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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两会上，李克强总理在会见中外记者会上指出：“去年是世界经济6年来增速最低，我们还是实现了7%左右的增长目标，并没有用‘大水漫灌’式的强刺激，而是选择了一条更为艰难但可持续的路，就是推进结构性改革。”
当前，处于新常态的中国经济体现为三个节点的特征：速度换挡节点、动力转换节点、结构调整节点。
所谓速度换挡节点，即中国经济由高速向中高速转换。2016年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的预期目标为6.5～7.0%，相较于过往两位数的增长率，确是比较大的变化，但这是我们的主动调整。之所以说是主动调整，是因为我们发现一些诸如“大水漫灌”式的“急就章”货币政策等虽然能够取得一时的经济增长，但其带来的对市场主体判断的干扰从而造成资源的极大浪费，以及对经济结构扭曲的固化，破坏了经济增长的可持续性，前期政策的粘性对当期经济发展会造成相当的阻滞效应。
所谓动力转换节点，是指依赖于低成本要素投入拉动经济增长的动力之边际效应迅速递减，中国已经到了必须通过创新驱动特别是科技创新提升经济质量的关键节点。之所以这样讲，是因为人口红利式微、资源环境瓶颈约束等对中国经济发展路径依赖模式造成了严重冲击。中国经济发展的低成本要素比较优势一去不复返，体现于科技、制度及文化等创新的改革红利尚未涌现，当前尚处于新的改革红利培育期，期待苗木培育期结出丰硕果实是不现实的。
所谓结构调整节点，即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总体上来看，有效需求不足已不是当前我国经济面临的主要矛盾。而供给方依旧在不断生产满足无效需求为目的的产品，供给结构未能适应需求结构的变化，无效供给占用着有效供给的资源。将无效产能从生产结构中逐渐消除，使得被占用资源通过市场规律向有效产能转移，提高资源使用效率，是去产能去库存去杠杆的主要指向所在。
为什么说推进结构性改革之路是艰难的？首先是世界经济正处于增长动力转换的长周期和金融危机衰退期叠加之时，外部环境的复杂多变给中国经济的结构性调整带来了不确定性。世界大型企业联合会的数据显示，2014年，全球劳动生产率增速降到了2.1%，创下了本世纪以来的最低水平；相比之下，从1999年到2006年的年平均增速为2.6%。劳动生产率的持续下降十分显著地表明了科技对经济增长的支撑一直在减弱，在新能源、新型工业技术可大规模应用的科技革命出现之前，世界经济增长的动力仅仅依靠固有的技术平台很难有明显的增强。
其次，中国作为世界上第二个GDP超十万亿美元的国家，其经济总量的巨额累积，是建立在增量改革不断扩张的基础之上的，比如土地的资本化、商品的货币化、市场的规模化、市场主体的多元化，特别是出口导向性政策等，带来了经济的持续高速增长，同时也固化了以出口为主要目标的国内经济结构。这种固化的产业结构，因上述之人力成本上升、资源约束加剧，已无法为中国经济增长提供强劲动力。
2014年，OECD国家GDP增速为1.75%左右，2015年逐步提升至2%，然而同期我国出口增速反而一路下滑，并于2015年二季度起出现负增长，与全球经济增长反差较大。原因可能有几个方面：一是人民币汇率升值和国内劳动力成本上升；二是国际产业链收缩，发达国家再工业化加速；第三个也可能是更为重要的因素就是我国经济结构已不能适应生产要素成本上升后世界经济分工模式重新调整的现实，其他新兴经济体正在蚕食我国的出口份额。中国经济转折点已经来到。
怎么办？要下大力气调整经济结构。改革到现在，不得不啃那些一直存在的难啃的硬骨头，必须以壮士断腕的勇气和魄力全面深化改革以进一步释放制度红利，对固有的存量必须要实行更为强力的改革举措。
推进经济结构性调整，无捷径可走。首先是政府自身的改革要到位，比如通过全面依法治国，推行负面清单制度，实现制度法治化、程序透明化，真正约束政府对市场的不当干预；通过实施创新型国家战略和人才发展战略，提升经济发展质量，提高全要素生产率对GDP的贡献度；通过推进国有资产管理体制改革，深化混合经济所有制改革，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充分发挥市场在我国经济结构性调整过程中的决定性作用，推动存量体制的结构性变迁，以适应经济结构的转型调整。
（作者系中央党校副教授）
当前，处于新常态的中国经济体现为三个节点的特征：速度换挡节点、动力转换节点、结构调整节点。
所谓速度换挡节点，即中国经济由高速向中高速转换。2016年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的预期目标为6.5～7.0%，相较于过往两位数的增长率，确是比较大的变化，但这是我们的主动调整。之所以说是主动调整，是因为我们发现一些诸如“大水漫灌”式的“急就章”货币政策等虽然能够取得一时的经济增长，但其带来的对市场主体判断的干扰从而造成资源的极大浪费，以及对经济结构扭曲的固化，破坏了经济增长的可持续性，前期政策的粘性对当期经济发展会造成相当的阻滞效应。
所谓动力转换节点，是指依赖于低成本要素投入拉动经济增长的动力之边际效应迅速递减，中国已经到了必须通过创新驱动特别是科技创新提升经济质量的关键节点。之所以这样讲，是因为人口红利式微、资源环境瓶颈约束等对中国经济发展路径依赖模式造成了严重冲击。中国经济发展的低成本要素比较优势一去不复返，体现于科技、制度及文化等创新的改革红利尚未涌现，当前尚处于新的改革红利培育期，期待苗木培育期结出丰硕果实是不现实的。
所谓结构调整节点，即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总体上来看，有效需求不足已不是当前我国经济面临的主要矛盾。而供给方依旧在不断生产满足无效需求为目的的产品，供给结构未能适应需求结构的变化，无效供给占用着有效供给的资源。将无效产能从生产结构中逐渐消除，使得被占用资源通过市场规律向有效产能转移，提高资源使用效率，是去产能去库存去杠杆的主要指向所在。
为什么说推进结构性改革之路是艰难的？首先是世界经济正处于增长动力转换的长周期和金融危机衰退期叠加之时，外部环境的复杂多变给中国经济的结构性调整带来了不确定性。世界大型企业联合会的数据显示，2014年，全球劳动生产率增速降到了2.1%，创下了本世纪以来的最低水平；相比之下，从1999年到2006年的年平均增速为2.6%。劳动生产率的持续下降十分显著地表明了科技对经济增长的支撑一直在减弱，在新能源、新型工业技术可大规模应用的科技革命出现之前，世界经济增长的动力仅仅依靠固有的技术平台很难有明显的增强。
其次，中国作为世界上第二个GDP超十万亿美元的国家，其经济总量的巨额累积，是建立在增量改革不断扩张的基础之上的，比如土地的资本化、商品的货币化、市场的规模化、市场主体的多元化，特别是出口导向性政策等，带来了经济的持续高速增长，同时也固化了以出口为主要目标的国内经济结构。这种固化的产业结构，因上述之人力成本上升、资源约束加剧，已无法为中国经济增长提供强劲动力。
2014年，OECD国家GDP增速为1.75%左右，2015年逐步提升至2%，然而同期我国出口增速反而一路下滑，并于2015年二季度起出现负增长，与全球经济增长反差较大。原因可能有几个方面：一是人民币汇率升值和国内劳动力成本上升；二是国际产业链收缩，发达国家再工业化加速；第三个也可能是更为重要的因素就是我国经济结构已不能适应生产要素成本上升后世界经济分工模式重新调整的现实，其他新兴经济体正在蚕食我国的出口份额。中国经济转折点已经来到。
怎么办？要下大力气调整经济结构。改革到现在，不得不啃那些一直存在的难啃的硬骨头，必须以壮士断腕的勇气和魄力全面深化改革以进一步释放制度红利，对固有的存量必须要实行更为强力的改革举措。
推进经济结构性调整，无捷径可走。首先是政府自身的改革要到位，比如通过全面依法治国，推行负面清单制度，实现制度法治化、程序透明化，真正约束政府对市场的不当干预；通过实施创新型国家战略和人才发展战略，提升经济发展质量，提高全要素生产率对GDP的贡献度；通过推进国有资产管理体制改革，深化混合经济所有制改革，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充分发挥市场在我国经济结构性调整过程中的决定性作用，推动存量体制的结构性变迁，以适应经济结构的转型调整。
（作者系中央党校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