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宏观经济政策有大事发生。部分拜新冠所赐，旧正统正在发生新演变。比如，在最近的访谈中，英格兰银行前副行长保罗·塔克说：“现在，货币政策位于财政政策之后。”其他央行官员、财政部官员，以及经合组织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官员，也持同样观点。
这些金融圣骑士从未或很少认识到的是，他们在过去犯了多大的错误。《金融时报》近距离目睹了最近的跛脚管理，其在2010年鼓吹的减支，“所造成的负面影响可能大于预期”。这是金融建制派最接近于承认错误的说法，但并没有说清几年前还大行其道的宏观经济政策理论离谱的程度。
2008—2009年大崩溃前，许多人认为宏观经济稳定完全是货币决策者的责任，应该由独立央行通过利率政策手段锚定目标通胀率实现。这来自一個正统观念，即，只要通胀受控，经济就能实现周期性稳定。财政政策应该是消极的，如果减支能增强市场信心的话，甚至应该是紧缩的。
货币政策优先的信念，在2008—2009年大崩盘之后仍然存在。当名义基准利率来到“零区间”时，应该用量化宽松，或人们对它的称谓“非常规货币政策”，取代正统利率政策。央行使出一切想象中的“传导机制”来让通过债券卖方之手给出的额外现金流入实体经济，完全不顾大部分现金最终被用来补充耗尽的银行准备金或置换金融资产的可能性。
货币宽松和财政紧缩的组合，并未带来预想中的复苏，但在2020年疫情暴发后，人们对货币疗法的信念仍然坚定无比。这导致政府没有认真考虑将数千亿新量化宽松资金引向仍对企业开放的实体经济，而是给百万人放几个月的带薪假。
事实上，西方政府的疫情应对的一个突出特征是没有目的性。决策者更喜欢封锁，一刀切地封杀一切让人们继续工作的尝试，而不是像许多东亚国家那样开展技术上可行的大规模测试、溯源和追踪系统。
现在终于有所醒悟。在缺少刺激的情况下，后新冠时代的欧洲和美国经济，预计将在2020年出现自二战以来最大跌幅，而失业率相应上升。如今，休假计划即将结束，央行也说已经弹尽粮绝—所谓的弹药，是指它们保持债权人得到偿付之信心的能力。
在这样的条件下，财政政策便成为唯一的选择。我们急需新的宏观经济框架，包括积极财政政策目标、财政政策实施规则，以及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的协调。
我们正在遭遇需求和供给的双重冲击，复苏政策也需要解决供给问题。换句话说，凯恩斯主义需求端方案—花钱请人挖坑再填坑—已力不从心。一切直接提振需求的措施，也会通过提高国民收入间接提振供给，但供给端反应的时滞有可能导致通胀。仅仅考虑这个因素，新产能建设投资也应该成为一切财政刺激的重要组成部分。
这一使命反过来将引导决策者关注未来经济所需要的供给的性质。从自动化和气候变化的长期挑战的角度看，任何后疫情时代复苏政策，都应该旨在确保经济的可持续性而不仅仅是周期性稳定。
财政政策的必要性，不仅在于它是比货币政策威力更大（因为针对性更强）的宏观经济稳定器，还在于政府是除了金融体系之外唯一具备资本配置能力的实体。如果我们不愿意让技术和基础设施投资完全出于金融逻辑做出，那么玛丽安娜·马祖卡托所谓的“任务导向”的公共投资策略（包括税收政策）就是不可或缺的。
疫情是一次公开讨论这些问题的机会。但愿这场讨论能取代内定和幕后谅解体系，这套体系长期以来一直决定着我们的经济命运—以及不幸。
本文由Project Syndicate授权《南风窗》独家刊发中文版。罗伯特·斯基德尔斯基是英国上议院议员、华威大学政治经济学荣誉教授。
这些金融圣骑士从未或很少认识到的是，他们在过去犯了多大的错误。《金融时报》近距离目睹了最近的跛脚管理，其在2010年鼓吹的减支，“所造成的负面影响可能大于预期”。这是金融建制派最接近于承认错误的说法，但并没有说清几年前还大行其道的宏观经济政策理论离谱的程度。
2008—2009年大崩溃前，许多人认为宏观经济稳定完全是货币决策者的责任，应该由独立央行通过利率政策手段锚定目标通胀率实现。这来自一個正统观念，即，只要通胀受控，经济就能实现周期性稳定。财政政策应该是消极的，如果减支能增强市场信心的话，甚至应该是紧缩的。
货币政策优先的信念，在2008—2009年大崩盘之后仍然存在。当名义基准利率来到“零区间”时，应该用量化宽松，或人们对它的称谓“非常规货币政策”，取代正统利率政策。央行使出一切想象中的“传导机制”来让通过债券卖方之手给出的额外现金流入实体经济，完全不顾大部分现金最终被用来补充耗尽的银行准备金或置换金融资产的可能性。
货币宽松和财政紧缩的组合，并未带来预想中的复苏，但在2020年疫情暴发后，人们对货币疗法的信念仍然坚定无比。这导致政府没有认真考虑将数千亿新量化宽松资金引向仍对企业开放的实体经济，而是给百万人放几个月的带薪假。
事实上，西方政府的疫情应对的一个突出特征是没有目的性。决策者更喜欢封锁，一刀切地封杀一切让人们继续工作的尝试，而不是像许多东亚国家那样开展技术上可行的大规模测试、溯源和追踪系统。
现在终于有所醒悟。在缺少刺激的情况下，后新冠时代的欧洲和美国经济，预计将在2020年出现自二战以来最大跌幅，而失业率相应上升。如今，休假计划即将结束，央行也说已经弹尽粮绝—所谓的弹药，是指它们保持债权人得到偿付之信心的能力。
在这样的条件下，财政政策便成为唯一的选择。我们急需新的宏观经济框架，包括积极财政政策目标、财政政策实施规则，以及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的协调。
我们正在遭遇需求和供给的双重冲击，复苏政策也需要解决供给问题。换句话说，凯恩斯主义需求端方案—花钱请人挖坑再填坑—已力不从心。一切直接提振需求的措施，也会通过提高国民收入间接提振供给，但供给端反应的时滞有可能导致通胀。仅仅考虑这个因素，新产能建设投资也应该成为一切财政刺激的重要组成部分。
这一使命反过来将引导决策者关注未来经济所需要的供给的性质。从自动化和气候变化的长期挑战的角度看，任何后疫情时代复苏政策，都应该旨在确保经济的可持续性而不仅仅是周期性稳定。
财政政策的必要性，不仅在于它是比货币政策威力更大（因为针对性更强）的宏观经济稳定器，还在于政府是除了金融体系之外唯一具备资本配置能力的实体。如果我们不愿意让技术和基础设施投资完全出于金融逻辑做出，那么玛丽安娜·马祖卡托所谓的“任务导向”的公共投资策略（包括税收政策）就是不可或缺的。
疫情是一次公开讨论这些问题的机会。但愿这场讨论能取代内定和幕后谅解体系，这套体系长期以来一直决定着我们的经济命运—以及不幸。
本文由Project Syndicate授权《南风窗》独家刊发中文版。罗伯特·斯基德尔斯基是英国上议院议员、华威大学政治经济学荣誉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