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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摘要：短篇小说是一种极具审美智性的文体。在短篇小说的教学过程中，需要让学生了解短篇小说的不同创作模式，以及各种创作模式的叙事特征。辛格的游离式结构模式，近些年来得到了众多作家的青睐，影响颇大。本论文在对相关的小说文本进行分析的过程中，试图指出“辛格的游离式结构模式”的创作技巧与审美取向，從而拓展学生的审美感受力，提升他们解读小说文本的能力。
关键词：短篇小说 结构模式 游离
短篇小说是一种极具审美智性的文体，虽然在长篇小说一家独大的当今文坛，短篇小说的存在现状略显尴尬，但因为这种凝练的文体，充满了独特的叙事技巧，也是对作家的审美发现与叙事开拓能力的有效检视，因而不断得到一些作家的青睐，他们在顽强的超越中，创作出一个个让人回味的“有意味的形式”。也正是因为这样，在教学中，注重对短篇小说的教学，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它不但可以拓展学生的审美发现力，还能培养他们敏锐的艺术感知力，并提升解读文本的能力。
我们有必要首先了解短篇小说的创作模式。众所周知，文学创作是一种独特的精神活动，它的价值，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自身的独创性与新颖性，短篇小说也是如此，不同的创作主体，会根据自己独特的人生经验和审美发现，营构出不同形式的小说文本。但是，在短篇小说漫长的创作过程中，一些由文学大师创作出来的经典短篇小说文本，成为后来者竞相效仿的对象，从而形成了一些有迹可循的创作模式。洪治纲曾经将短篇小说的模式归纳为以下四种：欧·亨利式的结构模式（或抖包袱模式）、辛格的游离式结构模式、卡尔维诺的寓言式结构模式、汪曾祺式的笔记体结构模式。这四种创作模式各有其侧重点，如欧·亨利式的短篇小说结构模式，就特别强调结尾的“既在情理之中，又在意料之外”，在情节或者人生的突变过程中，一方面颠覆人们的阅读期待，增加了小说本身的吸引力，另一方面也提升小说的审美意蕴和叙事内涵，将人们的思考导向文本之外。辛格的游离式创作模式，主要表现为“作家根据故事情节或人物关系，确立某种具有张力性的叙述临界点。然后让叙述沿着这种临界点不断地滑行，但不轻易突破它的临界状态，从而使小说在一种若即若离的状态中盘旋、往返。正是在这个过程中，人物不同的内在精神和生命质感，以及故事本身的双向品质，都获得了微妙的呈现。”卡尔维诺的寓言式结构模式则强调小说对现实存在的超越，在一种“寓言”的铺设中，通过以轻击重的方式，展现对人生、对世界存在的某些形而上的思考。汪曾祺式的笔记体结构模式融合了中国古典短篇小说的创作智慧，“这种模式的特点在于，强调短篇叙述中虚实相兼、内敛、隽永，追求语言内在的韵味，在白描上尤见功力。”[1]
需要说明的是，这些不同的叙事模式，并没有高下优劣之分，如果创作主体对人生世相有着精深而独到的洞察，对叙述语言与叙事技巧有着敏锐的感知和熟练的运用，那么，不管采用何种模式，都能创作出优秀的作品。如果我们结合近些年来的短篇小说创作实践来看，就会发现，许多作家对辛格的游离式创作模式表现出浓厚的兴趣，并在借鉴与创新的过程中，创作出诸多耐人寻味的短篇小说。
辛格的这种游离式结构模式，饱含着浓厚的现代主义因子，不管是叙事方式，还是叙事重心，都与传统的短篇小说创作相距甚远。我们知道，传统小说创作，通常借助于外在情节的冲突，来推动故事的发展，展现人物的命运，并赋予故事以意义。这样的小说，非常注重情节在起承转合过程中制造出一波三折的叙事效果，从而增加小说的艺术感染力，给读者情感上带来极大的冲击。然而，一些有意味的细节，那些氤氲在人物内心深处的说不清道不明、却蕴含着人生真相与人性深度的意绪，却被有意无意的忽略了。而辛格的游离式结构模式则不以情节取胜，也不注重结尾的“出人意料”，而是集中全部的叙事智性，在生命的敏感部位顽强开拓、盘旋，深度挖掘个体的内心困境与生命疼痛，从而打开各种可能性命运与妖娆的人性存在。这里，不妨选取一些近些年来所创作的短篇小说进行分析。
譬如，在金仁顺的《水边的阿狄丽雅》中，“我”与朗朗分饰着“我”的不同时段的人生和生命经历，小说正是在这两种不同的角色中来回游离、盘旋，在诗性话语的轻灵曼舞中，将人生中难以言说的内心隐痛与存在的艰难缓缓地展示了出来。“我”现在的身份是一个不断相亲的研究生，在别人眼中稍显保守，甚至无趣。而“我”曾经的身份——朗朗，则成了“我”与陌生男人相亲时延续话题或者结束交流的有效道具。随着陈明亮对朗朗身份的疑虑以及不懈追问，朗朗那种惨痛的生命际遇开始被慢慢地呈示开来——她曾经以身体为代价，试图挽救深陷监狱中的母亲，这种绝望式的挽救以及母亲最后的选择，无疑提升了生命的苍凉与残酷。也正是在这种还原式的追溯中，“我”的两段截然不同的生命历程也开始融合为一，共同呈现出命运的悲情与无奈，绝望与伤痛。而在另一篇小说《彼此》中，则以黎亚非的两段婚姻作为叙事载体，展现出她内心深处的焦灼、困顿、迷茫与疼痛。黎亚非与郑昊的第一次婚姻，因为郑昊前女友的那份恶毒的“礼物”——告诉黎亚非在他们婚礼举行之前一个晚上，郑昊还与她在床上做爱，这不但成功毁掉了黎亚非与郑昊本来可能的幸福婚姻，也毁掉了他们的整个人生。而在黎亚非与周祥生的第二次婚姻中，郑昊以动情与忏悔的方式，再次扰乱了黎亚非内心的安宁，以至于在婚礼现场接吻的时候，“他们的嘴唇都是冰凉的”。她的人生选择又一次被毁掉了。事实上，小说除了指向情感与婚姻的困顿之外，还刻画出人性固有的缺陷與内在的困境。
须一瓜的《寡妇的舞步》也非常典型的体现了这种“游离式”的叙事特征。小说讲述的是丧夫不久的过丽与司马的一次约会，在这个约会的过程中，作者始终将过丽的情感放置在临界边缘，将她内心欲望的萌动与外在的禁忌奇特的交合在一起，如走钢丝般险象环生。在这种巨大的情感张力中，过丽的渴望、懊恼、惊慌、愤怒这些复杂而微妙的内心情绪慢慢地呈现出来，让人们看到了一个寡妇的生存之艰难。好友司马的来访，不但有效地激活了过丽内心的欲望，也打开了重新生活的可能之门。所以，她精心准备晚餐，将房间和自己的身体都装扮一新。但是，她的这种特殊的身份，以及这个特殊时刻的特殊约会，注定会发生一些意想不到的情况，因为她不但要承受道德与良知的拷问，也要承受丈夫家人有意无意的监视所形成的重压。在这种情况下，任何细微的变化，任何无心的言语，都会被无限放大，被赋予丰富的意义。不管是猫的驻足观望、电风扇的异响，还是过丽和司马虽然极力掩饰却依然不时出现的口误等，都变成了一个又一个的“意外事件”，从而将他们内心燃烧的欲望与激情浇灭。而最后大姑子表面上借大拉杆箱，实则监视她的行为，则彻底破坏了这场精心准备的约会，让他们羞愧又愤怒。《提拉米酥》以“两百八的误餐费”为叙事基点，来勘察现代人复杂的情感与卑微的人性。表面上看，巫商村与黎意悯是关系亲密的同事兼好友，而实际上，他们之间的关系异常微妙：在没有触及到自身利益的时候，两个人的交往并不会出现冲突，甚至还具有温暖人心的力量，而一旦有可能发生利益冲突的时候，那种“和谐”的关系便随之破裂。所以，当黎意悯在公司竞选接连获胜，大有获得最终成功的时候，巫商村内心深处的“小蛇”便开始蠢蠢欲动了。有意味的是，须一瓜始终没有让这两个人形成正面的冲突，而是在游离式的叙述中，将都市人的幽暗人性缓缓打开，不动声色的完成了一次人性的审查。
关键词：短篇小说 结构模式 游离
短篇小说是一种极具审美智性的文体，虽然在长篇小说一家独大的当今文坛，短篇小说的存在现状略显尴尬，但因为这种凝练的文体，充满了独特的叙事技巧，也是对作家的审美发现与叙事开拓能力的有效检视，因而不断得到一些作家的青睐，他们在顽强的超越中，创作出一个个让人回味的“有意味的形式”。也正是因为这样，在教学中，注重对短篇小说的教学，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它不但可以拓展学生的审美发现力，还能培养他们敏锐的艺术感知力，并提升解读文本的能力。
我们有必要首先了解短篇小说的创作模式。众所周知，文学创作是一种独特的精神活动，它的价值，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自身的独创性与新颖性，短篇小说也是如此，不同的创作主体，会根据自己独特的人生经验和审美发现，营构出不同形式的小说文本。但是，在短篇小说漫长的创作过程中，一些由文学大师创作出来的经典短篇小说文本，成为后来者竞相效仿的对象，从而形成了一些有迹可循的创作模式。洪治纲曾经将短篇小说的模式归纳为以下四种：欧·亨利式的结构模式（或抖包袱模式）、辛格的游离式结构模式、卡尔维诺的寓言式结构模式、汪曾祺式的笔记体结构模式。这四种创作模式各有其侧重点，如欧·亨利式的短篇小说结构模式，就特别强调结尾的“既在情理之中，又在意料之外”，在情节或者人生的突变过程中，一方面颠覆人们的阅读期待，增加了小说本身的吸引力，另一方面也提升小说的审美意蕴和叙事内涵，将人们的思考导向文本之外。辛格的游离式创作模式，主要表现为“作家根据故事情节或人物关系，确立某种具有张力性的叙述临界点。然后让叙述沿着这种临界点不断地滑行，但不轻易突破它的临界状态，从而使小说在一种若即若离的状态中盘旋、往返。正是在这个过程中，人物不同的内在精神和生命质感，以及故事本身的双向品质，都获得了微妙的呈现。”卡尔维诺的寓言式结构模式则强调小说对现实存在的超越，在一种“寓言”的铺设中，通过以轻击重的方式，展现对人生、对世界存在的某些形而上的思考。汪曾祺式的笔记体结构模式融合了中国古典短篇小说的创作智慧，“这种模式的特点在于，强调短篇叙述中虚实相兼、内敛、隽永，追求语言内在的韵味，在白描上尤见功力。”[1]
需要说明的是，这些不同的叙事模式，并没有高下优劣之分，如果创作主体对人生世相有着精深而独到的洞察，对叙述语言与叙事技巧有着敏锐的感知和熟练的运用，那么，不管采用何种模式，都能创作出优秀的作品。如果我们结合近些年来的短篇小说创作实践来看，就会发现，许多作家对辛格的游离式创作模式表现出浓厚的兴趣，并在借鉴与创新的过程中，创作出诸多耐人寻味的短篇小说。
辛格的这种游离式结构模式，饱含着浓厚的现代主义因子，不管是叙事方式，还是叙事重心，都与传统的短篇小说创作相距甚远。我们知道，传统小说创作，通常借助于外在情节的冲突，来推动故事的发展，展现人物的命运，并赋予故事以意义。这样的小说，非常注重情节在起承转合过程中制造出一波三折的叙事效果，从而增加小说的艺术感染力，给读者情感上带来极大的冲击。然而，一些有意味的细节，那些氤氲在人物内心深处的说不清道不明、却蕴含着人生真相与人性深度的意绪，却被有意无意的忽略了。而辛格的游离式结构模式则不以情节取胜，也不注重结尾的“出人意料”，而是集中全部的叙事智性，在生命的敏感部位顽强开拓、盘旋，深度挖掘个体的内心困境与生命疼痛，从而打开各种可能性命运与妖娆的人性存在。这里，不妨选取一些近些年来所创作的短篇小说进行分析。
譬如，在金仁顺的《水边的阿狄丽雅》中，“我”与朗朗分饰着“我”的不同时段的人生和生命经历，小说正是在这两种不同的角色中来回游离、盘旋，在诗性话语的轻灵曼舞中，将人生中难以言说的内心隐痛与存在的艰难缓缓地展示了出来。“我”现在的身份是一个不断相亲的研究生，在别人眼中稍显保守，甚至无趣。而“我”曾经的身份——朗朗，则成了“我”与陌生男人相亲时延续话题或者结束交流的有效道具。随着陈明亮对朗朗身份的疑虑以及不懈追问，朗朗那种惨痛的生命际遇开始被慢慢地呈示开来——她曾经以身体为代价，试图挽救深陷监狱中的母亲，这种绝望式的挽救以及母亲最后的选择，无疑提升了生命的苍凉与残酷。也正是在这种还原式的追溯中，“我”的两段截然不同的生命历程也开始融合为一，共同呈现出命运的悲情与无奈，绝望与伤痛。而在另一篇小说《彼此》中，则以黎亚非的两段婚姻作为叙事载体，展现出她内心深处的焦灼、困顿、迷茫与疼痛。黎亚非与郑昊的第一次婚姻，因为郑昊前女友的那份恶毒的“礼物”——告诉黎亚非在他们婚礼举行之前一个晚上，郑昊还与她在床上做爱，这不但成功毁掉了黎亚非与郑昊本来可能的幸福婚姻，也毁掉了他们的整个人生。而在黎亚非与周祥生的第二次婚姻中，郑昊以动情与忏悔的方式，再次扰乱了黎亚非内心的安宁，以至于在婚礼现场接吻的时候，“他们的嘴唇都是冰凉的”。她的人生选择又一次被毁掉了。事实上，小说除了指向情感与婚姻的困顿之外，还刻画出人性固有的缺陷與内在的困境。
须一瓜的《寡妇的舞步》也非常典型的体现了这种“游离式”的叙事特征。小说讲述的是丧夫不久的过丽与司马的一次约会，在这个约会的过程中，作者始终将过丽的情感放置在临界边缘，将她内心欲望的萌动与外在的禁忌奇特的交合在一起，如走钢丝般险象环生。在这种巨大的情感张力中，过丽的渴望、懊恼、惊慌、愤怒这些复杂而微妙的内心情绪慢慢地呈现出来，让人们看到了一个寡妇的生存之艰难。好友司马的来访，不但有效地激活了过丽内心的欲望，也打开了重新生活的可能之门。所以，她精心准备晚餐，将房间和自己的身体都装扮一新。但是，她的这种特殊的身份，以及这个特殊时刻的特殊约会，注定会发生一些意想不到的情况，因为她不但要承受道德与良知的拷问，也要承受丈夫家人有意无意的监视所形成的重压。在这种情况下，任何细微的变化，任何无心的言语，都会被无限放大，被赋予丰富的意义。不管是猫的驻足观望、电风扇的异响，还是过丽和司马虽然极力掩饰却依然不时出现的口误等，都变成了一个又一个的“意外事件”，从而将他们内心燃烧的欲望与激情浇灭。而最后大姑子表面上借大拉杆箱，实则监视她的行为，则彻底破坏了这场精心准备的约会，让他们羞愧又愤怒。《提拉米酥》以“两百八的误餐费”为叙事基点，来勘察现代人复杂的情感与卑微的人性。表面上看，巫商村与黎意悯是关系亲密的同事兼好友，而实际上，他们之间的关系异常微妙：在没有触及到自身利益的时候，两个人的交往并不会出现冲突，甚至还具有温暖人心的力量，而一旦有可能发生利益冲突的时候，那种“和谐”的关系便随之破裂。所以，当黎意悯在公司竞选接连获胜，大有获得最终成功的时候，巫商村内心深处的“小蛇”便开始蠢蠢欲动了。有意味的是，须一瓜始终没有让这两个人形成正面的冲突，而是在游离式的叙述中，将都市人的幽暗人性缓缓打开，不动声色的完成了一次人性的审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