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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这场让农民上楼运动，如不有效遏制，“恐怕要出大事。”
据报道，一场让农民上楼的行动，正在全国二十多个省市进行。各地将农民的宅基地复垦，用增加的耕地，换取城镇建设用地指标。山东诸城“整建制”地将一个县的村落“消灭”，河北廊坊未获审批就先“挂钩”大搞撤村复耕，乱象不一而足。中央农村工作领导小组副组长陈锡文指出，和平时期大规模的村庄撤并运动“古今中外，史无前例”。在土地财政推动下的这场圈地大跃进如果不能得到及时遏制，必然会酿成悲剧。
如何遏制新一波圈地运动，关键是三方面，一是严格遵守《土地管理法》关于农地征收的程序规定，完善《城乡建设用地增减挂钩试点管理办法》；二是尊重农民意愿，让作为土地主人的农民能依法保护自己的宅基地权益；三是建立责任追究机制。
地方政府作为圈地运动的主体，其共同的政策依据是国土资源部2008年颁布的《增减挂钩办法》，核心是所谓的“占补平衡”，即将多少农村建设用地复垦为耕地，就增加多少用于城镇建设的地块。指标是“借”，3年内要以复垦的耕地“归还”。
这样的规定是和《土地管理法》相冲突的。《土地管理法》第三十一条规定：非农业建设经批准占用耕地的，按照“占多少，垦多少”的原则，由占用耕地的单位负责开垦与所占用耕地的数量和质量相当的耕地。按照保18亿亩耕地的国策，应当是先“开垦”后“占用”。
《增减挂钩办法》第十二条规定，对项目区实施规划和建新拆旧进行整体审批，不再单独办理农用地转用审批手续，整体审批结果报国土资源部备案。这样的规定很模糊，是不是意味着在项目区内的农用地转用，就不需按照《土地管理法》规定的程序报批？增减挂钩是否在给地方圈地乱象大开制度绿灯？这样的制度是否要进行重新评估。
从实际效果看，《增减挂钩办法》成为新一轮圈地乱象的诱因。将挂钩指标的管控交给地方政府，却又缺乏有效的监督，实际效果是在鼓励地方变相乱占地。据报道，国土部2009年批给河北的增减挂钩周转指标仅为1.2万亩。河北省“探索”的周转地，远远超过了这个指标。2009年，河北启动了1000个村的新民居建设，预计到2012年全省15%左右的行政村将完成新民居建设改造，将腾出50万亩建设用地指标。有些地方将一个县的农村“整建制”地“消灭”，也不符合增减挂钩“因地制宜、分步实施”的本意。
道理是即使有“指标”，拟用于城镇建设地块的征收程序，也必须符合《土地管理法》第四十五条的规定，即征收基本农田、基本农田以外的耕地超过35公顷的、其他土地超过70公顷的，必须国务院批准。
更加重要的是，作为宅基地主人的农民，要能依法保护自己的合法权益，让农民自己选择自己的生活方式。新修订的《村民委员会组织法》第二十四条规定，宅基地的使用方案须经村民会议讨论决定方可办理。
最后，必须建立明确的责任追究制度。否则，地方出于“土地财政”的冲动，法律法规不论有多细致的规定，地方不遵守，法不责众。长此以往，我们很有可能在土地问题上犯下历史错误。正如陈锡文指出的，这场让农民上楼运动，如不有效遏制，“恐怕要出大事。”
（摘自《新京报》 作者：熊伟）
据报道，一场让农民上楼的行动，正在全国二十多个省市进行。各地将农民的宅基地复垦，用增加的耕地，换取城镇建设用地指标。山东诸城“整建制”地将一个县的村落“消灭”，河北廊坊未获审批就先“挂钩”大搞撤村复耕，乱象不一而足。中央农村工作领导小组副组长陈锡文指出，和平时期大规模的村庄撤并运动“古今中外，史无前例”。在土地财政推动下的这场圈地大跃进如果不能得到及时遏制，必然会酿成悲剧。
如何遏制新一波圈地运动，关键是三方面，一是严格遵守《土地管理法》关于农地征收的程序规定，完善《城乡建设用地增减挂钩试点管理办法》；二是尊重农民意愿，让作为土地主人的农民能依法保护自己的宅基地权益；三是建立责任追究机制。
地方政府作为圈地运动的主体，其共同的政策依据是国土资源部2008年颁布的《增减挂钩办法》，核心是所谓的“占补平衡”，即将多少农村建设用地复垦为耕地，就增加多少用于城镇建设的地块。指标是“借”，3年内要以复垦的耕地“归还”。
这样的规定是和《土地管理法》相冲突的。《土地管理法》第三十一条规定：非农业建设经批准占用耕地的，按照“占多少，垦多少”的原则，由占用耕地的单位负责开垦与所占用耕地的数量和质量相当的耕地。按照保18亿亩耕地的国策，应当是先“开垦”后“占用”。
《增减挂钩办法》第十二条规定，对项目区实施规划和建新拆旧进行整体审批，不再单独办理农用地转用审批手续，整体审批结果报国土资源部备案。这样的规定很模糊，是不是意味着在项目区内的农用地转用，就不需按照《土地管理法》规定的程序报批？增减挂钩是否在给地方圈地乱象大开制度绿灯？这样的制度是否要进行重新评估。
从实际效果看，《增减挂钩办法》成为新一轮圈地乱象的诱因。将挂钩指标的管控交给地方政府，却又缺乏有效的监督，实际效果是在鼓励地方变相乱占地。据报道，国土部2009年批给河北的增减挂钩周转指标仅为1.2万亩。河北省“探索”的周转地，远远超过了这个指标。2009年，河北启动了1000个村的新民居建设，预计到2012年全省15%左右的行政村将完成新民居建设改造，将腾出50万亩建设用地指标。有些地方将一个县的农村“整建制”地“消灭”，也不符合增减挂钩“因地制宜、分步实施”的本意。
道理是即使有“指标”，拟用于城镇建设地块的征收程序，也必须符合《土地管理法》第四十五条的规定，即征收基本农田、基本农田以外的耕地超过35公顷的、其他土地超过70公顷的，必须国务院批准。
更加重要的是，作为宅基地主人的农民，要能依法保护自己的合法权益，让农民自己选择自己的生活方式。新修订的《村民委员会组织法》第二十四条规定，宅基地的使用方案须经村民会议讨论决定方可办理。
最后，必须建立明确的责任追究制度。否则，地方出于“土地财政”的冲动，法律法规不论有多细致的规定，地方不遵守，法不责众。长此以往，我们很有可能在土地问题上犯下历史错误。正如陈锡文指出的，这场让农民上楼运动，如不有效遏制，“恐怕要出大事。”
（摘自《新京报》 作者：熊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