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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佛千先生（在台湾人皆称佛老而不名）生于1908年，原籍安徽庐江。他的一生充满传奇，能文能武，文则是知名老报人、名教授学者，更以制联高手著称，被誉为“当代联圣”，确是实至名归。而佛老从武，亦有声有色，官拜国民党少将，先后受知于名将胡宗南、孙立人、黄杰等人，委以重任，实属不易，见识阅历既深且广，可说少有人可及其右者。尤有甚者，佛老一生以“遍交天下美人名士江湖侠子”为志，加以自己个性达观、幽默、风趣、诙谐与渊博的学识、与人为善的处事之道，令人有如沐春风之感，至今仍为人津津乐道，可以说是一位绝顶聪明又知所进退的难得智者。若论台湾文化界的顶级人物，佛老是当之无愧。
早年追随胡宗南与孙立人
佛老出身书香门第，其父为清末湖南公费生，留学日本早稻田大学研习化学。佛老自幼启蒙于私塾教育，打下扎实的国学根底。16岁进南京新式学堂江苏第一中学，后入上海中国公学。因向往革命，未毕业就投笔从戎，考进南京中央军校政治研究班。1933年佛老以国民革命军少校官阶，意气风发地到了故都北平，创办《老实话》旬刊，这是一份要为抗日作精神准备的军中刊物，同时还受命做好各界公关，从新闻界到学界以及旧官僚与旧军人，三教九流都是其打交道的对象。其中最称莫逆的是中央军第二师师长黄杰，两人成为终身的知己。
1936年，华北局势已日益紧张，中央军各单位都奉命南遷。佛老只有结束了已办得红火的《老实话》旬刊，转进上海续办《十日杂志》。等到1937年抗战军兴，蒋介石委员长为了鼓舞军民士气，下令在石家庄与苏州各办一份《阵中日报》，以宣传抗日。佛老即受命负责办理苏州《阵中日报》，于当年“九一八”正式出刊。唯不及两月，淞沪抗战失利，佛老乃随政府西迁，历经武汉、桂林等地，最后来到重庆。在黄杰将军的引荐下，1940年佛老赴西安，担任胡宗南34集团军西安办事处上校处长，专为胡宗南接待各方人士与对外联络事务。其间还曾奉命与共产党打交道，见过周恩来与林彪，并与周有过长谈。周临别前，还殷殷向佛老致意，表示后会有期。
抗战胜利后，佛老离开胡宗南部，返回重庆、南京续任军职。也是在黄杰的介绍下，佛老与孙立人将军在北平时期即已相识，于是在孙立人的力邀下，佛老于1947年来到台湾，参与孙立人主持的新军训练工作，出任陆军训练司令部新闻处少将处长，兼办《精忠报》。1949年国民党迁台，蒋氏父子决定改组部队，由蒋经国担任首届“国防部总政治部主任”，佛老自知自己非属蒋经国系统，去职是迟早的事，故决定激流勇退，离开孙部，成为一介平民。后在孙立人的推荐下，佛老曾短期担任当时台湾省政府主席吴国桢的机要秘书。
不久，先是吴国桢出走美国，公开反对蒋氏父子，接着又发生“孙立人案”，佛老看在眼里，痛在心里。在当年肃杀的政治氛围中，实在无能为力，也是爱莫能助。直到1988年元月，蒋经国过世后，孙立人才得到平反，佛老此时才敢为老长官说几句公道话，于1990年代撰就《孙立人案说从头》，将此案的前因后果作了详尽的分析，并非仅仅辩冤白谤而已。
1962年黄杰出任台湾省政府主席，特别请佛老襄助文书机要工作。经其润饰的文稿，得到黄杰的大力激赏与褒奖。黄杰卸任后，佛老也脱离了公职的束缚，在多所大学任教，成为台湾文化界的闻人。许多人评价佛老的文章好，是好在有戏感，文字生动鲜活。佛老也有心将自己写的文章入戏，乐于也勇于求新、尝鲜。90岁那年（1998），还规划要到西安拍摄纪录片，现身说法重现当年追随胡宗南的难忘岁月。
晚年的佛老，以写作诗文和制联自娱娱人。其中又以“嵌名联”（即将受赠者的名字嵌入联中，饶有趣味），备受各界瞩目看重。他曾作不下数千幅赠送各界人士，得到大家一致的肯定与好评，佛老平生交友满天下的志愿，得以发挥得淋漓尽致。以下特别节录几首佛老所作赠送社会名流的“嵌名联”，以与读者分享：
赠名作家余秋雨联：
秋水襟怀一尘不染；
雨窗灵感万字如流。
赠名武侠小说作家梁羽生联：
羽客传奇，万纸入胜；
生公说法，千石通灵。
为笔者夫妇（内人名树芬）作“嵌名联”：
树德务滋，传芬泳泽；
建言是宝，幹国克家。
佛老一直很讲究个人专属书房，将之命名为“九万里堂”，以示主人的胸襟气度，传承了中国传统读书人的风格，令人心神向往之。临老境，更爱静夜披览群书，从“犹许少年重现梦，买浆纵博入邯郸”的豪情，转化为“百诵苏辛意气谐，堂堂巨笔写高怀”，正是他人生际遇和心境转折的写照。
佛老是我们家的大恩人
谈到佛老与笔者家的关系，真的是既深且厚，是我们家的大恩人。这个缘分要从先父吴逢祥说起。我们家祖籍苏州，先祖父本来担任运河漕运官员，家境尚称优裕。但废除漕运后，先祖父中年失业，家境中落。加上父亲10岁时，先祖母又因病去世，迫不得已，父亲只能到苏州一家印刷厂担任学徒。后来抗战爆发，佛老到苏州办《阵中日报》，每日均需与印刷厂配合校稿，可是佛老是安徽人，不谙吴语，与印刷厂工人沟通感到格外吃力费时。正在为此事愁烦之际，看到父亲这位十分机灵、又口齿清晰的小学徒，就请父亲帮忙做双方的口头传译。父亲一口答应，而且很负责地每天做好这份重要的工作，给佛老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与高度的喜爱。两个月后，当佛老要撤退前往后方的时候，就决定携带年龄不过13岁的父亲同行，保证让父亲到后方继续学业。
那时佛老还是单身，带着父亲进进出出，许多人都以为他们是两父子。父亲个性仔细，经常主动观察学习佛老待人接物与言谈举止的态度，对自己的成长有很大的帮助。之后到了重庆，佛老因已应胡宗南将军的邀请，即将前往西安任职，鉴于西安各项条件不及重庆，乃安排父亲进入“三民主义青年团”找了份兼职，以维持生活，同时进入中学就学，以完成学业。 就这样佛老与父亲暂时分别，等到抗战胜利后，父亲已念完师范学校的学业，并与母亲结婚成家，佛老则已到了南京，在新成立的国防部任职。父亲从报上看到佛老的消息，喜出望外，两人又再取得联系。佛老就要父亲到南京，跟随他到台湾参加孙立人将军的新兵训练工作。直到1950年，佛老离开孙部，父亲仍继续留在“陆军总部政治部”，得到蒋坚忍的赏识，得以开创了自己后来的事业发展。
所以，佛老在父亲13岁时携帶父亲离开苏州，到重庆求学；又在父亲24岁时再度携父亲、母亲来到台湾。这两次人生重要的转折，佛老都是扮演关键的角色，改变了父亲与我们一家人的命运，他真的是我们家的大恩人。
等到我们兄弟与妹妹长大成人以后，才明白佛老对父亲的恩重如山，我们都称呼佛老为“张爷爷”，以表达我们对他的尊敬。他也视我们如自己的晚辈，爱护有加。我因对历史格外有兴趣，经常主动找张爷爷品评当代人物。记得有次我好奇地问他：“您追随过胡宗南与孙立人两位现代名将，请您客观评价他们两位的优点与缺点。”张爷爷略加思考，平静地回答了我的问题：“两人共同的优点就是会带兵，士兵对他们都是心服口服。至于缺点，胡的问题就是身段太过虚矫，不能真诚待人。而孙则是太真实自然，毫无任何掩饰，都算是他们失败的地方。”短短数语，臧否两大名将，却说尽人生许多大道理，真的应了“听君一席话，胜读十年书”的古谚。
2003年11月，苏州市政府聘请我出任一所新成立高教院校的名誉校长。这是大陆公立学校首次聘任台湾学者担任校务行政工作，我特别写信禀告张爷爷这个好消息，不久就收到他的回信：
“建国：您父以报馆印刷厂学徒离开苏州，而您今天以大学校长回乡，亦佳话也，可以告慰先灵矣。您尚念旧，不忘我老，谢谢。”
看了信，我的眼泪立刻夺眶而出，一方面想到父亲，他不能活着看到这一天的到来，分享这一份喜悦，是我为人子的大不孝。一方面，我要激动地大声告诉张爷爷，您对我们家的大恩大德，我们全家没齿难忘，您何须谢我，反而是我们要感谢您，永远地感谢您。
只是身体一向相当硬朗的张爷爷，竟在2004年7月26日遽归道山，高寿97，留给我们晚辈与世人许多永难忘怀的事迹，见证了他活得精彩的那个时代与一生。
（作者为台湾高雄科技大学原校长）
责任编辑 周峥嵘
早年追随胡宗南与孙立人
佛老出身书香门第，其父为清末湖南公费生，留学日本早稻田大学研习化学。佛老自幼启蒙于私塾教育，打下扎实的国学根底。16岁进南京新式学堂江苏第一中学，后入上海中国公学。因向往革命，未毕业就投笔从戎，考进南京中央军校政治研究班。1933年佛老以国民革命军少校官阶，意气风发地到了故都北平，创办《老实话》旬刊，这是一份要为抗日作精神准备的军中刊物，同时还受命做好各界公关，从新闻界到学界以及旧官僚与旧军人，三教九流都是其打交道的对象。其中最称莫逆的是中央军第二师师长黄杰，两人成为终身的知己。
1936年，华北局势已日益紧张，中央军各单位都奉命南遷。佛老只有结束了已办得红火的《老实话》旬刊，转进上海续办《十日杂志》。等到1937年抗战军兴，蒋介石委员长为了鼓舞军民士气，下令在石家庄与苏州各办一份《阵中日报》，以宣传抗日。佛老即受命负责办理苏州《阵中日报》，于当年“九一八”正式出刊。唯不及两月，淞沪抗战失利，佛老乃随政府西迁，历经武汉、桂林等地，最后来到重庆。在黄杰将军的引荐下，1940年佛老赴西安，担任胡宗南34集团军西安办事处上校处长，专为胡宗南接待各方人士与对外联络事务。其间还曾奉命与共产党打交道，见过周恩来与林彪，并与周有过长谈。周临别前，还殷殷向佛老致意，表示后会有期。
抗战胜利后，佛老离开胡宗南部，返回重庆、南京续任军职。也是在黄杰的介绍下，佛老与孙立人将军在北平时期即已相识，于是在孙立人的力邀下，佛老于1947年来到台湾，参与孙立人主持的新军训练工作，出任陆军训练司令部新闻处少将处长，兼办《精忠报》。1949年国民党迁台，蒋氏父子决定改组部队，由蒋经国担任首届“国防部总政治部主任”，佛老自知自己非属蒋经国系统，去职是迟早的事，故决定激流勇退，离开孙部，成为一介平民。后在孙立人的推荐下，佛老曾短期担任当时台湾省政府主席吴国桢的机要秘书。
不久，先是吴国桢出走美国，公开反对蒋氏父子，接着又发生“孙立人案”，佛老看在眼里，痛在心里。在当年肃杀的政治氛围中，实在无能为力，也是爱莫能助。直到1988年元月，蒋经国过世后，孙立人才得到平反，佛老此时才敢为老长官说几句公道话，于1990年代撰就《孙立人案说从头》，将此案的前因后果作了详尽的分析，并非仅仅辩冤白谤而已。
1962年黄杰出任台湾省政府主席，特别请佛老襄助文书机要工作。经其润饰的文稿，得到黄杰的大力激赏与褒奖。黄杰卸任后，佛老也脱离了公职的束缚，在多所大学任教，成为台湾文化界的闻人。许多人评价佛老的文章好，是好在有戏感，文字生动鲜活。佛老也有心将自己写的文章入戏，乐于也勇于求新、尝鲜。90岁那年（1998），还规划要到西安拍摄纪录片，现身说法重现当年追随胡宗南的难忘岁月。
晚年的佛老，以写作诗文和制联自娱娱人。其中又以“嵌名联”（即将受赠者的名字嵌入联中，饶有趣味），备受各界瞩目看重。他曾作不下数千幅赠送各界人士，得到大家一致的肯定与好评，佛老平生交友满天下的志愿，得以发挥得淋漓尽致。以下特别节录几首佛老所作赠送社会名流的“嵌名联”，以与读者分享：
赠名作家余秋雨联：
秋水襟怀一尘不染；
雨窗灵感万字如流。
赠名武侠小说作家梁羽生联：
羽客传奇，万纸入胜；
生公说法，千石通灵。
为笔者夫妇（内人名树芬）作“嵌名联”：
树德务滋，传芬泳泽；
建言是宝，幹国克家。
佛老一直很讲究个人专属书房，将之命名为“九万里堂”，以示主人的胸襟气度，传承了中国传统读书人的风格，令人心神向往之。临老境，更爱静夜披览群书，从“犹许少年重现梦，买浆纵博入邯郸”的豪情，转化为“百诵苏辛意气谐，堂堂巨笔写高怀”，正是他人生际遇和心境转折的写照。
佛老是我们家的大恩人
谈到佛老与笔者家的关系，真的是既深且厚，是我们家的大恩人。这个缘分要从先父吴逢祥说起。我们家祖籍苏州，先祖父本来担任运河漕运官员，家境尚称优裕。但废除漕运后，先祖父中年失业，家境中落。加上父亲10岁时，先祖母又因病去世，迫不得已，父亲只能到苏州一家印刷厂担任学徒。后来抗战爆发，佛老到苏州办《阵中日报》，每日均需与印刷厂配合校稿，可是佛老是安徽人，不谙吴语，与印刷厂工人沟通感到格外吃力费时。正在为此事愁烦之际，看到父亲这位十分机灵、又口齿清晰的小学徒，就请父亲帮忙做双方的口头传译。父亲一口答应，而且很负责地每天做好这份重要的工作，给佛老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与高度的喜爱。两个月后，当佛老要撤退前往后方的时候，就决定携带年龄不过13岁的父亲同行，保证让父亲到后方继续学业。
那时佛老还是单身，带着父亲进进出出，许多人都以为他们是两父子。父亲个性仔细，经常主动观察学习佛老待人接物与言谈举止的态度，对自己的成长有很大的帮助。之后到了重庆，佛老因已应胡宗南将军的邀请，即将前往西安任职，鉴于西安各项条件不及重庆，乃安排父亲进入“三民主义青年团”找了份兼职，以维持生活，同时进入中学就学，以完成学业。 就这样佛老与父亲暂时分别，等到抗战胜利后，父亲已念完师范学校的学业，并与母亲结婚成家，佛老则已到了南京，在新成立的国防部任职。父亲从报上看到佛老的消息，喜出望外，两人又再取得联系。佛老就要父亲到南京，跟随他到台湾参加孙立人将军的新兵训练工作。直到1950年，佛老离开孙部，父亲仍继续留在“陆军总部政治部”，得到蒋坚忍的赏识，得以开创了自己后来的事业发展。
所以，佛老在父亲13岁时携帶父亲离开苏州，到重庆求学；又在父亲24岁时再度携父亲、母亲来到台湾。这两次人生重要的转折，佛老都是扮演关键的角色，改变了父亲与我们一家人的命运，他真的是我们家的大恩人。
等到我们兄弟与妹妹长大成人以后，才明白佛老对父亲的恩重如山，我们都称呼佛老为“张爷爷”，以表达我们对他的尊敬。他也视我们如自己的晚辈，爱护有加。我因对历史格外有兴趣，经常主动找张爷爷品评当代人物。记得有次我好奇地问他：“您追随过胡宗南与孙立人两位现代名将，请您客观评价他们两位的优点与缺点。”张爷爷略加思考，平静地回答了我的问题：“两人共同的优点就是会带兵，士兵对他们都是心服口服。至于缺点，胡的问题就是身段太过虚矫，不能真诚待人。而孙则是太真实自然，毫无任何掩饰，都算是他们失败的地方。”短短数语，臧否两大名将，却说尽人生许多大道理，真的应了“听君一席话，胜读十年书”的古谚。
2003年11月，苏州市政府聘请我出任一所新成立高教院校的名誉校长。这是大陆公立学校首次聘任台湾学者担任校务行政工作，我特别写信禀告张爷爷这个好消息，不久就收到他的回信：
“建国：您父以报馆印刷厂学徒离开苏州，而您今天以大学校长回乡，亦佳话也，可以告慰先灵矣。您尚念旧，不忘我老，谢谢。”
看了信，我的眼泪立刻夺眶而出，一方面想到父亲，他不能活着看到这一天的到来，分享这一份喜悦，是我为人子的大不孝。一方面，我要激动地大声告诉张爷爷，您对我们家的大恩大德，我们全家没齿难忘，您何须谢我，反而是我们要感谢您，永远地感谢您。
只是身体一向相当硬朗的张爷爷，竟在2004年7月26日遽归道山，高寿97，留给我们晚辈与世人许多永难忘怀的事迹，见证了他活得精彩的那个时代与一生。
（作者为台湾高雄科技大学原校长）
责任编辑 周峥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