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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健曾担任过北京大学附属中学校长（以下简称北大附），北大附是北京著名的优质中学。康健担任校长的2001到2009年，也是小升初日益混乱的时期，他是这场乱局最直接的观察者。现在，他已经退休，他仍然关心小升初，对“坑班”、共建、择校等热门话题，以及义务教育的本质有着自己的见解。
面对教育资源不均衡的问题而导致的种种乱象，特权对公共教育资源的入侵，他认为，小升初到了必须改变的时候，哪怕付出代价。
不能“吹喇叭”
中国周刊：小升初的乱相是否悖理了义务教育的理念？您如何理解义务教育的强制性？
康健：首要就要做到政府的强制性，从制度和法律上真正确保义务教育不能设置任何先决条件。不能以阶层、家庭情况和经济能力为背景，不能采用精英标准、选拔标准，不能由成绩分高下，而是以达标标准让大多数孩子完成九年里的课程。
中国周刊：小升初过程中，这种强制性应该在哪些方面发挥作用？
康健：确保就近、免费。学区制在全世界都是普遍认可的，是个法律原则。政府应尽到责任，确保有学生的地方就要有学校，而且要办好各地域、社区内的每一所学校，至少要维持办学标准的基本公平。
但就近入学还没有上升到法律层面的来执行。美国在义务教育阶段，去登记入学就好了，如果没法入学就把学区告上法庭。
中国周刊：以北京为例，小升初哪些政策层面还没落实。
康健：有些是历史遗留的，比如说布局没解决好，所以就近入学也没解决好。建校要有个原则，有生源的地方就要有学校，要随着民居走，所以学校的布局是一个政府对教育长远规划的判断标准。但北京大量的拆迁以后，很多地方没有民居了，就是个孤立的学校了。
此外，因为预设了各种前提条件，还怎么谈强制性呢？义务教育不干净、不义务，法律执行得不彻底，这就给各种各样的人带来机会。当年罗马人讨论问题，是靠吹喇叭，声音大的人就是得胜方，当然喇叭好的人喇叭更响，就是指那些有势力的人。
通过权和钱去享受更好的教育，这本来不是我们社会制度所鼓励的方向，作为公共资源，教育是不能任意侵犯的。全世界的公办学校基本是按法律来行事的，有权有钱的个人可以去私立学校。
“特权学校”
中国周刊：您如何看待坑班火热的原因。
康健：就是教育资源不均衡的问题，导致家长希望进好学校，涌入之后就得有个选拔标准。这都已经讨论到临界点了，再不拿出实际办法就是浪费生命。
这里边还涉及到义务教育的质量问题，义务教育的前提是公平。现在有声音提出削峰填谷，我认为很简单，如果现在北京市每一个区都办好自己的学校，办好每一个社区的学校，这件事慢慢就解决了，也没有什么好学校坏学校之分，慢慢择校问题、社会矛盾就解决了。想改变，就得有起始代价。今年你坚持了，别人骂，但明年你又坚持了，渐渐就改变了。
现在，不是说要消灭差距，要消灭的是歧视和特权，不能让它们太过分了。北京某些区哪来这么多所谓的好学校，其实就是特权（学校）—有权，有钱，有分。
中国周刊：一些好学校能享有特权体现在哪些方面？
康健：我觉得我国教育的投入比以前多了，但并没有减小教育的不公平，反而继续在加大不公平，这是值得反思的。
原来北大附中说要修游泳池，我没有同意，很简单，现在国家这么穷的情况下，一个游泳池建设和维持的费用有多大，给孩子带来实际的教育效果有多大，这得算一算人均成本，一个孩子要占有多大的资源？
一些学校现在太离谱了，已经成了航空母舰。花的钱，老师拿多少钱，人均占有资源多少，包括师生比率，如果都公开了，我相信现在大家能吓死。但很多人说，这就是我们国家优质教育的体现，我不完全这么看。
这种案例，比比皆是。要解决要得看根源在哪，最大的责任在谁。
被高考挤压的空间
中国周刊：国家规定了义务教育阶段，小升初免试入学的原则，但很多地方事实上要考试升学。为什么义务教育阶段有了越来越多的应试倾向，这与中考有关系吗？
康健：国家在做示范性高中的时候制定的政策，提出重点高中属于所谓的非义务教育，于是就把非义务教育和义务教育中间切了一刀。
原来北京市的中学含初高中的情况是相当普遍的，像北大附中初高中是个大循环，按照教育的观点，应该是自然衔接让人的成长少障碍少门槛。
但一刀切之后，初中升高中变成了一个硬门槛，高中就骂，说你们初中都教什么了，这就导致把义务教育阶段也变成应试阶段。所以现在初中的教育门槛台阶越来越高。从学前一直到高中，是属于我们国家的基础教育阶段，这个大的概念被人忽视了，本来基础教育是有个独立的价值和目标的，不完全为了升学。
中国周刊：高考是不是已经对义务教育阶段造成影响？
康健：当然，不仅仅是初中，连小学，幼儿园都影响了。很明显我们到了该反思这样一整套制度的时候了。
中国周刊：这对小升初阶段有哪些影响？
康健：因为应试体制把自主学习空间压到最小了，考试成绩成为选拔标准。我曾想过，北大附中也可以给素质教育、自主招生一些空间，但是不行。假设第二年升学率掉下来，那就是找死了。那我第二天就要被撤了。
中国周刊：中学为什么急于寻找优质生源？
康健：生源优先是学校发展的经验，很多学校都是靠着抢生源保持学校成绩优秀，保住生源就有了一切。但这里学问很深，你的学校优秀，是因为会挑生源，还是会教育，就说不清了。因为进来的人就是熟透的，生长过程和你的培养没有决定性关系。
那些所谓好的学校，到了一个该很理性做判断的时候了，不能追功利，就去延续这种游戏。
本来教育是一个很有胸怀的事业，现在很狭隘，学校画地为牢，很不智慧，很累。
校长难当
中国周刊：在小升初的改变方面，一个校长有多大的空间去调整？
康健：校长在这方面的能力是极其有限的，原因就是面对招生计划和升学率。我在的时候宁愿接受计划，要真自主招生，怎么面对社会的矛盾，等于我自己把矛盾揽着了。
中国周刊：您如何看待共建生问题？
康健：那就不要当教育问题来讨论，你说的是社会问题，就近入学能解决90%的社会问题。如果政府严格按照义务教育法来实施，不讨论什么权和钱，家门口有方便、安全、高质量的教育，为什么他要舍近求远啊。
学校本应该远离所谓的权力金钱的漩涡。为什么国外学校的情况就干净些，就近入学拿条子没有用啊，登记的时候不和家长发生任何经济行为。现在学校凭什么和家长、单位发生权力金钱行为，这是政府该管的，不能怪学校，我们国家应该保护好这些学校。
这件事从整个国家发展战略部署来说，国家应该把办好每所学校的权力抓在手里，投入足够的金钱，适当解决教师的流动。把每所学校办好的情况下，学校干嘛要收钱呢？可以把财务室撤了嘛，干嘛要接待那么多复杂的人。每年登记一次入学，剩下别的时间就没你的事了。现在我们的财务招生办都是常设机构，天天都在做文章。
一个中小学办到所谓一两万人，每天都是坐在一个火山口上，已经不是办教育了。
中国周刊：您觉得小升初的公平需要多长时间？
康健：十年吧，但如果不是政府积极规划，而是由被动产生结果，那就不敢设想了。
现在我们教育上发展的战略问题是重点论，而不是分散论；用特权论而不是公平论去打造所谓优质的学校，带来的就不是教育问题了。
原来我在城里教书，重点中学当校长，整天讨论择校、升学的问题，现在看只觉得索然无味。我已经退休了，经常去全国各地的农村小学、中学调研，我觉得教育的希望在那里。我已经老了，栽树有心，治不了沙了。
面对教育资源不均衡的问题而导致的种种乱象，特权对公共教育资源的入侵，他认为，小升初到了必须改变的时候，哪怕付出代价。
不能“吹喇叭”
中国周刊：小升初的乱相是否悖理了义务教育的理念？您如何理解义务教育的强制性？
康健：首要就要做到政府的强制性，从制度和法律上真正确保义务教育不能设置任何先决条件。不能以阶层、家庭情况和经济能力为背景，不能采用精英标准、选拔标准，不能由成绩分高下，而是以达标标准让大多数孩子完成九年里的课程。
中国周刊：小升初过程中，这种强制性应该在哪些方面发挥作用？
康健：确保就近、免费。学区制在全世界都是普遍认可的，是个法律原则。政府应尽到责任，确保有学生的地方就要有学校，而且要办好各地域、社区内的每一所学校，至少要维持办学标准的基本公平。
但就近入学还没有上升到法律层面的来执行。美国在义务教育阶段，去登记入学就好了，如果没法入学就把学区告上法庭。
中国周刊：以北京为例，小升初哪些政策层面还没落实。
康健：有些是历史遗留的，比如说布局没解决好，所以就近入学也没解决好。建校要有个原则，有生源的地方就要有学校，要随着民居走，所以学校的布局是一个政府对教育长远规划的判断标准。但北京大量的拆迁以后，很多地方没有民居了，就是个孤立的学校了。
此外，因为预设了各种前提条件，还怎么谈强制性呢？义务教育不干净、不义务，法律执行得不彻底，这就给各种各样的人带来机会。当年罗马人讨论问题，是靠吹喇叭，声音大的人就是得胜方，当然喇叭好的人喇叭更响，就是指那些有势力的人。
通过权和钱去享受更好的教育，这本来不是我们社会制度所鼓励的方向，作为公共资源，教育是不能任意侵犯的。全世界的公办学校基本是按法律来行事的，有权有钱的个人可以去私立学校。
“特权学校”
中国周刊：您如何看待坑班火热的原因。
康健：就是教育资源不均衡的问题，导致家长希望进好学校，涌入之后就得有个选拔标准。这都已经讨论到临界点了，再不拿出实际办法就是浪费生命。
这里边还涉及到义务教育的质量问题，义务教育的前提是公平。现在有声音提出削峰填谷，我认为很简单，如果现在北京市每一个区都办好自己的学校，办好每一个社区的学校，这件事慢慢就解决了，也没有什么好学校坏学校之分，慢慢择校问题、社会矛盾就解决了。想改变，就得有起始代价。今年你坚持了，别人骂，但明年你又坚持了，渐渐就改变了。
现在，不是说要消灭差距，要消灭的是歧视和特权，不能让它们太过分了。北京某些区哪来这么多所谓的好学校，其实就是特权（学校）—有权，有钱，有分。
中国周刊：一些好学校能享有特权体现在哪些方面？
康健：我觉得我国教育的投入比以前多了，但并没有减小教育的不公平，反而继续在加大不公平，这是值得反思的。
原来北大附中说要修游泳池，我没有同意，很简单，现在国家这么穷的情况下，一个游泳池建设和维持的费用有多大，给孩子带来实际的教育效果有多大，这得算一算人均成本，一个孩子要占有多大的资源？
一些学校现在太离谱了，已经成了航空母舰。花的钱，老师拿多少钱，人均占有资源多少，包括师生比率，如果都公开了，我相信现在大家能吓死。但很多人说，这就是我们国家优质教育的体现，我不完全这么看。
这种案例，比比皆是。要解决要得看根源在哪，最大的责任在谁。
被高考挤压的空间
中国周刊：国家规定了义务教育阶段，小升初免试入学的原则，但很多地方事实上要考试升学。为什么义务教育阶段有了越来越多的应试倾向，这与中考有关系吗？
康健：国家在做示范性高中的时候制定的政策，提出重点高中属于所谓的非义务教育，于是就把非义务教育和义务教育中间切了一刀。
原来北京市的中学含初高中的情况是相当普遍的，像北大附中初高中是个大循环，按照教育的观点，应该是自然衔接让人的成长少障碍少门槛。
但一刀切之后，初中升高中变成了一个硬门槛，高中就骂，说你们初中都教什么了，这就导致把义务教育阶段也变成应试阶段。所以现在初中的教育门槛台阶越来越高。从学前一直到高中，是属于我们国家的基础教育阶段，这个大的概念被人忽视了，本来基础教育是有个独立的价值和目标的，不完全为了升学。
中国周刊：高考是不是已经对义务教育阶段造成影响？
康健：当然，不仅仅是初中，连小学，幼儿园都影响了。很明显我们到了该反思这样一整套制度的时候了。
中国周刊：这对小升初阶段有哪些影响？
康健：因为应试体制把自主学习空间压到最小了，考试成绩成为选拔标准。我曾想过，北大附中也可以给素质教育、自主招生一些空间，但是不行。假设第二年升学率掉下来，那就是找死了。那我第二天就要被撤了。
中国周刊：中学为什么急于寻找优质生源？
康健：生源优先是学校发展的经验，很多学校都是靠着抢生源保持学校成绩优秀，保住生源就有了一切。但这里学问很深，你的学校优秀，是因为会挑生源，还是会教育，就说不清了。因为进来的人就是熟透的，生长过程和你的培养没有决定性关系。
那些所谓好的学校，到了一个该很理性做判断的时候了，不能追功利，就去延续这种游戏。
本来教育是一个很有胸怀的事业，现在很狭隘，学校画地为牢，很不智慧，很累。
校长难当
中国周刊：在小升初的改变方面，一个校长有多大的空间去调整？
康健：校长在这方面的能力是极其有限的，原因就是面对招生计划和升学率。我在的时候宁愿接受计划，要真自主招生，怎么面对社会的矛盾，等于我自己把矛盾揽着了。
中国周刊：您如何看待共建生问题？
康健：那就不要当教育问题来讨论，你说的是社会问题，就近入学能解决90%的社会问题。如果政府严格按照义务教育法来实施，不讨论什么权和钱，家门口有方便、安全、高质量的教育，为什么他要舍近求远啊。
学校本应该远离所谓的权力金钱的漩涡。为什么国外学校的情况就干净些，就近入学拿条子没有用啊，登记的时候不和家长发生任何经济行为。现在学校凭什么和家长、单位发生权力金钱行为，这是政府该管的，不能怪学校，我们国家应该保护好这些学校。
这件事从整个国家发展战略部署来说，国家应该把办好每所学校的权力抓在手里，投入足够的金钱，适当解决教师的流动。把每所学校办好的情况下，学校干嘛要收钱呢？可以把财务室撤了嘛，干嘛要接待那么多复杂的人。每年登记一次入学，剩下别的时间就没你的事了。现在我们的财务招生办都是常设机构，天天都在做文章。
一个中小学办到所谓一两万人，每天都是坐在一个火山口上，已经不是办教育了。
中国周刊：您觉得小升初的公平需要多长时间？
康健：十年吧，但如果不是政府积极规划，而是由被动产生结果，那就不敢设想了。
现在我们教育上发展的战略问题是重点论，而不是分散论；用特权论而不是公平论去打造所谓优质的学校，带来的就不是教育问题了。
原来我在城里教书，重点中学当校长，整天讨论择校、升学的问题，现在看只觉得索然无味。我已经退休了，经常去全国各地的农村小学、中学调研，我觉得教育的希望在那里。我已经老了，栽树有心，治不了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