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研究的最高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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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史学领域本身有各种各样性质不同的工作,还有大量虽不在史学范围内但与史学高度相关的辅助学科。各种直接的史学工作、各种层面上的辅助学科所承担的间接史学工作,均各有各的价值。这些工作,严格说来,并无高低之别!但也不能不指出,这些工作之间仍有不容忽视的轻重缓急之分!
  毫无疑问,历史研究的职责是研究历史,历史学必须以研究历史本身为依归。为了研究历史,当然必须从事作为这个“历史”载体的史料的核查与整理,这如同为了过河赶路必须铺路架桥一样。可是,从很久以来,在“史学就是史料学”的治史理念误导下,“文本考据”成为“史学”本身,以历史本体为对象的研究行为却备受奚落,以致在民国年间的史学界被严重边缘化。这就如同为了过河必先修桥,但修桥本身的重要性却排斥了赶路的目的性,甚至修桥的人在轻视漠视乃至鄙视那些赶路的人。胡适把对“井田制”的研究变成对“井田论”的研究,顾颉刚把“古史辨”变成“古书辨”,均属此类。人们忘记了,“文本考据”只是现代学术构成的一个部分、治学过程中的一个初始环节,在“文本考据”之外和之后,实际上还有一个更大更重要的学问世界,这就是对“文本”生存于其中的社会历史本身的研究。史学离不开“文献”和“史料”,但以“文献”和“史料”为中心的各种工作不应成为现代以来史学的主流和正统,尤其不应成为现代史学的最高价值。
  历史研究的根本宗旨从属于对历史本体的说明和调查,是对历史事实作出通贯性的梳理;若能从中绎出具有普适性的“公理公例”和“历史法则”,当属最高境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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