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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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平左翼文学运动研究是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中一个较为薄弱的领域.自20世纪70年代末北平左联②作为独立的认识对象进入学界视野以来,这一情形有所改观,但相对于该运动的客观成就与代表意义,该领域的研究还远未达到充分的程度.一方面,北平左翼文学运动的整体历史图景依旧模糊,对相关社团组织、报纸杂志和具体作家、作品的开掘尚不够深入,北平左翼文学中许多极具阐释价值的典型现象还掩埋在历史的尘埃中;另一方面,卷帙浩繁的对于中国左翼文学运动的研究成果,无论是关于左翼文学自身性质、意义、发展脉络、组织形式、理论思潮、社团杂志、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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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平左翼文学运动研究是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中一个较为薄弱的领域.自20世纪70年代末北平左联②作为独立的认识对象进入学界视野以来,这一情形有所改观,但相对于该运动的客观成就与代表意义,该领域的研究还远未达到充分的程度.一方面,北平左翼文学运动的整体历史图景依旧模糊,对相关社团组织、报纸杂志和具体作家、作品的开掘尚不够深入,北平左翼文学中许多极具阐释价值的典型现象还掩埋在历史的尘埃中;另一方面,卷帙浩繁的对于中国左翼文学运动的研究成果,无论是关于左翼文学自身性质、意义、发展脉络、组织形式、理论思潮、社团杂志、代表作家、贡献乃至缺陷的研究,还是对于左翼文学与政党政治、出版文化以及城市文化关系的研究,基本都是围绕上海地区而展开的.这固然符合抓住事物主要矛盾的方法论原则,但如此一来,一些无法为主体和主要方面所解释的问题就受到了遮蔽,这既不利于左翼文学整体研究的深入,也不符合尊重历史本身的差异性与丰富性的原则.有鉴于此,本文尝试对90年间北平左翼文学运动的研究历程进行综述,反思研究薄弱的成因并探寻可能的进路,也期待有更多研究者加入对该课题的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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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城文学中的“小城”即“小城镇”②,目前学界关于“小城文学”的研究已经渐成规模③.因为小城文学的加入,现代文学“都市—乡村”二元结构转变为“都市—小城—乡村”三元并列结构.小城的凸显是20世纪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社会文化冲突与整合、新与旧、现代与传统之间撞击融合的产物.正是在小城这种异质文化碰撞的场域中,新的思想文化观念才能更新,所以,相对于都市和乡村,现代知识分子(作家)与小城的关系更为密切.
抗战时期成立的青年写作指导会此前较少得到学界的关注,仅见孙玉石在《冯雪峰的珍贵佚诗及杂志》里这样说道:“\'青年写作指导会\',于1942年元旦成立后,为了\'指导青年写作,选拔青年作家\',曾经向全国公开征稿,并在此基础上,创办了《文学修养》这份小刊物.……它是否为\'文协\'下属机构或别立名义所编的刊物,现在还无法找到充分的资料证明.”②事实上,青年写作指导会隶属于国民政府宣传部文化运动委员会,由国民政府文化运动委员会、文艺奖助金管理委员会、教育部、政治部、三民主义青年团共同筹
虽然疫情还没有过去,但生活还得继续.我们的辑刊当然也要继续编下去.rn“大文学史观”是近年来学界倡导的一种新理念,也是一种研究新视野,即希望研究者回到广阔的社会历史背景中,将文学的历史谱系及其内在的精神结构在更为宏阔、更为深邃的历史通道中通晓地打开,在更为复杂的文化逻辑中辨析既往的社会历史及文学文化现象,发现以往未曾发现的东西,阐发以往未曾阐发的内涵,从而开拓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的新空间,使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走向深入.本辑“\'大文学\'视野”栏目的几篇文章就很好地贯彻了这一意图.
如何认识鲁迅与中国左翼文艺运动的关系,是研究后期鲁迅思想与创作的关键.就目前的研究,一个普遍的观点是,鲁迅在左翼文艺运动中是“横站”的“同路人”,他不仅在革命文艺思想上深受苏联“同路人”文学的影响,并且由于瞿秋白对“同路人”的论述发掘了鲁迅作为“同路人”的价值①.在此基础上,有学者试图将鲁迅左翼与政治左翼分离,一方面将鲁迅从“左联”政党组织中剥离,强调鲁迅与另一派(尤其是周扬)“政治左翼”的区别,一方面则以鲁迅复杂的思想扩大“文化左翼”的内涵和外延.
纵观20世纪中国文学的历史,关于原乡的诉说始终不绝如缕——“最甜莫过家乡水,最亲当属乡俚情”.在一个农耕文明主导的国家,对于故乡和土地的依恋几乎是每个中华儿女的精神基因.原乡诉说的冲动同时也与几代人离家、失家的经历有关.“以农为生的人,世代定居是常态,迁移是变态.”①可是,家国的动乱和资本的催逼却令离乡背井成为每一代人刻骨铭心的生命经验.在辗转流离的痛苦经历以及现实生存的种种缺憾面前,对乡野故土的怀念便成为一种有效的心灵补偿,童年往事、旧时家山也由是获得了一种特殊的审美意味.沈从文的湘西边城、废名的黄梅故
1906年9月27日,威廉·燕卜荪在英格兰约克郡豪登镇的约克弗利特庄园出生.据可考的家族史来看,燕卜荪的先祖约翰·燕卜荪牧师是19世纪英国文坛的重要人物,曾担任《爱丁堡评论》的撰稿人和编辑①,其后人亦秉承家族传统,多从事神职工作.与先祖相比,威廉·燕卜荪则在文学道路上走得更远,在诗歌创作和文学批评事业上收获了巨大的声誉.从剑桥大学毕业后,被冠以“诗人”和“批评家”之名的燕卜荪或许从未想到某一天会与中国结缘.1937年,他接受了国立北京大学的教职.此时的战火已燃烧至宁静的校园,北方几所高校师生被迫往南迁移.
1954年初,人民文学出版社建议茅盾修改其长篇小说后交由社里出版,《蚀》自然在重印之列.不过,茅盾似乎并不情愿,但出版社又不以为然.于是,茅盾只好采取“执中”的方案化解了这一矛盾.诚然,20世纪50年代的作品修改是一个普遍性的时代现象,茅盾身在其中,自然无法避免.那么,茅盾依照怎样的修改原则进行修改?他又为什么进行这样的修改?本文即对此予以回答②.
《诗经》以其经典地位受到历代学者的重视,《诗经》作品以及历代学者对《诗经》的研究成果构成了“《诗经》学”①.目前“《诗经》学”的研究多集中在《诗经》作品解读、《诗经》的历代研究者及成果方面,而对仿《诗经》的作品较少关注.为此,笔者以民国时期报刊上名为“新诗经”的旧体诗词为对象,借以探讨“新诗经”对《诗经》的模仿和创新、作家们的集体有意识创作、“新诗经”的刊发传播途径等等,彰显“新诗经”在“《诗经》学”史和民国旧体文学史上的意义,探讨针对民国时期书籍报刊的文献整理工作的重要性.
文化古城时期的北平是现代北京史中罕见的一个政治低压、文化空气浓厚的黄金时段,此时学者和大学教师所具有的职业优势对京派文人的文学观念影响颇深.京派作家果敢地站在世界文学的场域中启动对小说、散文、诗歌、戏剧的实验和探索,李健吾、沈从文、李长之、萧乾、常风等人更是秉持自觉的文体意识和“和谐、静穆”的美学主张,以深厚的学养和学院派独立的品格审视初具规模的新文学写作,以《清华周刊》、《大公报·文艺副刊》、《文学杂志》等为发声平台,留下了《咀华集》、《咀华二集》等颇具学院特色的书评文章.兼为作家和学者的京派批评家是科
中国大陆学界对中国现代文学史的书写不是一成不变的,其理论构架、文学史观、书写范式、价值立场的转变,既源于中国大陆现代文学学科内部的自觉反思,同时也多有来自海外中国文学研究的经验启示.20世纪80年代,中国大陆现代文学研究界提出“重写文学史”,意在从主体立场、理论建构、书写方式等多个维度对既往的现代文学史叙述提出挑战,以期重构中国现代文学史叙述的审美性、个体性、当下性与多元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