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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随着玛格丽特·阿特伍德在国际上的影响越来越大,国内学者对她的关注也日益密切。本文拟对阿特伍德在中国的译介情况作出大致的梳理,同时也分析当代文化因素对阿特伍德译介的重大影响,以期更好地从事文学创作和文学研究。
关键词: 玛格丽特·阿特伍德 译介 特点 原因
玛格丽特·阿特伍德(Margaret Atwood,1939— )是近年来在国际上享有一定声誉的加拿大作家,笔耕不辍,频频获奖,被称为“加拿大文学皇后”。迄今为止,她已经创作了14部诗集﹑13部长篇小说﹑6部短篇小说集和3部文学评论集,并主编了《牛津加拿大英语诗歌》、《牛津加拿大英语短篇小说》等文集,此外还撰写了不少广播﹑电视﹑戏剧和儿童文学作品。同时,她还热心于加拿大的文化事业,推进了独立的加拿大民族文化的发展,并应邀参加各国的演讲,扩大了加拿大的影响,被列在“20世纪最有影响力的一百位加拿大人”的第五位。从1981年黄仲文在《外国文学》上介绍阿特伍德以来,国内学者对她的关注一直都没有停止。尤其近年来,随着阿特伍德在国际上的影响越来越大,我国学者也意识到了玛格丽特·阿特伍德的重要性,对她的关注和研究日益增长,译介、出版了阿特伍德的各种专著,发表大量的相关研究论文。但是,纵观阿特伍德在中国的译介和研究史,国内学者对阿特伍德在国内的译介情况和研究成果还没有一个明确的梳理和分析,这对于我们从事阿特伍德研究有着很大不便。因此,笔者拟对玛格丽特·阿特伍德在中国的译介情况进行梳理和分析,总结出阿特伍德在国内的译介特点,找出其原因,分析其贡献和不足。
由于国内学者对阿特伍德的译介在1994年以前以诗歌和短篇小说为主,1994年到2003年之间以长篇小说为主,2004年之后其作品的译介较为稳定和全面,因此,笔者即以1994年和2003年为界点,依据所能收集到的史料(包括散见在各种期刊、杂志上的单篇译作、作品专著和文学史等),以及社会发展的大背景(包括文学的自身发展、意识形态和文化语境等)对内地译坛和接受的影响,通过梳理阿特伍德及其作品从20世纪80年代到今天在国内学界的译介和接受,以求探讨其译介和接受发展的轨迹。(由于条件所限,本文所用材料仅限于中国大陆地区,港澳台地区不包括在内)
一、1994年之前:起步阶段
1978年国内开始实施改革开放政策,在这种宽松的社会环境下,此前一直禁止的外国文学作品开始大量涌入中国,国内文坛出现新鲜的气息。在这时期的外国文学作品翻译中,英美国家的作品占有绝对的优势,虽然加拿大和中国有着深厚的友谊,但处于第三世界的加拿大文学在一开始并没有受到重视。直到首批于1978年派往加拿大出国留学的学者学成回国,加拿大文学作品才开始在国内翻译。即使这样,由于当时较注重作品所体现的意识形态问题,阿特伍德的作品并没有专门译介,只是和其他加拿大作家的作品一起被介绍到国内。而且译介的作品以短篇小说和诗歌为主,占阿特伍德这时期译介总量的90%左右,而短篇小说有10篇之多,是阿特伍德短篇小说整个汉译中翻译最多的一个时期。
阿特伍德作品的汉译最早见于发表在1983年第6期的《世界文学》“加拿大文学专辑”中的短篇小说《从火星上来的人》和诗歌《塞壬之歌(外三首)》;1984年第12期的《外国文学》中的《加拿大当代诗选》翻译了其诗歌《大街上,爱情》(李文俊译);1985年重庆出版社出版的《加拿大短篇小说选》中又一次收录了她的短篇小说《从火星上来的人》;1985年第9期的《外国文学》刊登了诗歌《治疗者》(李文俊译),同时也对这首诗作了评析;1988年第6期《诗刊》中刊登了她的《诗三首》(沈睿译);1990年第1期《外国文学》中有她的短篇小说《我的哥哥》(郭栖庆译);1991年第4期《当代外国文学》中有《玛格丽特·阿特伍德诗五首》(莫雅平译);1993年第6期《外国文学》中有《诗三首》(刘文荣译),第4期《外国文学》中的短篇小说《幸福的结局》(沈睿译)、《食罪者》(沈睿译)、《事到临头》(曾诚译)和《铅的时代》(曾诚译);1994年第4期《译林》刊登了《拓荒者的理智渐渐失去(组诗)》(禾子译),第5期《世界文学》中刊载了她的《女性身体(外一篇)》;同年,河南人民出版社出版的《加拿大女作家短篇小说选》中有她的短篇小说《紧急关头》(又名《事到临头》)和《舞会》。
这时期国内学者关于阿特伍德长篇小说的译介只有中国文联出版公司出版的《假象》(赵雅华、李英恒译)和《可食用的女人》(蒋立珠、丁兴华译)两种,评论集只出版了《幸存——加拿大文学主题指南》,这说明国内对阿特伍德的译介是滞后和稚嫩的,还不到其创作总量的十分之一,所译介的诗歌和短篇小说虽然已经有了一本(诗)多译的情况,但是大多没有交代出处,对作品的译介也有一定的失误,译者也不固定,并且集中翻译的作品是其70年代的作品。这种情况和阿特伍德在不同体裁作品创作上的总量和获奖情况是相一致的。
二、1995年至2003年之间:发展阶段
20世纪90年代中期,我国对西方现代文艺理论的接受、运用已经成熟,女性主义理论、后殖民主义理论、叙事学等现代主义理论和思潮在国内理论界占主流地位。尤其是1995年第四次世界妇女大会在北京召开,引起了国内女性主义研究的高潮,作为女性主义作家、评论家和第三世界作家的阿特伍德理当成为国内译介的选择对象,又由于其长篇小说更能体现国内文坛所流行的文学元素,因此有关她的译介主要集中在长篇小说方面。
这时期,关于阿特伍德长篇小说的中译本有译林出版社在1998年出版的《别名格雷斯》(梅江海译)、1999年出版的《浮现》(又名《假象》,蒋丽珠译)、2001年出版的《使女的故事》(陈小慰译)和2002年出版的《猫眼》(杨昊成译);上海译文出版社在1999年出版的《可以吃的女人》(刘凯芳译)和2003年出版的《盲刺客》(韩忠华译)。有关她的短篇小说和诗歌的译介有1996年第2期《当代外国文学》中的短篇小说《风景死亡》(李永生译),1997年第1期《世界文学》中的散文《女人的小说》(黄灿然译),1998年第6期《世界文学》中的《现在让我们来称赞愚蠢的女人吧(外三首)》,1998年百花文艺出版社出版的《西方魔幻故事集》中的《葬身风景的女孩》(又名《风景死亡》),2002年第1期《诗歌月刊》中的《你开始(赏读篇)》(沈睿译),2003年第3期《世界文学》中的《父母的故事》,第12期《秘书之友》中的《“睡”的变奏(节选)》,等等。
阿特伍德作品在这一时期的译介跟上了她的长篇小说在国外出版发行的进度,有了同一作品的不同译本,对翻译初期有所遗漏的作品有选择地进行了补译。同时,各类期刊杂志对阿特伍德的长篇小说得奖情况、她所发表的演讲的介绍也非常迅捷,让国内读者及时了解了阿特伍德的相关信息,如2003年第6期《外国文学动态》中的《阿特伍德谈创作〈羚羊与秧鸡〉》等。有关诗歌与短篇小说的译介占极少数,和前一阶段有所重复。
三、2004年以来:稳定阶段
2003年,阿特伍德获得诺贝尔文学奖提名,国内读者对诺贝尔文学奖的追捧心理使得阿特伍德在国内的译介再次发展,她在国外出版的新书也因为和当前文化背景的吻合总是能很及时地被译介到国内,如2004年译林出版社出版的《羚羊与秧鸡》(韦清琦、袁霞译)一书因为与SARS病毒的肆虐、科技文明如何合理使用、生态保护问题等当前人类共同面临的困境相似而得到畅销;2005年重庆出版社出版的《珀涅罗珀记》(韦清琦译)则是一部专门为英国坎农格特出版公司(Canongate Books)发起的“重述神话”项目而创作的作品,苏童、叶兆言也参与其中。除了这两种中译本之外,阿特伍德长篇小说的中译本还有2007年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的《盲刺客》(韩忠华译),2008年译林出版社出版的《使女的故事》(陈小慰译),2009年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的《别名格雷斯》(梅江海译)、《道德困境》(陈晓菲译)、《强盗新娘》(刘国香译)。
关于其诗歌的译介有2004年第5期《诗歌月刊》中的《玛格丽特·阿特伍德诗九首》(宇向译),第15期《诗刊》中的《国际诗歌快递》(周瓒译);2007年第3期《诗歌月刊》中的《玛格丽特·阿特伍德诗选》(周瓒译),第7期的《诗选刊》中的《玛格丽特·阿特伍德诗歌》(董继平译),第12期的《青年文学》中《外国女诗人作品选》中的《蠕虫》(杨向荣译)。这一时期国内翻译的短篇小说有2005年第3期《外国文学》中的《露茜之死》(又名《风景死亡》,刘向军、王丽莉译);2006年第3期《当代外国文学》中的《葛特露的反驳》(韩媛媛译),第4期《外国文学》中的《强奸幻想》(柯倩婷译),第17期《青年文学》中的《玛格丽特·阿特伍德微型散文选》(杨向荣译)。2008年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的《帐篷》是其最新的短篇文集,这也是阿特伍德短篇文集的第一部全译本。这些诗歌和短篇小说的内容也多是关于女性和解构神话方面的。
这一时期阿特伍德译介比较鲜明的特色是及时、快速、全面,不仅包括她的著作,而且包括了她的演讲(如2008年第3期《青年文学》中的《为什么写作》、第8期《诗选刊》中的《在指令下——我是如何成为一个诗人的》)、一部评论文集《与死者协商——布克奖得主玛格丽特·阿特伍德谈写作》(严韵译,2007年上海三联出版社出版),这些说明了国内学者对阿特伍德的译介正在逐步地走向稳定和深入。这和当今阿特伍德在国际上的影响,国内生态主义理论、女权主义理论、神话重构理论的盛行等大的学术环境,国内研究阿特伍德的学者队伍的成熟,以及国内学者对阿特伍德的持续关注有着很大的关系。
总的来说,目前国内对阿特伍德的译介已经出现了同一版本的重印和同一作品的不同版本,作品的译介是逐年增加的,较多关注在带有明显女性主题、生态主题特色的作品上。但是从阿特伍德的总体创作来讲,国内对她的译介还是很不充分的,还不到她创作总量的五分之一。在长篇小说方面,《预言夫人》(Lady Oracle,1976)、《人类以前的生活》(Life before Man,1979)、《肉体伤害》(Bodily Harm,1981)都还没有中译本;评论集方面,《第二位的话:散文评论选集》(Second Words: Selected Critical Prose,1982)迄今没有翻译过来。至于她的诗歌和短篇小说的中译本则呈现零散状态,少之又少,而且由于是不同的译者进行的译介,翻译情况有些混乱。阿特伍德曾经说过,她的诗歌是打开她的小说的一把钥匙,“好像诗歌打开了一扇门,或一只盒子,或一条小路,随后,小说走进去,看看那里到底有什么”。可见我们要想更好地研究阿特伍德,阿特伍德的诗歌译介也是必不可少的,而现在国内对它的译介还不到十分之一。另外,国内译介的不足还体现在她所主编的文集,创作的广播、电视、戏剧、儿童文学作品完全没有涉及;国外很多有关阿特伍德的研究资料、研究专著都没有被译介过来;阿特伍德的作品还没有结集出版;没有出现专门译介阿特伍德的学者或团队,等等。这和阿特伍德当前在国际文坛上的地位是不符合的,同时这些不足对我们了解和研究阿特伍德有着很大的不便,它们应该是我们以后的译介工作应该加强改善的地方。希望随着时间的推移,我们能看到阿特伍德更多更好的译作。
参考文献:
[1]谢天振.译介学.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1999.
[2]查明建,谢天振.中国20世纪外国文学翻译史(下卷).武汉:湖北教育出版社,2007.
[3]朱立元.接受美学导论.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4.
[4]傅俊.玛格丽特·阿特伍德研究.南京:译林出版社,2003.
[5]钱理群等.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
(作者系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硕士生)
关键词: 玛格丽特·阿特伍德 译介 特点 原因
玛格丽特·阿特伍德(Margaret Atwood,1939— )是近年来在国际上享有一定声誉的加拿大作家,笔耕不辍,频频获奖,被称为“加拿大文学皇后”。迄今为止,她已经创作了14部诗集﹑13部长篇小说﹑6部短篇小说集和3部文学评论集,并主编了《牛津加拿大英语诗歌》、《牛津加拿大英语短篇小说》等文集,此外还撰写了不少广播﹑电视﹑戏剧和儿童文学作品。同时,她还热心于加拿大的文化事业,推进了独立的加拿大民族文化的发展,并应邀参加各国的演讲,扩大了加拿大的影响,被列在“20世纪最有影响力的一百位加拿大人”的第五位。从1981年黄仲文在《外国文学》上介绍阿特伍德以来,国内学者对她的关注一直都没有停止。尤其近年来,随着阿特伍德在国际上的影响越来越大,我国学者也意识到了玛格丽特·阿特伍德的重要性,对她的关注和研究日益增长,译介、出版了阿特伍德的各种专著,发表大量的相关研究论文。但是,纵观阿特伍德在中国的译介和研究史,国内学者对阿特伍德在国内的译介情况和研究成果还没有一个明确的梳理和分析,这对于我们从事阿特伍德研究有着很大不便。因此,笔者拟对玛格丽特·阿特伍德在中国的译介情况进行梳理和分析,总结出阿特伍德在国内的译介特点,找出其原因,分析其贡献和不足。
由于国内学者对阿特伍德的译介在1994年以前以诗歌和短篇小说为主,1994年到2003年之间以长篇小说为主,2004年之后其作品的译介较为稳定和全面,因此,笔者即以1994年和2003年为界点,依据所能收集到的史料(包括散见在各种期刊、杂志上的单篇译作、作品专著和文学史等),以及社会发展的大背景(包括文学的自身发展、意识形态和文化语境等)对内地译坛和接受的影响,通过梳理阿特伍德及其作品从20世纪80年代到今天在国内学界的译介和接受,以求探讨其译介和接受发展的轨迹。(由于条件所限,本文所用材料仅限于中国大陆地区,港澳台地区不包括在内)
一、1994年之前:起步阶段
1978年国内开始实施改革开放政策,在这种宽松的社会环境下,此前一直禁止的外国文学作品开始大量涌入中国,国内文坛出现新鲜的气息。在这时期的外国文学作品翻译中,英美国家的作品占有绝对的优势,虽然加拿大和中国有着深厚的友谊,但处于第三世界的加拿大文学在一开始并没有受到重视。直到首批于1978年派往加拿大出国留学的学者学成回国,加拿大文学作品才开始在国内翻译。即使这样,由于当时较注重作品所体现的意识形态问题,阿特伍德的作品并没有专门译介,只是和其他加拿大作家的作品一起被介绍到国内。而且译介的作品以短篇小说和诗歌为主,占阿特伍德这时期译介总量的90%左右,而短篇小说有10篇之多,是阿特伍德短篇小说整个汉译中翻译最多的一个时期。
阿特伍德作品的汉译最早见于发表在1983年第6期的《世界文学》“加拿大文学专辑”中的短篇小说《从火星上来的人》和诗歌《塞壬之歌(外三首)》;1984年第12期的《外国文学》中的《加拿大当代诗选》翻译了其诗歌《大街上,爱情》(李文俊译);1985年重庆出版社出版的《加拿大短篇小说选》中又一次收录了她的短篇小说《从火星上来的人》;1985年第9期的《外国文学》刊登了诗歌《治疗者》(李文俊译),同时也对这首诗作了评析;1988年第6期《诗刊》中刊登了她的《诗三首》(沈睿译);1990年第1期《外国文学》中有她的短篇小说《我的哥哥》(郭栖庆译);1991年第4期《当代外国文学》中有《玛格丽特·阿特伍德诗五首》(莫雅平译);1993年第6期《外国文学》中有《诗三首》(刘文荣译),第4期《外国文学》中的短篇小说《幸福的结局》(沈睿译)、《食罪者》(沈睿译)、《事到临头》(曾诚译)和《铅的时代》(曾诚译);1994年第4期《译林》刊登了《拓荒者的理智渐渐失去(组诗)》(禾子译),第5期《世界文学》中刊载了她的《女性身体(外一篇)》;同年,河南人民出版社出版的《加拿大女作家短篇小说选》中有她的短篇小说《紧急关头》(又名《事到临头》)和《舞会》。
这时期国内学者关于阿特伍德长篇小说的译介只有中国文联出版公司出版的《假象》(赵雅华、李英恒译)和《可食用的女人》(蒋立珠、丁兴华译)两种,评论集只出版了《幸存——加拿大文学主题指南》,这说明国内对阿特伍德的译介是滞后和稚嫩的,还不到其创作总量的十分之一,所译介的诗歌和短篇小说虽然已经有了一本(诗)多译的情况,但是大多没有交代出处,对作品的译介也有一定的失误,译者也不固定,并且集中翻译的作品是其70年代的作品。这种情况和阿特伍德在不同体裁作品创作上的总量和获奖情况是相一致的。
二、1995年至2003年之间:发展阶段
20世纪90年代中期,我国对西方现代文艺理论的接受、运用已经成熟,女性主义理论、后殖民主义理论、叙事学等现代主义理论和思潮在国内理论界占主流地位。尤其是1995年第四次世界妇女大会在北京召开,引起了国内女性主义研究的高潮,作为女性主义作家、评论家和第三世界作家的阿特伍德理当成为国内译介的选择对象,又由于其长篇小说更能体现国内文坛所流行的文学元素,因此有关她的译介主要集中在长篇小说方面。
这时期,关于阿特伍德长篇小说的中译本有译林出版社在1998年出版的《别名格雷斯》(梅江海译)、1999年出版的《浮现》(又名《假象》,蒋丽珠译)、2001年出版的《使女的故事》(陈小慰译)和2002年出版的《猫眼》(杨昊成译);上海译文出版社在1999年出版的《可以吃的女人》(刘凯芳译)和2003年出版的《盲刺客》(韩忠华译)。有关她的短篇小说和诗歌的译介有1996年第2期《当代外国文学》中的短篇小说《风景死亡》(李永生译),1997年第1期《世界文学》中的散文《女人的小说》(黄灿然译),1998年第6期《世界文学》中的《现在让我们来称赞愚蠢的女人吧(外三首)》,1998年百花文艺出版社出版的《西方魔幻故事集》中的《葬身风景的女孩》(又名《风景死亡》),2002年第1期《诗歌月刊》中的《你开始(赏读篇)》(沈睿译),2003年第3期《世界文学》中的《父母的故事》,第12期《秘书之友》中的《“睡”的变奏(节选)》,等等。
阿特伍德作品在这一时期的译介跟上了她的长篇小说在国外出版发行的进度,有了同一作品的不同译本,对翻译初期有所遗漏的作品有选择地进行了补译。同时,各类期刊杂志对阿特伍德的长篇小说得奖情况、她所发表的演讲的介绍也非常迅捷,让国内读者及时了解了阿特伍德的相关信息,如2003年第6期《外国文学动态》中的《阿特伍德谈创作〈羚羊与秧鸡〉》等。有关诗歌与短篇小说的译介占极少数,和前一阶段有所重复。
三、2004年以来:稳定阶段
2003年,阿特伍德获得诺贝尔文学奖提名,国内读者对诺贝尔文学奖的追捧心理使得阿特伍德在国内的译介再次发展,她在国外出版的新书也因为和当前文化背景的吻合总是能很及时地被译介到国内,如2004年译林出版社出版的《羚羊与秧鸡》(韦清琦、袁霞译)一书因为与SARS病毒的肆虐、科技文明如何合理使用、生态保护问题等当前人类共同面临的困境相似而得到畅销;2005年重庆出版社出版的《珀涅罗珀记》(韦清琦译)则是一部专门为英国坎农格特出版公司(Canongate Books)发起的“重述神话”项目而创作的作品,苏童、叶兆言也参与其中。除了这两种中译本之外,阿特伍德长篇小说的中译本还有2007年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的《盲刺客》(韩忠华译),2008年译林出版社出版的《使女的故事》(陈小慰译),2009年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的《别名格雷斯》(梅江海译)、《道德困境》(陈晓菲译)、《强盗新娘》(刘国香译)。
关于其诗歌的译介有2004年第5期《诗歌月刊》中的《玛格丽特·阿特伍德诗九首》(宇向译),第15期《诗刊》中的《国际诗歌快递》(周瓒译);2007年第3期《诗歌月刊》中的《玛格丽特·阿特伍德诗选》(周瓒译),第7期的《诗选刊》中的《玛格丽特·阿特伍德诗歌》(董继平译),第12期的《青年文学》中《外国女诗人作品选》中的《蠕虫》(杨向荣译)。这一时期国内翻译的短篇小说有2005年第3期《外国文学》中的《露茜之死》(又名《风景死亡》,刘向军、王丽莉译);2006年第3期《当代外国文学》中的《葛特露的反驳》(韩媛媛译),第4期《外国文学》中的《强奸幻想》(柯倩婷译),第17期《青年文学》中的《玛格丽特·阿特伍德微型散文选》(杨向荣译)。2008年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的《帐篷》是其最新的短篇文集,这也是阿特伍德短篇文集的第一部全译本。这些诗歌和短篇小说的内容也多是关于女性和解构神话方面的。
这一时期阿特伍德译介比较鲜明的特色是及时、快速、全面,不仅包括她的著作,而且包括了她的演讲(如2008年第3期《青年文学》中的《为什么写作》、第8期《诗选刊》中的《在指令下——我是如何成为一个诗人的》)、一部评论文集《与死者协商——布克奖得主玛格丽特·阿特伍德谈写作》(严韵译,2007年上海三联出版社出版),这些说明了国内学者对阿特伍德的译介正在逐步地走向稳定和深入。这和当今阿特伍德在国际上的影响,国内生态主义理论、女权主义理论、神话重构理论的盛行等大的学术环境,国内研究阿特伍德的学者队伍的成熟,以及国内学者对阿特伍德的持续关注有着很大的关系。
总的来说,目前国内对阿特伍德的译介已经出现了同一版本的重印和同一作品的不同版本,作品的译介是逐年增加的,较多关注在带有明显女性主题、生态主题特色的作品上。但是从阿特伍德的总体创作来讲,国内对她的译介还是很不充分的,还不到她创作总量的五分之一。在长篇小说方面,《预言夫人》(Lady Oracle,1976)、《人类以前的生活》(Life before Man,1979)、《肉体伤害》(Bodily Harm,1981)都还没有中译本;评论集方面,《第二位的话:散文评论选集》(Second Words: Selected Critical Prose,1982)迄今没有翻译过来。至于她的诗歌和短篇小说的中译本则呈现零散状态,少之又少,而且由于是不同的译者进行的译介,翻译情况有些混乱。阿特伍德曾经说过,她的诗歌是打开她的小说的一把钥匙,“好像诗歌打开了一扇门,或一只盒子,或一条小路,随后,小说走进去,看看那里到底有什么”。可见我们要想更好地研究阿特伍德,阿特伍德的诗歌译介也是必不可少的,而现在国内对它的译介还不到十分之一。另外,国内译介的不足还体现在她所主编的文集,创作的广播、电视、戏剧、儿童文学作品完全没有涉及;国外很多有关阿特伍德的研究资料、研究专著都没有被译介过来;阿特伍德的作品还没有结集出版;没有出现专门译介阿特伍德的学者或团队,等等。这和阿特伍德当前在国际文坛上的地位是不符合的,同时这些不足对我们了解和研究阿特伍德有着很大的不便,它们应该是我们以后的译介工作应该加强改善的地方。希望随着时间的推移,我们能看到阿特伍德更多更好的译作。
参考文献:
[1]谢天振.译介学.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1999.
[2]查明建,谢天振.中国20世纪外国文学翻译史(下卷).武汉:湖北教育出版社,2007.
[3]朱立元.接受美学导论.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4.
[4]傅俊.玛格丽特·阿特伍德研究.南京:译林出版社,2003.
[5]钱理群等.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
(作者系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硕士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