛大旗”的春季高考一样寂寞收场？
“这项改革举措的真正落实，需要加强四方面的配套工作。”张亚群表示，根深蒂固的“重学术轻应用”观念或将成为最大阻力，为此，“首先应提升对技能型人才的价值及选拔方式改革意义的认识，营造人才选拔的适宜环境；其次，要精心组织技能型高考，从命题、选拔标准到组织管理，必须严格要求，不能‘降一等’来考，缺乏应有的含金量；三要加强教育配套，充分重视高职及应用型本科建设，提高技能型人才培养质量；四要解决好技能型人才的出路问题，这将提高人才选拔的吸引力。”
二问：能否倒逼教育改革
作为“牵一发动全身”的选拔环节，此次改革能否倒逼教育改革？
“最有可能发生变化的是一批地方本科院校，不再一味地争办研究型、学术型大学，而是该认真思索如何办出特色。对于一批坚持技能型人才培养的高校，这种鼓励性政策则可以提升其办学自信。”洪成文表示，随着两种高考模式的深入推进，一些成绩中上游的学生可能会因为就业压力等因素主动选择技能型高考。
这样的预测也和未来改革不谋而合。据统计，中国普通高校共1 200所左右，但仅在办学水平和质量上有分化，在办学功能上并没有明显区分，办学模式趋同。鲁昕表示，教育部未来将推动600多所地方本科高校向应用技术、职业教育类型转变，最近已成立联盟，150多所地方院校报名参加转型改革。
对于处于高考前端的基础教育，洪成文认为要适应这样的双轨选拔，必须变革已有的“重知识训练，轻实践训练”的教育模式，一些学校可能面临新问题，须同时提供两类教育。“还要思考两个问题：一是学生分轨年龄的科学性，为什么是16岁，不是更早或更晚？二是学校是否有合适的师资、科学的评价体系去帮助学生规划，科学地选择好自己的发展轨道。如果这些条件不具备，那么分轨考试的设计终将遇到麻烦，改革能否取得预期效果，也值得怀疑。”
三问：能否缓解大学生就业难题
除了对于教育本身的导引之外，此次改革更引人关注的是，技能型高考的推出能否培育更多的技能型人才，缓解当前严峻的大学生就业难题？
“结构性失衡需要结构性调整。”丁大建认为，由于我国经济结构调整滞后，目前我国劳动力市场上最大的结构性问题表现为大学生就业难，农民工招工难，但未来市场需要越来越多的熟练技术工人，这要求大学生培养结构和高校专业结构都要调整，并改变“计划入口，市场出口”的模式。“如果技能型高考的实现能倒逼高校人才培养模式的改变，解决这种结构性的不匹配，大学生就业难题或将得到缓解。”
同时，就业市场往往是考试招生的风向标，技能型人才在劳动力市场的良好表现也会反作用于其招考培养。丁大建指出，从劳动力市场的角度来讲，增加技能型高考吸引力，改变“技能型人才（较学术人才）低人一等”的固有观念，还必须迈过“两道槛”。
“第一，从学校角度而言，办学应更遵循市场规律，办出个性和特色，与产业发展对接，形成高等教育和社会经济发展的良性互动。如此培养出的人才才能真正被市场悦纳。第二，要变革报酬体系。职业化的社会需要科学的人才评价和合理的薪酬制度，要摆脱现有的等级化人才观，按照职业特征由市场配置薪酬。”丁大建说。
【相关解读】
职校学生不再与高考“陪绑”
参与此轮考试招生制度设计的21世纪教育研究院院长杨东平介绍说，将技能型人才选拔和学术型人才选拔分开，进行两种模式的考试，这是高考改革总体方案的一部分。这一做法的目的是将占考生数量近一半的中等职业院校学生“解放”出来，不再与高考“陪绑”。
杨东平认为，很多报考高职院校的毕业生并不擅长选拔性的普通高考。而实际上因为招生困难，一些高职院校已经将高考录取分数线降低到100多分、200多分，这样的高考成绩在录取中几乎没有意义。
另一方面，高校所需要的学生职业技能的展示又无法通过高考体现出来，因此对中等职业院校学生的考查方式需要进行变革。实际上现在浙江和上海等省市部分高职已经在试点进行“专业技能测试”参考高中阶段成绩进行录取。
据了解，今后的“技能型人才高考”将由两部分成绩组成：专业技能测试+高中学业水平考试成绩。也就是说，参加“技能型人才高考”的学生无需参加高三的统一高考，只需向学校提供高中学业水平考试成绩并参加招生校的专业技能测试。 杨东平透露，高考招生改革总体方案及其配套实施意见将在近几个月公布，今年9月入学的高中生或将成为这套方案的首批受益者。根据改革方案“3年早知道”原则，新的高考方案和招生录取方式将在2017年正式实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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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现分类高考须提高职教地位
21世纪教育研究院副院长熊丙奇表示，只有让职业教育获得平等的地位，才能真正实现分类高考。
熊丙奇说，“两类人才、两种模式高考”实际上就是对2010年颁发的《国家中长期教育规划纲要》中提出的“逐步形成分类考试、综合评价、多元录取的考试招生制度”这一考试改革方向的落实和延续。据了解，目前在北京、上海、浙江等省市已经开始探索高职招生与普通高考录取的分离。
如北京市已有26所高职开展自主招生，被高职自主招生录取的考生不再参加当年普通高等学校招生全国统一考试和录取。
熊丙奇分析，高考分为技能型人才和学术型人才考试后，很可能会依据现在部分省市进行的高职和本科录取，对现有的本科院校和高职类院校进行重新划分，三本院校将与高职院校划为一类，参与技能型人才高考的录取。但分类考试、分开录取并不能解决人才选拔机制的问题，最为根本的还是应该彻底改革高考录取制度，通过建立社会化考试和高校自主招生，让学生拥有多次考试的机会，同时，由学校自主设计选拔标准，学生结合自己的学业成绩、学习兴趣和发展规划自主去申请学校。
熊丙奇认为，在职业教育社会地位没有得到提高，技能人才社会地位没有得到认可的现状下，简单将高考分为学术型和技能型并不能提高职业教育的吸引力。受传统就业观念影响，学生不愿意从事技能型工作。同时，高职院校教学质量的空心化，在专业设置、课程设置、教师培养等方面都与社会发展脱节，很多学生毕业后与企业用人需求不匹配，高素质的职业教育人才普遍匮乏。
“只有让职业教育获得平等的地位，才能真正实现分类考试，人才分流，这样高考改革探索才能获得成功。”熊丙奇说。
“两种高考”颠覆性没那么强
3月22日，教育部副部长鲁昕在中国发展高层论坛上表示，即将出台技能型和学术型两种高考模式。
教育部最新释放的信号，让呼吁多年的“高考改革”方案，一下子变得具象不少。所谓“两种高考”的提法，无疑极大突破了现有模式。
公众对旧有学历教育深感失望，故而对新模式期望甚多。但也有人担心，这一方案会使一些大学彻底世俗化，乃至成为一个技工生产流水线。自上而下推动的大学改造，所导致的身份转变与认同落差，又该如何平复？
上述担忧其实没太多必要。事实上，“将技能型人才选拔和学术型人才选拔分开，目的是将占考生数量近一半的中等职业院校学生解脱出来，不再与高考陪绑。”而在过往，即便是高职院校，也只能依照高考分数招生，其低至一两百分的分数线，简直就是笑话。
所以，“两种高考模式”的实质，乃是为中职学生设计专门的升学通道与筛选流程。“专业技能测试+高中学业水平考试成绩”的录取标准，显然比超低的高考分数有意义得多。从此角度看，细分的高考方案，顶多就是对现有模式的补漏而已，其颠覆意义远没有各方想象的那么大。
【延伸阅读】
未来高考怎么考
此前教育部《考试招生改革总体方案》的征求意见稿显示，今后高考改革的方向为：
在改革考试评价制度方面，重点包括两个方面：一是推行高中学业水平考试和综合素质评价，引导学生学好每门课程，并选择适合自己兴趣的课程，充分发展个性潜能和学科特长，同时引导学生参加公益服务和社会实践等。二是全面实施高中学业水平考试制度，探索“减少考试科目”“不分文理科”“外语科目实行社会化一年多考”等改革，外语不再在统一高考时举行，由学生自主选择考试时间和次数，增加学生的选择权，并使外语考试、成绩表达和使用更加趋于科学、合理。
在改革招生录取制度方面，重点内容包括两个方面：一是普通高校逐步推行基于统一高考和高中学业水平考试成绩的综合评价、多元录取机制。二是加快推行职业院校分类招考和注册入学，体现职业教育的特色。一些报考高职院校的学生可不参加高考，学校依据其高中学业水平考试成绩和职业倾向性测试成绩录取。
（本刊综合《光明日报》《北京晚报》《京华时报》、人民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