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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远古时人类获得自我意识的时候开始，就对生命自身感到极大的困惑。古人把生命的繁衍看得神秘而神圣，把这归于上帝的领域。西方传说中，地球上的生物都是上帝在第五天创造的；而在第六天，上帝创造了人。
人类的疆域总是在不断扩大，属于上帝的领地则在逐渐缩小。但是，生命的创造仍然是神秘而神圣的，人类每触及这个领域都会引起巨大的争议。尽管如此，无论是在现实中还是在科幻作品中，人类对于上帝的领地从来没有放弃过攻占的努力。
现在公认的世界上第一部科幻小说《弗兰肯斯坦》就讲述了一个人造生命的故事。弗兰肯斯坦是一位科学怪人，他用死尸的器官拼合成了一个怪物。这个怪物身高力壮，却有一颗柔弱的心。他努力和人接近，讨人的欢心。然而他的形象在人类看来实在是丑陋得让人害怕，没有人愿意接受他的好意，所有人都拒绝他、驱赶他。可怜的怪物要求弗兰肯斯坦为他造一个女性同伴。这个要求对于人类来说是再正常不过了，但是对于一个怪物，弗兰肯斯坦的内心非常矛盾。他既同情自己创造的这个古怪的生命，又担心他的能力过于强大，超出人类的控制。于是在新的造人工程即将结束时，弗兰肯斯坦毁掉了将要获得生命的女怪物。苦苦企盼的怪物悲愤至极，向主人展开了疯狂的报复。弗兰肯斯坦的亲友逐一死去，弗兰肯斯坦本人也抱憾而逝。小说最后，疯狂的怪物逃到了人迹罕至的地方。
小说的作者是著名诗人雪莱的妻子玛丽·雪莱。小说于1818年发表时，她只有21岁。玛丽·雪莱最初并没有打算写一部科幻小说，因为那时还没有这样一种小说类型。她只是想写一部恐怖故事，然而这个故事的主角不再是从前的吸血鬼之类的魔怪。而是一个由科学家制造出来的怪物。这一改动便使得故事潜在的含义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从一个魔怪故事变成了对科学的反思，从此开创了一个新的小说类型。
直到今天，这部小说所反映的主题仍然没有过时，生物技术如转基因技术、克隆技术的发展不断给人类提出新的科技伦理问题，这部经典小说也不断获得新的意义。也许正是由于这个缘故，在1895年电影诞生后，很快这部小说就不断地被搬上银幕。其中，好莱坞1931年拍摄的《科学怪人》堪称经典。现在我们看到的是好莱坞于1994年重拍的《新科学怪人》，主角是罗伯特·德尼罗。
《弗兰肯斯坦》中的技术其实是建立在外科手术之上的，从今天的角度看，技术水平很低。而电影《侏罗纪公园》则以神奇的想象充分展示了基因技术潜在的可能性，这种可能性甚至具有强烈的现实性。
一个充满狂想的富翁，一心想复活已经消失了6500万年的恐龙。他发现了一个极具想象力的途径。如果一个6500万年前的蚊子，在吸食了恐龙的鲜血之后，被一粒松脂粘住，并且在地质作用下成为琥珀，这个琥珀中就含有恐龙的基因。如果这枚琥珀保护完好，则其中的恐龙基因就可能依然具有活性，就可以提取出来，利用它复制出活体恐龙。在这个思路下，富翁开始搜集全世界的琥珀，并在南美一个岛上组织了一大批科研人员从事复制恐龙的活动。于是，在这个岛上出现了一个侏罗纪公园。的确，当观众最初看到活生生的恐龙成群结对地出现在屏幕上，确实是和电影中的孩子一样感到兴奋和激动。然而，故事的发展很快就使激动变成恐惧。
最初，公园管理者还能够对恐龙进行控制。他们只生产雌性的恐龙，这样就可以保证恐龙不会自己繁殖，恐龙的数量就严格地被管理者所限制。所以，公园里的恐龙群体并不是自然的生态群落，而是公园的展品。公园掌握着它们的生死。
然而，公园的管理者忽视了一个问题。生物不是机器，生命有自己的发展方向。不可能完全按照预定的轨道前进。事实上，人对于生命的复杂性的认识远远不够，人们不可能控制构成生命的所有元素。第一批来访的科学家中，有一位是混沌专家。他很快就发现，公园里已经悄悄地出现了自然繁殖的恐龙。因为有些恐龙由于基因不完整，拼合了蛙类的基因片断。而很多蛙类在性别比例失衡的时候会自动变性，以保证种群的繁衍。
最后。恐龙开始向管理它们的人展开攻击。大量人员伤亡，只有几个人逃了出来。
电影《侏罗纪公园》改编自同名小说，小说原作者迈克尔·克莱顿是一位出色的科幻作家，堪称当代大师。克莱顿对于混沌理论有深刻的理解。所以小说《侏罗纪公园》不仅充分展示了基因技术的潜在可能性，而且形象地说明了混沌理论。甚至可以说，这部小说就是一部混沌理论的“形象教科书”。
混沌理论表明，任何系统都不会无限地按照预定的轨道循环下去，它必然要发生偏离，系统中微小的缺陷将逐渐放大，最终使系统崩溃。而那些微小的缺陷，永远是设计者无法彻底防范的。因为，总有更加微小的缺陷存在。混沌理论的一个通俗的比方就是蝴蝶效应：天安门广场一只蝴蝶扇动翅膀，会导致纽约—个月后的一场大风暴。
根据混沌理论，如果人根据某种理论设计一个理想社会，并要求这个社会的成员按照理想社会的规则生活；这个理想社会注定是要逐渐偏离最初的设想，导致最后的崩溃。《侏罗纪公园》就是这样。这个看起来一切都井然有序、被人类牢牢控制的恐龙世界，却在一个瞬间忽然失去了控制，彻底崩溃。
在小说《侏罗纪公园》中，作者反复强调，人造系统不可能完全按照人的设计运行，总会有意外发生。生命是不能设计的。
《侏罗纪公园》向擅自闯入上帝领地的人类发出了一个警告。
但是，对于人类来说，技术的诱惑永远存在。一旦潘多拉的盒子摆在人类面前，总会有人抵抗不住它的诱惑，把它打开。当原子裂变被发现，原子弹具有了理论上的可能性之后，便没有什么力量能够阻止原子弹的出现；当克隆技术被人类掌握，迟早会有技术的迷恋者冲破层层障碍，使克隆人出现在我们的周围。
而幻想总是走在现实的前面。
电影《巴西来的孩子》是一部所谓的软科幻电影，其故事的假定性前提是与克隆技术相关的。故事说纳粹余孽用希特勒的基因复制了上百个婴儿，精心选择了一些与希特勒的父母各方面情况都比较相似的夫妇做这些孩子的养父母；并试图在孩子14岁的时候杀死所有孩子的养父，因为希特勒就是在14岁那年失去了父亲。最后，经过惊心动魄的战斗，纳粹余孽的杀人计划破产了。然而，对于这些无辜的小希特勒，激进的犹太人组织曾有意将他们全部杀死。但其中的一个小希特勒以他自己的行动证明，虽然他具有与希特勒相同的基因，但是他与希特勒的内心世界完全不同。
人不仅具有生物属性，更具有社会属性。生物性提供了一个人发展的基础，使他具有社会性的可能，但是并不能决定他的社会属性。小希特勒们虽然基因相同，但是在不同的社会环境中。必然具有各自不同的丰富的社会属性。
而在电影《第六日》中，克隆技术到了一个非常发达的程度，一个生命个体可以在几个小时里从基因培养成为成熟的人类个体；并且，除了生物属性完全相同之外，被克隆对象的记忆也能够被完整地复制出来，输入到他的克隆体中。这样就实现了对人的完全拷贝，一个人与他的克隆体不仅具有相同的生物属性，也具有相同的社会属性。事实上，他们是不能相互区分的。
在生物拷贝技术被普遍应用的社会各个层面的未来，人们的行为方式和情感与现在有了很多大不同。比如当短寿的宠物死去，或者遭遇意外时，人们将不必承受失去它们的痛苦；因为人可以轻松地克隆一个回来，同原来的一模一样。
当这样一个技术应用到人身上，克隆人与自己的原版生活在同一个空间。生命的独特性、唯一性遭到挑战后，整个社会将会出现怎样一种状况?这部电影就使我们直接面对这样的问题。
在《第六日》中，克隆人亚当与他们的原版像兄弟一样并肩战斗；而在电影《银翼杀手》中，人类与复制人类之间发生了激烈的冲突。电影讨论了这样一个问题：这些具有人的心灵的复制人，是否应该享有与人同等的权利?
事实上，这个问题与《弗兰肯斯坦》也是一脉相承的。
针对克隆技术，有人认为科学研究应该有某种禁区，必须把科学置于人文精神的指导之下；也有人认为科学研究不应该有任何禁区，任何人为的禁区都是科学发展的障碍。
科幻电影则走在了现实社会的前面。它以逼真的形象、激动人心的故事，促使我们反思现实社会，反思科技与人类自身的关系。
人类的疆域总是在不断扩大，属于上帝的领地则在逐渐缩小。但是，生命的创造仍然是神秘而神圣的，人类每触及这个领域都会引起巨大的争议。尽管如此，无论是在现实中还是在科幻作品中，人类对于上帝的领地从来没有放弃过攻占的努力。
现在公认的世界上第一部科幻小说《弗兰肯斯坦》就讲述了一个人造生命的故事。弗兰肯斯坦是一位科学怪人，他用死尸的器官拼合成了一个怪物。这个怪物身高力壮，却有一颗柔弱的心。他努力和人接近，讨人的欢心。然而他的形象在人类看来实在是丑陋得让人害怕，没有人愿意接受他的好意，所有人都拒绝他、驱赶他。可怜的怪物要求弗兰肯斯坦为他造一个女性同伴。这个要求对于人类来说是再正常不过了，但是对于一个怪物，弗兰肯斯坦的内心非常矛盾。他既同情自己创造的这个古怪的生命，又担心他的能力过于强大，超出人类的控制。于是在新的造人工程即将结束时，弗兰肯斯坦毁掉了将要获得生命的女怪物。苦苦企盼的怪物悲愤至极，向主人展开了疯狂的报复。弗兰肯斯坦的亲友逐一死去，弗兰肯斯坦本人也抱憾而逝。小说最后，疯狂的怪物逃到了人迹罕至的地方。
小说的作者是著名诗人雪莱的妻子玛丽·雪莱。小说于1818年发表时，她只有21岁。玛丽·雪莱最初并没有打算写一部科幻小说，因为那时还没有这样一种小说类型。她只是想写一部恐怖故事，然而这个故事的主角不再是从前的吸血鬼之类的魔怪。而是一个由科学家制造出来的怪物。这一改动便使得故事潜在的含义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从一个魔怪故事变成了对科学的反思，从此开创了一个新的小说类型。
直到今天，这部小说所反映的主题仍然没有过时，生物技术如转基因技术、克隆技术的发展不断给人类提出新的科技伦理问题，这部经典小说也不断获得新的意义。也许正是由于这个缘故，在1895年电影诞生后，很快这部小说就不断地被搬上银幕。其中，好莱坞1931年拍摄的《科学怪人》堪称经典。现在我们看到的是好莱坞于1994年重拍的《新科学怪人》，主角是罗伯特·德尼罗。
《弗兰肯斯坦》中的技术其实是建立在外科手术之上的，从今天的角度看，技术水平很低。而电影《侏罗纪公园》则以神奇的想象充分展示了基因技术潜在的可能性，这种可能性甚至具有强烈的现实性。
一个充满狂想的富翁，一心想复活已经消失了6500万年的恐龙。他发现了一个极具想象力的途径。如果一个6500万年前的蚊子，在吸食了恐龙的鲜血之后，被一粒松脂粘住，并且在地质作用下成为琥珀，这个琥珀中就含有恐龙的基因。如果这枚琥珀保护完好，则其中的恐龙基因就可能依然具有活性，就可以提取出来，利用它复制出活体恐龙。在这个思路下，富翁开始搜集全世界的琥珀，并在南美一个岛上组织了一大批科研人员从事复制恐龙的活动。于是，在这个岛上出现了一个侏罗纪公园。的确，当观众最初看到活生生的恐龙成群结对地出现在屏幕上，确实是和电影中的孩子一样感到兴奋和激动。然而，故事的发展很快就使激动变成恐惧。
最初，公园管理者还能够对恐龙进行控制。他们只生产雌性的恐龙，这样就可以保证恐龙不会自己繁殖，恐龙的数量就严格地被管理者所限制。所以，公园里的恐龙群体并不是自然的生态群落，而是公园的展品。公园掌握着它们的生死。
然而，公园的管理者忽视了一个问题。生物不是机器，生命有自己的发展方向。不可能完全按照预定的轨道前进。事实上，人对于生命的复杂性的认识远远不够，人们不可能控制构成生命的所有元素。第一批来访的科学家中，有一位是混沌专家。他很快就发现，公园里已经悄悄地出现了自然繁殖的恐龙。因为有些恐龙由于基因不完整，拼合了蛙类的基因片断。而很多蛙类在性别比例失衡的时候会自动变性，以保证种群的繁衍。
最后。恐龙开始向管理它们的人展开攻击。大量人员伤亡，只有几个人逃了出来。
电影《侏罗纪公园》改编自同名小说，小说原作者迈克尔·克莱顿是一位出色的科幻作家，堪称当代大师。克莱顿对于混沌理论有深刻的理解。所以小说《侏罗纪公园》不仅充分展示了基因技术的潜在可能性，而且形象地说明了混沌理论。甚至可以说，这部小说就是一部混沌理论的“形象教科书”。
混沌理论表明，任何系统都不会无限地按照预定的轨道循环下去，它必然要发生偏离，系统中微小的缺陷将逐渐放大，最终使系统崩溃。而那些微小的缺陷，永远是设计者无法彻底防范的。因为，总有更加微小的缺陷存在。混沌理论的一个通俗的比方就是蝴蝶效应：天安门广场一只蝴蝶扇动翅膀，会导致纽约—个月后的一场大风暴。
根据混沌理论，如果人根据某种理论设计一个理想社会，并要求这个社会的成员按照理想社会的规则生活；这个理想社会注定是要逐渐偏离最初的设想，导致最后的崩溃。《侏罗纪公园》就是这样。这个看起来一切都井然有序、被人类牢牢控制的恐龙世界，却在一个瞬间忽然失去了控制，彻底崩溃。
在小说《侏罗纪公园》中，作者反复强调，人造系统不可能完全按照人的设计运行，总会有意外发生。生命是不能设计的。
《侏罗纪公园》向擅自闯入上帝领地的人类发出了一个警告。
但是，对于人类来说，技术的诱惑永远存在。一旦潘多拉的盒子摆在人类面前，总会有人抵抗不住它的诱惑，把它打开。当原子裂变被发现，原子弹具有了理论上的可能性之后，便没有什么力量能够阻止原子弹的出现；当克隆技术被人类掌握，迟早会有技术的迷恋者冲破层层障碍，使克隆人出现在我们的周围。
而幻想总是走在现实的前面。
电影《巴西来的孩子》是一部所谓的软科幻电影，其故事的假定性前提是与克隆技术相关的。故事说纳粹余孽用希特勒的基因复制了上百个婴儿，精心选择了一些与希特勒的父母各方面情况都比较相似的夫妇做这些孩子的养父母；并试图在孩子14岁的时候杀死所有孩子的养父，因为希特勒就是在14岁那年失去了父亲。最后，经过惊心动魄的战斗，纳粹余孽的杀人计划破产了。然而，对于这些无辜的小希特勒，激进的犹太人组织曾有意将他们全部杀死。但其中的一个小希特勒以他自己的行动证明，虽然他具有与希特勒相同的基因，但是他与希特勒的内心世界完全不同。
人不仅具有生物属性，更具有社会属性。生物性提供了一个人发展的基础，使他具有社会性的可能，但是并不能决定他的社会属性。小希特勒们虽然基因相同，但是在不同的社会环境中。必然具有各自不同的丰富的社会属性。
而在电影《第六日》中，克隆技术到了一个非常发达的程度，一个生命个体可以在几个小时里从基因培养成为成熟的人类个体；并且，除了生物属性完全相同之外，被克隆对象的记忆也能够被完整地复制出来，输入到他的克隆体中。这样就实现了对人的完全拷贝，一个人与他的克隆体不仅具有相同的生物属性，也具有相同的社会属性。事实上，他们是不能相互区分的。
在生物拷贝技术被普遍应用的社会各个层面的未来，人们的行为方式和情感与现在有了很多大不同。比如当短寿的宠物死去，或者遭遇意外时，人们将不必承受失去它们的痛苦；因为人可以轻松地克隆一个回来，同原来的一模一样。
当这样一个技术应用到人身上，克隆人与自己的原版生活在同一个空间。生命的独特性、唯一性遭到挑战后，整个社会将会出现怎样一种状况?这部电影就使我们直接面对这样的问题。
在《第六日》中，克隆人亚当与他们的原版像兄弟一样并肩战斗；而在电影《银翼杀手》中，人类与复制人类之间发生了激烈的冲突。电影讨论了这样一个问题：这些具有人的心灵的复制人，是否应该享有与人同等的权利?
事实上，这个问题与《弗兰肯斯坦》也是一脉相承的。
针对克隆技术，有人认为科学研究应该有某种禁区，必须把科学置于人文精神的指导之下；也有人认为科学研究不应该有任何禁区，任何人为的禁区都是科学发展的障碍。
科幻电影则走在了现实社会的前面。它以逼真的形象、激动人心的故事，促使我们反思现实社会，反思科技与人类自身的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