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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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6年9月27日,威廉·燕卜荪在英格兰约克郡豪登镇的约克弗利特庄园出生.据可考的家族史来看,燕卜荪的先祖约翰·燕卜荪牧师是19世纪英国文坛的重要人物,曾担任《爱丁堡评论》的撰稿人和编辑①,其后人亦秉承家族传统,多从事神职工作.与先祖相比,威廉·燕卜荪则在文学道路上走得更远,在诗歌创作和文学批评事业上收获了巨大的声誉.从剑桥大学毕业后,被冠以“诗人”和“批评家”之名的燕卜荪或许从未想到某一天会与中国结缘.1937年,他接受了国立北京大学的教职.此时的战火已燃烧至宁静的校园,北方几所高校师生被迫往南迁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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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6年9月27日,威廉·燕卜荪在英格兰约克郡豪登镇的约克弗利特庄园出生.据可考的家族史来看,燕卜荪的先祖约翰·燕卜荪牧师是19世纪英国文坛的重要人物,曾担任《爱丁堡评论》的撰稿人和编辑①,其后人亦秉承家族传统,多从事神职工作.与先祖相比,威廉·燕卜荪则在文学道路上走得更远,在诗歌创作和文学批评事业上收获了巨大的声誉.从剑桥大学毕业后,被冠以“诗人”和“批评家”之名的燕卜荪或许从未想到某一天会与中国结缘.1937年,他接受了国立北京大学的教职.此时的战火已燃烧至宁静的校园,北方几所高校师生被迫往南迁移.燕卜荪到达中国后不久也开始了流亡生活,先是到湖南南岳,再到云南蒙自,后又去往昆明.在1937至1939年任教期间,燕卜荪主要是在联大外文系课堂上开展教学活动,他的不少学生后来成为了诗歌创作和外语研究领域的翘楚,如穆旦、王佐良、李赋宁、赵端蕻、周珏良等.燕卜荪为联大学子介绍现代主义诗歌艺术,传播新批评一派语义分析的思想,对联大现代主义诗潮的萌发涌动起到了不可忽视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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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早年自称“右手为诗,左手为文”,到开掘诗歌、散文、评论、翻译“四度空间”,余光中以极大的创作热情为文坛留下了丰富的文学产物.黄维梁教授称其手中握的是一支“五色之笔”——用紫色笔写诗,用金色笔写散文,用黑色笔评论,用红色笔编辑,用蓝色笔翻译①.足可见出,翻译乃余光中文学成就的重要一极.
近年来,鲁迅的译著与其创作的关系越来越受到研究者的重视,其代表有王家平、郜元宝.王家平的《翻译状况与文本研究》一书,专门论述了鲁迅早、中、后三个时期的翻译与文本研究以及两者之间的互文关系,视野宏阔,内容翔实,说理有据①.谈到《野草》与其他译作的关系时,他主要提到了厨川白村推崇的象征主义对《野草》的创作有直接驱动作用,《工人绥惠略夫》的系列噩梦与《野草》的诸多噩梦的关联,然而这些都是很多研究者已经谈论过的,缺乏新意.
关于新月社,徐志摩曾明确表述——“最初是\'聚餐会\',从聚餐会产生\'新月社\',又从新月社产生\'七号\'的俱乐部”①.没有聚餐会聚合新月同人,很可能就没有后来新月社的产生,但聚餐会始于何时?多久聚餐一次?在哪里聚餐?何时演变成“新月社”?“新月社”何时发展为新月社俱乐部?三者之间有何种联系?诸多问题,多年来学界做了不少研究,但至今语焉不详或说法不一.究其原因,主要是新月社核心人物胡适、徐志摩等并未留下详细文字材料或留下的材料(如日记、书信)部分已缺失,其他相关人物的回忆不清晰
罗洪,原名姚罗英,学名姚自珍,1910年11月19日生于江苏省松江县(今上海市松江区)o因喜爱罗曼·罗兰的小说和洪野的画作,故改名为姚罗洪,取笔名“罗洪”.罗洪可谓现代文学史上最为多产的女作家之一,但在已出版的文学史中,却罕见其名,专门的研究资料更是十分少见②,主要研究成果集中于20世纪80-90年代.如艾以、王平较早关注罗洪的创作③,许杰④、胡凌芝⑤、王家伦⑥、万莲子⑦等人关注到罗洪的审美取向、主题内蕴.
作为“七月派”的重要诗人,牛汉以“文化大革命”及新时期写作、编辑《新文学史料》和《中国》等后期成果为学界所推重;比较而言,在牛汉一个甲子有余的诗歌生命中,其20世纪50年代前期的诗路探寻则少为人知①.透过诗歌文本细读与牛汉人生自述,可以发现牛汉在这一时期并未搁笔②,反而因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而产生了巨大的创作激情.抗美援朝时期,特别是在1950年11月至1951年10月这不足一年的时间里,牛汉创作了大量诗歌,删汰后结集出版了诗集《在祖国的面前》,受到师友的肯定和推重③.在牛汉与胡风的往来通信中,牛汉明确表
小城文学中的“小城”即“小城镇”②,目前学界关于“小城文学”的研究已经渐成规模③.因为小城文学的加入,现代文学“都市—乡村”二元结构转变为“都市—小城—乡村”三元并列结构.小城的凸显是20世纪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社会文化冲突与整合、新与旧、现代与传统之间撞击融合的产物.正是在小城这种异质文化碰撞的场域中,新的思想文化观念才能更新,所以,相对于都市和乡村,现代知识分子(作家)与小城的关系更为密切.
抗战时期成立的青年写作指导会此前较少得到学界的关注,仅见孙玉石在《冯雪峰的珍贵佚诗及杂志》里这样说道:“\'青年写作指导会\',于1942年元旦成立后,为了\'指导青年写作,选拔青年作家\',曾经向全国公开征稿,并在此基础上,创办了《文学修养》这份小刊物.……它是否为\'文协\'下属机构或别立名义所编的刊物,现在还无法找到充分的资料证明.”②事实上,青年写作指导会隶属于国民政府宣传部文化运动委员会,由国民政府文化运动委员会、文艺奖助金管理委员会、教育部、政治部、三民主义青年团共同筹
虽然疫情还没有过去,但生活还得继续.我们的辑刊当然也要继续编下去.rn“大文学史观”是近年来学界倡导的一种新理念,也是一种研究新视野,即希望研究者回到广阔的社会历史背景中,将文学的历史谱系及其内在的精神结构在更为宏阔、更为深邃的历史通道中通晓地打开,在更为复杂的文化逻辑中辨析既往的社会历史及文学文化现象,发现以往未曾发现的东西,阐发以往未曾阐发的内涵,从而开拓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的新空间,使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走向深入.本辑“\'大文学\'视野”栏目的几篇文章就很好地贯彻了这一意图.
如何认识鲁迅与中国左翼文艺运动的关系,是研究后期鲁迅思想与创作的关键.就目前的研究,一个普遍的观点是,鲁迅在左翼文艺运动中是“横站”的“同路人”,他不仅在革命文艺思想上深受苏联“同路人”文学的影响,并且由于瞿秋白对“同路人”的论述发掘了鲁迅作为“同路人”的价值①.在此基础上,有学者试图将鲁迅左翼与政治左翼分离,一方面将鲁迅从“左联”政党组织中剥离,强调鲁迅与另一派(尤其是周扬)“政治左翼”的区别,一方面则以鲁迅复杂的思想扩大“文化左翼”的内涵和外延.
纵观20世纪中国文学的历史,关于原乡的诉说始终不绝如缕——“最甜莫过家乡水,最亲当属乡俚情”.在一个农耕文明主导的国家,对于故乡和土地的依恋几乎是每个中华儿女的精神基因.原乡诉说的冲动同时也与几代人离家、失家的经历有关.“以农为生的人,世代定居是常态,迁移是变态.”①可是,家国的动乱和资本的催逼却令离乡背井成为每一代人刻骨铭心的生命经验.在辗转流离的痛苦经历以及现实生存的种种缺憾面前,对乡野故土的怀念便成为一种有效的心灵补偿,童年往事、旧时家山也由是获得了一种特殊的审美意味.沈从文的湘西边城、废名的黄梅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