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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说民营经济是推动社会改革的重要力量，但他们在社会上还属于“被忽略的大多数”地位，如果自己再不发声，他们的声音就实在过于弱小
本刊记者 张欢
保育钧曾是一位新闻人。
1966年从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毕业后，他被分配到人民日报社，自此一直工作到1996年调至全国工商联，历任记者、编辑、科教部主任，直至副总编辑。
从1966年到1996年，这30年正是中国大地铁马金戈的变革年月。从毛时代的革命激情主义到邓时代的全面改革开放，我们很难知晓保育钧先生作为新闻人有怎样的感悟。
告别新闻界，保育钧调入全国工商联。他坦言，工作变动之大，实在难以适应。
当时的大背景在知名政论家凌志军和马立诚所著的《交锋》中有过详细介绍：1997年中共“十五大”前，中国正处在公有制与私有制的大辩论中，堪称1978年之后的第三次思想解放。
保育钧去全国工商联任职时，非公有制经济、民营经济这些都是政界的敏感词汇，曾有友人劝他，工商联乃是非之地，务必要慎重对待。
身上流着蒙古人血液的保育钧没有明哲保身，任职全国工商联副主席、党组副书记期间，他潜心研究中国民营经济的发展历程，研究民营经济发展的体制障碍，竭力为民营经济的健康快速发展奔走呼号，在推动政府放宽民营企业准入、出台“36条”以及保护私有财产入宪等方面做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
在任全国工商联副主席期间，他直接负责了1998年和2002年两次“一号提案”的起草工作。核心议题就是主张通过修改宪法来保护公民私有财产，这实质上是在保护民营企业家的根本利益，让大家能够安心工作、赚钱。
在微观层面，他曾经和何伟、茅于轼等6位教授两次联名给人大常委会上书，呼吁保护陕北油田开发中民营企业家的利益。
河北民营企业家孙大午出事后，保育钧专门看望他，鼓励他振作。
一年当中差不多有将近一半的时间泡在基层，他喜欢去走访企业，喜欢和企业家交朋友，了解他们的实际情况。
尽管随后他又去了全国政协工作，但人们印象中他还是那个为民营经济发展高声鼓与呼的老人。
回首30年中国改革开放史，他曾有过分析：改革仍处于初级阶段，任务还很艰巨。深化改革的障碍集中表现为意识形态的滞后，既得利益集团的阻力，二者一结合，使得改革缺少动力。
“既得利益集团的障碍，影响政府科学决策。”保育钧认为，结构调整中不能回避所有制结构的调整；政府部门不应当成为利益主体，部门权力利益化现象要革除。所有鼓励发展民营经济的政策，都有待认真落实。落实的阻力在于既得利益。
他还说过，应当把“公有制为主体”改为“公有制为主导”。“主体”是个数量概念，“主导”是个质量概念。
他说过的话很多很多，那大都是为了解放民营经济而高歌，言辞之激烈让他有着“大炮”的“美誉”。
面对这样的称号，他也有自己的无奈。他说过民营经济是推动社会改革的重要力量，但他们在社会上还属于“被忽略的大多数”地位，如果自己再不发声，他们的声音就实在过于弱小。
他出过一本《呼唤理解》，让社会来理解民营经济，也去理解他们这些研究民营经济的人。
一辈子在传统体制下生活的保育钧，曾半开玩笑地说自己在老了之后才“下海”——担任中国民营经济研究会会长。
他曾在悼念《人民日报》前总编辑李庄的纪念文章中抒发过自己的感慨——“过去他想讲真话，不敢；待到敢讲真话时，又由于疾病缠身讲不成句了。这是何等的痛苦！”
这也许是他敢开口的原因。
本刊记者 张欢
保育钧曾是一位新闻人。
1966年从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毕业后，他被分配到人民日报社，自此一直工作到1996年调至全国工商联，历任记者、编辑、科教部主任，直至副总编辑。
从1966年到1996年，这30年正是中国大地铁马金戈的变革年月。从毛时代的革命激情主义到邓时代的全面改革开放，我们很难知晓保育钧先生作为新闻人有怎样的感悟。
告别新闻界，保育钧调入全国工商联。他坦言，工作变动之大，实在难以适应。
当时的大背景在知名政论家凌志军和马立诚所著的《交锋》中有过详细介绍：1997年中共“十五大”前，中国正处在公有制与私有制的大辩论中，堪称1978年之后的第三次思想解放。
保育钧去全国工商联任职时，非公有制经济、民营经济这些都是政界的敏感词汇，曾有友人劝他，工商联乃是非之地，务必要慎重对待。
身上流着蒙古人血液的保育钧没有明哲保身，任职全国工商联副主席、党组副书记期间，他潜心研究中国民营经济的发展历程，研究民营经济发展的体制障碍，竭力为民营经济的健康快速发展奔走呼号，在推动政府放宽民营企业准入、出台“36条”以及保护私有财产入宪等方面做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
在任全国工商联副主席期间，他直接负责了1998年和2002年两次“一号提案”的起草工作。核心议题就是主张通过修改宪法来保护公民私有财产，这实质上是在保护民营企业家的根本利益，让大家能够安心工作、赚钱。
在微观层面，他曾经和何伟、茅于轼等6位教授两次联名给人大常委会上书，呼吁保护陕北油田开发中民营企业家的利益。
河北民营企业家孙大午出事后，保育钧专门看望他，鼓励他振作。
一年当中差不多有将近一半的时间泡在基层，他喜欢去走访企业，喜欢和企业家交朋友，了解他们的实际情况。
尽管随后他又去了全国政协工作，但人们印象中他还是那个为民营经济发展高声鼓与呼的老人。
回首30年中国改革开放史，他曾有过分析：改革仍处于初级阶段，任务还很艰巨。深化改革的障碍集中表现为意识形态的滞后，既得利益集团的阻力，二者一结合，使得改革缺少动力。
“既得利益集团的障碍，影响政府科学决策。”保育钧认为，结构调整中不能回避所有制结构的调整；政府部门不应当成为利益主体，部门权力利益化现象要革除。所有鼓励发展民营经济的政策，都有待认真落实。落实的阻力在于既得利益。
他还说过，应当把“公有制为主体”改为“公有制为主导”。“主体”是个数量概念，“主导”是个质量概念。
他说过的话很多很多，那大都是为了解放民营经济而高歌，言辞之激烈让他有着“大炮”的“美誉”。
面对这样的称号，他也有自己的无奈。他说过民营经济是推动社会改革的重要力量，但他们在社会上还属于“被忽略的大多数”地位，如果自己再不发声，他们的声音就实在过于弱小。
他出过一本《呼唤理解》，让社会来理解民营经济，也去理解他们这些研究民营经济的人。
一辈子在传统体制下生活的保育钧，曾半开玩笑地说自己在老了之后才“下海”——担任中国民营经济研究会会长。
他曾在悼念《人民日报》前总编辑李庄的纪念文章中抒发过自己的感慨——“过去他想讲真话，不敢；待到敢讲真话时，又由于疾病缠身讲不成句了。这是何等的痛苦！”
这也许是他敢开口的原因。