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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年长郭沫若十一岁，有人把郭沫若作为鲁迅的继承者，其实，他俩并世而生，是同代人；俩人“在艺界上工作了将近二十年”，不曾见面，连一封信也未曾通过，但笔墨相讥那点事还是留下了真实的话题。在藏书中，我偶然翻阅一本杂志，读到郭沫若一反反鲁迅之常态，称鲁迅为导师，这本《质文》杂志引起了我极大的兴趣。
1936年版《质文》（第二卷第二期）封面有两幅鲁迅画像：上面一幅鲁迅素描肖像，下面一幅鲁迅遗体速写；封面配上鲜红大字“质文”刊名，给人的视觉冲击力强烈，可谓不雅，可谓不伦不类。鲁迅非常重视书刊装帧艺术，生前素来不轻易让人刊出自己的肖像，如此这般的杂志封面，鲁迅九泉有知，还不知会气成什么样子呢！我首先注意到的是两幅画像的作者是谁？
上幅肖像，我很快查到是陶元庆1926年为鲁迅所作。陶元庆用粗条木炭勾画而成，生动简练地表现出鲁迅的神态特点。鲁迅对这幅肖像很珍惜，一直是悬挂在北京故居。陶元庆是鲁迅同乡，还有师生之谊。鲁迅著作，其装帧大部分是出于陶元庆的手笔，可惜陶英年早逝，只活了三十六岁。鲁迅独自出资三百元买冢地，将其葬杭州西湖玉泉。鲁迅对陶元庆的逝世很是悲痛。
下边一幅鲁迅遗体速写像，我多年询查不出画作者是谁？一直等到读了胡风1984年写的《鲁迅先生》，才得知是著名版画家力群所为。胡风写鲁迅去世当日一早的场面：“有两个青年在画着速写并着手塑下最后的面容。他们自己向我介绍，是曹白和他的朋友力群。曹白是先生最后倾注着好感，和他通信，在精神上支持了他的青年美术家，也就是《写于深夜里》的那个‘人几’。”“他们是配得上代表年轻一代的纯洁的心灵来为伟大的先驱者的遗容留下最后的形象的。”而后，在2003年，中央电视一个节目中，我直接听到力群说：我没见过鲁迅，但鲁迅先生对我的版画曾表扬过。鲁迅逝世后，一个日本女人和曹白找到我让我画鲁迅像。力群所言与胡风文章相符，鲁迅遗容速写像非力群莫属了。
让我更在意的是，《质文》杂志为什么把鲁迅遗容速写像放到期刊封面上？《质文》又是一个什么样的刊物呢？《质文》的前身名为《杂文》。1935年5月15日《杂文》月刊创刊于日本东京，是中国左翼作家联盟东京分盟创办的刋物，经日本帝国内务省登记，中华民国留日监督处审查。1935年12月，日本警视厅无理勒令停刊，后由郭沫若改题为《质文》继续出版。郭沫若以盟员身份参加其活动并为之撰稿。
郭沫若同他的盟友本来是鲁迅的论敌，就在鲁迅逝世当天，《质文》杂志编辑部却改写了历史。魏孟克在纪念鲁迅一文中交代的很清楚：“这是十月十九日这一天的傍晚，大家聚在早稻田一个旅馆里校阅《质文》第二卷第二期的稿子，同时起劲地谈着最近中国文坛上的纠纷。在这时，接到当天《朝日新闻》晚报，翻到第二版的一角，发现如下的一个标题：‘鲁迅逝世’，那上头有一张照片，然而非常模糊，此外还有一个附题，它也说道：‘支那文坛的巨匠’。”“老实说吧，《质文》社里有几个朋友，这正是鲁迅的最近的论敌，然而，这时却反而不响了。打破这寂静的，是大家想起了《质文》的稿子还未发，要来补一个纪念辑，各人再写一篇文章。”
于是就有了郭沫若、邢桐华、任白戈、北鸥、林焕平、代石、孟克等七篇追悼诗文。
郭沫若在异国他乡得到鲁迅逝世噩耗的当晚写下一篇悼文。郭沫若又以本人和质文社同人的名义题挽联：“平生功业尤拉化，旷代文章数阿Q——鲁迅导师千古！质文社同人哀挽。”
郭沫若和《质文》杂志社同仁们从同鲁迅对峙，突然转了一百八十度的大弯——对鲁迅尊崇起来了，这固然是件好事。但魏孟克在文章中还写道：“‘鲁迅为什么要死在这时呀’！这是不为无故的，就正因为这时的中国文坛上闹着‘国防文学’与‘民族革命的大众文学’这两个口号的纠纷，而鲁迅又正骑在马上，杀过了几阵。在他生时，有许多人因为怕他的刀枪，甚至连屁都不敢放的，而今他死了，则即使在他的尸体上撒上一泡尿，也一定得不到反抗。”他们似乎深恐鲁迅“不能再开口了，于是有些作家就大肆栽诬造谣”。编辑室便形象地说：“在这一期封面的插图里，鲁迅先生的身旁出现了一两支耗子，这意思很简单：就是请诸君注意，现在耗子们又要乘机溜出来了——鲁迅先生已经死掉。”这就是他们把鲁迅遗体速写放到封面的全部理由。
仔细观察，鲁迅遗体颈部旁真有两支跷起尾巴的耗子。编辑先生警告耗子们不要趁鲁迅逝世再来攻击、侵犯先生了。这就有点匪夷所思了——鲁迅逝世前你们不也是在攻击、栽诬先生吗！你们算不算耗子所为？至此，你们也未真正放弃两个口号的纷争，编辑室说：“过去文坛上，曾有二个口号的争。我们认为这是中国文坛最重要的事情，……以后我们还愿意多发表一些关于国防文学理论的建设同作品的检讨的文章。”如果，两个口号再纷争下去，你们就不怕把自己再次划入耗子的行列吗？
不管怎么说，郭沫若和他的盟友们把准备编发的稿子拿掉，增添七篇追悼鲁迅的诗文，将“最近的论敌”变敌为友，成为景仰者，实属难能可贵。这期《质文》杂志见证了郭沫若与鲁迅长期论战的结束。尔后，是谁把郭沫若与鲁迅相提并论的呢？首推者应当是周恩来总理了。1941年，周恩来在郭沫若五十寿辰纪念活动中，说“鲁迅自称是‘革命军马前卒’，郭沫若就是革命队伍中人，鲁迅是新文化运动中的导师，郭沫若便是新文化运动的主将”。周恩来把郭沫若赞誉为继鲁迅之后在新文化战线上“带着我们一道奋斗到底的”一面旗帜。从此，郭沫若与鲁迅之前的那点事（互相攻击）被主流话语规避了；随之，知识界也有避之唯恐不及了。这段被屏蔽的真相几十年后才走进我们的视线。
郭沫若同鲁迅之间的笔墨相讥，本来是公案。郭沫若化名杜荃攻击和谩骂鲁迅是“封建余孽”，是“资本主义对社会主义是反革命，封建余孽于社会主义是二重的反革命”，“是一位不得志的ascist（法西斯谛）！”好大的罪恶帽子！但帽子之下有虚无缥缈之疑，使用笔名有“私骂”之嫌。鲁迅则戏说郭沫若“才子加流氓”，“远看一条狗，走近一看，郭沫若先生”。鲁迅笔法犀利，形象，幽默，骂人也够狠的。历代文人相轻，说几句狠话是常有的，也是思想自由之体现。鲁迅还是识大局，顾大体的，“1935年8、9月，鲁迅给东京杂志社同人信，表示要同郭沫若加强团结，一起战斗”，“都为着同一的目标，决不日夜记着个人的恩怨”，“郭看了这封信后，曾表示愿意与鲁迅先生联系，但后来这个愿望未能实现”。一年后，郭沫若在悼念鲁迅文中写道：“我个人和鲁迅先生虽然同在文艺界上工作了将近二十年，但因人事的契阔，地域的暌违，竟不曾相见一次，这在我个人是一件不能弥补的憾事。”郭沫若只表示愿意同鲁迅联系，却片字未曾回复鲁迅，也难说是在情理之中。我们还注意到，1927年10月至1928年2月之间，郭沫若和鲁迅同在上海，都是日本书店老板内山完造的朋友，郭同鲁见面的机会还是有的。
郭老为弥补憾事，后来对鲁迅的敬重、推崇远远超出人们的想象。上世纪四十年代，郭老在《新华日报》撰文，建议把10月19日定为“鲁迅节”，这个倡议没有得到落实。《胶东文艺》（第一卷第三期，中华民国三十六年十月三十一日出版，马少波主编）《鲁迅先生永垂不朽》的文章中，郭老有三个建议：一应该设立鲁迅博物馆；二应该多多塑造鲁迅像；三把西湖改为“鲁迅湖”，或把北平的西山改为“鲁迅山”。如果按郭老的建议把西湖改为“鲁迅湖”，今日的西湖之旅即成为“鲁迅湖”之旅了；人们放舟鲁迅湖，“当年闲谈、赏月、淡妆西子，在兹月色之下，益增妩媚”的感觉游客还能找到吗？游客对西湖传统怀旧的失落和心灵和谐的缺位，由谁来填补呢？好在西湖还是西湖，西山也未改称“鲁迅山”。
郭老活到八十六岁，比鲁迅多活了三十年。
1936年版《质文》（第二卷第二期）封面有两幅鲁迅画像：上面一幅鲁迅素描肖像，下面一幅鲁迅遗体速写；封面配上鲜红大字“质文”刊名，给人的视觉冲击力强烈，可谓不雅，可谓不伦不类。鲁迅非常重视书刊装帧艺术，生前素来不轻易让人刊出自己的肖像，如此这般的杂志封面，鲁迅九泉有知，还不知会气成什么样子呢！我首先注意到的是两幅画像的作者是谁？
上幅肖像，我很快查到是陶元庆1926年为鲁迅所作。陶元庆用粗条木炭勾画而成，生动简练地表现出鲁迅的神态特点。鲁迅对这幅肖像很珍惜，一直是悬挂在北京故居。陶元庆是鲁迅同乡，还有师生之谊。鲁迅著作，其装帧大部分是出于陶元庆的手笔，可惜陶英年早逝，只活了三十六岁。鲁迅独自出资三百元买冢地，将其葬杭州西湖玉泉。鲁迅对陶元庆的逝世很是悲痛。
下边一幅鲁迅遗体速写像，我多年询查不出画作者是谁？一直等到读了胡风1984年写的《鲁迅先生》，才得知是著名版画家力群所为。胡风写鲁迅去世当日一早的场面：“有两个青年在画着速写并着手塑下最后的面容。他们自己向我介绍，是曹白和他的朋友力群。曹白是先生最后倾注着好感，和他通信，在精神上支持了他的青年美术家，也就是《写于深夜里》的那个‘人几’。”“他们是配得上代表年轻一代的纯洁的心灵来为伟大的先驱者的遗容留下最后的形象的。”而后，在2003年，中央电视一个节目中，我直接听到力群说：我没见过鲁迅，但鲁迅先生对我的版画曾表扬过。鲁迅逝世后，一个日本女人和曹白找到我让我画鲁迅像。力群所言与胡风文章相符，鲁迅遗容速写像非力群莫属了。
让我更在意的是，《质文》杂志为什么把鲁迅遗容速写像放到期刊封面上？《质文》又是一个什么样的刊物呢？《质文》的前身名为《杂文》。1935年5月15日《杂文》月刊创刊于日本东京，是中国左翼作家联盟东京分盟创办的刋物，经日本帝国内务省登记，中华民国留日监督处审查。1935年12月，日本警视厅无理勒令停刊，后由郭沫若改题为《质文》继续出版。郭沫若以盟员身份参加其活动并为之撰稿。
郭沫若同他的盟友本来是鲁迅的论敌，就在鲁迅逝世当天，《质文》杂志编辑部却改写了历史。魏孟克在纪念鲁迅一文中交代的很清楚：“这是十月十九日这一天的傍晚，大家聚在早稻田一个旅馆里校阅《质文》第二卷第二期的稿子，同时起劲地谈着最近中国文坛上的纠纷。在这时，接到当天《朝日新闻》晚报，翻到第二版的一角，发现如下的一个标题：‘鲁迅逝世’，那上头有一张照片，然而非常模糊，此外还有一个附题，它也说道：‘支那文坛的巨匠’。”“老实说吧，《质文》社里有几个朋友，这正是鲁迅的最近的论敌，然而，这时却反而不响了。打破这寂静的，是大家想起了《质文》的稿子还未发，要来补一个纪念辑，各人再写一篇文章。”
于是就有了郭沫若、邢桐华、任白戈、北鸥、林焕平、代石、孟克等七篇追悼诗文。
郭沫若在异国他乡得到鲁迅逝世噩耗的当晚写下一篇悼文。郭沫若又以本人和质文社同人的名义题挽联：“平生功业尤拉化，旷代文章数阿Q——鲁迅导师千古！质文社同人哀挽。”
郭沫若和《质文》杂志社同仁们从同鲁迅对峙，突然转了一百八十度的大弯——对鲁迅尊崇起来了，这固然是件好事。但魏孟克在文章中还写道：“‘鲁迅为什么要死在这时呀’！这是不为无故的，就正因为这时的中国文坛上闹着‘国防文学’与‘民族革命的大众文学’这两个口号的纠纷，而鲁迅又正骑在马上，杀过了几阵。在他生时，有许多人因为怕他的刀枪，甚至连屁都不敢放的，而今他死了，则即使在他的尸体上撒上一泡尿，也一定得不到反抗。”他们似乎深恐鲁迅“不能再开口了，于是有些作家就大肆栽诬造谣”。编辑室便形象地说：“在这一期封面的插图里，鲁迅先生的身旁出现了一两支耗子，这意思很简单：就是请诸君注意，现在耗子们又要乘机溜出来了——鲁迅先生已经死掉。”这就是他们把鲁迅遗体速写放到封面的全部理由。
仔细观察，鲁迅遗体颈部旁真有两支跷起尾巴的耗子。编辑先生警告耗子们不要趁鲁迅逝世再来攻击、侵犯先生了。这就有点匪夷所思了——鲁迅逝世前你们不也是在攻击、栽诬先生吗！你们算不算耗子所为？至此，你们也未真正放弃两个口号的纷争，编辑室说：“过去文坛上，曾有二个口号的争。我们认为这是中国文坛最重要的事情，……以后我们还愿意多发表一些关于国防文学理论的建设同作品的检讨的文章。”如果，两个口号再纷争下去，你们就不怕把自己再次划入耗子的行列吗？
不管怎么说，郭沫若和他的盟友们把准备编发的稿子拿掉，增添七篇追悼鲁迅的诗文，将“最近的论敌”变敌为友，成为景仰者，实属难能可贵。这期《质文》杂志见证了郭沫若与鲁迅长期论战的结束。尔后，是谁把郭沫若与鲁迅相提并论的呢？首推者应当是周恩来总理了。1941年，周恩来在郭沫若五十寿辰纪念活动中，说“鲁迅自称是‘革命军马前卒’，郭沫若就是革命队伍中人，鲁迅是新文化运动中的导师，郭沫若便是新文化运动的主将”。周恩来把郭沫若赞誉为继鲁迅之后在新文化战线上“带着我们一道奋斗到底的”一面旗帜。从此，郭沫若与鲁迅之前的那点事（互相攻击）被主流话语规避了；随之，知识界也有避之唯恐不及了。这段被屏蔽的真相几十年后才走进我们的视线。
郭沫若同鲁迅之间的笔墨相讥，本来是公案。郭沫若化名杜荃攻击和谩骂鲁迅是“封建余孽”，是“资本主义对社会主义是反革命，封建余孽于社会主义是二重的反革命”，“是一位不得志的ascist（法西斯谛）！”好大的罪恶帽子！但帽子之下有虚无缥缈之疑，使用笔名有“私骂”之嫌。鲁迅则戏说郭沫若“才子加流氓”，“远看一条狗，走近一看，郭沫若先生”。鲁迅笔法犀利，形象，幽默，骂人也够狠的。历代文人相轻，说几句狠话是常有的，也是思想自由之体现。鲁迅还是识大局，顾大体的，“1935年8、9月，鲁迅给东京杂志社同人信，表示要同郭沫若加强团结，一起战斗”，“都为着同一的目标，决不日夜记着个人的恩怨”，“郭看了这封信后，曾表示愿意与鲁迅先生联系，但后来这个愿望未能实现”。一年后，郭沫若在悼念鲁迅文中写道：“我个人和鲁迅先生虽然同在文艺界上工作了将近二十年，但因人事的契阔，地域的暌违，竟不曾相见一次，这在我个人是一件不能弥补的憾事。”郭沫若只表示愿意同鲁迅联系，却片字未曾回复鲁迅，也难说是在情理之中。我们还注意到，1927年10月至1928年2月之间，郭沫若和鲁迅同在上海，都是日本书店老板内山完造的朋友，郭同鲁见面的机会还是有的。
郭老为弥补憾事，后来对鲁迅的敬重、推崇远远超出人们的想象。上世纪四十年代，郭老在《新华日报》撰文，建议把10月19日定为“鲁迅节”，这个倡议没有得到落实。《胶东文艺》（第一卷第三期，中华民国三十六年十月三十一日出版，马少波主编）《鲁迅先生永垂不朽》的文章中，郭老有三个建议：一应该设立鲁迅博物馆；二应该多多塑造鲁迅像；三把西湖改为“鲁迅湖”，或把北平的西山改为“鲁迅山”。如果按郭老的建议把西湖改为“鲁迅湖”，今日的西湖之旅即成为“鲁迅湖”之旅了；人们放舟鲁迅湖，“当年闲谈、赏月、淡妆西子，在兹月色之下，益增妩媚”的感觉游客还能找到吗？游客对西湖传统怀旧的失落和心灵和谐的缺位，由谁来填补呢？好在西湖还是西湖，西山也未改称“鲁迅山”。
郭老活到八十六岁，比鲁迅多活了三十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