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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制造在发展模式、培养人才和价值链延伸方面有无解决方案
2012年，中国制造业内外交困。一方面，人力成本及生产资料价格上涨，另一方面，部分欧美企业的回迁动作愈演愈烈，如美国福特汽车计划将1.2万个工作岗位从墨西哥和中国迁回。
在全球产业转移新一轮大洗牌中，发达国家力图抢占新一轮科技和产业变革的制高点。面对咄咄逼人的国际竞争者，中国制造业应该如何应对？在发展模式、培养人才和价值链延伸方面有无解决方案？
中国制造业应对冲击
在以全球产业展望著称的夏季达沃斯论坛上，与会企业家和专家普遍认为，中国制造业面临的压力，突出表现为成本优势下降，技术空心化和发展模式落后。
雷诺-日产联盟董事长卡洛斯·戈恩（Carlos Ghosn）表示，越南汽车行业平均人力成本大约只有中国的三分之一，具有生产优势。皇家帝斯曼集团首席执行官谢白曼（Feike Sijbesma）说，有些跨国企业已选择把生产车间从中国沿海转移到东南亚国家，这表明中国制造业的成本优势正逐渐减小，必须引起高度重视。
北汽集团董事长徐和谊认为，中国制造业由大变强面临的最大挑战，就是产业技术空心化问题。以中国汽车业为例，虽然近年来中国汽车制造业发展很快，成为世界第一制造大国，但在核心技术和产品上，我们是空白。整个制造业包括汽车行业，技术创新，核心技术的打造，都是挑战。
2011年9月，世界首辆3D打印机制造的汽车在加拿大温尼伯市问世。以3D打印机和智能机器人为代表的第三次工业革命正在对传统的制造业产生颠覆性的影响。“全球汽车工业的科技进步由量变到质变，汽车已经成为高新技术的载体。这给中国汽车工业追赶世界先进水平增大了难度。”徐和谊说。
波士顿咨询公司前首席执行官博克纳（Hans-Paul Bürkner）表示，中国企业应该使用更为节俭的发展模式——无论对人工成本还是资源消耗而言，中国的空间已不像过去那样富裕，发展方式应该开始转变。
中国制造企业可以凭借第三次工业革命，在一些领域实现对先进国家的弯道超越吗？在回答本刊记者的提问时，长期研究中国制造业的深圳合众咨询3A企管顾问董事长刘承元博士表示，任何一次技术上的超越或者革命都是一个量变到质变的过程，没有足够量的积累，靠大跃进式的产业投入无异于拔苗助长，不仅不能实现超越，反而会深受其害。面对第三次工业革命所带来的挑战，中国企业必须在产业装备和核心技术上下功夫，才能避免处于劣势。
推动制造业转型升级
第三次工业革命要求生产现场的工人的劳动向技能型和知识型提升。先进制造技术研发人才和知识型员工的缺乏，加之制约高端人才流动的诸多制度壁垒，成为中国制造业应对的主要挑战。第三次工业革命是技术的革命，核心在于人才的引进和培养。
皇家帝斯曼集团CEO谢白曼表示，随着制造业领域中越来越多的绿色、节能等高科技产品投入市场，中国众多制造企业把技术发展放到了发展的核心领域。“中国制造企业也应加大人才培养，将劳动力越来越多地从生产一线，延伸到整条供应链中，如管理、物流、营销等领域。”
德勤全球行业领导合伙人盖瑞·科尔曼（Gary Coleman）认为，我们对未来制造业评判的标准，主要就是人才，尤其是创新性的人才和管理人才。因为在这个新的制造业当中，具有全球性的创新性人才和管理人才，他们不仅能够提高在生产方面的效率，而且能够提高全球价值链的价值。
“制造业企业要成长，主要通过放大销售额和增大附加值两种开源的方式来实现。创新型人才是企业锻造竞争力的核心要素，对制造业来说，管理型人才和创新型人才都很重要，而且前者更加重要。比如说华为公司，其研发人员都很优秀，但如果没有一个强大的管理团队激发他们的创新欲望，再优秀的人也是没有用的。”刘承元说。
中国制造业普遍存在“重技术改造，轻管理升级”或“重技术引进，轻管理学习”的问题。过去30年，中国企业花大量资金引入设备和技术，对管理重要性认识不足，以至于用一流设备、超一流厂房，却只能生产出二流、三流的产品。
可喜的是，越来越多企业管理者认识到管理以及管理者培养的重要性。刘承元表示，制造业管理者的培养不同于一般商业人才的培养，商学院以及通常意义上的培训是培养不出合格人才的，因为他们需要面对一个多可变因子（人、机、料、法、环）的复杂系统，需要拥有更多方面的意识和能力。
他认为，培养制造管理人才需要从三方面入手：第一，通过教育养成正确的管理人格，即树立正确的管理信念，比如下属工作不好一定是管理者的责任；第二，系统学习各种科学有效管理方法；第三，通过长期训练累积发现问题和解决问题的意识和能力。在企业高层的主导下，积极推动精益改善活动，促进员工全面参与，可以极大缩短培养优秀人才的进程。
向关键价值点延伸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副总裁朱民9月13日在夏季达沃斯论坛上指出，出口放缓和资本流动日益频繁，正在对亚洲继续引领世界经济增长构成挑战。“提升亚洲经济的根本仍在于振兴制造业。”朱民说，“一方面要让制造业向产业链上游转移，实现制造业的可持续发展，另一方面要加快金融体系建设，为这一产业链提供良好的金融服务。”
在雷诺-日产CEO卡洛斯·戈恩看来，包括日韩在内的众多制造业强国，都是从生产低端制造业产品开始，最终进入高端产品领域的。中国拥有发展高端制造业所需要的劳动力、政策等方面的保障，向高端领域转型没有障碍，所需的只是渐进的时间。
刘承元认为，泛泛谈制造业向价值链上游发展有失偏颇。因为不能说价值链的上游就一定是高利润的。不同的行业，其关键价值链所处的位置不同，比如电脑制造的价值链上，上游拥有关键技术，能够向上游发展当然好；又比如汽车的价值链上，处于中游的发动机和处于下游的组装更关键；再比如，粮食生产的价值链上，上游的种植并不是最重要的，而下游的加工和销售更重要。
一般地说，制造业的竞争模式是，后来者（中国制造业）只能够从非关键价值链开始参与，然后以低成本优势不断壮大规模和影响力，倒逼先行者为了获得更多利润，不断放弃那些非关键价值链部分，后来者和先行者之间形成了既竞争又合作的竞合关系。在这个过程中，如果后来者能从战略高度持续投入研发，未来某一天就可以突破先行者赖以生存的技术壁垒，对先行者的关键价值链实现替代；或者持续放大规模和集聚能量，在机会来临的时候对拥有关键价值链的先行者实施兼并。可见，价值链延伸是一个循序渐进和搭桥过河的过程，不能急于求成。前者有华为示范，后者有富士康为标杆。（本文原载《世界经理人》）
2012年，中国制造业内外交困。一方面，人力成本及生产资料价格上涨，另一方面，部分欧美企业的回迁动作愈演愈烈，如美国福特汽车计划将1.2万个工作岗位从墨西哥和中国迁回。
在全球产业转移新一轮大洗牌中，发达国家力图抢占新一轮科技和产业变革的制高点。面对咄咄逼人的国际竞争者，中国制造业应该如何应对？在发展模式、培养人才和价值链延伸方面有无解决方案？
中国制造业应对冲击
在以全球产业展望著称的夏季达沃斯论坛上，与会企业家和专家普遍认为，中国制造业面临的压力，突出表现为成本优势下降，技术空心化和发展模式落后。
雷诺-日产联盟董事长卡洛斯·戈恩（Carlos Ghosn）表示，越南汽车行业平均人力成本大约只有中国的三分之一，具有生产优势。皇家帝斯曼集团首席执行官谢白曼（Feike Sijbesma）说，有些跨国企业已选择把生产车间从中国沿海转移到东南亚国家，这表明中国制造业的成本优势正逐渐减小，必须引起高度重视。
北汽集团董事长徐和谊认为，中国制造业由大变强面临的最大挑战，就是产业技术空心化问题。以中国汽车业为例，虽然近年来中国汽车制造业发展很快，成为世界第一制造大国，但在核心技术和产品上，我们是空白。整个制造业包括汽车行业，技术创新，核心技术的打造，都是挑战。
2011年9月，世界首辆3D打印机制造的汽车在加拿大温尼伯市问世。以3D打印机和智能机器人为代表的第三次工业革命正在对传统的制造业产生颠覆性的影响。“全球汽车工业的科技进步由量变到质变，汽车已经成为高新技术的载体。这给中国汽车工业追赶世界先进水平增大了难度。”徐和谊说。
波士顿咨询公司前首席执行官博克纳（Hans-Paul Bürkner）表示，中国企业应该使用更为节俭的发展模式——无论对人工成本还是资源消耗而言，中国的空间已不像过去那样富裕，发展方式应该开始转变。
中国制造企业可以凭借第三次工业革命，在一些领域实现对先进国家的弯道超越吗？在回答本刊记者的提问时，长期研究中国制造业的深圳合众咨询3A企管顾问董事长刘承元博士表示，任何一次技术上的超越或者革命都是一个量变到质变的过程，没有足够量的积累，靠大跃进式的产业投入无异于拔苗助长，不仅不能实现超越，反而会深受其害。面对第三次工业革命所带来的挑战，中国企业必须在产业装备和核心技术上下功夫，才能避免处于劣势。
推动制造业转型升级
第三次工业革命要求生产现场的工人的劳动向技能型和知识型提升。先进制造技术研发人才和知识型员工的缺乏，加之制约高端人才流动的诸多制度壁垒，成为中国制造业应对的主要挑战。第三次工业革命是技术的革命，核心在于人才的引进和培养。
皇家帝斯曼集团CEO谢白曼表示，随着制造业领域中越来越多的绿色、节能等高科技产品投入市场，中国众多制造企业把技术发展放到了发展的核心领域。“中国制造企业也应加大人才培养，将劳动力越来越多地从生产一线，延伸到整条供应链中，如管理、物流、营销等领域。”
德勤全球行业领导合伙人盖瑞·科尔曼（Gary Coleman）认为，我们对未来制造业评判的标准，主要就是人才，尤其是创新性的人才和管理人才。因为在这个新的制造业当中，具有全球性的创新性人才和管理人才，他们不仅能够提高在生产方面的效率，而且能够提高全球价值链的价值。
“制造业企业要成长，主要通过放大销售额和增大附加值两种开源的方式来实现。创新型人才是企业锻造竞争力的核心要素，对制造业来说，管理型人才和创新型人才都很重要，而且前者更加重要。比如说华为公司，其研发人员都很优秀，但如果没有一个强大的管理团队激发他们的创新欲望，再优秀的人也是没有用的。”刘承元说。
中国制造业普遍存在“重技术改造，轻管理升级”或“重技术引进，轻管理学习”的问题。过去30年，中国企业花大量资金引入设备和技术，对管理重要性认识不足，以至于用一流设备、超一流厂房，却只能生产出二流、三流的产品。
可喜的是，越来越多企业管理者认识到管理以及管理者培养的重要性。刘承元表示，制造业管理者的培养不同于一般商业人才的培养，商学院以及通常意义上的培训是培养不出合格人才的，因为他们需要面对一个多可变因子（人、机、料、法、环）的复杂系统，需要拥有更多方面的意识和能力。
他认为，培养制造管理人才需要从三方面入手：第一，通过教育养成正确的管理人格，即树立正确的管理信念，比如下属工作不好一定是管理者的责任；第二，系统学习各种科学有效管理方法；第三，通过长期训练累积发现问题和解决问题的意识和能力。在企业高层的主导下，积极推动精益改善活动，促进员工全面参与，可以极大缩短培养优秀人才的进程。
向关键价值点延伸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副总裁朱民9月13日在夏季达沃斯论坛上指出，出口放缓和资本流动日益频繁，正在对亚洲继续引领世界经济增长构成挑战。“提升亚洲经济的根本仍在于振兴制造业。”朱民说，“一方面要让制造业向产业链上游转移，实现制造业的可持续发展，另一方面要加快金融体系建设，为这一产业链提供良好的金融服务。”
在雷诺-日产CEO卡洛斯·戈恩看来，包括日韩在内的众多制造业强国，都是从生产低端制造业产品开始，最终进入高端产品领域的。中国拥有发展高端制造业所需要的劳动力、政策等方面的保障，向高端领域转型没有障碍，所需的只是渐进的时间。
刘承元认为，泛泛谈制造业向价值链上游发展有失偏颇。因为不能说价值链的上游就一定是高利润的。不同的行业，其关键价值链所处的位置不同，比如电脑制造的价值链上，上游拥有关键技术，能够向上游发展当然好；又比如汽车的价值链上，处于中游的发动机和处于下游的组装更关键；再比如，粮食生产的价值链上，上游的种植并不是最重要的，而下游的加工和销售更重要。
一般地说，制造业的竞争模式是，后来者（中国制造业）只能够从非关键价值链开始参与，然后以低成本优势不断壮大规模和影响力，倒逼先行者为了获得更多利润，不断放弃那些非关键价值链部分，后来者和先行者之间形成了既竞争又合作的竞合关系。在这个过程中，如果后来者能从战略高度持续投入研发，未来某一天就可以突破先行者赖以生存的技术壁垒，对先行者的关键价值链实现替代；或者持续放大规模和集聚能量，在机会来临的时候对拥有关键价值链的先行者实施兼并。可见，价值链延伸是一个循序渐进和搭桥过河的过程，不能急于求成。前者有华为示范，后者有富士康为标杆。（本文原载《世界经理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