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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做了王的，都还想称圣。结果，近代以来，伪圣不绝。
我读到《朱熹的历史世界》(余英时著，北京三联书店2004年8月第一版，48元)是在2003年的10月。朋友从台湾给我寄来，当时拿起就放不下了，连续几个晚上，差不多都读到天亮。尤其惊讶的，这原来是余先生为《朱子文集》写的序，竞一写七八十万字。余先生是学问极好的人，考据的功夫在当世无人可出其右。但他学问的落脚点从不在考据，而在于所揭发出的历史真相以及真相中隐藏的历史大格局。
这回，余先生所揭发出的历史秘密有着绝大的意义，它关乎中国的现代性转型，比余先生以往的所有揭发似乎都更为重要。它涉及到中国传统政治中的一个致命部分：内圣外王的政治模式和圣王合一的社会理想。而且，要命的是，这些与现代民主格格不入的传统，至今还阴魂不散。凡做了王的，都还想称圣。结果，近代以来，伪圣不绝。
如果仅此而已，那也不算什么。但余先生这回揭发的却是，知识分子在面对这一致命无解的文化宿命时，已经有过绵延了数百年的独立运动，这一运动的学理开掘就从朱熹开始。朱熹确认了圣王分离的现实，“周公之后，内圣与外王已经分裂为二”，因此，道统与道学必须分开，道统和道学一旦分开，就意味着知识分子可以也应该有独立的对社会真理的追求。于是，从北宋以来，就有了“皇帝必须与士大夫共定国是”的大原则，到了朱熹所处的“后王安石时代”，尽管王安石变法失败，但对于以“十为政治主体的原则”，不仅毫不褪色，而且持之极坚。这就有点共和的味道了。所谓“天下治乱系宰相”，此话出自程颐，正是知识分子与君王“共定国是”、“同治天下”以后才能有的。
圣王合一在西方也有过，柏拉图的“哲学王”就是。但很快就分离了，不像中国，几千年一贯制，由政治资源来统辖知识资源。这也可以解释，尽管百年来现代性的努力在中国源源不断，但公共性的建设都要从意识形态来，要由党国来替代社会。就连台湾已经直接民选，它的公共性仍依赖国族认同这样的意识形态。朱熹要将圣王分离，将道统与道学分开的工作，至今仍还是中国社会转型的一个任务。感谢余英时先生，清楚地告诉我们这一点。
我读到《朱熹的历史世界》(余英时著，北京三联书店2004年8月第一版，48元)是在2003年的10月。朋友从台湾给我寄来，当时拿起就放不下了，连续几个晚上，差不多都读到天亮。尤其惊讶的，这原来是余先生为《朱子文集》写的序，竞一写七八十万字。余先生是学问极好的人，考据的功夫在当世无人可出其右。但他学问的落脚点从不在考据，而在于所揭发出的历史真相以及真相中隐藏的历史大格局。
这回，余先生所揭发出的历史秘密有着绝大的意义，它关乎中国的现代性转型，比余先生以往的所有揭发似乎都更为重要。它涉及到中国传统政治中的一个致命部分：内圣外王的政治模式和圣王合一的社会理想。而且，要命的是，这些与现代民主格格不入的传统，至今还阴魂不散。凡做了王的，都还想称圣。结果，近代以来，伪圣不绝。
如果仅此而已，那也不算什么。但余先生这回揭发的却是，知识分子在面对这一致命无解的文化宿命时，已经有过绵延了数百年的独立运动，这一运动的学理开掘就从朱熹开始。朱熹确认了圣王分离的现实，“周公之后，内圣与外王已经分裂为二”，因此，道统与道学必须分开，道统和道学一旦分开，就意味着知识分子可以也应该有独立的对社会真理的追求。于是，从北宋以来，就有了“皇帝必须与士大夫共定国是”的大原则，到了朱熹所处的“后王安石时代”，尽管王安石变法失败，但对于以“十为政治主体的原则”，不仅毫不褪色，而且持之极坚。这就有点共和的味道了。所谓“天下治乱系宰相”，此话出自程颐，正是知识分子与君王“共定国是”、“同治天下”以后才能有的。
圣王合一在西方也有过，柏拉图的“哲学王”就是。但很快就分离了，不像中国，几千年一贯制，由政治资源来统辖知识资源。这也可以解释，尽管百年来现代性的努力在中国源源不断，但公共性的建设都要从意识形态来，要由党国来替代社会。就连台湾已经直接民选，它的公共性仍依赖国族认同这样的意识形态。朱熹要将圣王分离，将道统与道学分开的工作，至今仍还是中国社会转型的一个任务。感谢余英时先生，清楚地告诉我们这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