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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徐铉是一位搭错车的旅客。他本应该在盛唐穿一袭长袍,披散开自己的头发,乘一叶扁舟啸傲于江湖;或者在北宋欧苏的时代,与同年僚友诗酒雅集,切磋学术,过一过史上最为优渥的文人生活。但是这一切对一生经历了三朝六帝的徐铉来说,是那么地遥不可及,即使终于触摸到太平之世那扇正缓缓开启的大门,他却发现自己竟然还是一个生活在别处的局外人……
992年9月24日清晨,虽然刚过中秋,渭北的天气已经颇凉了。年已七十六岁的徐铉刚起床,一股诡异的寒气自心头一掠而过。就在这一瞬间,徐铉突然有了一种不祥的预感,自己书中记载的那些怪怪奇奇的神鬼故事,此刻也一个个在脑海中闪现;就在这一瞬间,亲历一甲子的宦海浮沉、目睹几十年的乱世悲剧,都从他心灵的深处渐次展开,那些伤痕累累的回忆啊!他马上让家人准备纸笔,立了一份遗嘱交代后事,然后又专门写下六个大字——“道者天地之母”。有条不紊地做完这些事,这位才高命舛、一生坎坷的老人,就在这个秋天的清晨里与世长辞了。
一、书生“冷疾”世无良医
据有关史料,徐铉是死于“冷疾”。
中医上讲的“冷疾”,是指由于天气寒冷引起身体不良反应的病征总称,具体发病原因和临床症状并不相同。那徐铉的“冷疾”是怎么得的呢?据北宋时人丁谓记载,徐铉的病根是他独特而固执的服饰习惯,他特别喜欢穿宽袍大袖的汉族传统服装,即所谓的“宽袴”、“深衽”。前一段时间所谓“汉服”在网上闹得沸沸扬扬,听说复旦也有几个学生,到了周末时不时地穿“汉服”招摇一下,我想那种要了徐铉命的衣服,大概式样与这些古典时装爱好者的“汉服”差不多吧!“宽袴深衽”的服装设计虽然看起来非常儒雅,行走时还有一种衣带飘风的洒脱,但这种衣服保暖效果却十分差,属于那种“只要风度不要温度”的服装品种。在南方温润之地穿着它们还没有什么问题,到了北方就只有挨冻的份了。笔者没大听说东北地区的国人特别热衷炒“汉服”,大概也是气候使然吧。
实际上宋代生活在北方的官员也穿“汉服”,他们没有被冻死大概是因为他们在冬天里有皮大衣穿。徐铉虽然不一定是个“Animalright”保护主义者,但他把穿衣服的习惯上升到讲政治的高度,坚决反对穿皮草。975年末南唐国破,徐铉被大宋的军队从江南抓到开封,宋太祖赵匡胤特别恩赐给他一份新工作,从此他就在北方安家落户。此时已年届花甲的徐铉明显地对北方寒冷气候不适应,寒冬腊月里上早朝,同僚们都穿大皮袍子保暖,徐铉却还坚持自己的着装习惯,穿着在南方冬季常用的薄棉袄,猫在待漏院里冻得瑟瑟发抖。同僚们都劝他别跟身体过不去,买一件皮袄也花不了多少钱。但徐铉一开口就得罪人,他说穿皮衣是五胡乱华时留下的乱世风气,自己作为堂堂天子近臣,饱读圣贤之书,绝不穿这种外族的服装。一番慷慨陈词说得同僚们都面红耳赤、自感无趣,他们心里暗想:看你老徐能挺多久!这位执拗而又点迂阔的老夫子还真是这样一直挺着,但他也为自己高贵的“着装理念”付出沉重的代价——终于不可避免地染上了“冷疾”,这种糟糕的病给他晚年生活带来巨大的痛苦。他生命的最后两年被贬到地处渭北的邠州,那里的气候比开封还要恶劣。结果,徐铉终于受不住天气和心灵的双重折磨,勉勉强强在邠州过了一个冬天,没来得及与第二个冬天对抗,就写下了自己对人生最后的体悟,穿着那袭“汉服”大袍子,驾鹤西归了。
徐铉的命运与他的性格紧密相关。他不幸生在乱世,政权更迭、生灵涂炭,使他几乎看不到一个自己理想中的太平之世。但他有幸生活在五代最有人文气息的政权——南唐,这是五代时期的一方文学乐土,其士风涵养和文学积淀可谓乱世中的一枝独秀,史家甚至有“江左三十年间,文物有元和之风”的赞叹。徐铉少年得志,十六岁就进入公务员的队伍,做了吴政权的校书郎,才二十多岁就当上了南唐知制诰,相当于皇帝的高级文字秘书。少年得志,又遭际尚文之主,徐铉的早年人生路似乎应该阳光灿烂、繁花似锦。但是他偏偏没有五代文人的那种俯仰于时、奔竞媚俗的常态,而是坚守自己的人生追求,不愿为了固位保禄而磨圆自己的棱角。他在南唐政权遭到两次贬斥,虽说与当时朝堂的朋党之争有很大关系,但根本原因还是他那不合时宜的书生性格。徐铉第一次被贬据复旦博士金传道君考证在保大七年(949),起因是学士殷崇义的一份军书。当时的公务文章大都是骈文,讲究对偶、用典,如果典故用错了是件很丢面子的事,而殷崇义的这篇公文恰恰就犯了这样的错误。如果是一个老于官场的人,一般不会去议论同僚这样的糗事,但恃才傲物的徐铉和弟弟徐锴却在一定的社交范围内,拿着殷崇义这篇问题作品中的瑕疵说事,批评殷学士的不学无术。这样的话很快被殷崇义和宋齐丘听到了,结果徐氏兄弟以皇帝最讨厌的罪名——“泄禁省语”,受到了严厉处罚,被赶出京城。
徐铉的这次获罪虽然看起来是因为言语不慎造成的,但早在他三年前弹劾权倾朝野的宋齐丘时,他大概也会预感自己在南唐的仕途将会坎坷不平。宋齐丘是南唐政坛的大佬,朝堂上遍布他的党羽。宋齐丘曾举荐一个叫陈觉的亲信攻打福州。结果这个军事外行瞎指挥,使南唐军队吃了败仗,损失了上万兵马。南唐元宗李璟气急败坏,说什么也要杀掉陈觉和同他一起吃败仗的冯延鲁,嚷嚷着连审判程序都不必经过了,直接派特使到军营里取二人的首级。据说担负替皇上出气重任的特使都已经到了陈、冯二人的驻地,结果宋齐丘倚老卖老,用“上表待罪”的方式来自揽罪责,借机为这两个笨蛋将军开脱。李璟最后还是给了宋齐丘面子,从轻发落了陈觉和冯延鲁。御史中丞江文蔚看不过去,上书弹劾这位当朝宰相,却“坐庭劾宰相,其言深切”,被糊涂的李璟贬出京城。但是江氏的弹文,却被到处传写,甚至到了“洛阳纸贵”的流行程度。江文蔚弹劾宋齐丘极大地鼓舞了颇有正义感的徐铉,他高度评价江文蔚的行动,说“国朝自王义之后,旷数百年,宪署之间,举无废职。然未有危言激论,如此之彰灼者也”。当时朝廷百官都惧怕宋齐丘的势力,自江文蔚被贬后,更没有人敢再提陈、冯的案子。这时早已按捺不住的徐铉和好友韩熙载一起,向李璟上书要求杀陈、冯二人以正军法。
虽然徐铉的上书没有任何结果,但这个“一箭之仇”算是与宋齐丘结下了。三年后,一直怀恨在心的宋齐丘终于抓到徐铉的把柄,给这个既不懂政治上的炎凉去就,又缺乏生活中气象学常识的拗书生一个狠狠的教训。说什么“泄禁省语”,不过是宋齐丘玩弄的一个小把戏罢了。
二、特立独行 冷暖人生
徐铉并没有因为政治上的打击而改变自己的性格,在生活中他还是一如既往地坚持自己的原则,不随时俯仰。这在不理性的乱世中,可称得上是得了社会学意义上的“冷疾”。
那个打仗不行的陈觉,果然是一个国之妖孽,他大耍政治手腕,在被流放的次年就重新得到任用。东山再起的陈将军借助宋齐丘之势把朝廷搞得乌烟瘴气,甚至到了“道路以目”的地步,最后连李璟都不待见他了,以“致仕”的体面方式把他又赶出朝廷,并且终于找借口把他杀掉了。陈觉第二次丢官后经过泰州,突然想到了这位当年曾上书要求杀掉自己的徐铉,如今还在泰州贬所做着管理地方治安的小官。他颇多感慨、大彻大悟,然后写了一首诗寄给徐铉,表示放弃旧憾、主动修好之意。徐铉虽然在公事上铁面无私,但并不是一个小肚鸡肠的人,他给陈觉写的一首非常得体的答诗《陈觉放还至泰州以诗见寄作此答之》:
朱云曾为汉家忧,不怕交亲作世仇。
壮气未平空咄咄,狂言无验信悠悠。
今朝我作伤弓鸟,却羡君为不系舟。
劳寄新诗平宿憾,此生心气贯清秋。
——《全宋诗》卷六
诗的前四联引汉代朱云和晋人殷浩的典故,虽然与陈觉行实不类,但也向对方表达了礼貌的安慰。后四联从自己的感受说起,颇有惺惺相惜的意味。书生不幸生在干戈四起的乱世,自己的命运确实是难以把握的,更何况当年处事以公,力请杀掉陈觉,实际上二人并无私怨;如今却同是沦落江湖,对方又主动寄诗平憾,即使举世皆曰“可杀”,自己又怎么能随波逐流、落井下石呢?这大概就是“此生心气贯清秋”的深层意蕴吧。
我们再看看徐铉后来对冯彦鲁的态度,他也是徐铉当年要求皇帝杀掉的败军之将。这位老冯大概比陈觉更老于为官之道,再加上朝中有人(其兄冯延巳是政府高官,也是把写词的好手),所以爬得更快。有一天,徐铉与同僚在等待早朝的时候闲聊,这种上班前的临时沙龙往往比较随意,是同事间沟通感情的好机会。这次大家津津有味地谈起了山水之乐,说到唐玄宗赐给大诗人贺知章三百里镜湖,用作贺知章修身养老之所,此时已成为阁老的冯延鲁不无艳羡地感慨道:“我倒不敢奢望能得到三百里镜湖的恩赐,如果皇帝开恩,赐给我后湖这么大的小湖泊,让我退休后有个休闲游乐的去处,这辈子也算是没有白过啊!”这样的话不过是同僚间的戏谈,原本不必认真,但徐铉的“冷疾”又犯了,他马上抢白冯彦鲁说:“咱们的皇上对待有才能的人十分尊敬,恩宠唯恐不及,赐一个后湖根本算不上什么,倒是像贺知章那样的人才却很难找。”一下子弄得冯延鲁下不来台,差点没气出心脏病来。特立独行、不媚世、不随俗,是徐铉性格中的亮点,这样的性格或许并不讨人喜欢,但是却是文人生态中所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一个连书生意气都没有或不能容忍的社会,其前途是堪忧的。
徐铉随李煜归宋时,宋朝政府因缺乏干部,大量使用原南唐“伪政权”的官员。有一个叫谢岳的人是徐铉的老朋友,当时在卢氏县做主簿,年纪已经过了七十岁,按当时的规定应该退休了。北宋时的身份证制度不健全,特别这些“归明人”的年龄,更是一本糊涂账。吏部负责官员考核的人也搞不清谢岳的真实岁数,因谢岳也是南唐归明人士,按照惯例会来询问一下徐铉。谢主簿就提前跑到老朋友徐铉跟前哀求,以家贫为借口,希望徐铉不要说出自己的真实年龄,或者干脆推说不清楚,这样他就有机会再干几年,多赚点俸禄(宋初官员退休后一般是没有薪水的)。这个要求现在看来并不太过分,据说不少有操守的老先生,在不理性的历史时期里,坚持“就算不能讲真话也绝不讲假话”的处世原则,受到一些后辈小子的追捧。但徐铉不是那种“假话全不讲、真话不全讲”的虚伪干部,他敢于讲真话。于是他严词拒绝了老朋友的请求:“我明明知道你的年龄,却对吏部官员说不知道,那不是欺骗上天吗?我绝不做这样的事情。”结果徐铉据实汇报了谢岳的年龄,老朋友也因此被罢官。这样看起来徐铉似乎是个不讲情义、不近情理的“冷面人”,但实际上并非如此,在人际交往上,徐铉心中自有一套标尺。如果有亲族故交的子弟贫无所依,徐铉一定把他们接到家中,用自己的俸禄来抚养他们。等他们到了婚嫁的年龄,又亲自为他们安排婚姻大事。而且他最终受其“热心”的拖累,以耄耋之年,遭受无端贬斥的屈辱。
徐铉的一生跌坎坷不平,也是一个向不理性的社会领取“冷疾”的人。在开封和邠州寒冷的冬季,他拒绝的不是一件皮衣所能给予的温暖,而是任何世俗对自己的侵染与改变。一个把穿着上升到信仰高度的人,至少是一个完美主义者。而这种对自我人格完美的坚守,不就是五代乱世所最缺少的一脉刚强,不就是大宋王朝士人最急需的精神资源吗?对于渐次走过的五代,徐铉是大唐王朝最后一抹风流文人的记忆,他在乱世中保存一份书生意气,保留一脉斯文不堕;对于迎面而来的宋朝,他又是大宋帝国的一枝报春的寒梅,他的文学与人格对后世宋代文人产生巨大的影响。
三、狂澜既倒 铁骨铮铮
如果你以为徐铉只不过是一个正直、不乏狂狷之气的书生,是大唐浪漫文人留下的一片活化石,那就错了,徐铉身上更可贵的是那副铮铮铁骨,是在狂澜既倒前的那份坚持。
开宝八年(975),徐铉在南唐危如累卵、指日可破的情况下,代表李煜出使宋朝,直接与赵匡胤对话。这是极其危险的使命,当时和徐铉一起出使的还有一个叫周惟简的道士,也是一个颇有学问的人,据他的推荐人张洎说,这位深通易理的老道很有谋略,可以“谈笑弭兵锋”,大概像苏东坡词中所写的“谈笑间樯橹灰飞烟灭”那种才能与风度。在徐铉出使之前,李煜已经连发多道命令催促自己在长江上游“梦游”的水军司令朱令赟火速赶来勤王,但现在又要派人求和,于是李煜对徐铉说:“你尽管放心出使,我马上发命令给朱令赟的部队,让他们暂时按兵不动。要不然宋军怀疑我们一边求和,一边调兵遣将,你作为使者,必定会处于十分危险的境地。”徐铉却不同意李煜的安排,他说:“宋军早存虎狼之心,我这次出使未必会有什么效果。金陵城危在旦夕,老百姓就指望着援军的早日赶到,怎么能下令让他们按兵不动呢?请您为国家利益考虑,该怎么安排就怎么安排,不要考虑我的安危。”一席肺腑之言把李煜感动得流出眼泪来,这个快亡国的皇帝没什么好赏赐的,只有开点空头支票,表示要提升徐铉的官职。徐铉虽然也喜欢做官,但无论如何不会在这个情形下接受皇帝的恩赐,于是他拒绝了李煜的好意,像“意轻千金赠,顾向平原笑”的鲁仲连那样,毅然踏上危险而悲壮的征程。到了赵匡胤跟前,徐铉据理力争,反复强调江南无罪而被讨伐,实在是不合公理。结果读书不多的赵匡胤理屈词穷,根本无法反驳,于是又气又恼,手按宝剑对徐铉说出那句暴露千古专制君主私念的心底话:“你不要多费口舌了,江南确实没有什么罪过,但是天下一家,卧榻之侧,哪能容得下别人呼呼大睡!”秀才遇到兵,徐铉这才无话可说。结果轮到那个能“谈笑弭兵锋”周惟简说话,这位老道早吓得哆哩哆嗦,连连说自己不过是个山野道士,被李煜逼迫来当使臣,然后巧妙地谄媚侵略者,极不得体地提出将来到终南山隐居愿望,言下之意,南唐归宋乃必然之事,到时候天下一家,自己也希望能够分享一碗菜汤。一个是五代乱世的书生,一个是修身养性的道士,其人格境界之高下,判然可分。徐铉的出使虽然没有什么效果,但是他却赢得了时人的尊敬。
不久,金陵城终于保不住了,李煜做了屈辱的亡国之君,徐铉和他一起被押到汴梁接受胜利者赵匡胤的审判。赵匡胤召见了徐铉,气愤地责骂他为什么不早点劝李煜投降。这里有几个问题需要说明一下:第一,在宋军攻打荆楚、后蜀、南汉等割据政权时,都没有受到很大的军事阻力,这些政权内部都有大臣坚持顺应天意,向宋政权投降,如后蜀之李昊、荆楚之孙光宪。而那些鼓吹抵抗的大臣却往往没有好果子吃,少有能全其生命者,并非一例获得宋政权的赦免;第二,宋军攻打南唐虽然费时不多,但却也付出不小的代价,并不像大将曹彬的露布所写的“江南勾当公事回”那么简单,好像进行了一次愉快的公务旅行。据笔者粗略地统计,这次战争中,仅南唐军人就有数万人头落地,至于南唐老百姓,单是在宋军江州屠城的暴行中,据宋史记载,大将曹翰“屠城无噍类,杀兵八百”(《宋史》卷二百六十),当时的大诗人王禹偁则在《金吾》一诗写道:“弥年城乃陷,不使鸡犬活。老小数千人,一怒尽流血。”因此,至少在赵匡胤看来,徐铉这些人绝对是有罪的,杀掉也毫不过分。但是徐铉却大义凛然,真正体现了孟子所说的“威武不能屈”,他从容地对赵匡胤说:“我作为江南的大臣,没有辅佐君主治理好国家,搞得国家灭亡了,这是我最大的罪,确实应该被杀掉。至于没有劝自己君主投降,这样的罪过我是不应该承担的。”结果几句话又把赵匡胤给堵回去了。赵匡胤不愧为政治家,没话说了就夸徐铉忠心,不仅不杀他了,还给他“赐座”的待遇,并为徐铉提供了一份比较体面的新工作。
很快宋太宗上台了。徐铉在新岗位上的日子过得很充实,但并不如意。宋太宗主要是利用他的学识,为大宋帝国服务,他也确实在文职位子上干得很出色。这期间又发生了一件对他来说非常凶险的事情。李煜不明不白地死了,按照当时的礼仪,必须有人为李煜写一篇记述他一生大节的墓志铭,那么由谁来完成这项任务呢?在同僚的挤兑下,写作任务被交给徐铉。李煜是一个曾激烈反抗新政权,最后被迫投降的国君,这篇文章确实不太好写。更何况徐铉作为南唐旧臣,更不容易措辞,如果按墓志铭的写作惯例,应该把李煜抬得高一点,但这可能会给自己招致杀身之祸;如果谄媚大宋政权,把不识时务的李煜贬得过低,又会违背自己的处世原则,同时也会被士论认为忘恩负义而身败名裂。对徐铉来说,这真是一个烫手的山芋。徐铉人生最大的悲剧就是不得不跟随亡国之君李煜,忍受做亡国之臣的屈辱。据宋人魏泰的《东轩笔录》记载,接到这个居心险恶的写作任务后,这个铁骨铮铮的书生在宋太宗面前流下伤心的眼泪。这眼泪既为受尽猜疑又死得不明不白的故主李煜而流,也为自己在饱受亡国之痛又无权抒发自己真实的情感而流。他大胆向猜忌成性并有害死李煜嫌疑的宋太宗提出自己的写作条件,那就是允许他在文章中表达出与李煜曾经的君臣之义。这是一个很大胆的请求,再次体现徐铉不以炎凉为去就的书生意气。李煜被掠到汴梁后,归宋南唐旧臣为了自己的仕途,避之唯恐不及,哪里还有人敢去和李煜攀什么“故主之义”!但徐铉不合时宜的要求,从道义上而言,也确实并不过分,宋太宗就暂时答应了他的要求,心想等看到完成的作品再与徐铉计较不迟。在自己冒险提出的要求得到满足之后,徐铉精心撰写了一篇《大宋左千牛卫上将军追封吴王陇西公墓志铭》,将亡国之痛隐藏在字里行间,又尽量不去触及当权者的敏感神经,这可算得上历史上最迂徐委曲、沉郁压抑的一篇墓志铭了。徐铉在开头几句很值得琢磨,我想当年这篇文章摆到宋太宗的面前,大概他也是反复吟咏,击节叹赏:
盛德百世,善继者所以主其祀;圣人无外,善守者不能固其存。盖运历之所推,亦古今之一贯。
——《全宋文》卷三六
这短短三句话,包含非常深邃的哲理内容,有着极为广阔的解释空间。从宋太宗方面而言,他可理解成大宋奉天承运、火德洪基;从李煜的角度考虑,他即使再圣明,也无法改变上天安排的命运;而自徐铉自身来看,不幸生遭亡国之辱,天命无常,是何人哉!徐铉在墓志铭中申明了李煜的无辜,字里行间寄予无限的同情和伤感。大概文中用典和一些对新政权礼仪性的赞颂分散了宋太宗的注意力,使他并没有发觉徐铉真正的情感倾向和政治态度,同意了这篇文章的发表。徐铉用自己内心的执拗与刚正,再次冒险捍卫了自己的人格与价值观。 “运历之所推”,一介书生是无法左右历史的,除了无愧于自己的信仰,他还能做些什么呢!
笔者常读《论语》,最喜欢“岁寒,然后知松柏之后凋也”这一句,对这句话的理解也随着年龄和阅历的增长而更加深刻。如果此章仅是强调一种在不利环境下的坚持,固然已经不错;但夫子真正的含义是即使一切都已注定,也要知其不可而尽力为之,那又是怎样的一个境界啊!挽狂澜于既倒,是一种大力;而在狂澜既倒前依然铁骨铮铮,那才是天地间之大勇。徐铉大概就是这样一个不乏大勇的书生吧?
结语
写完徐铉的故事,回过头来再看看这条艰难的心灵追问之旅,我却发现自己实际上还是没有真正走进徐铉的世界。他早年有一篇《送赞善大夫陈翊致仕还乡诗序》清清楚楚地写道:“夫进退之机,大易称首。止足之诫,元文所宗。君子动必乘时,故言行而事立。静惟体道,故身贵而名全。然则知之非艰,行之不易。去圣既远,引年益稀。是以古之明君,爰有成式。重辞禄之士,优悬车之礼。贲饰宠秩,靡限常均。所以崇德尚贤,激贪励俗者也。”那他为什么没有长啸而归隐山林,结果以垂老之年再次受到流言诽谤的侮辱?归宋后的徐铉心里还有哪些不为人知的苦衷?徐铉在自己的《稽神录》里,讲了不少千奇百怪的神灵故事。不知他自己死后是不是也会有灵魂,死后的世界是不是也像他小说中写的那样奇丽而怪异?
徐铉是一朵开在盛开在乱世里的文学奇葩,虽然影影绰绰地看到理想中的太平盛世,但这个世界却始终与他有着隔膜。他最终凋零在本属于他的时代里,但是由他传承的斯文之一脉,却成为开启北宋文人文化的大门一股重要的推动力。
992年9月24日清晨,虽然刚过中秋,渭北的天气已经颇凉了。年已七十六岁的徐铉刚起床,一股诡异的寒气自心头一掠而过。就在这一瞬间,徐铉突然有了一种不祥的预感,自己书中记载的那些怪怪奇奇的神鬼故事,此刻也一个个在脑海中闪现;就在这一瞬间,亲历一甲子的宦海浮沉、目睹几十年的乱世悲剧,都从他心灵的深处渐次展开,那些伤痕累累的回忆啊!他马上让家人准备纸笔,立了一份遗嘱交代后事,然后又专门写下六个大字——“道者天地之母”。有条不紊地做完这些事,这位才高命舛、一生坎坷的老人,就在这个秋天的清晨里与世长辞了。
一、书生“冷疾”世无良医
据有关史料,徐铉是死于“冷疾”。
中医上讲的“冷疾”,是指由于天气寒冷引起身体不良反应的病征总称,具体发病原因和临床症状并不相同。那徐铉的“冷疾”是怎么得的呢?据北宋时人丁谓记载,徐铉的病根是他独特而固执的服饰习惯,他特别喜欢穿宽袍大袖的汉族传统服装,即所谓的“宽袴”、“深衽”。前一段时间所谓“汉服”在网上闹得沸沸扬扬,听说复旦也有几个学生,到了周末时不时地穿“汉服”招摇一下,我想那种要了徐铉命的衣服,大概式样与这些古典时装爱好者的“汉服”差不多吧!“宽袴深衽”的服装设计虽然看起来非常儒雅,行走时还有一种衣带飘风的洒脱,但这种衣服保暖效果却十分差,属于那种“只要风度不要温度”的服装品种。在南方温润之地穿着它们还没有什么问题,到了北方就只有挨冻的份了。笔者没大听说东北地区的国人特别热衷炒“汉服”,大概也是气候使然吧。
实际上宋代生活在北方的官员也穿“汉服”,他们没有被冻死大概是因为他们在冬天里有皮大衣穿。徐铉虽然不一定是个“Animalright”保护主义者,但他把穿衣服的习惯上升到讲政治的高度,坚决反对穿皮草。975年末南唐国破,徐铉被大宋的军队从江南抓到开封,宋太祖赵匡胤特别恩赐给他一份新工作,从此他就在北方安家落户。此时已年届花甲的徐铉明显地对北方寒冷气候不适应,寒冬腊月里上早朝,同僚们都穿大皮袍子保暖,徐铉却还坚持自己的着装习惯,穿着在南方冬季常用的薄棉袄,猫在待漏院里冻得瑟瑟发抖。同僚们都劝他别跟身体过不去,买一件皮袄也花不了多少钱。但徐铉一开口就得罪人,他说穿皮衣是五胡乱华时留下的乱世风气,自己作为堂堂天子近臣,饱读圣贤之书,绝不穿这种外族的服装。一番慷慨陈词说得同僚们都面红耳赤、自感无趣,他们心里暗想:看你老徐能挺多久!这位执拗而又点迂阔的老夫子还真是这样一直挺着,但他也为自己高贵的“着装理念”付出沉重的代价——终于不可避免地染上了“冷疾”,这种糟糕的病给他晚年生活带来巨大的痛苦。他生命的最后两年被贬到地处渭北的邠州,那里的气候比开封还要恶劣。结果,徐铉终于受不住天气和心灵的双重折磨,勉勉强强在邠州过了一个冬天,没来得及与第二个冬天对抗,就写下了自己对人生最后的体悟,穿着那袭“汉服”大袍子,驾鹤西归了。
徐铉的命运与他的性格紧密相关。他不幸生在乱世,政权更迭、生灵涂炭,使他几乎看不到一个自己理想中的太平之世。但他有幸生活在五代最有人文气息的政权——南唐,这是五代时期的一方文学乐土,其士风涵养和文学积淀可谓乱世中的一枝独秀,史家甚至有“江左三十年间,文物有元和之风”的赞叹。徐铉少年得志,十六岁就进入公务员的队伍,做了吴政权的校书郎,才二十多岁就当上了南唐知制诰,相当于皇帝的高级文字秘书。少年得志,又遭际尚文之主,徐铉的早年人生路似乎应该阳光灿烂、繁花似锦。但是他偏偏没有五代文人的那种俯仰于时、奔竞媚俗的常态,而是坚守自己的人生追求,不愿为了固位保禄而磨圆自己的棱角。他在南唐政权遭到两次贬斥,虽说与当时朝堂的朋党之争有很大关系,但根本原因还是他那不合时宜的书生性格。徐铉第一次被贬据复旦博士金传道君考证在保大七年(949),起因是学士殷崇义的一份军书。当时的公务文章大都是骈文,讲究对偶、用典,如果典故用错了是件很丢面子的事,而殷崇义的这篇公文恰恰就犯了这样的错误。如果是一个老于官场的人,一般不会去议论同僚这样的糗事,但恃才傲物的徐铉和弟弟徐锴却在一定的社交范围内,拿着殷崇义这篇问题作品中的瑕疵说事,批评殷学士的不学无术。这样的话很快被殷崇义和宋齐丘听到了,结果徐氏兄弟以皇帝最讨厌的罪名——“泄禁省语”,受到了严厉处罚,被赶出京城。
徐铉的这次获罪虽然看起来是因为言语不慎造成的,但早在他三年前弹劾权倾朝野的宋齐丘时,他大概也会预感自己在南唐的仕途将会坎坷不平。宋齐丘是南唐政坛的大佬,朝堂上遍布他的党羽。宋齐丘曾举荐一个叫陈觉的亲信攻打福州。结果这个军事外行瞎指挥,使南唐军队吃了败仗,损失了上万兵马。南唐元宗李璟气急败坏,说什么也要杀掉陈觉和同他一起吃败仗的冯延鲁,嚷嚷着连审判程序都不必经过了,直接派特使到军营里取二人的首级。据说担负替皇上出气重任的特使都已经到了陈、冯二人的驻地,结果宋齐丘倚老卖老,用“上表待罪”的方式来自揽罪责,借机为这两个笨蛋将军开脱。李璟最后还是给了宋齐丘面子,从轻发落了陈觉和冯延鲁。御史中丞江文蔚看不过去,上书弹劾这位当朝宰相,却“坐庭劾宰相,其言深切”,被糊涂的李璟贬出京城。但是江氏的弹文,却被到处传写,甚至到了“洛阳纸贵”的流行程度。江文蔚弹劾宋齐丘极大地鼓舞了颇有正义感的徐铉,他高度评价江文蔚的行动,说“国朝自王义之后,旷数百年,宪署之间,举无废职。然未有危言激论,如此之彰灼者也”。当时朝廷百官都惧怕宋齐丘的势力,自江文蔚被贬后,更没有人敢再提陈、冯的案子。这时早已按捺不住的徐铉和好友韩熙载一起,向李璟上书要求杀陈、冯二人以正军法。
虽然徐铉的上书没有任何结果,但这个“一箭之仇”算是与宋齐丘结下了。三年后,一直怀恨在心的宋齐丘终于抓到徐铉的把柄,给这个既不懂政治上的炎凉去就,又缺乏生活中气象学常识的拗书生一个狠狠的教训。说什么“泄禁省语”,不过是宋齐丘玩弄的一个小把戏罢了。
二、特立独行 冷暖人生
徐铉并没有因为政治上的打击而改变自己的性格,在生活中他还是一如既往地坚持自己的原则,不随时俯仰。这在不理性的乱世中,可称得上是得了社会学意义上的“冷疾”。
那个打仗不行的陈觉,果然是一个国之妖孽,他大耍政治手腕,在被流放的次年就重新得到任用。东山再起的陈将军借助宋齐丘之势把朝廷搞得乌烟瘴气,甚至到了“道路以目”的地步,最后连李璟都不待见他了,以“致仕”的体面方式把他又赶出朝廷,并且终于找借口把他杀掉了。陈觉第二次丢官后经过泰州,突然想到了这位当年曾上书要求杀掉自己的徐铉,如今还在泰州贬所做着管理地方治安的小官。他颇多感慨、大彻大悟,然后写了一首诗寄给徐铉,表示放弃旧憾、主动修好之意。徐铉虽然在公事上铁面无私,但并不是一个小肚鸡肠的人,他给陈觉写的一首非常得体的答诗《陈觉放还至泰州以诗见寄作此答之》:
朱云曾为汉家忧,不怕交亲作世仇。
壮气未平空咄咄,狂言无验信悠悠。
今朝我作伤弓鸟,却羡君为不系舟。
劳寄新诗平宿憾,此生心气贯清秋。
——《全宋诗》卷六
诗的前四联引汉代朱云和晋人殷浩的典故,虽然与陈觉行实不类,但也向对方表达了礼貌的安慰。后四联从自己的感受说起,颇有惺惺相惜的意味。书生不幸生在干戈四起的乱世,自己的命运确实是难以把握的,更何况当年处事以公,力请杀掉陈觉,实际上二人并无私怨;如今却同是沦落江湖,对方又主动寄诗平憾,即使举世皆曰“可杀”,自己又怎么能随波逐流、落井下石呢?这大概就是“此生心气贯清秋”的深层意蕴吧。
我们再看看徐铉后来对冯彦鲁的态度,他也是徐铉当年要求皇帝杀掉的败军之将。这位老冯大概比陈觉更老于为官之道,再加上朝中有人(其兄冯延巳是政府高官,也是把写词的好手),所以爬得更快。有一天,徐铉与同僚在等待早朝的时候闲聊,这种上班前的临时沙龙往往比较随意,是同事间沟通感情的好机会。这次大家津津有味地谈起了山水之乐,说到唐玄宗赐给大诗人贺知章三百里镜湖,用作贺知章修身养老之所,此时已成为阁老的冯延鲁不无艳羡地感慨道:“我倒不敢奢望能得到三百里镜湖的恩赐,如果皇帝开恩,赐给我后湖这么大的小湖泊,让我退休后有个休闲游乐的去处,这辈子也算是没有白过啊!”这样的话不过是同僚间的戏谈,原本不必认真,但徐铉的“冷疾”又犯了,他马上抢白冯彦鲁说:“咱们的皇上对待有才能的人十分尊敬,恩宠唯恐不及,赐一个后湖根本算不上什么,倒是像贺知章那样的人才却很难找。”一下子弄得冯延鲁下不来台,差点没气出心脏病来。特立独行、不媚世、不随俗,是徐铉性格中的亮点,这样的性格或许并不讨人喜欢,但是却是文人生态中所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一个连书生意气都没有或不能容忍的社会,其前途是堪忧的。
徐铉随李煜归宋时,宋朝政府因缺乏干部,大量使用原南唐“伪政权”的官员。有一个叫谢岳的人是徐铉的老朋友,当时在卢氏县做主簿,年纪已经过了七十岁,按当时的规定应该退休了。北宋时的身份证制度不健全,特别这些“归明人”的年龄,更是一本糊涂账。吏部负责官员考核的人也搞不清谢岳的真实岁数,因谢岳也是南唐归明人士,按照惯例会来询问一下徐铉。谢主簿就提前跑到老朋友徐铉跟前哀求,以家贫为借口,希望徐铉不要说出自己的真实年龄,或者干脆推说不清楚,这样他就有机会再干几年,多赚点俸禄(宋初官员退休后一般是没有薪水的)。这个要求现在看来并不太过分,据说不少有操守的老先生,在不理性的历史时期里,坚持“就算不能讲真话也绝不讲假话”的处世原则,受到一些后辈小子的追捧。但徐铉不是那种“假话全不讲、真话不全讲”的虚伪干部,他敢于讲真话。于是他严词拒绝了老朋友的请求:“我明明知道你的年龄,却对吏部官员说不知道,那不是欺骗上天吗?我绝不做这样的事情。”结果徐铉据实汇报了谢岳的年龄,老朋友也因此被罢官。这样看起来徐铉似乎是个不讲情义、不近情理的“冷面人”,但实际上并非如此,在人际交往上,徐铉心中自有一套标尺。如果有亲族故交的子弟贫无所依,徐铉一定把他们接到家中,用自己的俸禄来抚养他们。等他们到了婚嫁的年龄,又亲自为他们安排婚姻大事。而且他最终受其“热心”的拖累,以耄耋之年,遭受无端贬斥的屈辱。
徐铉的一生跌坎坷不平,也是一个向不理性的社会领取“冷疾”的人。在开封和邠州寒冷的冬季,他拒绝的不是一件皮衣所能给予的温暖,而是任何世俗对自己的侵染与改变。一个把穿着上升到信仰高度的人,至少是一个完美主义者。而这种对自我人格完美的坚守,不就是五代乱世所最缺少的一脉刚强,不就是大宋王朝士人最急需的精神资源吗?对于渐次走过的五代,徐铉是大唐王朝最后一抹风流文人的记忆,他在乱世中保存一份书生意气,保留一脉斯文不堕;对于迎面而来的宋朝,他又是大宋帝国的一枝报春的寒梅,他的文学与人格对后世宋代文人产生巨大的影响。
三、狂澜既倒 铁骨铮铮
如果你以为徐铉只不过是一个正直、不乏狂狷之气的书生,是大唐浪漫文人留下的一片活化石,那就错了,徐铉身上更可贵的是那副铮铮铁骨,是在狂澜既倒前的那份坚持。
开宝八年(975),徐铉在南唐危如累卵、指日可破的情况下,代表李煜出使宋朝,直接与赵匡胤对话。这是极其危险的使命,当时和徐铉一起出使的还有一个叫周惟简的道士,也是一个颇有学问的人,据他的推荐人张洎说,这位深通易理的老道很有谋略,可以“谈笑弭兵锋”,大概像苏东坡词中所写的“谈笑间樯橹灰飞烟灭”那种才能与风度。在徐铉出使之前,李煜已经连发多道命令催促自己在长江上游“梦游”的水军司令朱令赟火速赶来勤王,但现在又要派人求和,于是李煜对徐铉说:“你尽管放心出使,我马上发命令给朱令赟的部队,让他们暂时按兵不动。要不然宋军怀疑我们一边求和,一边调兵遣将,你作为使者,必定会处于十分危险的境地。”徐铉却不同意李煜的安排,他说:“宋军早存虎狼之心,我这次出使未必会有什么效果。金陵城危在旦夕,老百姓就指望着援军的早日赶到,怎么能下令让他们按兵不动呢?请您为国家利益考虑,该怎么安排就怎么安排,不要考虑我的安危。”一席肺腑之言把李煜感动得流出眼泪来,这个快亡国的皇帝没什么好赏赐的,只有开点空头支票,表示要提升徐铉的官职。徐铉虽然也喜欢做官,但无论如何不会在这个情形下接受皇帝的恩赐,于是他拒绝了李煜的好意,像“意轻千金赠,顾向平原笑”的鲁仲连那样,毅然踏上危险而悲壮的征程。到了赵匡胤跟前,徐铉据理力争,反复强调江南无罪而被讨伐,实在是不合公理。结果读书不多的赵匡胤理屈词穷,根本无法反驳,于是又气又恼,手按宝剑对徐铉说出那句暴露千古专制君主私念的心底话:“你不要多费口舌了,江南确实没有什么罪过,但是天下一家,卧榻之侧,哪能容得下别人呼呼大睡!”秀才遇到兵,徐铉这才无话可说。结果轮到那个能“谈笑弭兵锋”周惟简说话,这位老道早吓得哆哩哆嗦,连连说自己不过是个山野道士,被李煜逼迫来当使臣,然后巧妙地谄媚侵略者,极不得体地提出将来到终南山隐居愿望,言下之意,南唐归宋乃必然之事,到时候天下一家,自己也希望能够分享一碗菜汤。一个是五代乱世的书生,一个是修身养性的道士,其人格境界之高下,判然可分。徐铉的出使虽然没有什么效果,但是他却赢得了时人的尊敬。
不久,金陵城终于保不住了,李煜做了屈辱的亡国之君,徐铉和他一起被押到汴梁接受胜利者赵匡胤的审判。赵匡胤召见了徐铉,气愤地责骂他为什么不早点劝李煜投降。这里有几个问题需要说明一下:第一,在宋军攻打荆楚、后蜀、南汉等割据政权时,都没有受到很大的军事阻力,这些政权内部都有大臣坚持顺应天意,向宋政权投降,如后蜀之李昊、荆楚之孙光宪。而那些鼓吹抵抗的大臣却往往没有好果子吃,少有能全其生命者,并非一例获得宋政权的赦免;第二,宋军攻打南唐虽然费时不多,但却也付出不小的代价,并不像大将曹彬的露布所写的“江南勾当公事回”那么简单,好像进行了一次愉快的公务旅行。据笔者粗略地统计,这次战争中,仅南唐军人就有数万人头落地,至于南唐老百姓,单是在宋军江州屠城的暴行中,据宋史记载,大将曹翰“屠城无噍类,杀兵八百”(《宋史》卷二百六十),当时的大诗人王禹偁则在《金吾》一诗写道:“弥年城乃陷,不使鸡犬活。老小数千人,一怒尽流血。”因此,至少在赵匡胤看来,徐铉这些人绝对是有罪的,杀掉也毫不过分。但是徐铉却大义凛然,真正体现了孟子所说的“威武不能屈”,他从容地对赵匡胤说:“我作为江南的大臣,没有辅佐君主治理好国家,搞得国家灭亡了,这是我最大的罪,确实应该被杀掉。至于没有劝自己君主投降,这样的罪过我是不应该承担的。”结果几句话又把赵匡胤给堵回去了。赵匡胤不愧为政治家,没话说了就夸徐铉忠心,不仅不杀他了,还给他“赐座”的待遇,并为徐铉提供了一份比较体面的新工作。
很快宋太宗上台了。徐铉在新岗位上的日子过得很充实,但并不如意。宋太宗主要是利用他的学识,为大宋帝国服务,他也确实在文职位子上干得很出色。这期间又发生了一件对他来说非常凶险的事情。李煜不明不白地死了,按照当时的礼仪,必须有人为李煜写一篇记述他一生大节的墓志铭,那么由谁来完成这项任务呢?在同僚的挤兑下,写作任务被交给徐铉。李煜是一个曾激烈反抗新政权,最后被迫投降的国君,这篇文章确实不太好写。更何况徐铉作为南唐旧臣,更不容易措辞,如果按墓志铭的写作惯例,应该把李煜抬得高一点,但这可能会给自己招致杀身之祸;如果谄媚大宋政权,把不识时务的李煜贬得过低,又会违背自己的处世原则,同时也会被士论认为忘恩负义而身败名裂。对徐铉来说,这真是一个烫手的山芋。徐铉人生最大的悲剧就是不得不跟随亡国之君李煜,忍受做亡国之臣的屈辱。据宋人魏泰的《东轩笔录》记载,接到这个居心险恶的写作任务后,这个铁骨铮铮的书生在宋太宗面前流下伤心的眼泪。这眼泪既为受尽猜疑又死得不明不白的故主李煜而流,也为自己在饱受亡国之痛又无权抒发自己真实的情感而流。他大胆向猜忌成性并有害死李煜嫌疑的宋太宗提出自己的写作条件,那就是允许他在文章中表达出与李煜曾经的君臣之义。这是一个很大胆的请求,再次体现徐铉不以炎凉为去就的书生意气。李煜被掠到汴梁后,归宋南唐旧臣为了自己的仕途,避之唯恐不及,哪里还有人敢去和李煜攀什么“故主之义”!但徐铉不合时宜的要求,从道义上而言,也确实并不过分,宋太宗就暂时答应了他的要求,心想等看到完成的作品再与徐铉计较不迟。在自己冒险提出的要求得到满足之后,徐铉精心撰写了一篇《大宋左千牛卫上将军追封吴王陇西公墓志铭》,将亡国之痛隐藏在字里行间,又尽量不去触及当权者的敏感神经,这可算得上历史上最迂徐委曲、沉郁压抑的一篇墓志铭了。徐铉在开头几句很值得琢磨,我想当年这篇文章摆到宋太宗的面前,大概他也是反复吟咏,击节叹赏:
盛德百世,善继者所以主其祀;圣人无外,善守者不能固其存。盖运历之所推,亦古今之一贯。
——《全宋文》卷三六
这短短三句话,包含非常深邃的哲理内容,有着极为广阔的解释空间。从宋太宗方面而言,他可理解成大宋奉天承运、火德洪基;从李煜的角度考虑,他即使再圣明,也无法改变上天安排的命运;而自徐铉自身来看,不幸生遭亡国之辱,天命无常,是何人哉!徐铉在墓志铭中申明了李煜的无辜,字里行间寄予无限的同情和伤感。大概文中用典和一些对新政权礼仪性的赞颂分散了宋太宗的注意力,使他并没有发觉徐铉真正的情感倾向和政治态度,同意了这篇文章的发表。徐铉用自己内心的执拗与刚正,再次冒险捍卫了自己的人格与价值观。 “运历之所推”,一介书生是无法左右历史的,除了无愧于自己的信仰,他还能做些什么呢!
笔者常读《论语》,最喜欢“岁寒,然后知松柏之后凋也”这一句,对这句话的理解也随着年龄和阅历的增长而更加深刻。如果此章仅是强调一种在不利环境下的坚持,固然已经不错;但夫子真正的含义是即使一切都已注定,也要知其不可而尽力为之,那又是怎样的一个境界啊!挽狂澜于既倒,是一种大力;而在狂澜既倒前依然铁骨铮铮,那才是天地间之大勇。徐铉大概就是这样一个不乏大勇的书生吧?
结语
写完徐铉的故事,回过头来再看看这条艰难的心灵追问之旅,我却发现自己实际上还是没有真正走进徐铉的世界。他早年有一篇《送赞善大夫陈翊致仕还乡诗序》清清楚楚地写道:“夫进退之机,大易称首。止足之诫,元文所宗。君子动必乘时,故言行而事立。静惟体道,故身贵而名全。然则知之非艰,行之不易。去圣既远,引年益稀。是以古之明君,爰有成式。重辞禄之士,优悬车之礼。贲饰宠秩,靡限常均。所以崇德尚贤,激贪励俗者也。”那他为什么没有长啸而归隐山林,结果以垂老之年再次受到流言诽谤的侮辱?归宋后的徐铉心里还有哪些不为人知的苦衷?徐铉在自己的《稽神录》里,讲了不少千奇百怪的神灵故事。不知他自己死后是不是也会有灵魂,死后的世界是不是也像他小说中写的那样奇丽而怪异?
徐铉是一朵开在盛开在乱世里的文学奇葩,虽然影影绰绰地看到理想中的太平盛世,但这个世界却始终与他有着隔膜。他最终凋零在本属于他的时代里,但是由他传承的斯文之一脉,却成为开启北宋文人文化的大门一股重要的推动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