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柴春芽是个汉人,尽管看起来更像藏人。他能说些简单的藏语,几句话就和藏人熟稔起来。他研究过藏传佛教和西藏历史,能讲上三天三夜。他少年时就知道自己要写小说,长大后写的第一本小说就是关于西藏。他和西藏的缘分,从幼年就已注定。
柴春芽出生于甘肃陇西,距离甘南藏族自治州很近。少年时,父亲常去甘南,带回来很多藏区的见闻。这些只言片语烙在了柴春芽的记忆里。后来上大学、工作,柴春芽总是能交到藏族好友,将他带入那片奇幻的土地,这期间,他多次游历卫藏、康巴和安多三大藏区。
2005年,柴春芽辞职前往四川省甘孜藏族自治州德格县的一个高山牧场义务支教,在那期间,他完成了大型纪实摄影《戈麦高地上的康巴》。一年支教结束,他回来写了《寂静玛尼歌》,这是他写小说的开始。
从上世纪80年代一直到今天,柴春芽始终关注藏区,看着藏区和藏人从封闭到开放,他的小说尽量揭示西藏当下复杂的状况。
和阿来、马原这些写西藏的作家相比,柴春芽笔下的西藏更接近当下的西藏。

西藏历史,打开我的经验之门
甘肃有一个甘南藏族自治州,我从小生活的陇西区离甘南藏族自治州很近,初中时父亲做木材生意,要去甘南自治州运木材。回来后他会讲一些藏区的见闻给我听。印象比较深刻的是他亲眼看到九世班禅访问甘南,很多藏人在路边跪下等他,他给很多人摸顶。等他坐上车走了以后,有人就抓起土往自己头上抹。这个场景让我印象特别深刻,它在我的生活经验中太突兀了,因为我第一次听说人对人的崇拜能到这种程度。这个故事对我的冲击特别大,经过这么多年我还是能时常想起。
还有一个也是我父亲告诉我的,上世纪 80年代改革开放刚开始时,有一些汉族人拿几毛钱一包的薄荷糖去甘南说这是神药,可以治很多病。藏人吃了之后,发现嘴里从来没有这么有冲击力的感觉,而且因为藏人信仰佛教,不能撒谎不能骗人,所以他们也就相信那些人的话。那些人说是很好的药,藏人就相信。那时候一些汉人拿一毛钱一包的薄荷糖,用其中的一两粒去换牧民的手镯、耳坠。后来慢慢的,牧民也知道这是骗人的。父亲说,当时他去藏区,那时候的藏人不知道“撒谎”这种事情。后来藏人跟汉人接触越来越多,其中的一些也学会撒谎、骗人,防备别人,人心变得越来越复杂。
上大学的时候,我有一个藏族朋友,他比我高一级,我们关系非常好。他写汉语诗歌,来自一个被汉化的地区,他给我留下了很暴力的印象。他的脾气极其暴烈,喝了酒爱打人。大一时,学校有一个民族班,里面有几个藏族的大四男生,五六个吧。我后来去了别的藏区才知道,他们可能是从四川甘孜州或青海康巴地区来的,从外貌上能看出来。那几个藏族男生太魁梧了,个子高大,留着很长的长发,有时候会穿藏服,皮肤很黑,太彪悍了。他们从我们身边走过时,对汉族学生来讲压力太大了。我们很自卑,因为我们没有那么迅猛的气质。
这些就是大学毕业前,藏人给我留下的深刻的印象。
1999年毕业后,我进了报社当记者,有一个同事,藏人,叫才旺瑙乳。他写汉语诗歌。我跟他关系特别好,有一年几乎天天跟他混,那段时间我们的生活就是写诗、喝酒。两个人喝一两瓶白酒,当然主要是他喝,我酒量很差。喝的过程中,我们不断地谈我们成长的体验。他讲了很多事,他说兰州有一个小孩,当年也就是十三四岁,有一天跟着家人到他家里。来了之后这个孩子突然拿起餐桌上的一个苹果,口气跟大人一样,跟一屋子的人说:“我可以透过残破的苹果看到这条狗的一生。”我觉得从诗歌上来讲,这是非常美妙的语言。他把两个物理世界里面不可关联的事物,在这个句子里取得了关联……
才旺瑙乳给我讲了很多西藏的历史,完全打开了我的经验之门,我了解了一个极其神奇的充满智慧的世界。有一年夏天他带我去他父亲的寺院。那是个非常漂亮的寺院,有很多僧人研究佛学。之后我们再翻山去青海朝拜塔尔寺,在青海草原上走了一天。那个时候我觉得藏区的生活以及很多的知识、体验,跟我从小生活的那片土地有了联系。

30岁,想知道人为什么活着
后来我陆陆续续读了很多关于西藏的著作。一直到了2005年我30岁,我觉得30岁是一个很重要的坎,我开始想要知道:人为什么活着。当时我和一个藏族女作家关系比较好,我跟她说我想去藏区一边当老师一边学藏语,了解西藏的文化。她就让我去她的德格老家。在德格一个没有电、通讯和公路的高山牧场,我生活了一年。
刚去的时候语言不通,那个高原牧场上有一个14、15岁的少年,从小被云南的天主教会带到云南,在教会里面学会了汉语。我在草原就是他给我做翻译。我也努力学一些日常的藏语。
现在我的藏语只能进行日常的问候,不能深谈,读和写学了几个月就放弃了。生活所迫,要为生活奔波,没有再学下去。

2006年,我结束了一年的支教,回到北京。一边工作一边写第一本书《寂静玛尼歌》。
你不懂藏语,不懂藏人的历史和宗教,就无法和他们交流。
我从上初中起就知道我要当作家。到了西藏之后,我所生活的汉族村庄的一些奇异魔幻的事情,在藏传佛教的世界里全获得了解答,我也得以把那些事件更深入的思考了。我将小时候听闻的一些事件跟后来西藏草原上的事件以及藏传佛教思想相结合,写了这些小说。
具体是哪些魔幻的事?比如说关于梦境和死亡。我们的家族有着靠梦能预知明天后天的本事。我母亲就非常灵验,上中学时有几年父亲在新疆打工,有时候放学回家我妈就跟我说:“你去大队村干部那里拿信件。”我说你怎么知道,她说:“我昨天晚上梦见你父亲来信了。”我一去果然有信,这个是很准确的。我和妹妹后来在外地上大学、工作,有时候回家之前不打电话,她会知道,从头天的梦里能知道。甚至第二天村里面谁家和谁家要吵架,她都能梦见。她有自己的释梦系统,这么多年来她给我讲的事情百试不爽。
当我写西藏小说时,我的视角会置换成一个西藏少年,以一个西藏少年的眼光看待汉族人、回族人。
柴春芽出生于甘肃陇西,距离甘南藏族自治州很近。少年时,父亲常去甘南,带回来很多藏区的见闻。这些只言片语烙在了柴春芽的记忆里。后来上大学、工作,柴春芽总是能交到藏族好友,将他带入那片奇幻的土地,这期间,他多次游历卫藏、康巴和安多三大藏区。
2005年,柴春芽辞职前往四川省甘孜藏族自治州德格县的一个高山牧场义务支教,在那期间,他完成了大型纪实摄影《戈麦高地上的康巴》。一年支教结束,他回来写了《寂静玛尼歌》,这是他写小说的开始。
从上世纪80年代一直到今天,柴春芽始终关注藏区,看着藏区和藏人从封闭到开放,他的小说尽量揭示西藏当下复杂的状况。
和阿来、马原这些写西藏的作家相比,柴春芽笔下的西藏更接近当下的西藏。

西藏历史,打开我的经验之门
甘肃有一个甘南藏族自治州,我从小生活的陇西区离甘南藏族自治州很近,初中时父亲做木材生意,要去甘南自治州运木材。回来后他会讲一些藏区的见闻给我听。印象比较深刻的是他亲眼看到九世班禅访问甘南,很多藏人在路边跪下等他,他给很多人摸顶。等他坐上车走了以后,有人就抓起土往自己头上抹。这个场景让我印象特别深刻,它在我的生活经验中太突兀了,因为我第一次听说人对人的崇拜能到这种程度。这个故事对我的冲击特别大,经过这么多年我还是能时常想起。
还有一个也是我父亲告诉我的,上世纪 80年代改革开放刚开始时,有一些汉族人拿几毛钱一包的薄荷糖去甘南说这是神药,可以治很多病。藏人吃了之后,发现嘴里从来没有这么有冲击力的感觉,而且因为藏人信仰佛教,不能撒谎不能骗人,所以他们也就相信那些人的话。那些人说是很好的药,藏人就相信。那时候一些汉人拿一毛钱一包的薄荷糖,用其中的一两粒去换牧民的手镯、耳坠。后来慢慢的,牧民也知道这是骗人的。父亲说,当时他去藏区,那时候的藏人不知道“撒谎”这种事情。后来藏人跟汉人接触越来越多,其中的一些也学会撒谎、骗人,防备别人,人心变得越来越复杂。
上大学的时候,我有一个藏族朋友,他比我高一级,我们关系非常好。他写汉语诗歌,来自一个被汉化的地区,他给我留下了很暴力的印象。他的脾气极其暴烈,喝了酒爱打人。大一时,学校有一个民族班,里面有几个藏族的大四男生,五六个吧。我后来去了别的藏区才知道,他们可能是从四川甘孜州或青海康巴地区来的,从外貌上能看出来。那几个藏族男生太魁梧了,个子高大,留着很长的长发,有时候会穿藏服,皮肤很黑,太彪悍了。他们从我们身边走过时,对汉族学生来讲压力太大了。我们很自卑,因为我们没有那么迅猛的气质。
这些就是大学毕业前,藏人给我留下的深刻的印象。
1999年毕业后,我进了报社当记者,有一个同事,藏人,叫才旺瑙乳。他写汉语诗歌。我跟他关系特别好,有一年几乎天天跟他混,那段时间我们的生活就是写诗、喝酒。两个人喝一两瓶白酒,当然主要是他喝,我酒量很差。喝的过程中,我们不断地谈我们成长的体验。他讲了很多事,他说兰州有一个小孩,当年也就是十三四岁,有一天跟着家人到他家里。来了之后这个孩子突然拿起餐桌上的一个苹果,口气跟大人一样,跟一屋子的人说:“我可以透过残破的苹果看到这条狗的一生。”我觉得从诗歌上来讲,这是非常美妙的语言。他把两个物理世界里面不可关联的事物,在这个句子里取得了关联……
才旺瑙乳给我讲了很多西藏的历史,完全打开了我的经验之门,我了解了一个极其神奇的充满智慧的世界。有一年夏天他带我去他父亲的寺院。那是个非常漂亮的寺院,有很多僧人研究佛学。之后我们再翻山去青海朝拜塔尔寺,在青海草原上走了一天。那个时候我觉得藏区的生活以及很多的知识、体验,跟我从小生活的那片土地有了联系。

30岁,想知道人为什么活着
后来我陆陆续续读了很多关于西藏的著作。一直到了2005年我30岁,我觉得30岁是一个很重要的坎,我开始想要知道:人为什么活着。当时我和一个藏族女作家关系比较好,我跟她说我想去藏区一边当老师一边学藏语,了解西藏的文化。她就让我去她的德格老家。在德格一个没有电、通讯和公路的高山牧场,我生活了一年。
刚去的时候语言不通,那个高原牧场上有一个14、15岁的少年,从小被云南的天主教会带到云南,在教会里面学会了汉语。我在草原就是他给我做翻译。我也努力学一些日常的藏语。
现在我的藏语只能进行日常的问候,不能深谈,读和写学了几个月就放弃了。生活所迫,要为生活奔波,没有再学下去。

2006年,我结束了一年的支教,回到北京。一边工作一边写第一本书《寂静玛尼歌》。
你不懂藏语,不懂藏人的历史和宗教,就无法和他们交流。
我从上初中起就知道我要当作家。到了西藏之后,我所生活的汉族村庄的一些奇异魔幻的事情,在藏传佛教的世界里全获得了解答,我也得以把那些事件更深入的思考了。我将小时候听闻的一些事件跟后来西藏草原上的事件以及藏传佛教思想相结合,写了这些小说。
具体是哪些魔幻的事?比如说关于梦境和死亡。我们的家族有着靠梦能预知明天后天的本事。我母亲就非常灵验,上中学时有几年父亲在新疆打工,有时候放学回家我妈就跟我说:“你去大队村干部那里拿信件。”我说你怎么知道,她说:“我昨天晚上梦见你父亲来信了。”我一去果然有信,这个是很准确的。我和妹妹后来在外地上大学、工作,有时候回家之前不打电话,她会知道,从头天的梦里能知道。甚至第二天村里面谁家和谁家要吵架,她都能梦见。她有自己的释梦系统,这么多年来她给我讲的事情百试不爽。
当我写西藏小说时,我的视角会置换成一个西藏少年,以一个西藏少年的眼光看待汉族人、回族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