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顾颉刚的社会交往之广泛，人际资源之丰富，人脉网络之复杂，在近代中国知识分子的交往史上可谓首屈一指。翻阅《顾颉刚日记》便可知，顾颉刚所交往的对象涵盖政、商、学、军等各界，大到与蒋介石共餐，小到与车夫的交流，日记中都有涉及。而与女性朋友的交往也构成了他社会交往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这一点余英时先已发现，他在为联经版《顾颉刚日记》所作的序言《未尽的才情———从〈顾颉刚日记〉看顾颉刚的内心世界》足足用了三分之一的篇幅，叙述顾颉刚与北大毕业的才女谭慕愚（又名谭惕吾、谭健常）之间缠绵五十多年的爱情故事，如余氏所言：“我读顾的《日记》，从1924年开始，便为这个伟大的故事所吸引，以后《日记》中几乎随时随地都是谭的身影。”自余氏此文一出，有关于顾、谭这段感情的研究便不断升温，相关文章更是不绝如缕，为人津津乐道。
其实，细读日记便可发现，与顾颉刚关系非同一般的女性好友绝不止谭健常一人。顾颉刚的女性缘之好，实在超乎常人的想象。燕大才女郑侃嬨便是又一位与顾颉刚成为“知心之友”的女性朋友之一。自1933年3月顾颉刚与郑侃嬨相识起，到1938年10月郑侃嬨病逝于香港，两人前后交往不过五年，然而正是在这短短的五年时间中，郑侃嬨在顾颉刚心目中的地位也达到了顶峰，足以与谭健常并列，用顾颉刚自己的话来说就是：“健常、侃嬨，并为予知心之友，健常认识在前，我爱既钟，不容他移，侃嬨豪放过于健常，无话不谈，在友谊上亦造顶点。”探寻这师徒两人间的生平交往与学术情谊，不仅有助于我们对顾颉刚人际关系网络的丰富与拓展，而且还能让人走进并了解郑侃嬨这样一位女才子短暂的人生旅迹与学术历程。更为重要的是，也能够从细微的侧面为我们展现顾颉刚是如何构建学术社群并开展学术志业这样一个复杂而生动的过程。
一
顾颉刚认识这样一位才华横溢的女学人还是因缘于文字。他在1933年3月16日的日记中记道：“予又欲作中国通史，而不得一助手。适在《北大月刊》中见郑侃嬨女士所作《西游记补》，文笔极清利，且有民众气而无学生气，最适于民众教育，因由容女士之介，与之相识。此事如能成，必可收救国之效。郑女士人甚质朴有为，貌（眼与唇，及其笑态）颇似慕愚，又使我怆悢不已。”这段日记不过寥寥百余字，包含的信息却相当丰富。首先，至少从三十年代初开始，尤其是“九·一八事变”之后，顾颉刚已下定决心编纂一套中国通史，这也是众多怀有救世情怀的史学工作者在這个时代下的共同目标；其次，对民众教育的重视与对通俗读物的提倡。在顾颉刚看来，通俗读物实在是“继续五四以来新文化运动的启蒙主义精神，用通俗的口调，把革命的科学思想贯彻到下层民众的心中，代替《宣讲拾遗》、《济公传》一类陈腐读物，来教育国民的杂志和书籍”的总名称。而“亡国灭种”等许多问题的症结即在于“民众没有得到相当的教育”，因而，顾颉刚此后数十年间，便将相当部分的精力放在民众教育之上。第三，这女生的长相竟与谭健常极为相似，这点恐怕连顾颉刚自己也没想到，因而会“怆悢不已”。这点也平添了顾颉刚对其的好感，也足见顾颉刚对谭慕愚用情之深。而无论是中国通史的编纂，还是民众教育的宣传，都是日后两人学术志业的共同追求，同时也是维系两人亲密关系的重要纽带。
也许是一见如故，此后数月间，顾颉刚便开始与郑侃嬨频繁地交往。他1933年3月28、29日连续两日“看郑女士所作小说《允让自传》”。3月30日，“到哈燕社，晤郑、容两女士”。4月13日，“郑侃嬨女士来谈，留饭……看郑女士十五岁所作长篇文言小说《迟暮夫人》”。并对其赞赏有加：“侃嬨女士真是文学天才，十五岁所作小说，遣词已甚活，插入之诗与信做得也好。”4月20日，“郑女士来，长谈……侃嬨女士是一个极热烈的人，与健常相似。与连士升君结婚，过极简单之生活，为邀读书，辞掉教课，甚坚毅可佩”。这样在日记中频繁地记同样一个人，在顾的日记中并不多见。
两人更是书信不断。4月30日的日记中记有“十六日，与侃嬨女士书（下略）”。后来，这封信辑录到了中华书局版《顾颉刚全集》的书信集中，也是目前能看到的两人之间的唯一一封通信。一般而言，只有非常能放映顾颉刚情感与心境的书信，顾颉刚才会将其附录到每月月底的那一天日记之后，遍览顾颉刚的全部日记，这样的书信并不很多，而他给郑侃嬨的这封信能记到日记里，也足见郑侃嬨在顾颉刚心目中的地位，同时也透露出这样一层信息：顾颉刚愿意向这样燕大的才女表露自己的心声。
他在这封信开头便表述道，他在自认为理解了郑侃嬨的思想与环境之后，认为“我觉得我们才是真革命的人”。随后便将现今的青年批判了一番：“现在的青年，浮泛的热情有余，坚毅的志力不足，更不知休养为何时，将来的事，未必不蹈前人之覆辙。照此循环，如何得了”。言下之意，顾颉刚认为郑侃嬨绝非这样的青年，而是具有“坚毅的志力”并且能成就一番学术事业。随后便进入了这封信的主题：“所以我以为现在所需要的，是养成一班专心致志、分工合作的人，处顺境也这样干，处逆境也这样干；有领袖固好，没有领袖也不放。能够有这样一个团体，认定一个共同的目标，而又各人做各人的事，使工作的结果殊途同归，积以岁年，必有大效。”
应该说，培养一班青年并使他们团结在自己周围可以说是顾颉刚的夙愿，顾颉刚对青年的提携、培养、争取以及随之产生的一些与青年的摩擦、失和几乎贯穿整部日记。顾之所以对青年孜孜以求，一方面固然是因为他的性格使然，如他自己所言：“余以爱才，为青年所附集。”所以在我们日记中能时不时看到顾颉刚忙于对青年的推荐：“3月18日，“写煨莲信，为荐愈之也。予觉商务书馆散出一班人中，以愈之为最好，颇欲引至北平。”并时常为当时深受青年大众喜爱的《青年界》杂志写稿。此均出自对青年的喜爱。
不过顾颉刚对青年的钟爱更深层次的原因还在于，顾颉刚自认为自己的志业绝非个人所能完成，而是需要一个学术社群的群策群力、共同努力。如顾自己所反思当年与傅斯年的分歧时便提到，傅的旨趣在提高，而顾颉刚则认为欲与人争胜，“非一二人独特之钻研所可为功，必先培育一批班子……故首须注意普及”。不过相对于傅斯年所领导的史语所这个官方机构来说，顾颉刚后来所领导的这样一个学术群体更为民间、更为非主流。 顾颉刚在信的最后表明了自己的心迹：“我自知学力不足，不敢公然倡导，惟冀在自己工作之小范围中，获得些确实成绩，给人看个榜样我深信只要用真心真力去干，必不会失败；受些挫折不算什么，因為外面来的挫折本是不可免的，且亦大可利用之以锻炼自己的意志也。”言下之意，即他这样一种愿意培育出一个“专心致志、分工合作”的学术社群的抱负与志向，顾颉刚是不愿意向外界宣扬的，而只能在其周围的小范围内言说。不消说，此时他已经将郑侃嬨看作是自己这个小群体或者说是学术社群中的一员了。
二
顾颉刚对一位女性学人的欣赏与喜爱，绝不仅仅停留在一般的情感层面上，而是一定要上升到两人所共有的学术追求上。易言之，如果顾颉刚对一位女性朋友产生了感情，一定会将她的工作志趣融入到自己的事业追求中去，理解了这点，便能体会到当顾颉刚得知谭慕愚愿意与他“共作一部中国通史”时，他为何会说出“只要她的学问有成就，我的生命也就有意义了”这样的话了。
顾颉刚在与郑侃嬨相识一个月之后便将郑侃嬨列入到自己的著述计划之中。在有关历史人物小传的编纂过程中，顾颉刚的初步规划是：“打算先由个别人物写起，将来再加工整理，改写通史演义”。在他看来，中国通史演义是“被压迫民族英勇斗争时候迫切需要的精神食粮”。而主要协助顾颉刚这方面编纂工作的便是郑侃嬨。
同样，他在1933年5月31日的日记条下列出了“予应在三年内出版的书”的计划。其中汉代史中便有“秦汉史谈”一条，括号内注明由郑侃嬨女士相助。顾颉刚在1933年春天所作中的《试拟工作大纲》列出了更为详细的工作计划与安排：“甲，1933年：侃嬨读《史记》、《汉书》、《后汉书》，拟定题目，抄辑材料。颉刚将《汉代史讲义》约六十章编完。乙，1934年：侃嬨将颉刚所编《汉代史讲义》改作，成秦汉史谈。颉刚试编商周史谈（此项工作日过难，即先编魏晋南北朝史谈）。丙，1935年，秦汉史谈出版。侃嬨改作商周史谈（或魏晋南北朝史谈）。颉刚供给改作之材料。”值得一提的是，顾颉刚在此篇大纲末尾还提到：“此书出版，著作人署侃嬨、颉刚名。为谋将来通史工作之实现，以所得税百分之五十充准备金。”可见在顾颉刚的心目中，郑侃嬨已经完全是自己事业的一部分了。不过根据目前所能看到的材料来看，所谓“秦汉史谈”至少在三年之内并无成果出现，存世的只有半成品性质的《汉代学术史略》（即《秦汉的方士与儒生》一书）。
中学国文教科书的编纂也是两人的重要学术纽带之一。顾颉刚在1934年1月1日的日记中记载道：“乘人力车进城，到侃嬨处……亚东图书馆嘱我编中学国文教科书，予拟约吴世昌及李素英、郑侃嬨两女士合成之。今日见吴、郑已约定。”顾颉刚后来在杭州服丧期间，便将中学国文教科书事完全交给郑侃嬨等三人去做。如他在1934年8月31日所记：“予在平工作，年来愚弄愈多。精神有限，时间有限，金钱亦有限，长此以往，将成不了之局。趁此居丧，请假半年，一来借此读书，二来可以试一试他人的能力。今将各事委托人记下：（六）中学国文教科书——侃嬨、素英、子臧。”此点也可看出顾颉刚对郑侃嬨等人的信任与期许。
1933年12月11日的顾颉刚日记中记有，“侃嬨来，长谈……予私人津贴侃嬨夫妇，已感力竭，因请其为通俗读物社办事，兼修饰投稿。”此后，郑侃嬨便成为顾颉刚主办的俗读物编刊社委员会之一员。日记中便时常能看到顾颉刚点读、校改郑侃嬨代作之文章的情形，兹举以下几例：1935年9月2日，“看侃嬨代作《顾亭林》”；11月28日，“终日点改侃嬨代作之《顾亭林》、《黄梨洲》、《王夫之》三文，略竟”；1936年1月4日，“看侃嬨所作《郑成功父子》”；2月1日，“校侃嬨所作《黄宗羲》等四文迄”；5月20日，“改侃嬨所作《胜家》”；5月28日，“改侃嬨《王孙贾之母》一文”；8月26日，“侃嬨来……看侃嬨所作《寇准》。将丕绳、侃嬨代作播音稿修改，即寄教育部”；1936年9月6日，“为侃嬨看《范仲淹》稿”；1937年3月25日，“到侃嬨处，不遇。在其家改《成吉思汗》一文”……上述文章其原稿皆出自郑侃嬨之手，后经顾颉刚修改、润色，其中大部分文章发表在当时颇具影响力的在《大公报》的“史地周刊”和《申报》的‘通俗讲座’以及《中学生》上。可见这两年多来，郑侃嬨已经成为顾颉刚的重要助手以及在通俗读物与历史人物传记方面的主要代笔，所以如今我们翻看《顾颉刚全集》中的《宝树园文存》，依旧能看到许多郑侃嬨的身影。
顾颉刚对郑侃嬨的这些文字赞赏有加，认为其“文字清健流畅，描写人物栩栩如生”，同时又能博得大众读者的好评。正因为此，顾颉刚才有“先由个别人物写起，将来再加工整理，改写通史演义”的规划与打算。可无奈抗日战争不久便爆发，此后两人都颠沛流离，不共同的学术志业与追求便再难提起。
三
抗日战争爆发后，顾颉刚从友人那里得知自己是日人欲追捕者名单中之第二位，因而“似有不能不走之势”。正好顾颉刚此时受到绥远傅作义的邀请，打算于7月21日前往绥远，顾颉刚在这一天的日记中记道：“到禹贡学会及侃嬨处……师仪、侃嬨来送行。乘六时五十分车。”此条之末又加了1939年3月4日的补记：“今日门口，别了父大人与侃嬨，遂成永诀矣，伤哉！”由此处也可看出郑侃嬨在顾颉刚心目中之地位，及对她的早逝之惋惜。应该说，若非值此事变，两人根本不会分离，而两人之间学术交流与创作毫无疑问则仍将延续。
1937年9月20日打算前往甘肃、宁夏、青海三省考察教育的顾颉刚途径武汉时，仍不忘托友人打听郑侃嬨的下落，“写郑体强信，问侃嬨行迹”。在得知郑侃嬨的收信地址后，又于11月13日给郑侃嬨寄了一封信“一舒积郁”。此处的积郁系指顾颉刚的家事，他在前一日的日记中曾提到：“我父太无计划，一任境遇之自然变化。既枕北平一时之苟安，对于苏州之财产人物，亦绝无布置，真气死人。今日作履安书，作计划数事，未知吾父能见听否。唉，我父子性情太不同了！”此为家事，顾颉刚竟也向郑侃嬨和盘道出，也可说明两人间友谊已经达到了相当的高度。 此后由于时局艰难，两人身处异地，书信来往渐少。在郑侃嬨病逝前后的数月中，我们在顾颉刚的日记中看到了不少补记的内容，如1938年7月7日，“写士升、侃嬨信”，后补记道：“此为我写侃嬨之末信！1938年10月23日记。”8月3日，“今日第一次乘皮筏，在洪涛汹涌中亦觉惊心骇目”。随后补记道：“哪里想得到，今晚十时，侃嬨在香港死了。1938年10月23日记。”顾日记中出现如此高频率的追忆与补记，应该说是不多见的，就笔者视野所及，只有顾颉刚的第二任妻子殷履安逝世时，顾颉刚才会在翻阅自己的日记时，才会触景生情，频繁地写下追忆与补记的文字：“某某日，做某事，这是我与履安最后一次做某事”“某某日，做某事，没想到多少天之后履安即逝矣。”这样的文字至少在殷履安逝世前一两年内，可以说是时常出现。相较而言，顾颉刚对其他师友、弟子的逝世往往只是一笔带过，即如像他所推崇的王国维先生，顾颉刚在他逝世时也仅仅写下了这一行字：1927年6月4日，“览《申报》，本月二号，王静安先生自沉于颐和园池中，闻之悲叹”。应该说，郑侃嬨是在顧颉刚的日记中享受到了与殷履安几乎同等的“待遇”，郑侃嬨在顾颉刚心目中的地位由此亦可见一斑。
而在真正得知郑侃嬨的死讯时，顾颉刚更是悲痛不能自已。10月22日，在云南昆明，“拆视诸信，得侃嬨死耗……侃嬨死于8月3日，士升给予信为九月九日，杨缤给予信为十月十一日，而予至今日始见，侃嬨已殁八十日矣！健常、侃嬨，并为予知心之友，健常认识在前，我爱既钟，不容他移，侃嬨豪放过于健常，无话不谈，在友谊上亦造顶点。何意今日得士升、杨缤信，侃嬨竟死，伤哉！为之泪不下止”。这段话曾在文首引用，应该说确能表明当时顾颉刚内心痛不欲生之感。
顾颉刚自己也承认，若不是郑侃嬨的早逝，恐怕真不知道自己会对其如此情深：10月25日，“写士升、杨季珍（杨缤）信……今晨写士升信与季珍信时，又大恸不止。不是侃嬨死，我真不自知对她有这样的深情”。并说自祖母逝后十六年间，“我未曾哭过别人，想不到这样眼泪是贮藏了哭侃嬨的”，顾颉刚这样情不能自已而放声大哭的情形往后也只有在殷履安逝世时才能看见。
对于后来者，顾颉刚也希望他们能像郑侃嬨一样，为中国的通俗教育尽自己的一份力。如他在1943年3月21日的日记中就曾记道：“秀亚深肯写作，深望其继侃嬨之志，成一部通俗的中国史也。”郑侃嬨去世后，编写中国通史演义的事业顾颉刚后来最先嘱咐给吕叔达来继承，最后经过顾颉刚在燕京大学另一位非常器重的女弟子陈懋恒的扩充、改写，其上半部分最终冠以《上古史演义》的名义由上海四联出版社出版发行，不过这已经是1955年的事了。值得一提的是，陈懋恒与顾颉刚的关系同样也非同一般，顾颉刚在1935年7月8日的日记中曾同时提到她俩，“士升夫妇（按：连士升，系郑侃嬨夫君）、泉澄（按：赵泉澄，系陈懋恒夫君）夫妇来，同到北海漪澜堂吃饭，我做东……士升夫妇与泉澄夫妇个性均甚强，又皆笃学、刻苦，甚可敬佩。予今日与之作近邻，过从密接，谈吐不拘，亦一快事也”。可见顾颉刚对这燕大女才子的赞誉均颇高。而陈懋恒在1949年以后更是成为顾颉刚最为重要的倾诉对象，笔者曾据《顾颉刚书信集》中收录的顾颉刚与陈懋恒的通信作过一篇《建国后顾颉刚与陈懋恒的交谊》，详可参看。
即使在郑侃嬨逝世后，顾颉刚也仍时不时地翻看郑的文字，1945年9月9日，“看侃嬨作《子产治郑》”；9月21日，“看侃嬨所作《费宫人》”；而顾颉刚会时常因为其他一些弟子的不幸遭遇而在此提及郑侃嬨。1942年6月8日，顾颉刚在得知侯仁之在天津被敌人捕去后，在日记中记道：若侯仁之“不幸而永诀，实为予将来事业之大创伤，犹侃嬨之弃世也”。1946年5月9日，顾颉刚在得知他的弟子童书业精神时常出现问题时，又说道：“予所提拔之人，若侃嬨则死也，若逢原则罹心脏病，一事不能为矣，今丕绳（按：童书业）又如此，天之厄彼正所以厄我也，怅甚怅甚！”1947年1月3日早上醒后，回想这些年来自己所培养并寄予希望的青年俊彦如郑侃嬨等，皆不幸英年早逝，感到悲痛万分，并认为这是“我国家我人类之损失也”。
顾颉刚在1948年3月31日的日记下附上了一段剪报，顾颉刚日记中所附所贴剪报的内容大体可以分为三种，其一是与谭慕愚有关的；其二是与自己相关的报道与评价；其三是能抒发顾颉刚心声的文章。该处所贴剪报系王奇所写《谈通俗读物》，应为第三种情况。其中提到：“有一种比较程度深些的半月刊，名曰《大众知识》，编者是今日在中大任教的吴世昌……其最特别的一栏，就是历史名人故事，大半由郑侃嬨女士执笔，取古人之可资楷模者，以平实的白话写成传记，并附插图；这是别种刊物里所不见的。郑氏还写了许多单行本的传记小册子，如《曹沫劫齐》、《田单救齐》、《弦高犒师》、《费宫人刺虎》等销行亦广，可悲的是郑女士竟于抗日战争爆发后，病死香港，这种损失，向谁去索偿呢？”这段文字前半段反映了郑侃嬨对通俗读物与通俗教育的部分贡献，最后一句可谓直接表达出了顾颉刚的心声。
应该说，自顾颉刚1933年3月16日与郑侃嬨相识，到1938年8月3日郑在香港病逝，或者说到1937年7月底顾颉刚为逃避日人抓捕，离开北平时，在这四年时间内，两人之间的交往频率实属罕见，尤其是晤面频率，绝对超过任一时期内顾颉刚与其他学人的来往。正所谓白首如新，倾盖如故，五年间的交往便造就了这样一段学术佳话，实在值得我们细细品味。
（顾颉刚：《顾颉刚日记》，联经出版事业公司2007年版）
其实，细读日记便可发现，与顾颉刚关系非同一般的女性好友绝不止谭健常一人。顾颉刚的女性缘之好，实在超乎常人的想象。燕大才女郑侃嬨便是又一位与顾颉刚成为“知心之友”的女性朋友之一。自1933年3月顾颉刚与郑侃嬨相识起，到1938年10月郑侃嬨病逝于香港，两人前后交往不过五年，然而正是在这短短的五年时间中，郑侃嬨在顾颉刚心目中的地位也达到了顶峰，足以与谭健常并列，用顾颉刚自己的话来说就是：“健常、侃嬨，并为予知心之友，健常认识在前，我爱既钟，不容他移，侃嬨豪放过于健常，无话不谈，在友谊上亦造顶点。”探寻这师徒两人间的生平交往与学术情谊，不仅有助于我们对顾颉刚人际关系网络的丰富与拓展，而且还能让人走进并了解郑侃嬨这样一位女才子短暂的人生旅迹与学术历程。更为重要的是，也能够从细微的侧面为我们展现顾颉刚是如何构建学术社群并开展学术志业这样一个复杂而生动的过程。
一
顾颉刚认识这样一位才华横溢的女学人还是因缘于文字。他在1933年3月16日的日记中记道：“予又欲作中国通史，而不得一助手。适在《北大月刊》中见郑侃嬨女士所作《西游记补》，文笔极清利，且有民众气而无学生气，最适于民众教育，因由容女士之介，与之相识。此事如能成，必可收救国之效。郑女士人甚质朴有为，貌（眼与唇，及其笑态）颇似慕愚，又使我怆悢不已。”这段日记不过寥寥百余字，包含的信息却相当丰富。首先，至少从三十年代初开始，尤其是“九·一八事变”之后，顾颉刚已下定决心编纂一套中国通史，这也是众多怀有救世情怀的史学工作者在這个时代下的共同目标；其次，对民众教育的重视与对通俗读物的提倡。在顾颉刚看来，通俗读物实在是“继续五四以来新文化运动的启蒙主义精神，用通俗的口调，把革命的科学思想贯彻到下层民众的心中，代替《宣讲拾遗》、《济公传》一类陈腐读物，来教育国民的杂志和书籍”的总名称。而“亡国灭种”等许多问题的症结即在于“民众没有得到相当的教育”，因而，顾颉刚此后数十年间，便将相当部分的精力放在民众教育之上。第三，这女生的长相竟与谭健常极为相似，这点恐怕连顾颉刚自己也没想到，因而会“怆悢不已”。这点也平添了顾颉刚对其的好感，也足见顾颉刚对谭慕愚用情之深。而无论是中国通史的编纂，还是民众教育的宣传，都是日后两人学术志业的共同追求，同时也是维系两人亲密关系的重要纽带。
也许是一见如故，此后数月间，顾颉刚便开始与郑侃嬨频繁地交往。他1933年3月28、29日连续两日“看郑女士所作小说《允让自传》”。3月30日，“到哈燕社，晤郑、容两女士”。4月13日，“郑侃嬨女士来谈，留饭……看郑女士十五岁所作长篇文言小说《迟暮夫人》”。并对其赞赏有加：“侃嬨女士真是文学天才，十五岁所作小说，遣词已甚活，插入之诗与信做得也好。”4月20日，“郑女士来，长谈……侃嬨女士是一个极热烈的人，与健常相似。与连士升君结婚，过极简单之生活，为邀读书，辞掉教课，甚坚毅可佩”。这样在日记中频繁地记同样一个人，在顾的日记中并不多见。
两人更是书信不断。4月30日的日记中记有“十六日，与侃嬨女士书（下略）”。后来，这封信辑录到了中华书局版《顾颉刚全集》的书信集中，也是目前能看到的两人之间的唯一一封通信。一般而言，只有非常能放映顾颉刚情感与心境的书信，顾颉刚才会将其附录到每月月底的那一天日记之后，遍览顾颉刚的全部日记，这样的书信并不很多，而他给郑侃嬨的这封信能记到日记里，也足见郑侃嬨在顾颉刚心目中的地位，同时也透露出这样一层信息：顾颉刚愿意向这样燕大的才女表露自己的心声。
他在这封信开头便表述道，他在自认为理解了郑侃嬨的思想与环境之后，认为“我觉得我们才是真革命的人”。随后便将现今的青年批判了一番：“现在的青年，浮泛的热情有余，坚毅的志力不足，更不知休养为何时，将来的事，未必不蹈前人之覆辙。照此循环，如何得了”。言下之意，顾颉刚认为郑侃嬨绝非这样的青年，而是具有“坚毅的志力”并且能成就一番学术事业。随后便进入了这封信的主题：“所以我以为现在所需要的，是养成一班专心致志、分工合作的人，处顺境也这样干，处逆境也这样干；有领袖固好，没有领袖也不放。能够有这样一个团体，认定一个共同的目标，而又各人做各人的事，使工作的结果殊途同归，积以岁年，必有大效。”
应该说，培养一班青年并使他们团结在自己周围可以说是顾颉刚的夙愿，顾颉刚对青年的提携、培养、争取以及随之产生的一些与青年的摩擦、失和几乎贯穿整部日记。顾之所以对青年孜孜以求，一方面固然是因为他的性格使然，如他自己所言：“余以爱才，为青年所附集。”所以在我们日记中能时不时看到顾颉刚忙于对青年的推荐：“3月18日，“写煨莲信，为荐愈之也。予觉商务书馆散出一班人中，以愈之为最好，颇欲引至北平。”并时常为当时深受青年大众喜爱的《青年界》杂志写稿。此均出自对青年的喜爱。
不过顾颉刚对青年的钟爱更深层次的原因还在于，顾颉刚自认为自己的志业绝非个人所能完成，而是需要一个学术社群的群策群力、共同努力。如顾自己所反思当年与傅斯年的分歧时便提到，傅的旨趣在提高，而顾颉刚则认为欲与人争胜，“非一二人独特之钻研所可为功，必先培育一批班子……故首须注意普及”。不过相对于傅斯年所领导的史语所这个官方机构来说，顾颉刚后来所领导的这样一个学术群体更为民间、更为非主流。 顾颉刚在信的最后表明了自己的心迹：“我自知学力不足，不敢公然倡导，惟冀在自己工作之小范围中，获得些确实成绩，给人看个榜样我深信只要用真心真力去干，必不会失败；受些挫折不算什么，因為外面来的挫折本是不可免的，且亦大可利用之以锻炼自己的意志也。”言下之意，即他这样一种愿意培育出一个“专心致志、分工合作”的学术社群的抱负与志向，顾颉刚是不愿意向外界宣扬的，而只能在其周围的小范围内言说。不消说，此时他已经将郑侃嬨看作是自己这个小群体或者说是学术社群中的一员了。
二
顾颉刚对一位女性学人的欣赏与喜爱，绝不仅仅停留在一般的情感层面上，而是一定要上升到两人所共有的学术追求上。易言之，如果顾颉刚对一位女性朋友产生了感情，一定会将她的工作志趣融入到自己的事业追求中去，理解了这点，便能体会到当顾颉刚得知谭慕愚愿意与他“共作一部中国通史”时，他为何会说出“只要她的学问有成就，我的生命也就有意义了”这样的话了。
顾颉刚在与郑侃嬨相识一个月之后便将郑侃嬨列入到自己的著述计划之中。在有关历史人物小传的编纂过程中，顾颉刚的初步规划是：“打算先由个别人物写起，将来再加工整理，改写通史演义”。在他看来，中国通史演义是“被压迫民族英勇斗争时候迫切需要的精神食粮”。而主要协助顾颉刚这方面编纂工作的便是郑侃嬨。
同样，他在1933年5月31日的日记条下列出了“予应在三年内出版的书”的计划。其中汉代史中便有“秦汉史谈”一条，括号内注明由郑侃嬨女士相助。顾颉刚在1933年春天所作中的《试拟工作大纲》列出了更为详细的工作计划与安排：“甲，1933年：侃嬨读《史记》、《汉书》、《后汉书》，拟定题目，抄辑材料。颉刚将《汉代史讲义》约六十章编完。乙，1934年：侃嬨将颉刚所编《汉代史讲义》改作，成秦汉史谈。颉刚试编商周史谈（此项工作日过难，即先编魏晋南北朝史谈）。丙，1935年，秦汉史谈出版。侃嬨改作商周史谈（或魏晋南北朝史谈）。颉刚供给改作之材料。”值得一提的是，顾颉刚在此篇大纲末尾还提到：“此书出版，著作人署侃嬨、颉刚名。为谋将来通史工作之实现，以所得税百分之五十充准备金。”可见在顾颉刚的心目中，郑侃嬨已经完全是自己事业的一部分了。不过根据目前所能看到的材料来看，所谓“秦汉史谈”至少在三年之内并无成果出现，存世的只有半成品性质的《汉代学术史略》（即《秦汉的方士与儒生》一书）。
中学国文教科书的编纂也是两人的重要学术纽带之一。顾颉刚在1934年1月1日的日记中记载道：“乘人力车进城，到侃嬨处……亚东图书馆嘱我编中学国文教科书，予拟约吴世昌及李素英、郑侃嬨两女士合成之。今日见吴、郑已约定。”顾颉刚后来在杭州服丧期间，便将中学国文教科书事完全交给郑侃嬨等三人去做。如他在1934年8月31日所记：“予在平工作，年来愚弄愈多。精神有限，时间有限，金钱亦有限，长此以往，将成不了之局。趁此居丧，请假半年，一来借此读书，二来可以试一试他人的能力。今将各事委托人记下：（六）中学国文教科书——侃嬨、素英、子臧。”此点也可看出顾颉刚对郑侃嬨等人的信任与期许。
1933年12月11日的顾颉刚日记中记有，“侃嬨来，长谈……予私人津贴侃嬨夫妇，已感力竭，因请其为通俗读物社办事，兼修饰投稿。”此后，郑侃嬨便成为顾颉刚主办的俗读物编刊社委员会之一员。日记中便时常能看到顾颉刚点读、校改郑侃嬨代作之文章的情形，兹举以下几例：1935年9月2日，“看侃嬨代作《顾亭林》”；11月28日，“终日点改侃嬨代作之《顾亭林》、《黄梨洲》、《王夫之》三文，略竟”；1936年1月4日，“看侃嬨所作《郑成功父子》”；2月1日，“校侃嬨所作《黄宗羲》等四文迄”；5月20日，“改侃嬨所作《胜家》”；5月28日，“改侃嬨《王孙贾之母》一文”；8月26日，“侃嬨来……看侃嬨所作《寇准》。将丕绳、侃嬨代作播音稿修改，即寄教育部”；1936年9月6日，“为侃嬨看《范仲淹》稿”；1937年3月25日，“到侃嬨处，不遇。在其家改《成吉思汗》一文”……上述文章其原稿皆出自郑侃嬨之手，后经顾颉刚修改、润色，其中大部分文章发表在当时颇具影响力的在《大公报》的“史地周刊”和《申报》的‘通俗讲座’以及《中学生》上。可见这两年多来，郑侃嬨已经成为顾颉刚的重要助手以及在通俗读物与历史人物传记方面的主要代笔，所以如今我们翻看《顾颉刚全集》中的《宝树园文存》，依旧能看到许多郑侃嬨的身影。
顾颉刚对郑侃嬨的这些文字赞赏有加，认为其“文字清健流畅，描写人物栩栩如生”，同时又能博得大众读者的好评。正因为此，顾颉刚才有“先由个别人物写起，将来再加工整理，改写通史演义”的规划与打算。可无奈抗日战争不久便爆发，此后两人都颠沛流离，不共同的学术志业与追求便再难提起。
三
抗日战争爆发后，顾颉刚从友人那里得知自己是日人欲追捕者名单中之第二位，因而“似有不能不走之势”。正好顾颉刚此时受到绥远傅作义的邀请，打算于7月21日前往绥远，顾颉刚在这一天的日记中记道：“到禹贡学会及侃嬨处……师仪、侃嬨来送行。乘六时五十分车。”此条之末又加了1939年3月4日的补记：“今日门口，别了父大人与侃嬨，遂成永诀矣，伤哉！”由此处也可看出郑侃嬨在顾颉刚心目中之地位，及对她的早逝之惋惜。应该说，若非值此事变，两人根本不会分离，而两人之间学术交流与创作毫无疑问则仍将延续。
1937年9月20日打算前往甘肃、宁夏、青海三省考察教育的顾颉刚途径武汉时，仍不忘托友人打听郑侃嬨的下落，“写郑体强信，问侃嬨行迹”。在得知郑侃嬨的收信地址后，又于11月13日给郑侃嬨寄了一封信“一舒积郁”。此处的积郁系指顾颉刚的家事，他在前一日的日记中曾提到：“我父太无计划，一任境遇之自然变化。既枕北平一时之苟安，对于苏州之财产人物，亦绝无布置，真气死人。今日作履安书，作计划数事，未知吾父能见听否。唉，我父子性情太不同了！”此为家事，顾颉刚竟也向郑侃嬨和盘道出，也可说明两人间友谊已经达到了相当的高度。 此后由于时局艰难，两人身处异地，书信来往渐少。在郑侃嬨病逝前后的数月中，我们在顾颉刚的日记中看到了不少补记的内容，如1938年7月7日，“写士升、侃嬨信”，后补记道：“此为我写侃嬨之末信！1938年10月23日记。”8月3日，“今日第一次乘皮筏，在洪涛汹涌中亦觉惊心骇目”。随后补记道：“哪里想得到，今晚十时，侃嬨在香港死了。1938年10月23日记。”顾日记中出现如此高频率的追忆与补记，应该说是不多见的，就笔者视野所及，只有顾颉刚的第二任妻子殷履安逝世时，顾颉刚才会在翻阅自己的日记时，才会触景生情，频繁地写下追忆与补记的文字：“某某日，做某事，这是我与履安最后一次做某事”“某某日，做某事，没想到多少天之后履安即逝矣。”这样的文字至少在殷履安逝世前一两年内，可以说是时常出现。相较而言，顾颉刚对其他师友、弟子的逝世往往只是一笔带过，即如像他所推崇的王国维先生，顾颉刚在他逝世时也仅仅写下了这一行字：1927年6月4日，“览《申报》，本月二号，王静安先生自沉于颐和园池中，闻之悲叹”。应该说，郑侃嬨是在顧颉刚的日记中享受到了与殷履安几乎同等的“待遇”，郑侃嬨在顾颉刚心目中的地位由此亦可见一斑。
而在真正得知郑侃嬨的死讯时，顾颉刚更是悲痛不能自已。10月22日，在云南昆明，“拆视诸信，得侃嬨死耗……侃嬨死于8月3日，士升给予信为九月九日，杨缤给予信为十月十一日，而予至今日始见，侃嬨已殁八十日矣！健常、侃嬨，并为予知心之友，健常认识在前，我爱既钟，不容他移，侃嬨豪放过于健常，无话不谈，在友谊上亦造顶点。何意今日得士升、杨缤信，侃嬨竟死，伤哉！为之泪不下止”。这段话曾在文首引用，应该说确能表明当时顾颉刚内心痛不欲生之感。
顾颉刚自己也承认，若不是郑侃嬨的早逝，恐怕真不知道自己会对其如此情深：10月25日，“写士升、杨季珍（杨缤）信……今晨写士升信与季珍信时，又大恸不止。不是侃嬨死，我真不自知对她有这样的深情”。并说自祖母逝后十六年间，“我未曾哭过别人，想不到这样眼泪是贮藏了哭侃嬨的”，顾颉刚这样情不能自已而放声大哭的情形往后也只有在殷履安逝世时才能看见。
对于后来者，顾颉刚也希望他们能像郑侃嬨一样，为中国的通俗教育尽自己的一份力。如他在1943年3月21日的日记中就曾记道：“秀亚深肯写作，深望其继侃嬨之志，成一部通俗的中国史也。”郑侃嬨去世后，编写中国通史演义的事业顾颉刚后来最先嘱咐给吕叔达来继承，最后经过顾颉刚在燕京大学另一位非常器重的女弟子陈懋恒的扩充、改写，其上半部分最终冠以《上古史演义》的名义由上海四联出版社出版发行，不过这已经是1955年的事了。值得一提的是，陈懋恒与顾颉刚的关系同样也非同一般，顾颉刚在1935年7月8日的日记中曾同时提到她俩，“士升夫妇（按：连士升，系郑侃嬨夫君）、泉澄（按：赵泉澄，系陈懋恒夫君）夫妇来，同到北海漪澜堂吃饭，我做东……士升夫妇与泉澄夫妇个性均甚强，又皆笃学、刻苦，甚可敬佩。予今日与之作近邻，过从密接，谈吐不拘，亦一快事也”。可见顾颉刚对这燕大女才子的赞誉均颇高。而陈懋恒在1949年以后更是成为顾颉刚最为重要的倾诉对象，笔者曾据《顾颉刚书信集》中收录的顾颉刚与陈懋恒的通信作过一篇《建国后顾颉刚与陈懋恒的交谊》，详可参看。
即使在郑侃嬨逝世后，顾颉刚也仍时不时地翻看郑的文字，1945年9月9日，“看侃嬨作《子产治郑》”；9月21日，“看侃嬨所作《费宫人》”；而顾颉刚会时常因为其他一些弟子的不幸遭遇而在此提及郑侃嬨。1942年6月8日，顾颉刚在得知侯仁之在天津被敌人捕去后，在日记中记道：若侯仁之“不幸而永诀，实为予将来事业之大创伤，犹侃嬨之弃世也”。1946年5月9日，顾颉刚在得知他的弟子童书业精神时常出现问题时，又说道：“予所提拔之人，若侃嬨则死也，若逢原则罹心脏病，一事不能为矣，今丕绳（按：童书业）又如此，天之厄彼正所以厄我也，怅甚怅甚！”1947年1月3日早上醒后，回想这些年来自己所培养并寄予希望的青年俊彦如郑侃嬨等，皆不幸英年早逝，感到悲痛万分，并认为这是“我国家我人类之损失也”。
顾颉刚在1948年3月31日的日记下附上了一段剪报，顾颉刚日记中所附所贴剪报的内容大体可以分为三种，其一是与谭慕愚有关的；其二是与自己相关的报道与评价；其三是能抒发顾颉刚心声的文章。该处所贴剪报系王奇所写《谈通俗读物》，应为第三种情况。其中提到：“有一种比较程度深些的半月刊，名曰《大众知识》，编者是今日在中大任教的吴世昌……其最特别的一栏，就是历史名人故事，大半由郑侃嬨女士执笔，取古人之可资楷模者，以平实的白话写成传记，并附插图；这是别种刊物里所不见的。郑氏还写了许多单行本的传记小册子，如《曹沫劫齐》、《田单救齐》、《弦高犒师》、《费宫人刺虎》等销行亦广，可悲的是郑女士竟于抗日战争爆发后，病死香港，这种损失，向谁去索偿呢？”这段文字前半段反映了郑侃嬨对通俗读物与通俗教育的部分贡献，最后一句可谓直接表达出了顾颉刚的心声。
应该说，自顾颉刚1933年3月16日与郑侃嬨相识，到1938年8月3日郑在香港病逝，或者说到1937年7月底顾颉刚为逃避日人抓捕，离开北平时，在这四年时间内，两人之间的交往频率实属罕见，尤其是晤面频率，绝对超过任一时期内顾颉刚与其他学人的来往。正所谓白首如新，倾盖如故，五年间的交往便造就了这样一段学术佳话，实在值得我们细细品味。
（顾颉刚：《顾颉刚日记》，联经出版事业公司2007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