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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叫“安元鼎”的脓疮爆裂了。北京警方以涉嫌“非法拘禁”和“非法经营”罪拘捕了安元鼎(全称“北京安元鼎安全防范技术服务有限公司”)的头领。安元鼎在各地方政府和其他权力机关手上承接拘禁和押送上访人员“业务”。这是一个已经为害多时的群体性和系统性犯罪。
显然,无论从法律的角度,还是政治的角度,安元鼎的“东家”,都是应该同时予以惩治的首恶。当然,这不是北京警方所能办到的事,这是整个法律和政治系统的任务。而法律是对这个业已真相大白的大面积公权犯罪予以追究,还是集体放纵或赦免,这正是所有热爱这个国家和人民的人们深感忧心的问题。
安元鼎事件说明,公民为公权力所雇用或者跟公权力合谋犯法,将居于首当其冲的危险地位。关键时候,公权力可以干净脱身,被拘捕,上法庭是你单方面的事情。所以,为了平安计,一个老百姓哪怕过得艰苦一点,都应该选择做良民。报道说,安元鼎的老板,也曾经在底层社会艰苦奋斗。第一次为撑门面开到公司来的车是借来的。
但遗憾的是,这位先生看准了各地公权力的非法企图,并按“身高1.8米以上,退伍军人,有一定协调及应变能力,能适应长途坐车”标准,迅速拉起了一个三千精锐,个个都有“单兵作战能力”的杆子。它不仅加害了无数当事人和这个社会,“洒向人间都是怨”。同时,它也毒害了三千子弟。
安元鼎并非一个野鸡队伍,它隶属于北京保安服务总公司,它标榜“公司坚决响应北京市建设‘新北京,新奥运’(公司成立于2004年,奥运以前——笔者注)的号召,以科学专业的管理为客户提供放心的保安服务,为首都的安全稳定、和谐社会建设奉献力量”。它能够苦心孤诣地把一个犯罪勾当进行如此反讽似的美化,表明它已经意味深长地体悟到它正在做什么。
他们甚至迎合“东家”的恶劣爱好,专职联系“业务”的工作人员,“都是酒量很好的年轻女性”,并且按祖国的行政区划,划分她们的业务势力范围。她们给各地驻京办和相关部门打电话,请负责人吃饭,然后签合同,给回扣,抓人,拘禁、虐待、殴打、押送。
而络绎不绝的上访者,似乎全然没有意识到,或者顾不上危险正在逼近他们:安元鼎的“活是接不完的,白天晚上都忙,拉不完的人”!各地公权机关的维稳开支则分外洒脱:“业务员们拿提成,一个月下来,能拿到三四万”呢。
新华社《瞭望》新闻周刊曾发文抨击安元鼎似的“黑监狱”,文中述及:外省市在京设立临时“劝返场所”73处,其中地(市)级设立的“分流场所”57处。46处为“非经营性场所”,例如农民的出租屋等;27处为经营性的宾馆、旅店、招待所。
去年4月,《半月谈》报道一位外省乡镇干部“自曝内幕”:“截访”一次,即花费公款数万元。政府总是高能耗而低能效的。虽常设驻京办,亦不免为“截访”一人而令数名公干人员劳师远征。如此,“截访外包”可能是比较经济的决策。从而导致“截访产业链”的繁荣,安元鼎便是一家参与分肥的公司。
现在,安元鼎破灭了。然而,它也成了摆在北京警方,甚至是整个中国法律和政治面前的“麻烦”。根据经验,同样以稳定的名义,安元鼎的“东家”,将不会受到法律追究;其他没有被媒体撞上的“截访公司”,也将被囫囵过去;甚至对安元鼎的三千明显涉案和直接加害人,最多也只能是抓个别典型来“示众”。
安元鼎事件警示,中国的维稳已经撞上了南墙。这是一个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它连掩盖表面的社会矛盾的作用都没有,而只是暴露了更深刻的政治矛盾。一定程度上,对“截访”的忧虑已经成为举国上下的某种共识。“截访外包”是公权培植起来的有组织犯罪。它的破坏力不是没有可能成为压垮稳定的最后那一根稻草。“截访维稳”就是这样一柄双刃剑。
无论如何,“上访”只是公民关于自身权益的表达,而大面积的公权力机关向社会购买非法力量来拘禁和押送它们,无疑是对现存政治秩序和社会正义的挑战,甚至也是对国家政权的反叛。这是任何国家都不能容忍的。既然司法不可能单方面深入去收拾它们带来的遗患,那就需要配合政治解决。
显然,无论从法律的角度,还是政治的角度,安元鼎的“东家”,都是应该同时予以惩治的首恶。当然,这不是北京警方所能办到的事,这是整个法律和政治系统的任务。而法律是对这个业已真相大白的大面积公权犯罪予以追究,还是集体放纵或赦免,这正是所有热爱这个国家和人民的人们深感忧心的问题。
安元鼎事件说明,公民为公权力所雇用或者跟公权力合谋犯法,将居于首当其冲的危险地位。关键时候,公权力可以干净脱身,被拘捕,上法庭是你单方面的事情。所以,为了平安计,一个老百姓哪怕过得艰苦一点,都应该选择做良民。报道说,安元鼎的老板,也曾经在底层社会艰苦奋斗。第一次为撑门面开到公司来的车是借来的。
但遗憾的是,这位先生看准了各地公权力的非法企图,并按“身高1.8米以上,退伍军人,有一定协调及应变能力,能适应长途坐车”标准,迅速拉起了一个三千精锐,个个都有“单兵作战能力”的杆子。它不仅加害了无数当事人和这个社会,“洒向人间都是怨”。同时,它也毒害了三千子弟。
安元鼎并非一个野鸡队伍,它隶属于北京保安服务总公司,它标榜“公司坚决响应北京市建设‘新北京,新奥运’(公司成立于2004年,奥运以前——笔者注)的号召,以科学专业的管理为客户提供放心的保安服务,为首都的安全稳定、和谐社会建设奉献力量”。它能够苦心孤诣地把一个犯罪勾当进行如此反讽似的美化,表明它已经意味深长地体悟到它正在做什么。
他们甚至迎合“东家”的恶劣爱好,专职联系“业务”的工作人员,“都是酒量很好的年轻女性”,并且按祖国的行政区划,划分她们的业务势力范围。她们给各地驻京办和相关部门打电话,请负责人吃饭,然后签合同,给回扣,抓人,拘禁、虐待、殴打、押送。
而络绎不绝的上访者,似乎全然没有意识到,或者顾不上危险正在逼近他们:安元鼎的“活是接不完的,白天晚上都忙,拉不完的人”!各地公权机关的维稳开支则分外洒脱:“业务员们拿提成,一个月下来,能拿到三四万”呢。
新华社《瞭望》新闻周刊曾发文抨击安元鼎似的“黑监狱”,文中述及:外省市在京设立临时“劝返场所”73处,其中地(市)级设立的“分流场所”57处。46处为“非经营性场所”,例如农民的出租屋等;27处为经营性的宾馆、旅店、招待所。
去年4月,《半月谈》报道一位外省乡镇干部“自曝内幕”:“截访”一次,即花费公款数万元。政府总是高能耗而低能效的。虽常设驻京办,亦不免为“截访”一人而令数名公干人员劳师远征。如此,“截访外包”可能是比较经济的决策。从而导致“截访产业链”的繁荣,安元鼎便是一家参与分肥的公司。
现在,安元鼎破灭了。然而,它也成了摆在北京警方,甚至是整个中国法律和政治面前的“麻烦”。根据经验,同样以稳定的名义,安元鼎的“东家”,将不会受到法律追究;其他没有被媒体撞上的“截访公司”,也将被囫囵过去;甚至对安元鼎的三千明显涉案和直接加害人,最多也只能是抓个别典型来“示众”。
安元鼎事件警示,中国的维稳已经撞上了南墙。这是一个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它连掩盖表面的社会矛盾的作用都没有,而只是暴露了更深刻的政治矛盾。一定程度上,对“截访”的忧虑已经成为举国上下的某种共识。“截访外包”是公权培植起来的有组织犯罪。它的破坏力不是没有可能成为压垮稳定的最后那一根稻草。“截访维稳”就是这样一柄双刃剑。
无论如何,“上访”只是公民关于自身权益的表达,而大面积的公权力机关向社会购买非法力量来拘禁和押送它们,无疑是对现存政治秩序和社会正义的挑战,甚至也是对国家政权的反叛。这是任何国家都不能容忍的。既然司法不可能单方面深入去收拾它们带来的遗患,那就需要配合政治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