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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我国经济市场化和市场开放化程度的提高，社会利益日趋多元，公民的维权意识、法治观念、民主诉求和平等竞争精神不断提升，自主性、群体性的政治参与行为逐渐增多。近年来，深圳市频频出现公民自发政治参与的新闻，引起了社会的广泛关注。该如何正确理解和看待这些行为和活动，成为了人们关心的话题。
案例一：在2003年1月中旬至5月初的深圳市各区人大代表换届选举中，涌现出了一批“自荐竞选者”——即享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的普通公民在选举过程中直接向选民自荐，主动采取各种方式与其他由组织推荐的正式候选人竞选。这些“自荐竞选者”采取张贴竞选海报、散发竞选传单、发表竞选演讲、接受媒介采访等各种形式参与了人大代表的角逐。此举引起了全国人大的高度重视，有些学者将选举中的有关动向概括为“深圳竞选”现象。
案例二：2005年4月25日，由13名联络员组成了深圳市第一个社区“人大代表工作站”。该工作站全天候开放，有联络员轮流值班，并设立了公告栏，公布了便于居民反映问题的电话、意见箱及电子邮件，主要工作是专门代理人大代表履行日常的社区民情调研，收集和反映社区民意、撰写议案等职能，并就住宅片区的一些公共事务与有关方面进行协调和沟通。
案例三：2005年5月24日，深圳市一市民李某以公民身份在《南方都市报》自费1万余元以广告形式刊登了《致深圳市第四届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的公开信》，希望通过广告的方式联系到新一届市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以便请他们向人大、政协转交有关政策建议。此举引起了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有媒介将此事件称为“广告参政”现象。
公民自发政治参与的内在动机
□近年来，深圳市频频出现公民自发政治参与的新闻，引起了社会的广泛关注。您是怎么看待这些事件的？
■这些事件纯属彼此孤立的个案，实际涉及的人数也十分有限，与目前我国许多引人关注的重大社会问题相比，其社会显示度不是很高。但与国内其他地区相比较，深圳市冒出了这些事件，却有着一定的象征意义，标志着我国市场经济相对发达地区，在经济发展的基础上，一些新兴的政治参与因素开始萌芽。
□您认为深圳市公民自发政治参与有哪些特点，它的发生有哪些原因？
■确实，随着我国经济市场化改革日益深入、市场开放程度逐步提高，社会的政治生态也发生了深刻变化。
深圳市公民自发的政治参与的主体市场依存度较高，利益来源受“单位体制”的束缚较小，因此政治表达上的自主性较强。
从深圳市自主性政治参与主体的职业身份分布情况来看，主要集中在公司职员、私营企业主、自由职业者、小区业主等非党政机关、非国有企事业单位的人士，且大多数属有一定经济实力的“中等收入”以上者。他们较少受到传统计划经济时代“单位体制”下利益分配机制的束缚，利益来源主要靠市场与社会，从而为他们在政治上自主表达诉求奠定了经济基础。这表明，在改革开放和市场经济发展中出现的新兴社会阶层，有其特定的参政需求和参政能力。
“每一个社会的经济关系首先是作为利益表现出来的。”近几年来，通过政治参与的方式以影响公共政策的制定及实施，开始成为各方利益主体为维护自身利益和权利的重要途径。从行为动机方面考察，深圳市公民的自主性政治参与也体现出此种行动逻辑的现实演绎。
从整体上考察，“深圳竞选”现象中以维权业主为主体的自荐竞选者的参选动机，具有明显的个人现实利益趋向，利益驱动及权利维护是其进行政治参与的根本性动因，但已包含了一定程度的公益性，而积极推动“人大代表工作站”的设立和公民自费万余元刊登广告寻求人大代表、政协委员提交有关公共政策的建议，更是开始超越狭隘的个人利益空间，具有较高的公益性成分。
对人大制度运作中的若干软肋的弥补
□我们发现，深圳市公民这些自发的政治参与行为都不约而同与我国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相关联，无论是竞选人大代表，还是倡导设立“人大代表工作站”，以及登广告寻求人大代表代其表达政治诉求，都紧紧围绕着人民代表大会制度而展开。这是否说明公民对我国人大制度认识上的一种提高？
■这象征诸多制度文本中的民主因素被人们逐渐发掘并激活，加之我国的政治环境逐步开放和宽松，从而使人民群众逐步解除了对政治参与的恐惧。
同时，这些事件又是对现行人大制度实际运作中若干软肋的挑战。“深圳竞选”挑战的是长期以来在基层人大代表选举中选民们较少有选择权，候选人之间缺乏竞争性的“确认式选举”运作惯例；选民发起创建的“人大代表工作站”，挑战的是现行人大代表在自己选区并无接访选民的办公机构和辅助性工作人员，实际上无法充分和及时代表自己选区选民利益的传统制度设计；选民因无法直接通过人大代表转达政治诉求，只能用广告方式来“刺激”人大代表，这挑战的是现行的人大代表实际上的业余化、兼职化、义务化的制度安排。因为，现在的人大代表个人一般没有时间、精力和经费来对民间提出的有关政策建议进行调查、核实、评估。
□随着我们民主政治的推进，公民政治参与的能力和水平得到了提升。网络技术的发展，自由的公共舆论平台的建立，使得公民政治参与的方式日趋多样化。请您谈谈对深圳市这些不同形式参与方式的评价。
■现阶段的政治实践中，深圳市自主性政治参与者的参与方式虽然在总体上还比较简陋，但已表现出相当的政治智慧和技巧，政治博弈能力正在逐步提高。“深圳竞选”现象中的一些自荐竞选者发动了小区居民或所属单位的选民成立了助选团队，竞选的策划性和组织性日渐显现。当自荐竞选者与选举机构发生争议时，诉诸法律开始成为公民与有关部门进行交涉和博弈的重要形式。通过与媒体和学界的互动来形成舆论压力也是重要的博弈手段，较为新鲜的“广告参政”方式由此应运而生。“人大代表工作站”最初由普通公民所发起，由于较好地发挥了群众自治的功能，在社区治理和协调各种利益关系方面发挥了作用，有效地成为联系选民与人大代表的桥梁、纽带，实际上成为人大代表的助手和秘书，从而赢得了公共权力系统的承认。
公民政治诉求的有效吸纳
□不久前，《广东省各级人民代表大会选举实施细则（修订草案）》提请审议，其中关于“代表候选人的自我宣传”规定与2003年的“竞选”有很多方面的相似，这是不是说明广东人大常委会有关部门有意将“竞选”吸收到了新的“选举细则”中呢？
■是的。我们通常将这种立法机关通过立法渠道来反映、汲取、协调和整合民意，以回应社会对制度性改革要求的方式称之为“立法吸纳”。在“深圳竞选”现象中，虽然自荐竞选者的数量较少，而且当选率极低，但他们挑战的却是我国选举制度长期运作的“潜规则”，对“确认型选举”或“安排式选举”等不成文惯例形成了现实冲击。
“选举委员会可以组织代表候选人与选民见面，回答选民的问题”等规定，为适度提升选举的竞争性、减少和防止“暗箱操作”提供了一定的制度空间，反映了当前地方人大欲通过适当放宽对选举提名和预选的限制，增加候选人之间的竞争性和提高选民的选择性，以利于将民众日益增长的参政诉求纳入到现行体制内来有序释放，同时也体现了我国为提高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能力而在制度建设方面的积极探索。
□那么南山区“人大代表工作站”的建立，对于公民政治诉求的表达和吸纳又发挥怎样的作用呢？
■南山区“人大代表工作站”的成立，就是居民基于维护自身权益和社区整体利益，与相关企业进行长期博弈，并与人大和政府等相关部门不断交涉的结果。
市场经济条件下公民的维权意识和法治观念不断提高、相对独立的政治人格逐渐成型、民众对政治人物及公共政策的独立思考和自主判断开始形成，这必将导致公民对自己政治权利的自觉维护和对公共事务的广泛参与。“人大代表工作站”的主要工作职责也体现出居民对社区自治的内在要求。
“人大代表工作站”的设立，在一定程度上为人大代表集体活动，深入实践了解社情和沟通民意提供了一个平台，也有助于提升人大议案、建议的质量，对减少“零议案代表”、“哑巴代表”、“挂名代表”等都有着积极的意义。因此，我国公共权力系统可以有条件地将某些公民自主性政治参与机构纳入到现行体制下进行规范管理，以促使国家与社会合作与互动的、多方利益主体共同参与的公共治理体系的形成和有效运行。
□与以往的通过来信来访、联系代表等传统利益表达方式相比，“广告参政”这种试图影响公共政策的做法，有关部门又该如何应对呢？
■公民“广告参政”现象的出现，一方面凸显了现行人大代表制度有待进一步完善，但从人大会议的程序性和严肃性而言，以个人名义所提的建议没有被人大作为正式议案，也在情理之中。而在应对此类公民个人的政治表达或政治接触现象时，“行政吸纳”也可以是十分有效的民意整合方式。政府有义务通过座谈会、论证会、听证会、书面征求意见、公民旁听、网上讨论、直接接待等多种形式，积极吸纳民众进入公共政策的制定、执行和监督过程，在广泛、充分吸纳和整合民意的基础上，不断提高民主执政的能力。
（黄卫平： 深圳大学管理学院院长，中国经济特区研究中心副主任，当代中国政治研究所所长，教授，现致力于当代中国政治改革的研究。）
案例一：在2003年1月中旬至5月初的深圳市各区人大代表换届选举中，涌现出了一批“自荐竞选者”——即享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的普通公民在选举过程中直接向选民自荐，主动采取各种方式与其他由组织推荐的正式候选人竞选。这些“自荐竞选者”采取张贴竞选海报、散发竞选传单、发表竞选演讲、接受媒介采访等各种形式参与了人大代表的角逐。此举引起了全国人大的高度重视，有些学者将选举中的有关动向概括为“深圳竞选”现象。
案例二：2005年4月25日，由13名联络员组成了深圳市第一个社区“人大代表工作站”。该工作站全天候开放，有联络员轮流值班，并设立了公告栏，公布了便于居民反映问题的电话、意见箱及电子邮件，主要工作是专门代理人大代表履行日常的社区民情调研，收集和反映社区民意、撰写议案等职能，并就住宅片区的一些公共事务与有关方面进行协调和沟通。
案例三：2005年5月24日，深圳市一市民李某以公民身份在《南方都市报》自费1万余元以广告形式刊登了《致深圳市第四届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的公开信》，希望通过广告的方式联系到新一届市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以便请他们向人大、政协转交有关政策建议。此举引起了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有媒介将此事件称为“广告参政”现象。
公民自发政治参与的内在动机
□近年来，深圳市频频出现公民自发政治参与的新闻，引起了社会的广泛关注。您是怎么看待这些事件的？
■这些事件纯属彼此孤立的个案，实际涉及的人数也十分有限，与目前我国许多引人关注的重大社会问题相比，其社会显示度不是很高。但与国内其他地区相比较，深圳市冒出了这些事件，却有着一定的象征意义，标志着我国市场经济相对发达地区，在经济发展的基础上，一些新兴的政治参与因素开始萌芽。
□您认为深圳市公民自发政治参与有哪些特点，它的发生有哪些原因？
■确实，随着我国经济市场化改革日益深入、市场开放程度逐步提高，社会的政治生态也发生了深刻变化。
深圳市公民自发的政治参与的主体市场依存度较高，利益来源受“单位体制”的束缚较小，因此政治表达上的自主性较强。
从深圳市自主性政治参与主体的职业身份分布情况来看，主要集中在公司职员、私营企业主、自由职业者、小区业主等非党政机关、非国有企事业单位的人士，且大多数属有一定经济实力的“中等收入”以上者。他们较少受到传统计划经济时代“单位体制”下利益分配机制的束缚，利益来源主要靠市场与社会，从而为他们在政治上自主表达诉求奠定了经济基础。这表明，在改革开放和市场经济发展中出现的新兴社会阶层，有其特定的参政需求和参政能力。
“每一个社会的经济关系首先是作为利益表现出来的。”近几年来，通过政治参与的方式以影响公共政策的制定及实施，开始成为各方利益主体为维护自身利益和权利的重要途径。从行为动机方面考察，深圳市公民的自主性政治参与也体现出此种行动逻辑的现实演绎。
从整体上考察，“深圳竞选”现象中以维权业主为主体的自荐竞选者的参选动机，具有明显的个人现实利益趋向，利益驱动及权利维护是其进行政治参与的根本性动因，但已包含了一定程度的公益性，而积极推动“人大代表工作站”的设立和公民自费万余元刊登广告寻求人大代表、政协委员提交有关公共政策的建议，更是开始超越狭隘的个人利益空间，具有较高的公益性成分。
对人大制度运作中的若干软肋的弥补
□我们发现，深圳市公民这些自发的政治参与行为都不约而同与我国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相关联，无论是竞选人大代表，还是倡导设立“人大代表工作站”，以及登广告寻求人大代表代其表达政治诉求，都紧紧围绕着人民代表大会制度而展开。这是否说明公民对我国人大制度认识上的一种提高？
■这象征诸多制度文本中的民主因素被人们逐渐发掘并激活，加之我国的政治环境逐步开放和宽松，从而使人民群众逐步解除了对政治参与的恐惧。
同时，这些事件又是对现行人大制度实际运作中若干软肋的挑战。“深圳竞选”挑战的是长期以来在基层人大代表选举中选民们较少有选择权，候选人之间缺乏竞争性的“确认式选举”运作惯例；选民发起创建的“人大代表工作站”，挑战的是现行人大代表在自己选区并无接访选民的办公机构和辅助性工作人员，实际上无法充分和及时代表自己选区选民利益的传统制度设计；选民因无法直接通过人大代表转达政治诉求，只能用广告方式来“刺激”人大代表，这挑战的是现行的人大代表实际上的业余化、兼职化、义务化的制度安排。因为，现在的人大代表个人一般没有时间、精力和经费来对民间提出的有关政策建议进行调查、核实、评估。
□随着我们民主政治的推进，公民政治参与的能力和水平得到了提升。网络技术的发展，自由的公共舆论平台的建立，使得公民政治参与的方式日趋多样化。请您谈谈对深圳市这些不同形式参与方式的评价。
■现阶段的政治实践中，深圳市自主性政治参与者的参与方式虽然在总体上还比较简陋，但已表现出相当的政治智慧和技巧，政治博弈能力正在逐步提高。“深圳竞选”现象中的一些自荐竞选者发动了小区居民或所属单位的选民成立了助选团队，竞选的策划性和组织性日渐显现。当自荐竞选者与选举机构发生争议时，诉诸法律开始成为公民与有关部门进行交涉和博弈的重要形式。通过与媒体和学界的互动来形成舆论压力也是重要的博弈手段，较为新鲜的“广告参政”方式由此应运而生。“人大代表工作站”最初由普通公民所发起，由于较好地发挥了群众自治的功能，在社区治理和协调各种利益关系方面发挥了作用，有效地成为联系选民与人大代表的桥梁、纽带，实际上成为人大代表的助手和秘书，从而赢得了公共权力系统的承认。
公民政治诉求的有效吸纳
□不久前，《广东省各级人民代表大会选举实施细则（修订草案）》提请审议，其中关于“代表候选人的自我宣传”规定与2003年的“竞选”有很多方面的相似，这是不是说明广东人大常委会有关部门有意将“竞选”吸收到了新的“选举细则”中呢？
■是的。我们通常将这种立法机关通过立法渠道来反映、汲取、协调和整合民意，以回应社会对制度性改革要求的方式称之为“立法吸纳”。在“深圳竞选”现象中，虽然自荐竞选者的数量较少，而且当选率极低，但他们挑战的却是我国选举制度长期运作的“潜规则”，对“确认型选举”或“安排式选举”等不成文惯例形成了现实冲击。
“选举委员会可以组织代表候选人与选民见面，回答选民的问题”等规定，为适度提升选举的竞争性、减少和防止“暗箱操作”提供了一定的制度空间，反映了当前地方人大欲通过适当放宽对选举提名和预选的限制，增加候选人之间的竞争性和提高选民的选择性，以利于将民众日益增长的参政诉求纳入到现行体制内来有序释放，同时也体现了我国为提高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能力而在制度建设方面的积极探索。
□那么南山区“人大代表工作站”的建立，对于公民政治诉求的表达和吸纳又发挥怎样的作用呢？
■南山区“人大代表工作站”的成立，就是居民基于维护自身权益和社区整体利益，与相关企业进行长期博弈，并与人大和政府等相关部门不断交涉的结果。
市场经济条件下公民的维权意识和法治观念不断提高、相对独立的政治人格逐渐成型、民众对政治人物及公共政策的独立思考和自主判断开始形成，这必将导致公民对自己政治权利的自觉维护和对公共事务的广泛参与。“人大代表工作站”的主要工作职责也体现出居民对社区自治的内在要求。
“人大代表工作站”的设立，在一定程度上为人大代表集体活动，深入实践了解社情和沟通民意提供了一个平台，也有助于提升人大议案、建议的质量，对减少“零议案代表”、“哑巴代表”、“挂名代表”等都有着积极的意义。因此，我国公共权力系统可以有条件地将某些公民自主性政治参与机构纳入到现行体制下进行规范管理，以促使国家与社会合作与互动的、多方利益主体共同参与的公共治理体系的形成和有效运行。
□与以往的通过来信来访、联系代表等传统利益表达方式相比，“广告参政”这种试图影响公共政策的做法，有关部门又该如何应对呢？
■公民“广告参政”现象的出现，一方面凸显了现行人大代表制度有待进一步完善，但从人大会议的程序性和严肃性而言，以个人名义所提的建议没有被人大作为正式议案，也在情理之中。而在应对此类公民个人的政治表达或政治接触现象时，“行政吸纳”也可以是十分有效的民意整合方式。政府有义务通过座谈会、论证会、听证会、书面征求意见、公民旁听、网上讨论、直接接待等多种形式，积极吸纳民众进入公共政策的制定、执行和监督过程，在广泛、充分吸纳和整合民意的基础上，不断提高民主执政的能力。
（黄卫平： 深圳大学管理学院院长，中国经济特区研究中心副主任，当代中国政治研究所所长，教授，现致力于当代中国政治改革的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