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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上半叶，上海的主流文化是苏州河两岸文化，是上海民族资本家的奋斗史和命运史。1956年，包括荣毅仁在内的三位商业大亨，代表上海工商界宣布自己欢迎“社会主义改造”。这是一个分界点，正如《子夜》和《上海的早晨》分别对旧上海和新上海的写照。
上海之源
苏州河又称吴淞江，全长125公里，上海境内长53.1公里，其中下游市区段23.8公里河道，旧称“沪渎”，上海简称“沪”即由此出。
历史上，苏州河曾是出入上海的主航道，河面“宽达十数里”，黄浦江仅是其支流。北宋庆历三年(1043年)后，因泥沙壅塞，河道逐渐变窄。至明朝永乐三年(1405年)，江南治水，疏凿黄浦以冲积沙，形成了现在的黄浦江，苏州河退而成为其支流。
160年前，英国人从黄浦江登陆上海。在划定居留地时，第一眼看中的就是黄浦江与苏州河交汇处的黄金宝地。襟黄浦江，带苏州河，濒吴淞口，无疑为贸易和航运的绝佳之地，英帝国的领事馆也落户于此，英租界以此为中心不断向外拓展。
1848年，英国领事馆与上海道台订立扩大租界的协议时，吴淞江上海段正式改名为苏州河。河边密密的农田，芦苇、蒿草，杂树慢慢地消退，代之而起的，是道路、码头、堆栈和工厂。1856年，苏州河上第一座木质桥梁在靠近黄浦江的河口上建成，名叫韦尔斯桥，也就是后来著名的外白渡桥前身。
外白渡桥
这座古老的铁桥饱含浓浓的旧上海风韵。1855年，一个名叫韦尔斯的英国商人，在苏州河上建了一座桥，因为过桥要征收“过桥税”激起公愤。1873年，公共租界工部局在此桥东面建起一座浮桥，免收过桥费。1906年，拆除浮桥改建钢铁大桥，因过桥不花钱，白渡苏州河，故名“外白渡桥”。众多影视作品曾在此取景。
浦江饭店
原名礼查饭店，位于外白渡桥北，初建于1846年。饭店为西洋建筑。1906年，因需腾出空间建设外白渡钢桥，被拆除重建，次年落成。新建的札查饭店为五层砖木结构，属折衷主义风格的英式商业建筑。解放后改称浦江饭店。
“黑牡丹盛开”
一般概念中，苏州河分为东段和西段。过去，西藏路以东两岸都在租界内，西藏路以西是华区。西段南岸在租界扩张后划进租界，北岸，即所谓的闸北是华区，中国最早的民族工业很多发端于此，沿河两岸的建筑曾是这段历史的记录。
40多年前，小学课本描述工厂里烟囱冒出来的浓烟，是以“盛开的黑牡丹”为比喻的。其夸张和遐想既显露了文人浪漫的不着边际，又真实地记录了那个时代的中国人对工业化的理想与期望。
我国民族工业起步比较晚，但一起步，便首先在苏州河沿岸扎起了堆儿。这里诞生了中国第一家纺织厂、面粉厂、油脂厂、制药厂，电扇厂……49家全国民族工业企业之最，集中在苏州河沿岸。
最有名的申新纺织九厂(上海第二十二棉纺织厂前身)与阜丰面粉厂(上海面粉厂前身)早在上世纪二三十年代已经成为同业中的老大。阜丰面粉厂年产面粉达到1188万包，而拥有45万纺锭、2795台织机的申新厂，更是当年的著名大厂。
上海大厦
上海大厦是上海滩最佳的观景台，地处苏州河和黄浦江交汇处。晨曦中，外白渡桥硬朗的剪影与上海大厦雄美的背影相互交织，曾构成了最经典的“上海的早晨”。
上海大厦原名百老汇大厦，采用了当时最先进的铝钢合金框架结构。这里初为专供来沪洋人租住的高级公寓，建有当时远东最大的汽车库，可停放80辆小车，还有消防喷淋装置和暖气设备，设计十分周到和超前。1951年改名为上海大厦，曾接待众多世界名人。
荣毅仁：“走这条路才是出路!”
“你们资本家为什么愿意接受共产党的领导呢?”新中国成立后，上海市政府接待的外宾来到工商业者家里参观时，无一例外地会问这个问题。
上海解放前夕，荣氏家族大多数成员与上海其他资本家一样，带着身家老小，纷纷离开，荣毅仁的妻子和孩子已经到了香港，自己是去是留，决定不下来。由于父亲荣德生坚决不肯离开上海，荣毅仁经过再三考虑，最后留下来，并将妻儿接了回来。
1949年5月25日，天刚蒙蒙亮，申二厂的荣德馨来报信“解放军睡在马路上，看的人多着呢。”荣家头天晚上就朦胧听见“噼啪噼啪”的响声，没想到解放军已经悄无声息地到了自家马路边。60年过去了，许多老上海至今仍把“解放军不住民房睡马路”与“瓷器店里捉老鼠”传为美谈。由此可见，共产党给上海人民的这个“见面礼”，历史意义是何等深远。
后来荣毅仁当副市长时曾回忆，就是看到了解放军不住民房睡马路这动入一幕，才下决心要工厂赶快复工。
1950年，美蒋“二·六”轰炸，上海工商业遭到破坏，荣毅仁的工厂也因原料，动力，资金等开工不足，发不出工资，劳资关系相当紧张。年关之际，申新纱厂不少职工围攻荣家讨要薪水，闹得荣毅仁不敢回家。
事情很快汇报到陈毅市长那里，陈毅立即指示潘汉年，要求有关部门尽快做好工人工作，并从原材料供应和银行贷款等方面帮助荣毅仁。风波很快平息了，荣毅仁的申新各厂由此步入正轨，开始从亏损逐渐走向保本并有盈余。
1950年夏初，毛主席在寓所宴请出席全国政协一届二次会议有关人士，特别邀请了菜毅仁，这是荣毅仁第一次见到毛主席。席间，毛主席的鼓励使他终身难忘要为人民做好事，要一贯做下去，人民是不会忘记的。
回首几十年风风雨雨，晚年的荣毅仁曾说：“人家都奇怪，我这个资本家怎么搞社会主义?我就是要搞社会主义!因为我经受过失败的教训，走这条路才是出路!”
《打渔杀家》劝导资本家
1954年虽然是资本主义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全面铺开的一年，一批规模较大的私营工商业开始公私合营，但是，还没有波及全行业。一些资本家意识到，加快工商业改造已是大势所趋，开始无心生产，有的资本家“白天敲锣打鼓，晚上痛哭流涕”，也有的说“多年心血，一朝付之东流，几声锣鼓，断送家财万贯”。
1955年，七届六中全会闭幕后，毛主席打算做做工商界朋友的思想工作。10月27日下午，毛主席在颐年堂召集工商界代表黄炎培、陈叔通、章乃器、李烛尘，胡子昂，荣毅仁等座谈。
毛主席用京剧《打渔杀家》的故事劝导大家。他说，萧桂英要去“杀家”，参加“革命”了，可还没有忘记关门，怕人家偷了她的坛坛罐罐。“萧桂英离家时还爱惜家具是有理由的，旧的东西要一下子去掉很不容易，新的东西要一下子接受也不容易”。他希望民建和工商联委员把眼光放远一点，起带头作用。
毛主席谈到资本家应该怎样掌握自己命运的问题说：“现在中国正处在大变革时代，社会动荡不安，人们考虑的，不外是一个饭碗，一张选票，有饭吃不会死人，有选票可以当家做主，说文明点就是一个工 作岗位和一个政治地位。”但是，无论是饭碗，还是选票，都不是天上掉下来的，需要资本家自己去掌握。
几位工商界人士发表了意见。章乃器说，“骂社会主义来得早的固然有，他们对制度感觉不到，他们注意的是工作，生活。帝国主义同官僚资产阶级要毁灭他们，我们则安排他们，少数人不舒服，多数人好了，生产增加，利润多了，收税的人来了不发抖……”毛主席说，“你是主张红色资本家的，我们大有合作之势。”
李烛尘说，“公私合营企业的干部，对资方有错不当面讲，要人自己去体会，资方就怕了。”毛主席表示，“有意见，要讲清楚，明确。”
荣毅仁说，“现在工商业者在政治、工作，利润等方面都有些问题。政治上有些距离，工作上职权也有问题，利润方面有些比较困难，”
把资本家拉进来
两天后，毛泽东在怀仁堂召开第二次工商业改造问题座谈会。会议就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问题提出六点意见。
荣毅仁在会上讲述了荣家从小到大的发展历程。他说，“要不是解放，申新的情况如何，很难预料。刚解放时，由于发生困难，我确实怀疑共产党对经济是不是有办法。但事实证明，共产党的办法是很多很好的，所以。我们如果还抱着私有制不放，未免目光太小了，我对未来是抱有无穷的美好希望的。”
会上，毛主席强调，要在工商界大力宣传公有制。“我就怕没有准备好，一个高潮来了一阵风。请诸位注意这一点。”他讲了农业合作化中有过死牛死猪的问题，结果出现“三叫”，人叫，猪叫、牛叫。所以，他再次强调，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要做到“瓜熟蒂落，水到渠成”，就“比较自然”了。至于资本家普遍关心的地位和利润问题，他说，由工人替工商业者生产一部分利润，一年有好几亿，三个五年计划就是几十个亿，超过了全国资本家的固定资产，用这种方法把资产阶级逐步转变过来。毛主席表示，“对资本家的安排主要是两个，一个是工作岗位，一个是政治地位，要统统安排好。”
毛主席推心置腹的谈话，使工商界人士很受感动。工商界上层代表人物在资本主义工商业的改造问题上同中国共产党基本上达成共识。
1955年11月1日至21日，全国工商联第一届执行委员会召开第二次会议。
11月16日，在北京召开的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会议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问题的决议》，将原定三个五年计划基本完成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的部署，调整为，在第一个五年计划时期内，即1956年和1 957年，全行业公私合营争取达到百分之九十左右，并且争取逐步使公私合营企业基本上过渡到国有化。经过这样调整，完成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的时间表比原来提前了五年。
“赎买定息”
当时的国内外舆论里，曾有一种这样的声音共产党打仗是第一流的，治理经济恐怕不入流。也有人说，共产党军事一百分，政治八十分，经济打零分。
事实改变了这种看法。新中国通过和平赎买的方式对资本主义工商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不能不说是一大创举。
1954年，国家对私人企业施行“赎买定息”的政策，原先拥有100万元资产的资本家名义上还拥有100万元资产，实际上只拥有100万元产生的利息。统一定为年息5％，这个比率略高于当时的银行利息。
从1956年1月1日起计息。这个办法保持七年不变。到1963年，又决定延长三年，1966年9月才停发定息。国家先后以“四马分肥”(即分为国家所得税，企业公积金，职工福利费，资方红利四部分，资方红利大体占四分之一，企业利润的大部分归国家和工人)和定息的方式，作为和平赎买的代价，向资本家支付了三十多亿元，超过了他们原有的资产总额。
国家根据核定的私股股额按期发给私股股东固定股息。全国拿定息的在职私营业主为71万人，吃息代理人为10万人。其中，上海市公私合营企业中的私股为112亿元，几乎占总私股的一半。私股在500万元以上的五个大户中，有四人属于荣氏家族，第一名是荣毅仁的堂兄荣鸿三(在香港)，占975万元，荣毅仁居第三位。
毛主席视察申新广
在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进入高潮的时候，荣毅仁同记者谈话时说出了他走社会主义道路的原因：“我经常接触到共产党和人民政府的负责人，在经济最困难的时候，在局势最紧张的时候，党的每一次分析，党的每一个政策，毛主席的每一句话，周到又全面，稳重又果敢，说到了就做到了。”
1954年1月，春节刚过，荣毅仁作出了一项重大决定将申新集体实行公私合营。接着荣毅仁提出申新三厂公私合营的申请，很快被批准。
4月2日，上海申新所属各厂召开劳资座谈会，荣毅仁提出申新要争取向国家资本主义高级形式发展。4月14日，申新厂86户股东召开会议，决定授权荣毅仁申请办理公私合营手续。5月31日，荣毅仁致函上海市工业生产委员会及华东纺织管理局，正式提出合营申请。8月11日，上海市政府召开包括棉纺在内的8个行业的同业公会负责人会议。宣布批准申新等168家私营工厂公私合营的申请。
两天之后，即8月13日，申新历史翻开新的一页。这天，申新总管理处召开大会，拥护政府批准公私合营，欢迎公方代表进驻申新。
1955年10月，毛主席在召集工商界头面人物谈话时，荣毅仁曾邀请他有空时到申新厂去看一看。毛主席既没有答应，也没有拒绝，只是说他“上海倒是去过的，但是没有公布”。
1956年1月10日，对已实现公私合营的申新厂来说，是一个值得自豪和骄傲的日子。
没想到毛主席真的很快就来上海了。并且真的来申新厂视察了，荣毅仁又惊又喜。
那天，毛主席的第一句话就是：“你不是要我到厂里来看看么?今天我来了。”荣毅仁激动得连声说：“欢迎，欢迎!”毛主席风趣地说“你是大资本家，要带头。现在工人阶级当家作主了，老板换了。”随后关心地问：“公私合营后生产怎么样?”荣毅仁回答说，“比以前要好。”
毛主席视察后，荣毅仁即代表上海工商界集体给毛主席写信，表示要在6天内实现上海全行业公私合营。
全面公私合营
1956年的头十天中，上海市平均每天就有1300多家私营工商业户申请实行公私合营。到1月10日，全市私营工商业申请公私合营的已达58000多户，其中私营工业提出申请的有20100户，超过了私营工业总户数的三分之二。
1956年1月20日，40岁的荣毅仁，61岁的胡厥文、74岁的盛丕华，三位商业大亨代表上海工商界宣布自己欢迎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进行的社会主义改造，市工商业联合会在中苏友好大厦广场召开上海市资本主义工商业申请公私合营大会，批准全市资本主义工商业实行全行业公私合营。至此，全市880g3家资本主义工商业全部实行公私合营。全市所有私营工厂，商店都挂起了公私合营的招牌。
1956年1月31日，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二届全国委员会第 二次全体会议上，陈叔通作了《关于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的报告》，指出全国各城市的资本主义工商业基本上已纳入了国家资本主义高级形式，实现了全行业的公私合营。
陈毅给红色资本家拉票
1957年1月初，上海市召开市人大二届一次会议。在会议开幕时，已任国务院副总理的陈毅专程从北京赶回来，并作了一次令人难忘的讲话，”匆匆赶回来，因为毛主席给了我个特殊任务，要我和上海的同志们商量一下，请投荣毅仁一票。”
大家认真地听他解释毛主席说，荣家是我国民族资产阶级的首富，我国在国际上称得起财团的，恐怕也只有这么一家了。荣家这几年为新中国恢复和发展经济作了很大贡献。这次又把全部企业都拿出来和国家合营了，在国内外产生了很大影响。怎样把合营企业搞好，还有大量工作要做，上海要率先创造经验，从荣家推选出代表人物参与人民政府的领导工作十分必要，也正是时候。
陈毅介绍了荣毅仁，并诙谐地说“实不相瞒，他已经是我的要好的朋友之一。我要以共产党员的身份为这位红色资本家竞选。他确实既爱国又有本领，堪当重任，而且凭着他的特殊身份，在国内外资产阶级中还能够发挥我陈毅起不到的作用哩。”
陈毅绘声绘色地讲了一个小故事他当上海市长时，一位法国大资本家访问上海，指名要和荣毅仁单独用英语交谈。两人谈话后，这位法国大资本家很开心，对陈毅说“如果法国共产党将来当政也采取这样的统一战线政策，我会第一个拥护!”陈毅问荣毅仁谈了些什么?荣毅仁回答，“不过就是些家常话，说荣家人生活仍然很优裕，又不担心敲诈绑票，工作的、读书的都感到有奔头，所以更想为国家民族多做点事，也给荣家多留下一点好名声。钞票再多，对荣家来说也不过加上几个圈圈，实在没啥意思了，倒宁愿把定息拿出来每年替国家新开一家纱厂。”
陈毅市长话刚落，会场里爆发出一阵热烈的掌声。后来，荣毅仁当选为上海市副市长。
商贾副市长盛丕华
盛丕华不但是上海著名实业家，企业家，而且是一位令人尊敬的爱国者。当年他为了抗日救国，在上海西藏路西首开“红棉酒家”，亲任董事长，举办以包达三、张纲伯等为核心的“星期聚餐会”，在当时抗日运动中起到了很好的作用。
1949年4月15日，毛主席在北京专约盛丕华，黄炎培，包达三等上海工商界领袖谈话，问他们：“你们可以做生意吗?你们有什么意见?”盛丕华坦然地说，“我们工商界只要有饭吃，能做生意，后代的生活好一些，就满足了。”
由于盛丕华等宁波人士在抗日及革命工作中的积极表现。毛主席曾在1949年5月10日给粟裕，张震、谭启龙等人的电报中提出，……在占领绍兴，宁波等处时，要注意保护宁波帮大中小资本家的房屋财产，以利我们拉住这些资本家在上海和我们合作……”
1949年10月1日，盛丕华应邀登上天安门城楼出席开国大典，他对夫人金田英说：“这是中国数千年来未有的，我能躬逢其盛，是我一生中最愉快的一天，印象极深，永不忘怀。”1949年12月，盛丕华任上海市副市长。
1956年1月，盛丕华首先把自己所属企业进行了公私合营，然后说服上海各界企业、工商界人士向上海市人民委员会呈递全行业公私合营申请韦，这一行动，在全国工商界公私合营工作中产生巨大的影响。盛丕华这一举动也遭到不少不法资本家，地痞流氓和残留的国民党特务的破坏，盛丕华不顾自己生命安危，冲了一关又一关，为完成上海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作出了贡献。
机器巨头胡厥文
1921年，胡厥文变卖祖传土地，在亲友资助下，创办了上海新民机器厂。此后，又陆续创办了一些企业。1927年，胡厥文被同业推为上海机器同业公会主任委员，连选连任达十年之久，被称为机器巨头。
抗日战争期间。在他的带领下，爱国实业家们利用手中的机器，在极端的环境下设立临时工厂专门制造武器弹药。一批批手榴弹，地雷，穿甲弹被赶制出来送往前线。胡厥文带头拆迁工厂，把上海的工厂搬迁到西南，西北地区，尤其是国防上可以利用的，民生所需要的工厂。在这场中国工业的大迁移中，胡厥文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
在抗战结束到新中国诞生这一段时间内，胡厥文逐渐坚定地站在了共产党一边。1949年9月中旬，胡厥文北上北平参加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并当选为委员，后来参加了盛况空前的开国大典。新中国成立后，胡厥文为积极推动上海工商界为恢复生产发展经济努力工作。为支援抗美援朝，胡厥文将积蓄尽数捐献国家。
在社会主义改造过程中，胡厥文主动要求公私合营。1954年5月，新民机器厂实现了公私合营，胡厥文被任命为该厂的私方经理。1962年7月，他出任上海市副市长，
永安传奇
上海解放前夕，上海四大百货中的先施公司、大新公司，新新公司都把资本撤出了上海，昔日繁华的南京路一下子冷清了不少。永安公司创始人郭乐从香港寄信给他的两个侄子——上海永安百货公司的经理郭琳爽和上海永安纱厂的总经理郭棣活，让他们赶快到香港避难，而且最好把流动资金也撤退到香港。
郭琳爽回信写道：“余自接来函后，寝食不安。窃以自创业永安以来，目睹盛衰，不胜浩叹。际此时局颠荡，变幻无常。”
当年永安有个职工叫宗敖春，是中共地下党在永安公司的党委书记，争取了郭琳爽，使他做出了最终决定留在上海!
1949年5月，上海解放。郭棣活应邀出席陈毅市长招待上海工商业者的酒会。席间，陈毅对他说：“共产党是了解你的，解放前夕，许多人劝你离开上海，你却决定留下，你做得很对!”
陈毅问郭棣活：“你们有什么困难?”听说郭棣活曾向美国，印度，巴西等国的棉花厂定购了6000多包棉花。由于刚解放，沿海港口还被国民党军封锁着，300多万斤棉花有的半路搁在日本、香港，有的还在产地待运。向瑞士定购的大功率汽轮发电机。1万锭全套纺纱设备也滞留香港。
陈毅知道后，专门关照银行、铁路、海关各部门协调解决。几经周折，终于将滞留物资全部运到上海。30多年后，郭棣活仍感慨万千“我就是通过与陈毅的接触，才进一步了解共产党的。”
1956年，郭琳爽被任命为公私合营后永安公司总经理，率领永安公司成为上海百货业第一家实行公私合营的商场。几乎同时，郭棣活领导的永安纱厂公私合营了，自此，郭氏家族在上海的两个支柱产业全部公私合营。
工业历史画卷
苏州河是上海真正的母亲河。1880年，上海第一个饮用水厂就是取苏州河水为水源。20世纪初，设闸北自来水厂，以苏州河水为取水口，专为苏州河以北华界居民服务。 甲午战争前，中国早期的民族工业诞生在苏州河北岸。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国民族工业得到了一个难得的发展机遇。那时的苏州河船行如织，河畔烟囱林立，机器隆隆。
1913年的上海啤酒厂是沪埠第一家啤酒厂，不但以产品陪伴阿拉度过一个又一个炎夏，还因其厂房由大师邬达克设计而享有盛名，1922年的中国造币厂(中央造币厂)，由美国人设计建造，现为上海造币厂，是苏州河沿岸为数不多目前仍在生产的企业……
20世纪中叶，上海棉纺织工业公司成立，下属纺织企业仍有20家设厂在苏州河畔，纺织厂家占苏州河沿岸工业企业数的40％，是中国纺织工业集中度最高的地区，集聚了全国1／5的纺织生产能力。后来，全国很多流行风潮——从人造棉，涤棉细布到卡其布。都是从这里生产出来的。
位于澳门路江宁路口的中华印刷厂，创建于1912年，已有近百年历史。该厂原为中华书局印刷厂，以出版《辞海》和古籍书著称。
文化艺术画卷
苏州河边上有些仓库和近代工业厂房，以其低廉的租金，历史风貌和市井生活融汇一处的独特景象，把艺术家们吸引到苏州河畔傍水而居，成为绝好的创作空间。这些已经颓败破烂的建筑正在变成艺术家们的乐园。据不完全统计，苏州河沿岸艺术家仓库有30多栋，工作室100多个，聚集着大约1000多位艺术工作者。
沿着蜿蜒曲折的苏州河，推开一扇扇老墙斑驳的旧仓库厂房生锈的大铁门，只见艺术家们或在高高的横梁上挂起一幅幅轻柔的布幔顶篷或在古老的扶梯间，错落有致地放置了山石盆景，或利用历史留在老墙上的“皱纹”，与充满现代感的家居设计相互映衬……昔日一幢幢萧条空置的仓库厂房，创意纷纷。
苏河艺术
苏河艺术前身为荣氏家族的福新面粉厂，建于1912年，后改为上海市第一服装厂，属于上海市“不可移动文物”建筑。
苏河艺术的创办者尽力保留了原有的全部结构，以还原一百多年来叶光荏苒留下的种种不可复制的痕迹，最大限度地尊重建筑所承载的丰富的历史人文信息。建筑面积2000千米，共7层，每层可利用面积达300平米，内配有电梯、空调、宽带。其中，苏河艺术2楼，3搂一直用作画廊，墙面装修及灯光设施尤其完善，是用作创意工作室、画廊等的绝佳选择。
苏州河南岸新地标：M50
M50被称为“上海的塞纳河左岸”。
莫干山路50号紧靠苏州河畔，完整保留7一些上世纪30年代至90年代各具特色的民族纺织工业建筑，是目前苏州河畔保留较为完整的民族纺织工业建筑群。
M50原为近代徽商代表人物之一周氏的家族企业——信和纱厂，上世纪30年代从青岛迁厂到上海。解放后更名为信和棉纺厂、上海第十二毛纺织厂、上海春明粗纺厂。
现在，光线昏暗的厂房楼道内，一扇扇大铁门上方的画廊、工作室招牌以各色字迹区分着个性。粗糙墙面上，或挂或衬，作品林立在规格统一的工矿灯下。
角落里，一些样貌森严的机械、仪表、管道被配以文字，说明着它的年代、功能和产地，以示这里曾有过的身份和历史。
四行仓库
苏州河北岸有一幢20世纪20年代建造的仓库，属于当时“大陆”、“盐业”、“金城”、“交通”四家大银行的联合仓厍，所以叫“四行仓库”。
真正让四行仓库闻名退迩的是著名的8·13淞沪会战。800壮士在谢晋元的率领下和日本军队浴血奋战。当时，上海无论大人还是小孩，都习惯于天天远望四行仓库顶上飘扬的国旗。当年日本人先进的坦克、钢炮，总是攻不破这两幢混凝土的仓库。
这幢“无栗结构”的建筑，由世界著名的匈牙利建筑设计师、犹太人乌达克设计。当时上海的国际饭店、大光明电影院、徐家汇的天主教堂等名建筑，都是乌达克的杰作。
上海之源
苏州河又称吴淞江，全长125公里，上海境内长53.1公里，其中下游市区段23.8公里河道，旧称“沪渎”，上海简称“沪”即由此出。
历史上，苏州河曾是出入上海的主航道，河面“宽达十数里”，黄浦江仅是其支流。北宋庆历三年(1043年)后，因泥沙壅塞，河道逐渐变窄。至明朝永乐三年(1405年)，江南治水，疏凿黄浦以冲积沙，形成了现在的黄浦江，苏州河退而成为其支流。
160年前，英国人从黄浦江登陆上海。在划定居留地时，第一眼看中的就是黄浦江与苏州河交汇处的黄金宝地。襟黄浦江，带苏州河，濒吴淞口，无疑为贸易和航运的绝佳之地，英帝国的领事馆也落户于此，英租界以此为中心不断向外拓展。
1848年，英国领事馆与上海道台订立扩大租界的协议时，吴淞江上海段正式改名为苏州河。河边密密的农田，芦苇、蒿草，杂树慢慢地消退，代之而起的，是道路、码头、堆栈和工厂。1856年，苏州河上第一座木质桥梁在靠近黄浦江的河口上建成，名叫韦尔斯桥，也就是后来著名的外白渡桥前身。
外白渡桥
这座古老的铁桥饱含浓浓的旧上海风韵。1855年，一个名叫韦尔斯的英国商人，在苏州河上建了一座桥，因为过桥要征收“过桥税”激起公愤。1873年，公共租界工部局在此桥东面建起一座浮桥，免收过桥费。1906年，拆除浮桥改建钢铁大桥，因过桥不花钱，白渡苏州河，故名“外白渡桥”。众多影视作品曾在此取景。
浦江饭店
原名礼查饭店，位于外白渡桥北，初建于1846年。饭店为西洋建筑。1906年，因需腾出空间建设外白渡钢桥，被拆除重建，次年落成。新建的札查饭店为五层砖木结构，属折衷主义风格的英式商业建筑。解放后改称浦江饭店。
“黑牡丹盛开”
一般概念中，苏州河分为东段和西段。过去，西藏路以东两岸都在租界内，西藏路以西是华区。西段南岸在租界扩张后划进租界，北岸，即所谓的闸北是华区，中国最早的民族工业很多发端于此，沿河两岸的建筑曾是这段历史的记录。
40多年前，小学课本描述工厂里烟囱冒出来的浓烟，是以“盛开的黑牡丹”为比喻的。其夸张和遐想既显露了文人浪漫的不着边际，又真实地记录了那个时代的中国人对工业化的理想与期望。
我国民族工业起步比较晚，但一起步，便首先在苏州河沿岸扎起了堆儿。这里诞生了中国第一家纺织厂、面粉厂、油脂厂、制药厂，电扇厂……49家全国民族工业企业之最，集中在苏州河沿岸。
最有名的申新纺织九厂(上海第二十二棉纺织厂前身)与阜丰面粉厂(上海面粉厂前身)早在上世纪二三十年代已经成为同业中的老大。阜丰面粉厂年产面粉达到1188万包，而拥有45万纺锭、2795台织机的申新厂，更是当年的著名大厂。
上海大厦
上海大厦是上海滩最佳的观景台，地处苏州河和黄浦江交汇处。晨曦中，外白渡桥硬朗的剪影与上海大厦雄美的背影相互交织，曾构成了最经典的“上海的早晨”。
上海大厦原名百老汇大厦，采用了当时最先进的铝钢合金框架结构。这里初为专供来沪洋人租住的高级公寓，建有当时远东最大的汽车库，可停放80辆小车，还有消防喷淋装置和暖气设备，设计十分周到和超前。1951年改名为上海大厦，曾接待众多世界名人。
荣毅仁：“走这条路才是出路!”
“你们资本家为什么愿意接受共产党的领导呢?”新中国成立后，上海市政府接待的外宾来到工商业者家里参观时，无一例外地会问这个问题。
上海解放前夕，荣氏家族大多数成员与上海其他资本家一样，带着身家老小，纷纷离开，荣毅仁的妻子和孩子已经到了香港，自己是去是留，决定不下来。由于父亲荣德生坚决不肯离开上海，荣毅仁经过再三考虑，最后留下来，并将妻儿接了回来。
1949年5月25日，天刚蒙蒙亮，申二厂的荣德馨来报信“解放军睡在马路上，看的人多着呢。”荣家头天晚上就朦胧听见“噼啪噼啪”的响声，没想到解放军已经悄无声息地到了自家马路边。60年过去了，许多老上海至今仍把“解放军不住民房睡马路”与“瓷器店里捉老鼠”传为美谈。由此可见，共产党给上海人民的这个“见面礼”，历史意义是何等深远。
后来荣毅仁当副市长时曾回忆，就是看到了解放军不住民房睡马路这动入一幕，才下决心要工厂赶快复工。
1950年，美蒋“二·六”轰炸，上海工商业遭到破坏，荣毅仁的工厂也因原料，动力，资金等开工不足，发不出工资，劳资关系相当紧张。年关之际，申新纱厂不少职工围攻荣家讨要薪水，闹得荣毅仁不敢回家。
事情很快汇报到陈毅市长那里，陈毅立即指示潘汉年，要求有关部门尽快做好工人工作，并从原材料供应和银行贷款等方面帮助荣毅仁。风波很快平息了，荣毅仁的申新各厂由此步入正轨，开始从亏损逐渐走向保本并有盈余。
1950年夏初，毛主席在寓所宴请出席全国政协一届二次会议有关人士，特别邀请了菜毅仁，这是荣毅仁第一次见到毛主席。席间，毛主席的鼓励使他终身难忘要为人民做好事，要一贯做下去，人民是不会忘记的。
回首几十年风风雨雨，晚年的荣毅仁曾说：“人家都奇怪，我这个资本家怎么搞社会主义?我就是要搞社会主义!因为我经受过失败的教训，走这条路才是出路!”
《打渔杀家》劝导资本家
1954年虽然是资本主义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全面铺开的一年，一批规模较大的私营工商业开始公私合营，但是，还没有波及全行业。一些资本家意识到，加快工商业改造已是大势所趋，开始无心生产，有的资本家“白天敲锣打鼓，晚上痛哭流涕”，也有的说“多年心血，一朝付之东流，几声锣鼓，断送家财万贯”。
1955年，七届六中全会闭幕后，毛主席打算做做工商界朋友的思想工作。10月27日下午，毛主席在颐年堂召集工商界代表黄炎培、陈叔通、章乃器、李烛尘，胡子昂，荣毅仁等座谈。
毛主席用京剧《打渔杀家》的故事劝导大家。他说，萧桂英要去“杀家”，参加“革命”了，可还没有忘记关门，怕人家偷了她的坛坛罐罐。“萧桂英离家时还爱惜家具是有理由的，旧的东西要一下子去掉很不容易，新的东西要一下子接受也不容易”。他希望民建和工商联委员把眼光放远一点，起带头作用。
毛主席谈到资本家应该怎样掌握自己命运的问题说：“现在中国正处在大变革时代，社会动荡不安，人们考虑的，不外是一个饭碗，一张选票，有饭吃不会死人，有选票可以当家做主，说文明点就是一个工 作岗位和一个政治地位。”但是，无论是饭碗，还是选票，都不是天上掉下来的，需要资本家自己去掌握。
几位工商界人士发表了意见。章乃器说，“骂社会主义来得早的固然有，他们对制度感觉不到，他们注意的是工作，生活。帝国主义同官僚资产阶级要毁灭他们，我们则安排他们，少数人不舒服，多数人好了，生产增加，利润多了，收税的人来了不发抖……”毛主席说，“你是主张红色资本家的，我们大有合作之势。”
李烛尘说，“公私合营企业的干部，对资方有错不当面讲，要人自己去体会，资方就怕了。”毛主席表示，“有意见，要讲清楚，明确。”
荣毅仁说，“现在工商业者在政治、工作，利润等方面都有些问题。政治上有些距离，工作上职权也有问题，利润方面有些比较困难，”
把资本家拉进来
两天后，毛泽东在怀仁堂召开第二次工商业改造问题座谈会。会议就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问题提出六点意见。
荣毅仁在会上讲述了荣家从小到大的发展历程。他说，“要不是解放，申新的情况如何，很难预料。刚解放时，由于发生困难，我确实怀疑共产党对经济是不是有办法。但事实证明，共产党的办法是很多很好的，所以。我们如果还抱着私有制不放，未免目光太小了，我对未来是抱有无穷的美好希望的。”
会上，毛主席强调，要在工商界大力宣传公有制。“我就怕没有准备好，一个高潮来了一阵风。请诸位注意这一点。”他讲了农业合作化中有过死牛死猪的问题，结果出现“三叫”，人叫，猪叫、牛叫。所以，他再次强调，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要做到“瓜熟蒂落，水到渠成”，就“比较自然”了。至于资本家普遍关心的地位和利润问题，他说，由工人替工商业者生产一部分利润，一年有好几亿，三个五年计划就是几十个亿，超过了全国资本家的固定资产，用这种方法把资产阶级逐步转变过来。毛主席表示，“对资本家的安排主要是两个，一个是工作岗位，一个是政治地位，要统统安排好。”
毛主席推心置腹的谈话，使工商界人士很受感动。工商界上层代表人物在资本主义工商业的改造问题上同中国共产党基本上达成共识。
1955年11月1日至21日，全国工商联第一届执行委员会召开第二次会议。
11月16日，在北京召开的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会议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问题的决议》，将原定三个五年计划基本完成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的部署，调整为，在第一个五年计划时期内，即1956年和1 957年，全行业公私合营争取达到百分之九十左右，并且争取逐步使公私合营企业基本上过渡到国有化。经过这样调整，完成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的时间表比原来提前了五年。
“赎买定息”
当时的国内外舆论里，曾有一种这样的声音共产党打仗是第一流的，治理经济恐怕不入流。也有人说，共产党军事一百分，政治八十分，经济打零分。
事实改变了这种看法。新中国通过和平赎买的方式对资本主义工商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不能不说是一大创举。
1954年，国家对私人企业施行“赎买定息”的政策，原先拥有100万元资产的资本家名义上还拥有100万元资产，实际上只拥有100万元产生的利息。统一定为年息5％，这个比率略高于当时的银行利息。
从1956年1月1日起计息。这个办法保持七年不变。到1963年，又决定延长三年，1966年9月才停发定息。国家先后以“四马分肥”(即分为国家所得税，企业公积金，职工福利费，资方红利四部分，资方红利大体占四分之一，企业利润的大部分归国家和工人)和定息的方式，作为和平赎买的代价，向资本家支付了三十多亿元，超过了他们原有的资产总额。
国家根据核定的私股股额按期发给私股股东固定股息。全国拿定息的在职私营业主为71万人，吃息代理人为10万人。其中，上海市公私合营企业中的私股为112亿元，几乎占总私股的一半。私股在500万元以上的五个大户中，有四人属于荣氏家族，第一名是荣毅仁的堂兄荣鸿三(在香港)，占975万元，荣毅仁居第三位。
毛主席视察申新广
在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进入高潮的时候，荣毅仁同记者谈话时说出了他走社会主义道路的原因：“我经常接触到共产党和人民政府的负责人，在经济最困难的时候，在局势最紧张的时候，党的每一次分析，党的每一个政策，毛主席的每一句话，周到又全面，稳重又果敢，说到了就做到了。”
1954年1月，春节刚过，荣毅仁作出了一项重大决定将申新集体实行公私合营。接着荣毅仁提出申新三厂公私合营的申请，很快被批准。
4月2日，上海申新所属各厂召开劳资座谈会，荣毅仁提出申新要争取向国家资本主义高级形式发展。4月14日，申新厂86户股东召开会议，决定授权荣毅仁申请办理公私合营手续。5月31日，荣毅仁致函上海市工业生产委员会及华东纺织管理局，正式提出合营申请。8月11日，上海市政府召开包括棉纺在内的8个行业的同业公会负责人会议。宣布批准申新等168家私营工厂公私合营的申请。
两天之后，即8月13日，申新历史翻开新的一页。这天，申新总管理处召开大会，拥护政府批准公私合营，欢迎公方代表进驻申新。
1955年10月，毛主席在召集工商界头面人物谈话时，荣毅仁曾邀请他有空时到申新厂去看一看。毛主席既没有答应，也没有拒绝，只是说他“上海倒是去过的，但是没有公布”。
1956年1月10日，对已实现公私合营的申新厂来说，是一个值得自豪和骄傲的日子。
没想到毛主席真的很快就来上海了。并且真的来申新厂视察了，荣毅仁又惊又喜。
那天，毛主席的第一句话就是：“你不是要我到厂里来看看么?今天我来了。”荣毅仁激动得连声说：“欢迎，欢迎!”毛主席风趣地说“你是大资本家，要带头。现在工人阶级当家作主了，老板换了。”随后关心地问：“公私合营后生产怎么样?”荣毅仁回答说，“比以前要好。”
毛主席视察后，荣毅仁即代表上海工商界集体给毛主席写信，表示要在6天内实现上海全行业公私合营。
全面公私合营
1956年的头十天中，上海市平均每天就有1300多家私营工商业户申请实行公私合营。到1月10日，全市私营工商业申请公私合营的已达58000多户，其中私营工业提出申请的有20100户，超过了私营工业总户数的三分之二。
1956年1月20日，40岁的荣毅仁，61岁的胡厥文、74岁的盛丕华，三位商业大亨代表上海工商界宣布自己欢迎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进行的社会主义改造，市工商业联合会在中苏友好大厦广场召开上海市资本主义工商业申请公私合营大会，批准全市资本主义工商业实行全行业公私合营。至此，全市880g3家资本主义工商业全部实行公私合营。全市所有私营工厂，商店都挂起了公私合营的招牌。
1956年1月31日，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二届全国委员会第 二次全体会议上，陈叔通作了《关于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的报告》，指出全国各城市的资本主义工商业基本上已纳入了国家资本主义高级形式，实现了全行业的公私合营。
陈毅给红色资本家拉票
1957年1月初，上海市召开市人大二届一次会议。在会议开幕时，已任国务院副总理的陈毅专程从北京赶回来，并作了一次令人难忘的讲话，”匆匆赶回来，因为毛主席给了我个特殊任务，要我和上海的同志们商量一下，请投荣毅仁一票。”
大家认真地听他解释毛主席说，荣家是我国民族资产阶级的首富，我国在国际上称得起财团的，恐怕也只有这么一家了。荣家这几年为新中国恢复和发展经济作了很大贡献。这次又把全部企业都拿出来和国家合营了，在国内外产生了很大影响。怎样把合营企业搞好，还有大量工作要做，上海要率先创造经验，从荣家推选出代表人物参与人民政府的领导工作十分必要，也正是时候。
陈毅介绍了荣毅仁，并诙谐地说“实不相瞒，他已经是我的要好的朋友之一。我要以共产党员的身份为这位红色资本家竞选。他确实既爱国又有本领，堪当重任，而且凭着他的特殊身份，在国内外资产阶级中还能够发挥我陈毅起不到的作用哩。”
陈毅绘声绘色地讲了一个小故事他当上海市长时，一位法国大资本家访问上海，指名要和荣毅仁单独用英语交谈。两人谈话后，这位法国大资本家很开心，对陈毅说“如果法国共产党将来当政也采取这样的统一战线政策，我会第一个拥护!”陈毅问荣毅仁谈了些什么?荣毅仁回答，“不过就是些家常话，说荣家人生活仍然很优裕，又不担心敲诈绑票，工作的、读书的都感到有奔头，所以更想为国家民族多做点事，也给荣家多留下一点好名声。钞票再多，对荣家来说也不过加上几个圈圈，实在没啥意思了，倒宁愿把定息拿出来每年替国家新开一家纱厂。”
陈毅市长话刚落，会场里爆发出一阵热烈的掌声。后来，荣毅仁当选为上海市副市长。
商贾副市长盛丕华
盛丕华不但是上海著名实业家，企业家，而且是一位令人尊敬的爱国者。当年他为了抗日救国，在上海西藏路西首开“红棉酒家”，亲任董事长，举办以包达三、张纲伯等为核心的“星期聚餐会”，在当时抗日运动中起到了很好的作用。
1949年4月15日，毛主席在北京专约盛丕华，黄炎培，包达三等上海工商界领袖谈话，问他们：“你们可以做生意吗?你们有什么意见?”盛丕华坦然地说，“我们工商界只要有饭吃，能做生意，后代的生活好一些，就满足了。”
由于盛丕华等宁波人士在抗日及革命工作中的积极表现。毛主席曾在1949年5月10日给粟裕，张震、谭启龙等人的电报中提出，……在占领绍兴，宁波等处时，要注意保护宁波帮大中小资本家的房屋财产，以利我们拉住这些资本家在上海和我们合作……”
1949年10月1日，盛丕华应邀登上天安门城楼出席开国大典，他对夫人金田英说：“这是中国数千年来未有的，我能躬逢其盛，是我一生中最愉快的一天，印象极深，永不忘怀。”1949年12月，盛丕华任上海市副市长。
1956年1月，盛丕华首先把自己所属企业进行了公私合营，然后说服上海各界企业、工商界人士向上海市人民委员会呈递全行业公私合营申请韦，这一行动，在全国工商界公私合营工作中产生巨大的影响。盛丕华这一举动也遭到不少不法资本家，地痞流氓和残留的国民党特务的破坏，盛丕华不顾自己生命安危，冲了一关又一关，为完成上海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作出了贡献。
机器巨头胡厥文
1921年，胡厥文变卖祖传土地，在亲友资助下，创办了上海新民机器厂。此后，又陆续创办了一些企业。1927年，胡厥文被同业推为上海机器同业公会主任委员，连选连任达十年之久，被称为机器巨头。
抗日战争期间。在他的带领下，爱国实业家们利用手中的机器，在极端的环境下设立临时工厂专门制造武器弹药。一批批手榴弹，地雷，穿甲弹被赶制出来送往前线。胡厥文带头拆迁工厂，把上海的工厂搬迁到西南，西北地区，尤其是国防上可以利用的，民生所需要的工厂。在这场中国工业的大迁移中，胡厥文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
在抗战结束到新中国诞生这一段时间内，胡厥文逐渐坚定地站在了共产党一边。1949年9月中旬，胡厥文北上北平参加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并当选为委员，后来参加了盛况空前的开国大典。新中国成立后，胡厥文为积极推动上海工商界为恢复生产发展经济努力工作。为支援抗美援朝，胡厥文将积蓄尽数捐献国家。
在社会主义改造过程中，胡厥文主动要求公私合营。1954年5月，新民机器厂实现了公私合营，胡厥文被任命为该厂的私方经理。1962年7月，他出任上海市副市长，
永安传奇
上海解放前夕，上海四大百货中的先施公司、大新公司，新新公司都把资本撤出了上海，昔日繁华的南京路一下子冷清了不少。永安公司创始人郭乐从香港寄信给他的两个侄子——上海永安百货公司的经理郭琳爽和上海永安纱厂的总经理郭棣活，让他们赶快到香港避难，而且最好把流动资金也撤退到香港。
郭琳爽回信写道：“余自接来函后，寝食不安。窃以自创业永安以来，目睹盛衰，不胜浩叹。际此时局颠荡，变幻无常。”
当年永安有个职工叫宗敖春，是中共地下党在永安公司的党委书记，争取了郭琳爽，使他做出了最终决定留在上海!
1949年5月，上海解放。郭棣活应邀出席陈毅市长招待上海工商业者的酒会。席间，陈毅对他说：“共产党是了解你的，解放前夕，许多人劝你离开上海，你却决定留下，你做得很对!”
陈毅问郭棣活：“你们有什么困难?”听说郭棣活曾向美国，印度，巴西等国的棉花厂定购了6000多包棉花。由于刚解放，沿海港口还被国民党军封锁着，300多万斤棉花有的半路搁在日本、香港，有的还在产地待运。向瑞士定购的大功率汽轮发电机。1万锭全套纺纱设备也滞留香港。
陈毅知道后，专门关照银行、铁路、海关各部门协调解决。几经周折，终于将滞留物资全部运到上海。30多年后，郭棣活仍感慨万千“我就是通过与陈毅的接触，才进一步了解共产党的。”
1956年，郭琳爽被任命为公私合营后永安公司总经理，率领永安公司成为上海百货业第一家实行公私合营的商场。几乎同时，郭棣活领导的永安纱厂公私合营了，自此，郭氏家族在上海的两个支柱产业全部公私合营。
工业历史画卷
苏州河是上海真正的母亲河。1880年，上海第一个饮用水厂就是取苏州河水为水源。20世纪初，设闸北自来水厂，以苏州河水为取水口，专为苏州河以北华界居民服务。 甲午战争前，中国早期的民族工业诞生在苏州河北岸。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国民族工业得到了一个难得的发展机遇。那时的苏州河船行如织，河畔烟囱林立，机器隆隆。
1913年的上海啤酒厂是沪埠第一家啤酒厂，不但以产品陪伴阿拉度过一个又一个炎夏，还因其厂房由大师邬达克设计而享有盛名，1922年的中国造币厂(中央造币厂)，由美国人设计建造，现为上海造币厂，是苏州河沿岸为数不多目前仍在生产的企业……
20世纪中叶，上海棉纺织工业公司成立，下属纺织企业仍有20家设厂在苏州河畔，纺织厂家占苏州河沿岸工业企业数的40％，是中国纺织工业集中度最高的地区，集聚了全国1／5的纺织生产能力。后来，全国很多流行风潮——从人造棉，涤棉细布到卡其布。都是从这里生产出来的。
位于澳门路江宁路口的中华印刷厂，创建于1912年，已有近百年历史。该厂原为中华书局印刷厂，以出版《辞海》和古籍书著称。
文化艺术画卷
苏州河边上有些仓库和近代工业厂房，以其低廉的租金，历史风貌和市井生活融汇一处的独特景象，把艺术家们吸引到苏州河畔傍水而居，成为绝好的创作空间。这些已经颓败破烂的建筑正在变成艺术家们的乐园。据不完全统计，苏州河沿岸艺术家仓库有30多栋，工作室100多个，聚集着大约1000多位艺术工作者。
沿着蜿蜒曲折的苏州河，推开一扇扇老墙斑驳的旧仓库厂房生锈的大铁门，只见艺术家们或在高高的横梁上挂起一幅幅轻柔的布幔顶篷或在古老的扶梯间，错落有致地放置了山石盆景，或利用历史留在老墙上的“皱纹”，与充满现代感的家居设计相互映衬……昔日一幢幢萧条空置的仓库厂房，创意纷纷。
苏河艺术
苏河艺术前身为荣氏家族的福新面粉厂，建于1912年，后改为上海市第一服装厂，属于上海市“不可移动文物”建筑。
苏河艺术的创办者尽力保留了原有的全部结构，以还原一百多年来叶光荏苒留下的种种不可复制的痕迹，最大限度地尊重建筑所承载的丰富的历史人文信息。建筑面积2000千米，共7层，每层可利用面积达300平米，内配有电梯、空调、宽带。其中，苏河艺术2楼，3搂一直用作画廊，墙面装修及灯光设施尤其完善，是用作创意工作室、画廊等的绝佳选择。
苏州河南岸新地标：M50
M50被称为“上海的塞纳河左岸”。
莫干山路50号紧靠苏州河畔，完整保留7一些上世纪30年代至90年代各具特色的民族纺织工业建筑，是目前苏州河畔保留较为完整的民族纺织工业建筑群。
M50原为近代徽商代表人物之一周氏的家族企业——信和纱厂，上世纪30年代从青岛迁厂到上海。解放后更名为信和棉纺厂、上海第十二毛纺织厂、上海春明粗纺厂。
现在，光线昏暗的厂房楼道内，一扇扇大铁门上方的画廊、工作室招牌以各色字迹区分着个性。粗糙墙面上，或挂或衬，作品林立在规格统一的工矿灯下。
角落里，一些样貌森严的机械、仪表、管道被配以文字，说明着它的年代、功能和产地，以示这里曾有过的身份和历史。
四行仓库
苏州河北岸有一幢20世纪20年代建造的仓库，属于当时“大陆”、“盐业”、“金城”、“交通”四家大银行的联合仓厍，所以叫“四行仓库”。
真正让四行仓库闻名退迩的是著名的8·13淞沪会战。800壮士在谢晋元的率领下和日本军队浴血奋战。当时，上海无论大人还是小孩，都习惯于天天远望四行仓库顶上飘扬的国旗。当年日本人先进的坦克、钢炮，总是攻不破这两幢混凝土的仓库。
这幢“无栗结构”的建筑，由世界著名的匈牙利建筑设计师、犹太人乌达克设计。当时上海的国际饭店、大光明电影院、徐家汇的天主教堂等名建筑，都是乌达克的杰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