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僧侣的日常
“心象”既是内心的镜子，照相的“相”是看到的复制，通过此相观看灵魂，这是杨延康十年一直在做的事情。
西藏、青海、甘肃、四川、云南……凡是有藏民族生活的地方，杨延康都常驻过。在“西藏十年”之前，他曾经在西北地区拍过十年天主教，那些身处苦难却依然乐观的人们，给了他很多感悟。
1985年，他第一次去西藏，那时还没有成批的旅行团，只有零星的观光客。起初他也被藏地风光和民俗所吸引，去拍大佛、寺庙，每当内心出现困扰，他总是反复想起在西藏的日子。回到深圳冲洗照片时，杨延康揣摩这些图像，认为自己拍摄大过表象，没有触及那片高地最深处的灵魂。从2003年开始，他用镜头对准了这片神奇高地。
初到西藏，杨延康语言不通，他就用一个微笑，简单的把手和手放在一起，传达出对西藏的尊重和感情。杨延康去西藏都住在阿妈家里，每日和当地人混在一起，大家都对他非常熟悉。在西藏的时候，生活作息很规律：“每天六点起床，阿妈开始挤羊奶，放牛，我就起来拍摄了。十点钟吃几块糌粑，喝一碗酥油茶，早饭就有了。然后就是到处转悠，拿着我的35毫米相机边走边拍，很多人都能认出我来，说‘你是不是去年来过呀’。天黑了回家开始写日记，把自己的收获和不理解的问题写下来，晚上吃个面片汤就睡觉了”，言语中充满幸福。
这些人为什么要这么五体投地的朝拜？这是愚昧吗？这是浪费时间吗？起初，杨延康的日记中写满了疑问。当在西藏海拔这么高的地方住久了，他体会到自然的力量太强大了：这边下冰雹，那边就是大太阳；碰上大雪很多天都化不了，养的牛羊就会死亡；青稞也因为没有雪水融化而枯死。“所以他们时刻祈祷神灵保佑人民。我在拍摄的时候碰到很多四川等地来朝拜的人，他们一路叩头过来就是为了祈祷神灵能护佑自己的家人，到了拉萨之后，这些朝拜人非常喜悦，内心很满足。这种内心的满足会战胜艰难的现实”。
杨小彦在《杨延康的视觉信仰》中评论道：每天不知有多少人进藏拍照。西藏奇异的自然和族群，可能是全世界热爱摄影的人们的重要对象，这表明西藏已经成为世界上生产异国情调精神乐团的“幻觉图像”的原生地。结果是，真实的西藏消失了，真实的西藏人的普通生活，他们的苦难，他们的欢乐，还有他们真正的尊严给改写了。西藏越是吸引人，真实的西藏就离开人们的视线越远。
嬉戏中的僧侣比试力量；雕刻嘛呢石的匠人亲吻孩子；倚墙瞌睡的喇嘛和狗……因为僧侣和藏民都把他看成自己的一员，他离真实的西藏也愈发近了。
在杨延康的镜头下，这些小僧侣会很开心地疯跑，互相聊天。桑科草原的香浪节，原本这个节日是为了捡柴火，但现在物质丰足之后，大家用牛粪羊粪就可以过冬。节日慢慢就变成与草原亲近的过程：有弹吉他的，小僧人给师父擦背，有踢足球的，“草原上出家的孩子比城市中的孩子快乐很多。他们中很多孩子几个月就被抱到寺庙中，名字也是活佛起的，阿妈每日背着他们去朝拜”。在杨延康眼中，西藏人比都市人快乐很多，他们的信仰就是生活。
现代文明浸入不了的地方
1987年，杨延康想要去阿里拍照，那里是“西藏的西藏”，可惜因为太偏远了，几乎没有正常途径可以到。他就到处找货车，一路上帮司机洗车、请司机吃饭，又殷勤又艰辛地才让货车司机把他带到阿里。现在西藏发展了，从拉萨做飞机一小时就能到阿里，有钱就可以去，杨延康很感慨“交通便捷后，人反而不那么珍惜了”。
2003年青藏铁路开通，广州-深圳这条线路杨延康坐过很多次。“过了西宁之后进入西藏，一路上都是皑皑雪山、藏羚羊在草原上奔跑，景色美到让人激动。所以每次我背上相机去西藏时，还非常期待”。
青藏铁路开通，政府为藏民修建了牧民新区。有些人痛心疾首地说“西藏变了，他们改变了自己的生活方式，连服饰都变了”，可杨延康却认为这些都是外在变化：不管环境怎么变化，西藏人的信仰不会变，因为那已经成为他们的生活。
杨延康曾经为一家杂志拍照片，镜头下的西藏孩子会去酒吧和朋友玩，去KTV唱歌。但回家之后第一件事是拜佛，依然会把家里最好的东西送到寺庙，这些都是内心根深蒂固的东西。杨延康在西藏的朋友平日也会发微信联系，但手机只是用来联系别人，玩一玩，不像都市人这么依赖现代文明。
现代文明并没能真正侵入西藏，但现代人侵入这片高地却是令人痛心的事实。杨延康在大昭寺门口看过不少摄影爱好者，拍摄朝圣的人，“你可以远远的拍，也可以侧面的拍，但是有些人很过分，拿着广角相机挡在朝拜者前面拍摄。人家是在拜佛，而不是拜摄影师，一张不够还一直拍，都非常不尊重当地人”。杨延康说反而是很多西方人在这点做得不错，他们会帮忙捡垃圾，进入寺庙之前会看注意事项，安静地观察而不是像很多内地游客一样，大喊大叫。他建议大家多去几次西藏，但与其打扰朝圣人，不如和当地人聊聊天，更能了解这片土地。
在深圳的失落，西藏都可以找到
杨延康在深圳生活了三十年，发现自己陷入物质的怪圈：对很多事情斤斤计较，在乎的东西很多。
都市里有攀比，是无穷无尽的，但是精神上有什么寄托呢？你到底要为自己做些什么呢？在深圳时，这些问题反复纠结着杨延康。到了西藏后，这些精神上的缺失得到了弥补。
有次他在寺庙门口看到一个盲女朝拜，杨延康很担心她未来的生活，但是盲女反而不在乎。“这种信仰的崇高是在很底层人民中看到的，社会是由个人单元组成的，当个人做到极致后，他相信社会会好起来。”《西藏十年》拍下来他自认为变化很大，“我懂得了放下、简单”。
前一阵研讨会中，一个诗人向杨延康发问：“在你的照片中，西藏的苦难在哪里？”杨延康却不认为苦难是西藏的全部，“西藏的物质是非常贫瘠的，但精神世界丰富，他们不会觉得非常苦”。
城市的人苦在心，西藏的生活虽然艰难，却被当地人视为外在。采访最后，杨延康希望大家都去感受这种纯粹的信仰力量，而不是为了到此一游，拍照片发到朋友圈而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