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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百多年前，梁启超经历戊戌变法的政治挫折，透过义和团运动和八国联军侵华的时代迷雾，潜心投入了学术研究。1901年梁启超发表了《中国史叙论》，1902年又发表了《新史学》。这两篇宏文标志着近代中国史学革命的起步。新史学痛批以二十四史为代表的传统史学仅为历代帝王的“二十四姓家谱”，主张史学要面向社会、面向民众，写出真正的“民史”。梁启超为自己所主张的新史学作出定义：“历史者，叙述进化之现象”，而所谓进化，则是“往而不返者也，进化无极者也”。可见梁启超是以刚刚传入中国的进化论作为史学研究之理论的。
经过严复翻译推介的赫胥黎《天演论》，向国人展示了人类社会弱肉强食、优胜劣汰的种族竞争的残酷景象。按理说，讲求温良恭俭让的中国传统文化对于这样的论调是难以接受的，可是时值中国饱受屈辱，甚至面临亡国灭种的威胁，凡是比较新潮的中国人都能够接受严复版的天演论。“物竞”、“天演”、“天择”、“淘汰”等术语成了众多进步人士的口头禅，进化论俨然成了当时的“政治正确”。有了进化论这一理论武器，中国史学界遂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梁启超新史学的第一大进步，是从传统史学的重天命转变为重人事;从重帝王将相个人作用转变为重社会人群的作用。而后，中国史学界逐步接受历史唯物主义的指导，加强了对于影响人类社会发展的自然地理环境、人文社会制度的关注，这是对梁启超新史学的重要发展。
梁启超新史学的第二大进步，是以进化论为指导，寻找“历史之真相”。他认为历史发展是有规律可循的，也就是“如一螺线”。若要写出“良史”，须以“历史哲学”即“公理公例”为指导。康有为提出过历史发展的“据乱、升平、太平”三世之说，梁启超的历史进化论，仍在此框架之内。后来中国史学界拓展了梁启超的观点，引入了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发展观，特别是关于五种社会形态更迭递进的理论。这也是对梁启超进化史观的继承和发展。
近代以来中国史学发展的走向证明，梁启超的新史学难免不足之处。譬如，对于“历史哲学”的尊崇，对于历史发展规律的重视，应该是个不错的主张，可是如果僵化地理解规律性，以所谓的规律去套裁丰富多彩的历史事实，则难免削足适履之嫌。又譬如，对于历史事件、历史人物的评价，不能只用阶级性和“历史进步”一种标尺。作为人类社会不可或缺的道德、良知，也是应当大加发掘和书写的历史事实。梁启超批评传统史学的“春秋笔法”，却又强调史学为政治服务的功能。在那些特殊年代的“影射史学”，打着为政治服务的旗号，不惜歪曲史实。曾经过度热炒的“中国奴隶社会封建社会分期”“中国农民战争史”和“中国资本主义萌芽”等问题的研究，以今天史学界更为开阔的视野来审视，却有不少偏颇之处。这难道不就是梁启超新史学的异化吗？
历史研究应该在前人的基础上不断进步。我以为，当下尤其需要坚持历史唯物主义的立场，要发扬梁启超新史学的创新精神，同时对于中国传统史学中好的东西也要善于吸收，积极传承。 传统文化推崇“立德、立功、立言”三不朽，当下的历史叙事就要关注在道德文明、业绩成就以及著述建言方面的成果。史学文本的撰写也取决于史学工作者的价值取向和对史实的“审美情趣”，所以从历史中发现可以激励人类向着美和善的境界前行的动力，便是史学的现实意义。以这样的价值观看历史，就可以尽可能突显历史的多元性和丰富性。以近代史为例，除了革命运动、革命战争、反抗外敌入侵的研究主线，社会转型、市场发展、教育文化等等题材都是不可轻忽的。本来常被忽略的内容，如果用新的理念去对待，就会抱持更加宽容的态度。
最近习近平总书记在党史学习教育动员大会上，对学习历史作出了全面的指导，“学史明理、学史增信、学史崇德、学史力行”，这就要求我们更加准确、更加完整地了解历史事实，涉及重大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更要把握主流和大方向。對于中国人民实现两个一百年的伟大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使命而言，历史是智慧的宝库，是力量的源泉！值此历史学科凸显其价值的时刻，我们回顾百年之前梁启超的新史学，也是可以获得许多启迪的。
经过严复翻译推介的赫胥黎《天演论》，向国人展示了人类社会弱肉强食、优胜劣汰的种族竞争的残酷景象。按理说，讲求温良恭俭让的中国传统文化对于这样的论调是难以接受的，可是时值中国饱受屈辱，甚至面临亡国灭种的威胁，凡是比较新潮的中国人都能够接受严复版的天演论。“物竞”、“天演”、“天择”、“淘汰”等术语成了众多进步人士的口头禅，进化论俨然成了当时的“政治正确”。有了进化论这一理论武器，中国史学界遂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梁启超新史学的第一大进步，是从传统史学的重天命转变为重人事;从重帝王将相个人作用转变为重社会人群的作用。而后，中国史学界逐步接受历史唯物主义的指导，加强了对于影响人类社会发展的自然地理环境、人文社会制度的关注，这是对梁启超新史学的重要发展。
梁启超新史学的第二大进步，是以进化论为指导，寻找“历史之真相”。他认为历史发展是有规律可循的，也就是“如一螺线”。若要写出“良史”，须以“历史哲学”即“公理公例”为指导。康有为提出过历史发展的“据乱、升平、太平”三世之说，梁启超的历史进化论，仍在此框架之内。后来中国史学界拓展了梁启超的观点，引入了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发展观，特别是关于五种社会形态更迭递进的理论。这也是对梁启超进化史观的继承和发展。
近代以来中国史学发展的走向证明，梁启超的新史学难免不足之处。譬如，对于“历史哲学”的尊崇，对于历史发展规律的重视，应该是个不错的主张，可是如果僵化地理解规律性，以所谓的规律去套裁丰富多彩的历史事实，则难免削足适履之嫌。又譬如，对于历史事件、历史人物的评价，不能只用阶级性和“历史进步”一种标尺。作为人类社会不可或缺的道德、良知，也是应当大加发掘和书写的历史事实。梁启超批评传统史学的“春秋笔法”，却又强调史学为政治服务的功能。在那些特殊年代的“影射史学”，打着为政治服务的旗号，不惜歪曲史实。曾经过度热炒的“中国奴隶社会封建社会分期”“中国农民战争史”和“中国资本主义萌芽”等问题的研究，以今天史学界更为开阔的视野来审视，却有不少偏颇之处。这难道不就是梁启超新史学的异化吗？
历史研究应该在前人的基础上不断进步。我以为，当下尤其需要坚持历史唯物主义的立场，要发扬梁启超新史学的创新精神，同时对于中国传统史学中好的东西也要善于吸收，积极传承。 传统文化推崇“立德、立功、立言”三不朽，当下的历史叙事就要关注在道德文明、业绩成就以及著述建言方面的成果。史学文本的撰写也取决于史学工作者的价值取向和对史实的“审美情趣”，所以从历史中发现可以激励人类向着美和善的境界前行的动力，便是史学的现实意义。以这样的价值观看历史，就可以尽可能突显历史的多元性和丰富性。以近代史为例，除了革命运动、革命战争、反抗外敌入侵的研究主线，社会转型、市场发展、教育文化等等题材都是不可轻忽的。本来常被忽略的内容，如果用新的理念去对待，就会抱持更加宽容的态度。
最近习近平总书记在党史学习教育动员大会上，对学习历史作出了全面的指导，“学史明理、学史增信、学史崇德、学史力行”，这就要求我们更加准确、更加完整地了解历史事实，涉及重大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更要把握主流和大方向。對于中国人民实现两个一百年的伟大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使命而言，历史是智慧的宝库，是力量的源泉！值此历史学科凸显其价值的时刻，我们回顾百年之前梁启超的新史学，也是可以获得许多启迪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