扶贫往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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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乡,一行四人,坐在吉普车里,边走边聊,聊乡下的事儿。
  自从全面遏制“车轮上的腐败”之后,很多单位取消了公车,但该下乡还得下。谁都没说下乡不准用私车对不对?没说,就是可以用。
  吉普车是老朱的。老朱当过多年乡镇领导,年前才调入瓦城。鉴于老朱路熟车技好,我们三个一致同意,让老朱给我们当司机。
  路过复州镇辖区内的一个村子,叫八里。意思是再走八里,就可到达复州。这个村子以种桃出名。油桃、脆桃、黄金桃、久保桃、水蜜桃等,好多种。春天的时候,这个村子还张罗过一场“桃花节”,可想而知,桃树的种植规模有多大。
  现在是夏天,正是收桃季节。各路客商的车辆挤在公路两边,道路一下子窄了很多,车速也慢了下来。我们扭头看车外,除了各种车辆,还能看到各种人,各种桃。
  四个人的话题里自然而然就有了桃。说桃的价格、桃的味道,说桃的其他种种。
  吉普车跌跌撞撞终于离开八里村,这时话题已经转到樱桃身上。除了桃和苹果,我们这里还是樱桃的种植区。
  不管是说桃还是说樱桃,老朱都是主讲。后来才知道,老朱是内行,农大毕业生。
  老朱不光说桃说樱桃,还说了些扶贫往事。
  老朱说,他在三台乡当农业助理那会儿,搞扶贫,动员农民栽樱桃。初春,正是植树的好季节,乡干部一拨拨都走下去,挨村动员。大会小会,唾沫星子乱喷,可村民一个个都木着脸,袖着手,似听非听。白给的樱桃树苗没人要。回去一汇报,乡长气得拍桌子,说:“这还了得?翻天了不是!他们不栽,我们栽!机关干部都下去,把树苗栽到老百姓的地里去,非逼着他们富起来不可!”
  车内一阵哄笑。
  老朱说:“是真的啊,一句假话没有。”
  我说:“真去栽啊?”
  老朱说:“可不是!那个春天,我们乡政府机关干部,天天栽树,灰头土脸的,一连干了二十多天。”
  我在心里感慨,没想到乡镇干部还得上劳动课。
  老朱继续说:“你说可气不可气,有的村民,就站在地头上,叼着烟,看你给他栽树,好像这事跟他一点儿关系也没有……”
  “后来呢?”
  “后来,”老朱说,“四五年后,樱桃结果,市价居高不下,老百姓尝到了甜头,不少人跑到乡政府要樱桃苗。乡政府又不是苗圃,哪有苗啊。有人看准市场,大搞育苗,狠狠赚了一笔。”
  我们三个听众都感慨:“扶贫这事儿,真是不容易。”
  老朱又说起他当副乡长期间发生的事儿。“还是扶贫。这回是大棚蔬菜。”老朱说,“我们在一个村里搞试点,原计划只扶持十户,结果二十多户报名,那个吵啊。没办法,乡里咬咬牙,决定扶持二十户,每户提供一定的资金和技术。棚头房修得那叫敞亮,足够一家人居住。还挖了沼气窖,干净,也节省能源。这事忙了一整个秋天。入冬,快到过年的时候,一天,我们正在开会,突然听到一阵农用车的轰隆声进了政府大院。走到窗前一瞅,我吓了一跳,心说怎么啦这是?谁要闹事啊。一溜三辆农用车,装满青黄的蔬菜,挤在政府小楼门口。每辆车的车斗边沿,都坐着两三位壮汉。我赶紧下楼,仔细一瞅,乐了,这不是种植大棚蔬菜的那些人吗?到政府大院来干吗?大伙儿见了我,也乐,说:‘第一批蔬菜下来了,我们不能忘本,给政府送些来,让领导尝尝。’我说:‘这扯不扯?送也不能送这么多!’”
  我故意问老朱一句:“三车蔬菜怎么处理的?”
  老朱说:“我指挥他们送食堂里了。”
  三个听众都笑。
  老朱说:“笑什么笑?没白吃!我们哪能占老百姓的便宜?不光没白吃,我随后还给他们联系了几个蔬菜批发商,定期到村里收购。现在那个村,已经是蔬菜大棚专业村了。”
  “噢,干得不赖。”三个听众都感慨。
  老朱说:“想起这事儿,很开心哪。”
  四个人都笑。
  老朱沉默了一瞬,又说:“还是我当副乡长的时候,遇到过一个怪人,也跟扶贫有关。那年乡政府决定,为水稻种植区内的贫困户补助一些稻种和化肥。挺好的事儿,大伙儿都高兴。第二年春,一天我正在办公,突然砰的一声,门被踢开,一个老农冲进来,敲着我的桌子说:‘你是不是庄稼人啊?什么时候了,还不送稻种和化肥?’”
  三个听众忍不住,还是笑。
  老朱说:“我抬头一看,认识,就是前一年我的貧困户,老李头。老李头气得浑身发抖。我看见他在腋下还夹了两只蛇皮口袋。”
  老朱说:“这事儿让人心里挺闹的。你说那老李头,那么蛮横,为什么呢?”
  我给老朱的三个故事加以概括,得出的结论是:“扶贫这事儿,难心,开心,偶尔也闹心。”老朱听罢,连连点头:“对对对,就这意思。”
  说话间我们已经到达目的地复州镇政府。停车,开门,下车。都沉默不语。大概每个人都在心里合计,不知这次来乡下扶贫,结果会是难心、开心还是闹心。
  〔本刊责任编辑 钱璐璐〕
  〔原载《百花园》2018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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